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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张宏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对中共农民革命问题的研究成为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期望看到的是透过底层农民的视角来解读革命与农民的关系，这一点正是作者张宏卿所致力的研究方向，也是张著的可贵之处，溢美之词不再多言。农民的研究绕不开对农民性格的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的复杂性使得对此问题的阐述呈现多样化。如若仅仅以张著中对中国农民“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性格进行评断的话，必将会引起诸多质疑。因为任何试图以一种性格去归纳中国农民都将是不全面的。所以，对张著的这一论断，我们需要给予“同情式”的理解。我们知道，学术研究需要既定的前见或者预设，即前提假设。并且，学术研究需要划定范围，否则研究不可能深入。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的把握，是结合中共革命动员这一大的学术环境来展开的。
理解张著中对“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论断，需要结合他所谓的“地缘革命学”之学术知识背景，即这一论断应该围绕中央苏区的革命来理解。中共深刻把握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如此才能对中央苏区农民的意识形态进行规训，使之符合革命动员的目的。正是中共理解了苏区农民与华北、长江三角洲农民的不同，才使得中共的革命动员模式能在苏区扎下根来，形成中共革命一贯的动员模式。加上中共革命的底层面向，使得中共能在长征之后也能很快适应陕北农民的性格，联通其他边区及解放区的农民革命，迅速恢复元气，扩大战果，巩固政权。可以说，中共对农民性格的正确把握与中共所期待的国家政治建构模式是相吻合的。同时，农民的乡土意识在中共的革命动员方式逐步的规训下，也影响着国家建构的模式之形成。乡土意识和国家建构在中共农民革命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这一点也是理解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与中共革命动员关系分析的关键点。“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的互化，这一切都得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完美’呈现。”张著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农民的广泛性为中共革命提供了无穷的资源和屏蔽环境，最终在新中国中共的执政方式中所体现出来的诸多农民性，实际上为“中国农民形成农民中国”提供了主要论据。当然，关于这一点即苏区农民革命经验之于此后中共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是张著稍显不足之处，需要张著在文末进行必要的扩充说明。
明白了以上前提，我们不需要去质疑作者对中国农民性格归纳的失当性。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质疑作者对这一性格归纳所使用的论证方法。
一、论证方法影响精确刻画中共乡村革命下的农民
总体而言，张著对农民性的论断显得有些突兀，缺少历史性的深入分析。即张所认为的此种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传统性格与革命性格是如何转变的？而中共对如此性格的形成是如何把握的？即此种性格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动员所刻意引导的还是无意酿成的？如果是刻意引导的，那么中共革命动员方式如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既有性格，又如何促成了乡村革命所需要的这种性格？（何斌等：《苏区农民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分析——以“九打吉安”为例》，《农业考古》2011/1）动员是一个过程，性格的形成更是一个过程，我们在了解此种性格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把握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是此种性格而非其他性格等核心问题。虽然张著中充分运用了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分析方法，这种多角度的分析是张著所带给我们阅读的价值，但该作品对以上关于农民性格与革命动员间的关键问题的处理方法，则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反思。具体而言，虽然张著在论述的过程中始终将中国的农民性格同中共乡村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但在写作时无形将此种历史背景虚置，并没有凸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农民性格的特殊性，反倒是以农民性格去印证这一历史背景，其论证方法无疑是失当的。
二、论据选择影响精确刻画中共乡村革命下的农民
张著已经注意到了农民中的不同阶层所体现出来的性格差异性，以及中共革命动员模式的不同针对性。比如贫农雇农，以及妇女儿童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一边缘化群体着手，或利用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或激发他们在家庭中的纽带作用，并抓住他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和心理，发动他（她）们起来革命。”如此看来，中共革命党人实际上对底层农民性格的把握已经十分娴熟，并且能够进行恰当的规训，这正是中共强调“群众路线”并屡试不爽的经验之源头所在。对这一源头问题的深入解读正是张著的价值所在，也正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主要不是革命精英与领导者，而是底层民众——“落后”势力的重大意义。当然，张著期待“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的革命”的目标是否达到了，是值得怀疑的。
