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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重庆长于重庆，母亲是地道重庆人。几十年水土养育，我已具备重庆人的秉赋，但骨子里又深植着安徽人的基因。
父亲生于安徽省利辛县。对于我，那是个遥远的所在，面目模糊。我曾想搞清楚我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父亲说，淮河以北算北方，淮河以南算南方，利辛县在淮河以北，那就属于北方了。啊，那你是北方人，我也是北方人了。
父亲生于乡下，自小家境贫穷，父母早逝，他全靠他姐姐也就是我姑妈一手拉扯大。家离学校很远，翻山越岭得好几个小时。那时极穷困，揣几块红薯背一壶白水就是一天的吃喝。姑妈纳的布鞋磨破了，脚板出血了，父亲就拿一块土布包一包继续去学校。日子虽苦，父亲却生就高大健实的身板，养成大气乐观的秉性。他似乎没什么苦不能吃。
高中毕业后，父亲考上淮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在煤炭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一干几十年，其间与母亲恋爱结婚，后来有了我和弟弟。我家住母亲厂里的家属宿舍，母亲是厂医。在厂里人眼里，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然，在当时，“知识分子”称呼并不带多少褒义。好在父母吃技术饭又为人本分，加上母亲转业自部队医院，算厂里“名医”，多年来也积了不少人缘。
我是听着父亲的安徽口音长大的。其淮北口音有些近似于河南腔，偶尔夹点儿生硬的重庆话，母亲戏称“南腔北调”。七十年代物质匮乏，小学同学来家玩儿，父亲热情地捧出当时稀罕的糖果分给大家。跟他聊天，小伙伴并不全都能听得懂他的话，又不好意思问，于是常见这样的桥段：父亲问“你家几个孩呀”？嘴里塞满糖果的同学们你望我我望你，而后一齐卖力地将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
如此并不影响同学们隔三差五跑来分享我母亲做的可口饭菜，然后听父亲操着“南腔北调”讲解挠头的算术题。但凡有客人找来，一问我的父亲住哪儿？大人小孩争先恐后地抢答：“哦哦晓得晓得！就是那个安徽人噻？”“走，我带你去找他……”
我四岁多那年，弟弟出生了。隔壁嬢嬢神神秘秘地拉着我说，华华你要失宠了，北方人重男轻女哟！你马上要吃弟弟的剩菜，撿弟弟不要的旧货了！望着床上那个皱眉皱眼的“小老头”，我满心惶恐。
意外的是直到弟弟好几岁了，我也没体会到隔壁嬢嬢所说那种“失宠”的滋味，倒是体质羸弱的我每次生病，父亲都毫不犹豫地“克扣”了弟弟日常与我分享的有限营养品，让我一个人吃独食;我也从没捡过“弟弟不要”的旧物，穿的都是父亲出差各地选购的新衣……
在父亲零散的讲述中，老家在我眼里渐渐有了些粗浅轮廓。那里虽穷但山清水秀，数百米就有一条清清河岔。姑妈常端了衣服去河边洗，洗着洗着一只甲鱼就爬上了大石头。我和弟弟心痒，闹着要回去玩，父亲总说路太远，火车长途车农用车得中转好几次呢。再说乡下条件差，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你个女娃咋能吃这苦？以后再说吧。于是，回一趟老家，蹚蹚那里凉沁沁的河水，活捉一只爬上河岸的甲鱼，见一见像娘一样把我的父亲拉扯大、年轻时丧夫又独力把独子抚养大的了不起的姑妈，成了我儿时的憧憬。
我二十岁那年，姑妈终于来我家了。
