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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筹资的基本特点
（一）高校筹资渠道呈现多元化 主要体现在：
（1）高校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筹资渠道的多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高校的组织和活动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高校对政府不再是依附关系，而是可以自主办学，自我发展，独立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活动，具有自主的法人地位。它表明高校的资金筹集由原有的以政府拨款为主要来源的格局正在被开放型、多元化的筹资办学所替代。
（2）国家对高校投资的重心决定了高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国家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近年来，国家教育投资首要考虑的目标是集中财力保重点、保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从国家包办高校经费变为国家、集体、社会共办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筹资渠道多元化也正是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
（3）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高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一方面享受高等教育服务所需经费是由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及其家庭等多方面承担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由于受教育的人越多，社会上的知识资本也越多，生产力也会进一步提高，从这一角度看，高等教育又具有外部经济性，并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属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享受的服务具有排他性，必须为所享用到的服务付出成本，但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及其所发挥的社会效益又决定着高等教育的成本不应完全由某一方面承担，由此决定了高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
（二）高校筹资结构显著变化 非财政投入比重在逐年上升，财政投入比重在下降，据统计，2000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收入为3850亿元，其中财政性拨款占总收入的66.6%，为2563亿元；学杂费等非财政性收入占总收入的33.4%，为1287亿元。而1990年教育经费总收入只有671亿元，其中预算内的财政性拨款为569亿元，占总收入的84.8%，学杂费等非财政性收入为102亿元，占总收入的15.2%。可见，在这十年中，我国教育经费收入的数量和比重的变化趋势是政府财政投入绝对数量增加了，但其在教育经费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即从1990年的84.8%下降至2000年的66.6%，学杂费等非财政性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15.2%上升至2000年的33.4%。高校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费来源的结构变化也基本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同时，高校面向社会的融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如利用金融机构贷款、通过工程硕士、MBA、MEBA等专业硕士、联合办学、争取社会捐赠等筹资方式，解决高校扩容带来的资金缺口，改善了高校软硬件条件。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高校筹资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舒尔茨等人首次明确地将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一理论通过分析“教育投资——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概括起来，人力资本理论有以下主要观点：
（1）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舒尔茨等人认为，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生产性投资，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推动力，但与物质投资相比，人力投资更重要。
（2）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核心，教育投资增长速度大于物质资本投资增长速度。人力投资有多种途径和形式，但核心部分是教育投资。教育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对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劳动力质量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直接制约着经济的增长。由于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贡献超过了物质投资的作用，因而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增长速度。
（3）资本投资的重点不断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关键。许多国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其教育投资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相应增长，投资的重点也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据美国经济学家计算，各国教育的社会收益率约为80%至85%，而物质投资收益率大约为8%至10%。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高校筹资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价值的论证，人们对教育事业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举办教育不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所有能从教育投资中获益的主体的责任。为此，人们开始从投资的角度重新理解教育筹资，并引入国民经济中投资主体的划分标准，来明确高校筹资的主体。即国民经济中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类投资主体即为教育筹资的主体。
社会是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而政府则是社会的代表，政府应参与教育筹资。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批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是教育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教育的发展还能促进社会文化、科学、艺术、民主等多方面的发展，这是教育为社会创造的非经济收益，因此，社会需委托其代表——政府来为教育筹集资源。并且政府也有能力承担教育筹资责任。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政府集中的财政收入居于主导地位，可以在全社会内有效地重新分配，且能够满足教育巨大的资源需求。因此，政府应成为教育资源的主要筹措者。人力投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而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投资。因此，企业从教育投资中获利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所以企业作为高校投资的受益者之一，理应成为教育筹资的主体。个人也应承担为教育筹措资源的责任。因为个人可以从教育投资中获得较高的经济及非经济收益。经济收益包括，在未来获得较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和流动的机会、更好发展的可能等；非经济收益包括个性的全面发展、文化素质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社会地位的变迁，对社会生活的充分参与等。
三、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高校多元筹资模式构建
（一）政府应是重要的高等教育筹资主体 “在任何社会，高等教育都是一种专门性的、高代价的活动”。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需耗费大量资源，其服务成本或价格相对较高，多数学生无法独自负担如此高昂的教育经费。对受教育者个人而言，除了包括直接的资金投入学费及其他学习费用外，还包括因个人接受教育所放弃的收入，而且这种间接成本在高等教育阶段构成了个人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据舒尔茨等人的测算，学生放弃的收入一般要占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成本的一半以上。这样在高等教育中，即使实行免费，对学生及其家庭来讲也远非免费，家庭承受着其子女放弃收入这样一种损失，且高等教育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外部效应十分显著。高等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受益，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进步。作为社会的代表，政府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一定的资源。尤其对于那些私人收益率低、社会收益率高的或国家急需的专业，如师范、煤炭等特殊专业，政府更应该加大投入力度。