所谓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农民革命的特殊性，必须要面对中国底层民众的性格。张著认为底层民众的性格可以概括为：“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而该书对这种性格的分析并非是基于苏区农民的分层所进行的归纳。因为作者所要分析的仅仅是“落后势力”，即贫雇农和儿童妇女，这些底层人的性格必须要以底层人的性情感悟和行动表现作为基本的论据。但在张著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不加区分地引用那些不加区分人群的统计资料，利用如此粗略的引证分析去构建本书论述的关键性问题，是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不过，张著的重点一目了然，他对中共革命乡村动员的分析是精到的，但如果对“落后”农民性格的刻画存在着以上的硬伤，则很容易使读者形成以下推断：张著对农民性格的刻画存在先入为主的可能，即先有了对中共乡村革命动员的分析进而推断出农民的这些性格。如此这般，张著所期待的将乡土意识和国家建构进行互动式的研究目的就落空了。
三、论断偏好影响全面理解中共乡村革命动员模式
再说到革命动员的问题，已有研究至少揭示出中共对乡村革命的动员实际上主要包含了通过身体的、知识的、经济的三个层面的动员机制。张著认为无论是哪种动员方式，其实质性问题在于对“农民性”的理解，这也是此书重要的写作意义。但“农民性”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反复实践的，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需要关注，失败也需要关注。张著中重点分析了“动员、任务和政令”三种动员方式，但这些动员方式是不是在这“落后”势力中自始至终都如此奏效？如果不奏效中共又进行了何种调整？这些问题在该书中并未反映出来。可能张著只探讨了奏效的模式，在其思想意识或者写作定位上仅仅立足于成功的模式。但如果要真切地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上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比如张著认为“农民仪式借用苏维埃的符号而让革命‘在场’，苏维埃政权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的表达而让‘农民’在场”。这种互动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外来的苏维埃运动与传统的乡民社会是否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契合，中共革命中的先进势力是否一开始就知道农民性格及其行动模式，一开始就知道应该如何采取动员模式？显然并非是如此的先知先觉。（钟日兴等：《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与农民“抵制”心态》，《求索》2010/7）因此，张著的写作指向显示着他对中共乡村革命动员与农民性格的研究有所偏好，而正是这种偏好影响了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虽然张著一直强调要在底层民众的视角中理解中共农民革命的特殊性，但如果完全抛开“先进势力”的思想观念之变化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及其意义反而会大打折扣。当然，张著的论断选择取向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共革命提供了一幅新鲜的画面。“落后势力”并非落后，他们也规训着中共革命的样式乃至此后的国家建构模式，只不过张著对“先进势力”的有意避开，影响了张著论述的全面性，因为“先进势力”毕竟也有“先进之处”，包括富农和地主，乃至工人阶级。虽然张著在第二章中有所提及，但后文的论述并非有如此的分析自觉。这是张著所需要强化和补足的。
评论他人可能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很可能精确地刻画乡村革命中的农民性格往往囿于资料所限和知识能力而成为不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共动员模式的形成也往往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所限成为难啃的骨头，对此问题的研究很难由一个人在一本书中完成。因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所展现的成果而言，精确而全面的研究中共革命史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努力的方向。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应当结合中国近代乡村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1）在当前关于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等已有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对这一研究号召的响应。（刘学礼：《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也影响了张著甚至更多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者。但基于不片面就不深刻的学术研究心态和学术创作的标新立异之需，对张著的苛责也应该适当，该书毕竟为我们多面向地理解中共乡村革命提供了又一新颖的视角。这种研究主体的底层转向视角虽非新颖，但却是多元化理解中共革命的必需所在，也是中共革命史和中国乡村史互动研究的精妙之处。而将这一互动研究置放在社会经济文化史的研究框架下更是多元化理解中共革命的必要。综合而言，张著的这一研究努力同当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方向是高度一致的，以上对张著的批评也正是在这一研究趋势下展开的。