那是姑妈五十多年来第一次出远门。她长得和父亲极像。父亲近一米八，她瘦高个儿近一米七，尖下颏、高鼻细眼，但她明显比父亲见老。初到城市，姑妈出门不敢单独过马路，见生人来就躲进里屋，看我开冰箱取食物，她怯怯地问：“这铁碗柜咋这能呢，吃的放进去就不馊了？”请姑妈啃卤鸭掌，她半信半疑：“这能吃？俺老家可都扳（扔）了呢！”母亲责备父亲：“姐姐命苦！一定得多带她出去转转，等她回去时再多买些吃的穿的带上！”
姑妈勤快麻利，不但会纳小孩穿的缎面老虎鞋，还做得一手好面活儿：馒头、包子、馓子、焦馍……令我等大饱口福，连来串门的同事、邻居都沾光，多年后说起还垂涎三尺。
看我们吃得开心，姑妈搓着粗糙的手，理理花白头发，眼角笑纹舒展，浑身透着一股子自豪。而一到饭点，她立马判若两人，端碗盛上一勺白饭，也不夹菜，独自躲厨房去了。我和弟弟请她上桌，她死活不起身。
母亲急了，也跑来拉她，姑妈憋红脸就一句：“俺乡下女人都不上桌！”我们使出吃奶的劲儿，合力把她弄进屋摁在桌前，强行将饭菜扣进她的碗里，监督她一口一口吃下去。
“吃饭事件”引燃了我家除父亲之外三个人的怒火。母亲一反贤淑之态，点着父亲鼻尖呵斥：“这什么规矩？太不像话了！”父亲讪笑，一言不发。
二○○六年四月，母亲突发疾病住院。其时姑妈在地里干活时中风，刚刚救治过来，父亲刚赶回老家探望她，一接到我的电话又立即往回赶，没有坐票就买站票，一路站回重庆。姑妈大病初愈无法成行，急得哭着冲父亲叮咛：“国芬这是咋了？她累了一辈子，你得好好照顾她！”
救治四个多月后，母亲还是去了。父亲一下老了许多，整个人萎靡了。深夜，父亲常躲里屋打电话，絮絮地给姑妈和侄儿倾诉。
一次，我进父亲房间拿东西。灯一开，心瞬时揪紧：父亲和衣睡着了，眉头紧锁，双眼微闭，一行未干的泪亮晶晶挂在眼角。
我想叫醒他，叫他脱了外套再睡，犹豫再三，给他盖上被子，轻轻退了出去。我想，那一刻，父亲是不愿让我看到的。一向强壮的父亲老了，属于他的日子越来越少，可作为儿女，我们竟一次都没陪他回过老家，那个给了他生命、陪他度过青春时光、留下无数亲情挂牵的地方。
回老家，看看年迈的姑妈，看看父亲乡下的侄儿，重新列入我的计划。
然而，儿子出生、工作繁重，让计划一再搁浅。我忙得晕头转向，顾不上考虑除儿子和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儿子六岁那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号码陌生，声音却熟悉。对方唤我“妹妹”。竟然是姑妈唯一的儿子——父亲的侄儿，我的表哥！表哥嗓音低沉，说姑妈走了，生病过世了。
父亲再次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而我，没有假期，仍然无法同行。我不知道，已届八旬的父亲，是如何忍悲独自千里迢迢回到老家的。
去年，在我们再三邀请下，表哥来了重庆。他妻子要帮忙碌的儿女照看幼子，未能同行。
第一次见到表哥。在乡下任教的他退休了。他站在父亲身边冲我微笑，样貌、身材与父亲如出一辙，那细眼高鼻，板寸头……妹妹。他憨笑着叫我，一口安徽腔与父亲一模一样。
我心一酸，温暖、歉疚，夹着说不清的忧伤齐上心头。我说不出话，只怔怔地望着他笑。这是我的亲人，我们血脉相通。
表哥说话不疾不徐温文有礼，显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养成。他不许我带他去贵的地方吃饭，也不许我耽误工作陪着他。我猜他不喜辣，下班便带他去小滨楼品尝地道重庆小吃，他一再说好。闲聊间，他说前几年老家盖了大房子，姑妈生前，他接她一起住，可她闲不住，跑去侍弄她的地。他的一双儿女大学毕业进了公司，如今已双双结婚生子。
表哥只待了三天就急着回去了。临别，他依然温厚地笑，说妹妹哪时不忙了回去看看，现在交通发达了，住处也不缺了，老家亲戚都盼着看看你和孩子呢。
