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
　　在天津龙亭西建街的大杂院里，我妈挺着肚子来，瘪着肚子回去，把我留在温暖的炭火和微微的泔水味里。
　　大杂院是这么一种东西：有别于北京四合院的高大上，这里是纯粹的属丝集中营。十八户人家分坐南北东西，围住院子中央一管共用的水龙头。龙头旁边的水泥平台就是大院政治文化经济信息的交流中心，家长里短的消息通过妈妈们洗衣淘菜的时光辐射到各家饭桌上。
　　院内各家少有私密。这家打孩子，那家骂老婆，时常东边哭声西边歌，南面叫骂北面笑，锅碗瓢盆鸡掸木棍……像我这样的小把戏们，就在全院人的眼皮子底下，从被一根布带子勒着在院子里蹒跚学步的娃娃，一天天长成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熊孩子”。
　　再大一点时，大杂院对我们来说俨然已经施展不开。我们相约来到院外路上，玩到兴奋处，难免有时真的翻脸，挽起袖子就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输者抹着眼泪回家告状，护犊子的母亲扯着孩子上门讨说法，战火由孩子燃及家长，闹得两家几个月互不理睬，但最终总还是也熬不了多长时间就找个台阶携手下来。
　　生活也有雅致的地方。院子里，不知道谁家种了许多蒿子花，角落里还有一棵香椿树，夏天时，满院的人坐在树下纳凉，到了春天钻芽的时候，还能吃上可口的香椿炒鸡蛋。
　　唱评剧的吴叔一家，是大杂院里的文化人。常见吴叔和他两个同样满身书卷气的儿子在门口摆阵下棋，俏丽的婶子则在屋里哼唱着俄罗斯歌曲，一家几口无限高雅，令人仰视。
　　我常常抚摸着自己被奶奶打成三瓣的屁股，幻想着有一个像吴叔一样的亲爹。但事实上是，我晴空万里的童年里唯一的阴雨天，就是我爸妈每年一次的探亲假。
　　随着年纪渐长，我逐渐明白眼前这对陌生的中年男女，是我理应深爱的人。而关于他们那些多么爱我却不得不离开我的理由，我也从不同人的口中听过了成千上万次。
　　可惜爱不是方程式。这句话适用的又何止是爱情。对于一颗孩子的心来说，能让她爱上的唯有时间。在树荫下奔跑的时间，在水龙头旁边按住被洗头的时间，甚至被一根鸡毛掸子追着嗷嗷叫的时间。
　　那些被错过的时间，横隔在我和这世上本应最亲的两个人的中间，是永远无法填平、无法弥补的遗憾。一听到爷爷奶奶说出“总有一天要回到爸妈身边”这样的话我就会号啕大哭，担心他们给我的脑门贴张邮票邮回东北去，害怕和那两个我最亲也最生疏的人日日相对。
　　离别的时刻真的到来了，我和这个成长的城市不得不分手。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天津，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奶奶。此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我没有赶上见他们最后一面，人生总是充满了太多的猝不及防，太多的黯然神伤。
　　当我再次回到天津，距离离开它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四年。填报研究生志愿的时候，关于这座城市的念头只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就立刻成为绕不过去的渴望。鬼使神差地，我又回到它的怀抱里。在那些埋头苦读的日子里，大杂院里的蒿子花清香始终漂浮在记忆里，成为冬夜里的一丝温暖。
　　这座城市有着一份接地气的从容，藏在夜晚的海河，虽然霓虹闪烁，但给人的感觉是一片贴心贴肺的安详，安详到能够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呼吸，一点点地印在被暖气隔绝的玻璃窗上。这个恍若在胶片机下的城市，经历过那么多的浮光掠影，然后看穿一切世情地把自己留在茶米油盐的热闹欢喜里，这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才能够领悟的智慧。
　　罗曼·罗兰说过，最终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有个周末，和朋友的聚会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就处在龙亭西建街的附近，仿佛是追随着记忆，我放任脚步将自己一步步引向那个熟悉的沉木大门口。
　　它居然还在。而且，居然几乎与记忆中不差分毫。大概它已经抵达了陈旧的最深处，所以得以在时光中不朽。陌生的成人们仍然在一地鸡毛地生活着，陌生的孩子们仍然在嬉闹着跑进跑出。我靠在斑驳的石墙上，微笑地听他们背着斥骂声飞奔在我的大杂院里，那足以抚平这个人世间可以给我的全部冷漠与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