（二）个人应成为高等教育筹资的主要承担者 世界银行高级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萨卡罗普洛斯曾对世界上六十余个不同类型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过分析，他认为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收益率”。对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而言，由于高等教育服务的收益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内在化，可为受教育者带来一定的预期收入和各种间接的满足，出于获利的考虑，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将承担部分高等教育筹资责任。此外，即使是处于大众化发展阶段，在同龄人中也仍然只有部分人才能享受高等教育服务。如果经费都由政府负担，其结果便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纳税人）负担。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所以，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是必要的，个人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筹资的主要承担者。
（三）企业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经费 企业是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从利益获得原则出发，企业也应参与高等教育筹资。但企业又不同于政府和个人，其承担高等教育筹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企业只为能给它带来较高收益的教育活动筹措资源。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企业教育筹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进行产学研合作，为高校筹措科研经费。包括购买高校科技信息、科研专利，支付高校所提供的咨询、培训及其他方面服务的费用。设立由企业支付薪酬的教学或研究职位。有幸占据这类职位的大学教师必须按出资企业的要求进行研究。与高校合作创设高新科技园区，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将企业的资金、生产优势与高校的智力优势结合起来，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向高校提供捐赠，以此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并为企业树立形象。由于这种捐赠能在税前列支，因而，企业可享受政府税收的减免。
（四）高校自身应积极参与经费筹集 高校为了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除了努力谋求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直接教育投资外，自身也要积极筹集资金。一是通过募集捐款、出售教育服务、出租场地、进行商业投资等方式获取经济收益。2005年，美国高校获得的民间捐赠共计256亿美元，其中，高校校友会募集到71亿美元，基金会贡献了70亿美元，各类筹资协会筹措了173亿美元。二是构建战略联盟，提高资源共享水平。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高校为了一定的目的或战略目标，通过一定方式组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项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高校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必须创新办学模式，有选择性地实施高校之间的战略联盟，通过构建战略联盟，进一步加强优势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依靠战略联盟获取更多的优质资源，使自身的优势更优，发展的空间更大，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实现战略性定位和快速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曲恒昌、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本文系河北省科学技术厅2010年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课题（项目编号：10457201D-19）、河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 杜昌）
（一）高校筹资渠道呈现多元化 主要体现在：
（1）高校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筹资渠道的多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高校的组织和活动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高校对政府不再是依附关系，而是可以自主办学，自我发展，独立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活动，具有自主的法人地位。它表明高校的资金筹集由原有的以政府拨款为主要来源的格局正在被开放型、多元化的筹资办学所替代。
（2）国家对高校投资的重心决定了高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国家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近年来，国家教育投资首要考虑的目标是集中财力保重点、保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从国家包办高校经费变为国家、集体、社会共办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筹资渠道多元化也正是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
（3）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高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一方面享受高等教育服务所需经费是由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及其家庭等多方面承担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由于受教育的人越多，社会上的知识资本也越多，生产力也会进一步提高，从这一角度看，高等教育又具有外部经济性，并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属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享受的服务具有排他性，必须为所享用到的服务付出成本，但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及其所发挥的社会效益又决定着高等教育的成本不应完全由某一方面承担，由此决定了高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
（二）高校筹资结构显著变化 非财政投入比重在逐年上升，财政投入比重在下降，据统计，2000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收入为3850亿元，其中财政性拨款占总收入的66.6%，为2563亿元；学杂费等非财政性收入占总收入的33.4%，为1287亿元。而1990年教育经费总收入只有671亿元，其中预算内的财政性拨款为569亿元，占总收入的84.8%，学杂费等非财政性收入为102亿元，占总收入的15.2%。可见，在这十年中，我国教育经费收入的数量和比重的变化趋势是政府财政投入绝对数量增加了，但其在教育经费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即从1990年的84.8%下降至2000年的66.6%，学杂费等非财政性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15.2%上升至2000年的33.4%。高校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费来源的结构变化也基本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同时，高校面向社会的融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如利用金融机构贷款、通过工程硕士、MBA、MEBA等专业硕士、联合办学、争取社会捐赠等筹资方式，解决高校扩容带来的资金缺口，改善了高校软硬件条件。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高校筹资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舒尔茨等人首次明确地将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一理论通过分析“教育投资——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概括起来，人力资本理论有以下主要观点：
（1）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舒尔茨等人认为，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生产性投资，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推动力，但与物质投资相比，人力投资更重要。