我惭愧地点头。会的。老家是我血脉的发源地，老家不是仅仅用来怀念的，更是要实实在在去看去听去触摸的。那里有我的另一半根脉。
有亲人安在，有亲人惦念，我便是有老家可归的人。
父亲生于安徽省利辛县。对于我，那是个遥远的所在，面目模糊。我曾想搞清楚我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父亲说，淮河以北算北方，淮河以南算南方，利辛县在淮河以北，那就属于北方了。啊，那你是北方人，我也是北方人了。
父亲生于乡下，自小家境贫穷，父母早逝，他全靠他姐姐也就是我姑妈一手拉扯大。家离学校很远，翻山越岭得好几个小时。那时极穷困，揣几块红薯背一壶白水就是一天的吃喝。姑妈纳的布鞋磨破了，脚板出血了，父亲就拿一块土布包一包继续去学校。日子虽苦，父亲却生就高大健实的身板，养成大气乐观的秉性。他似乎没什么苦不能吃。
高中毕业后，父亲考上淮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在煤炭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一干几十年，其间与母亲恋爱结婚，后来有了我和弟弟。我家住母亲厂里的家属宿舍，母亲是厂医。在厂里人眼里，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然，在当时，“知识分子”称呼并不带多少褒义。好在父母吃技术饭又为人本分，加上母亲转业自部队医院，算厂里“名医”，多年来也积了不少人缘。
我是听着父亲的安徽口音长大的。其淮北口音有些近似于河南腔，偶尔夹点儿生硬的重庆话，母亲戏称“南腔北调”。七十年代物质匮乏，小学同学来家玩儿，父亲热情地捧出当时稀罕的糖果分给大家。跟他聊天，小伙伴并不全都能听得懂他的话，又不好意思问，于是常见这样的桥段：父亲问“你家几个孩呀”？嘴里塞满糖果的同学们你望我我望你，而后一齐卖力地将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
如此并不影响同学们隔三差五跑来分享我母亲做的可口饭菜，然后听父亲操着“南腔北调”讲解挠头的算术题。但凡有客人找来，一问我的父亲住哪儿？大人小孩争先恐后地抢答：“哦哦晓得晓得！就是那个安徽人噻？”“走，我带你去找他……”
我四岁多那年，弟弟出生了。隔壁嬢嬢神神秘秘地拉着我说，华华你要失宠了，北方人重男轻女哟！你马上要吃弟弟的剩菜，撿弟弟不要的旧货了！望着床上那个皱眉皱眼的“小老头”，我满心惶恐。
意外的是直到弟弟好几岁了，我也没体会到隔壁嬢嬢所说那种“失宠”的滋味，倒是体质羸弱的我每次生病，父亲都毫不犹豫地“克扣”了弟弟日常与我分享的有限营养品，让我一个人吃独食;我也从没捡过“弟弟不要”的旧物，穿的都是父亲出差各地选购的新衣……
在父亲零散的讲述中，老家在我眼里渐渐有了些粗浅轮廓。那里虽穷但山清水秀，数百米就有一条清清河岔。姑妈常端了衣服去河边洗，洗着洗着一只甲鱼就爬上了大石头。我和弟弟心痒，闹着要回去玩，父亲总说路太远，火车长途车农用车得中转好几次呢。再说乡下条件差，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你个女娃咋能吃这苦？以后再说吧。于是，回一趟老家，蹚蹚那里凉沁沁的河水，活捉一只爬上河岸的甲鱼，见一见像娘一样把我的父亲拉扯大、年轻时丧夫又独力把独子抚养大的了不起的姑妈，成了我儿时的憧憬。
我二十岁那年，姑妈终于来我家了。
那是姑妈五十多年来第一次出远门。她长得和父亲极像。父亲近一米八，她瘦高个儿近一米七，尖下颏、高鼻细眼，但她明显比父亲见老。初到城市，姑妈出门不敢单独过马路，见生人来就躲进里屋，看我开冰箱取食物，她怯怯地问：“这铁碗柜咋这能呢，吃的放进去就不馊了？”请姑妈啃卤鸭掌，她半信半疑：“这能吃？俺老家可都扳（扔）了呢！”母亲责备父亲：“姐姐命苦！一定得多带她出去转转，等她回去时再多买些吃的穿的带上！”
