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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过完34岁生日，在北京一家文化创意公司工作的许瑶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在一年内失去现有的职位，“公司基本没有35岁以上的人。”
许瑶的担心，也是不少企业职工的担心，因为公司对外的招聘公告往往是“35岁以下”，公司内又鲜见35岁以上非管理层员工。一旦迈进35岁门槛，就不禁担心自己的未来职场生涯，“35岁焦虑症”也随之而来。
“今年我35岁了，我很怕离开现在的公司和岗位，因为一旦离开，自己很难找到同等薪资的同类岗位。”在北京一家合资企业从事销售类工作的范晓君说，“大公司有个问题，每个人负责的工作都特别具体，其实你对整个业务全貌并不了解，工作几年，从事的还是很细微的事务性工作，不可能带去别的地方用。”
正因如此，范晓君对自己职业的未来感到困惑。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随着相关业务的减少，这家合资企业正在削减相关职位，“大家都在等着那把‘刀’落下，不知道先‘落’在谁头上，但大家都明白，谁年岁大谁危险。”更令她担心的是，由于整体业务萎缩，她在这一行业积累的销售人脉，一旦离职，也没有多大再利用价值。
同样35岁的姜宇，也面临着和范晓君同样的问题，但他的选择是转岗，因为之前他是工程师，一直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许多技术人员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35岁左右拿到不错的技术等级，之后向管理岗转型。你有家有业，真的拼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更何况技术一直在日新月異。”
为了实现从技术岗转管理岗，孩子已经4岁的姜宇，选择了周末去进修工商管理硕士，这就意味着牺牲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家庭压力大，妻子也有怨言，可是没有办法。”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包括金融、会计等专业课程，全无经济学基础的姜宇听得一头雾水。即便拿到了学位，未来公司里管理岗位的竞争者却为数不少。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不转型，一旦技术更新自己被淘汰，别说生活，光房贷就是个问题。”想起35岁以后的发展，姜宇并不乐观。
姜宇的忧虑，他的妻子心知肚明。有一次一家人在看《蜡笔小新》，动画片中的35岁父亲，“万年股长”野原广志担心自己失去岗位，还不起“32年的房贷”，妻子美伢和儿子小新可能会流落街头。看到这段，姜宇回到卧室默默地发呆，夫妻俩许久无言。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老家父母那代人很幸福，可以在一个单位做一辈子。”许瑶说，她的父母都曾在大国企工作，从小她习惯了企业大院里的生活，“那种生活一眼能看到头，20多岁的时候，觉得出来看世面真好，老家连星巴克都没有，但到了35岁，就无比期待稳定的工作。”许瑶的父母一直劝她在35岁之前回家考编，因为许多用人单位招聘考试都限制在“35岁以下”。
根据《劳动法》，“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不论是姜宇、范晓君还是许瑶，都达不到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的条件，因为在职场生涯中，他们更换过公司。“即便你不换公司，真干满10年，公司也有很多办法，要么合同从来不签到第10年，要么就是10年之中换马甲签合同。”有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现实中，许多企业会采取方法规避“10年之限”。
正因如此，“回家考编”成了许多人在35岁以前的选择，以至于有了“师医公”的说法，即考入学校、医院和机关三种稳定单位。
“考编热”也在影响着企业的招聘。在一家民企从事培训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招聘的员工质量正在逐年下降，“以前招到211院校的很正常，现在已经少了很多，而且留不住。即便给到1.5万元到2万元的月薪，好多人做一段时间就回老家‘考编’了，有考教师的，有考公务员的。”久而久之，王先生也怠于进行员工培训。
即便是一线城市，“考编”依旧很热。2020年深圳公务员计划招录1069人，最终13.3724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132.5：1。
事实上，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年龄早已迈过“35岁门槛”。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0》，1985—2018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23岁上升到38.39岁，其中城镇38.37岁，农村38.42岁。
而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职工的入职年龄也在增长。我国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占劳动力比例从1985年的11.77%上升到2018年的39.78%。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5年的6.24年增加到2018年的10.36年，其中城镇11.27年。
“以前在单位，工作到35岁的都是工龄十几年的中年骨干了，但现在往往入职的都将近30岁了，很多人到了35岁还是刚适应的状态。”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从事人力工作的冯先生告诉记者，“事实上，与其说是35岁门槛，不如说是试错和适应的窗口缩短了，以前都是10多年的时间供一个员工成长到35岁，现在没几年就到了‘35岁门槛’。如果这几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也没有提高，自然就可能被淘汰。”
20世纪90年代初，辞去“铁饭碗”的潘先生就开始在外企和合资企业不断更换工作，一直做到较高层级的管理岗位。“用人市场本来就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多90后可能难以理解我们那代人的‘围城’，分配到一个工作单位干一辈子，你喜不喜欢，开不开心，甚至和家人在不在一个城市，都要一直干下去，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旦你面临双向选择的人才市场，就要意识到，真正的‘稳定’，是你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资源，而不是企业本身。”在他看来，资源不局限于工作本身，也包括了人脉、创业和投资置业。