（2）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核心，教育投资增长速度大于物质资本投资增长速度。人力投资有多种途径和形式，但核心部分是教育投资。教育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对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劳动力质量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直接制约着经济的增长。由于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贡献超过了物质投资的作用，因而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增长速度。
（3）资本投资的重点不断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关键。许多国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其教育投资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相应增长，投资的重点也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据美国经济学家计算，各国教育的社会收益率约为80%至85%，而物质投资收益率大约为8%至10%。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高校筹资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价值的论证，人们对教育事业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举办教育不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所有能从教育投资中获益的主体的责任。为此，人们开始从投资的角度重新理解教育筹资，并引入国民经济中投资主体的划分标准，来明确高校筹资的主体。即国民经济中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类投资主体即为教育筹资的主体。
社会是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而政府则是社会的代表，政府应参与教育筹资。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批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是教育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教育的发展还能促进社会文化、科学、艺术、民主等多方面的发展，这是教育为社会创造的非经济收益，因此，社会需委托其代表——政府来为教育筹集资源。并且政府也有能力承担教育筹资责任。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政府集中的财政收入居于主导地位，可以在全社会内有效地重新分配，且能够满足教育巨大的资源需求。因此，政府应成为教育资源的主要筹措者。人力投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而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投资。因此，企业从教育投资中获利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所以企业作为高校投资的受益者之一，理应成为教育筹资的主体。个人也应承担为教育筹措资源的责任。因为个人可以从教育投资中获得较高的经济及非经济收益。经济收益包括，在未来获得较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和流动的机会、更好发展的可能等；非经济收益包括个性的全面发展、文化素质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社会地位的变迁，对社会生活的充分参与等。
三、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高校多元筹资模式构建
（一）政府应是重要的高等教育筹资主体 “在任何社会，高等教育都是一种专门性的、高代价的活动”。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需耗费大量资源，其服务成本或价格相对较高，多数学生无法独自负担如此高昂的教育经费。对受教育者个人而言，除了包括直接的资金投入学费及其他学习费用外，还包括因个人接受教育所放弃的收入，而且这种间接成本在高等教育阶段构成了个人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据舒尔茨等人的测算，学生放弃的收入一般要占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成本的一半以上。这样在高等教育中，即使实行免费，对学生及其家庭来讲也远非免费，家庭承受着其子女放弃收入这样一种损失，且高等教育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外部效应十分显著。高等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受益，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进步。作为社会的代表，政府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一定的资源。尤其对于那些私人收益率低、社会收益率高的或国家急需的专业，如师范、煤炭等特殊专业，政府更应该加大投入力度。
（二）个人应成为高等教育筹资的主要承担者 世界银行高级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萨卡罗普洛斯曾对世界上六十余个不同类型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过分析，他认为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收益率”。对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而言，由于高等教育服务的收益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内在化，可为受教育者带来一定的预期收入和各种间接的满足，出于获利的考虑，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将承担部分高等教育筹资责任。此外，即使是处于大众化发展阶段，在同龄人中也仍然只有部分人才能享受高等教育服务。如果经费都由政府负担，其结果便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纳税人）负担。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所以，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是必要的，个人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筹资的主要承担者。
（三）企业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经费 企业是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从利益获得原则出发，企业也应参与高等教育筹资。但企业又不同于政府和个人，其承担高等教育筹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企业只为能给它带来较高收益的教育活动筹措资源。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企业教育筹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进行产学研合作，为高校筹措科研经费。包括购买高校科技信息、科研专利，支付高校所提供的咨询、培训及其他方面服务的费用。设立由企业支付薪酬的教学或研究职位。有幸占据这类职位的大学教师必须按出资企业的要求进行研究。与高校合作创设高新科技园区，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将企业的资金、生产优势与高校的智力优势结合起来，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向高校提供捐赠，以此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并为企业树立形象。由于这种捐赠能在税前列支，因而，企业可享受政府税收的减免。
（四）高校自身应积极参与经费筹集 高校为了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除了努力谋求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直接教育投资外，自身也要积极筹集资金。一是通过募集捐款、出售教育服务、出租场地、进行商业投资等方式获取经济收益。2005年，美国高校获得的民间捐赠共计256亿美元，其中，高校校友会募集到71亿美元，基金会贡献了70亿美元，各类筹资协会筹措了173亿美元。二是构建战略联盟，提高资源共享水平。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高校为了一定的目的或战略目标，通过一定方式组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项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高校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必须创新办学模式，有选择性地实施高校之间的战略联盟，通过构建战略联盟，进一步加强优势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依靠战略联盟获取更多的优质资源，使自身的优势更优，发展的空间更大，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实现战略性定位和快速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曲恒昌、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本文系河北省科学技术厅2010年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课题（项目编号：10457201D-19）、河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 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