姑妈勤快麻利，不但会纳小孩穿的缎面老虎鞋，还做得一手好面活儿：馒头、包子、馓子、焦馍……令我等大饱口福，连来串门的同事、邻居都沾光，多年后说起还垂涎三尺。
看我们吃得开心，姑妈搓着粗糙的手，理理花白头发，眼角笑纹舒展，浑身透着一股子自豪。而一到饭点，她立马判若两人，端碗盛上一勺白饭，也不夹菜，独自躲厨房去了。我和弟弟请她上桌，她死活不起身。
母亲急了，也跑来拉她，姑妈憋红脸就一句：“俺乡下女人都不上桌！”我们使出吃奶的劲儿，合力把她弄进屋摁在桌前，强行将饭菜扣进她的碗里，监督她一口一口吃下去。
“吃饭事件”引燃了我家除父亲之外三个人的怒火。母亲一反贤淑之态，点着父亲鼻尖呵斥：“这什么规矩？太不像话了！”父亲讪笑，一言不发。
二○○六年四月，母亲突发疾病住院。其时姑妈在地里干活时中风，刚刚救治过来，父亲刚赶回老家探望她，一接到我的电话又立即往回赶，没有坐票就买站票，一路站回重庆。姑妈大病初愈无法成行，急得哭着冲父亲叮咛：“国芬这是咋了？她累了一辈子，你得好好照顾她！”
救治四个多月后，母亲还是去了。父亲一下老了许多，整个人萎靡了。深夜，父亲常躲里屋打电话，絮絮地给姑妈和侄儿倾诉。
一次，我进父亲房间拿东西。灯一开，心瞬时揪紧：父亲和衣睡着了，眉头紧锁，双眼微闭，一行未干的泪亮晶晶挂在眼角。
我想叫醒他，叫他脱了外套再睡，犹豫再三，给他盖上被子，轻轻退了出去。我想，那一刻，父亲是不愿让我看到的。一向强壮的父亲老了，属于他的日子越来越少，可作为儿女，我们竟一次都没陪他回过老家，那个给了他生命、陪他度过青春时光、留下无数亲情挂牵的地方。
回老家，看看年迈的姑妈，看看父亲乡下的侄儿，重新列入我的计划。
然而，儿子出生、工作繁重，让计划一再搁浅。我忙得晕头转向，顾不上考虑除儿子和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儿子六岁那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号码陌生，声音却熟悉。对方唤我“妹妹”。竟然是姑妈唯一的儿子——父亲的侄儿，我的表哥！表哥嗓音低沉，说姑妈走了，生病过世了。
父亲再次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而我，没有假期，仍然无法同行。我不知道，已届八旬的父亲，是如何忍悲独自千里迢迢回到老家的。
去年，在我们再三邀请下，表哥来了重庆。他妻子要帮忙碌的儿女照看幼子，未能同行。
第一次见到表哥。在乡下任教的他退休了。他站在父亲身边冲我微笑，样貌、身材与父亲如出一辙，那细眼高鼻，板寸头……妹妹。他憨笑着叫我，一口安徽腔与父亲一模一样。
我心一酸，温暖、歉疚，夹着说不清的忧伤齐上心头。我说不出话，只怔怔地望着他笑。这是我的亲人，我们血脉相通。
表哥说话不疾不徐温文有礼，显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养成。他不许我带他去贵的地方吃饭，也不许我耽误工作陪着他。我猜他不喜辣，下班便带他去小滨楼品尝地道重庆小吃，他一再说好。闲聊间，他说前几年老家盖了大房子，姑妈生前，他接她一起住，可她闲不住，跑去侍弄她的地。他的一双儿女大学毕业进了公司，如今已双双结婚生子。
表哥只待了三天就急着回去了。临别，他依然温厚地笑，说妹妹哪时不忙了回去看看，现在交通发达了，住处也不缺了，老家亲戚都盼着看看你和孩子呢。
我惭愧地点头。会的。老家是我血脉的发源地，老家不是仅仅用来怀念的，更是要实实在在去看去听去触摸的。那里有我的另一半根脉。
有亲人安在，有亲人惦念，我便是有老家可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