◎ 来源|工人日报
许瑶的担心，也是不少企业职工的担心，因为公司对外的招聘公告往往是“35岁以下”，公司内又鲜见35岁以上非管理层员工。一旦迈进35岁门槛，就不禁担心自己的未来职场生涯，“35岁焦虑症”也随之而来。
“今年我35岁了，我很怕离开现在的公司和岗位，因为一旦离开，自己很难找到同等薪资的同类岗位。”在北京一家合资企业从事销售类工作的范晓君说，“大公司有个问题，每个人负责的工作都特别具体，其实你对整个业务全貌并不了解，工作几年，从事的还是很细微的事务性工作，不可能带去别的地方用。”
正因如此，范晓君对自己职业的未来感到困惑。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随着相关业务的减少，这家合资企业正在削减相关职位，“大家都在等着那把‘刀’落下，不知道先‘落’在谁头上，但大家都明白，谁年岁大谁危险。”更令她担心的是，由于整体业务萎缩，她在这一行业积累的销售人脉，一旦离职，也没有多大再利用价值。
同样35岁的姜宇，也面临着和范晓君同样的问题，但他的选择是转岗，因为之前他是工程师，一直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许多技术人员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35岁左右拿到不错的技术等级，之后向管理岗转型。你有家有业，真的拼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更何况技术一直在日新月異。”
为了实现从技术岗转管理岗，孩子已经4岁的姜宇，选择了周末去进修工商管理硕士，这就意味着牺牲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家庭压力大，妻子也有怨言，可是没有办法。”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包括金融、会计等专业课程，全无经济学基础的姜宇听得一头雾水。即便拿到了学位，未来公司里管理岗位的竞争者却为数不少。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不转型，一旦技术更新自己被淘汰，别说生活，光房贷就是个问题。”想起35岁以后的发展，姜宇并不乐观。
姜宇的忧虑，他的妻子心知肚明。有一次一家人在看《蜡笔小新》，动画片中的35岁父亲，“万年股长”野原广志担心自己失去岗位，还不起“32年的房贷”，妻子美伢和儿子小新可能会流落街头。看到这段，姜宇回到卧室默默地发呆，夫妻俩许久无言。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老家父母那代人很幸福，可以在一个单位做一辈子。”许瑶说，她的父母都曾在大国企工作，从小她习惯了企业大院里的生活，“那种生活一眼能看到头，20多岁的时候，觉得出来看世面真好，老家连星巴克都没有，但到了35岁，就无比期待稳定的工作。”许瑶的父母一直劝她在35岁之前回家考编，因为许多用人单位招聘考试都限制在“35岁以下”。
根据《劳动法》，“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不论是姜宇、范晓君还是许瑶，都达不到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的条件，因为在职场生涯中，他们更换过公司。“即便你不换公司，真干满10年，公司也有很多办法，要么合同从来不签到第10年，要么就是10年之中换马甲签合同。”有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现实中，许多企业会采取方法规避“10年之限”。
正因如此，“回家考编”成了许多人在35岁以前的选择，以至于有了“师医公”的说法，即考入学校、医院和机关三种稳定单位。
“考编热”也在影响着企业的招聘。在一家民企从事培训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招聘的员工质量正在逐年下降，“以前招到211院校的很正常，现在已经少了很多，而且留不住。即便给到1.5万元到2万元的月薪，好多人做一段时间就回老家‘考编’了，有考教师的，有考公务员的。”久而久之，王先生也怠于进行员工培训。
即便是一线城市，“考编”依旧很热。2020年深圳公务员计划招录1069人，最终13.3724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132.5：1。
事实上，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年龄早已迈过“35岁门槛”。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0》，1985—2018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23岁上升到38.39岁，其中城镇38.37岁，农村38.42岁。
而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职工的入职年龄也在增长。我国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占劳动力比例从1985年的11.77%上升到2018年的39.78%。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5年的6.24年增加到2018年的10.36年，其中城镇11.27年。
“以前在单位，工作到35岁的都是工龄十几年的中年骨干了，但现在往往入职的都将近30岁了，很多人到了35岁还是刚适应的状态。”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从事人力工作的冯先生告诉记者，“事实上，与其说是35岁门槛，不如说是试错和适应的窗口缩短了，以前都是10多年的时间供一个员工成长到35岁，现在没几年就到了‘35岁门槛’。如果这几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也没有提高，自然就可能被淘汰。”
20世纪90年代初，辞去“铁饭碗”的潘先生就开始在外企和合资企业不断更换工作，一直做到较高层级的管理岗位。“用人市场本来就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多90后可能难以理解我们那代人的‘围城’，分配到一个工作单位干一辈子，你喜不喜欢，开不开心，甚至和家人在不在一个城市，都要一直干下去，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旦你面临双向选择的人才市场，就要意识到，真正的‘稳定’，是你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资源，而不是企业本身。”在他看来，资源不局限于工作本身，也包括了人脉、创业和投资置业。
◎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