对中共农民革命问题的研究成为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期望看到的是透过底层农民的视角来解读革命与农民的关系，这一点正是作者张宏卿所致力的研究方向，也是张著的可贵之处，溢美之词不再多言。农民的研究绕不开对农民性格的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的复杂性使得对此问题的阐述呈现多样化。如若仅仅以张著中对中国农民“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性格进行评断的话，必将会引起诸多质疑。因为任何试图以一种性格去归纳中国农民都将是不全面的。所以，对张著的这一论断，我们需要给予“同情式”的理解。我们知道，学术研究需要既定的前见或者预设，即前提假设。并且，学术研究需要划定范围，否则研究不可能深入。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的把握，是结合中共革命动员这一大的学术环境来展开的。
理解张著中对“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论断，需要结合他所谓的“地缘革命学”之学术知识背景，即这一论断应该围绕中央苏区的革命来理解。中共深刻把握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如此才能对中央苏区农民的意识形态进行规训，使之符合革命动员的目的。正是中共理解了苏区农民与华北、长江三角洲农民的不同，才使得中共的革命动员模式能在苏区扎下根来，形成中共革命一贯的动员模式。加上中共革命的底层面向，使得中共能在长征之后也能很快适应陕北农民的性格，联通其他边区及解放区的农民革命，迅速恢复元气，扩大战果，巩固政权。可以说，中共对农民性格的正确把握与中共所期待的国家政治建构模式是相吻合的。同时，农民的乡土意识在中共的革命动员方式逐步的规训下，也影响着国家建构的模式之形成。乡土意识和国家建构在中共农民革命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这一点也是理解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与中共革命动员关系分析的关键点。“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的互化，这一切都得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完美’呈现。”张著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农民的广泛性为中共革命提供了无穷的资源和屏蔽环境，最终在新中国中共的执政方式中所体现出来的诸多农民性，实际上为“中国农民形成农民中国”提供了主要论据。当然，关于这一点即苏区农民革命经验之于此后中共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是张著稍显不足之处，需要张著在文末进行必要的扩充说明。
明白了以上前提，我们不需要去质疑作者对中国农民性格归纳的失当性。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质疑作者对这一性格归纳所使用的论证方法。
一、论证方法影响精确刻画中共乡村革命下的农民
总体而言，张著对农民性的论断显得有些突兀，缺少历史性的深入分析。即张所认为的此种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传统性格与革命性格是如何转变的？而中共对如此性格的形成是如何把握的？即此种性格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动员所刻意引导的还是无意酿成的？如果是刻意引导的，那么中共革命动员方式如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既有性格，又如何促成了乡村革命所需要的这种性格？（何斌等：《苏区农民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分析——以“九打吉安”为例》，《农业考古》2011/1）动员是一个过程，性格的形成更是一个过程，我们在了解此种性格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把握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是此种性格而非其他性格等核心问题。虽然张著中充分运用了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分析方法，这种多角度的分析是张著所带给我们阅读的价值，但该作品对以上关于农民性格与革命动员间的关键问题的处理方法，则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反思。具体而言，虽然张著在论述的过程中始终将中国的农民性格同中共乡村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但在写作时无形将此种历史背景虚置，并没有凸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农民性格的特殊性，反倒是以农民性格去印证这一历史背景，其论证方法无疑是失当的。
二、论据选择影响精确刻画中共乡村革命下的农民
张著已经注意到了农民中的不同阶层所体现出来的性格差异性，以及中共革命动员模式的不同针对性。比如贫农雇农，以及妇女儿童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一边缘化群体着手，或利用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或激发他们在家庭中的纽带作用，并抓住他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和心理，发动他（她）们起来革命。”如此看来，中共革命党人实际上对底层农民性格的把握已经十分娴熟，并且能够进行恰当的规训，这正是中共强调“群众路线”并屡试不爽的经验之源头所在。对这一源头问题的深入解读正是张著的价值所在，也正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主要不是革命精英与领导者，而是底层民众——“落后”势力的重大意义。当然，张著期待“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的革命”的目标是否达到了，是值得怀疑的。
所谓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农民革命的特殊性，必须要面对中国底层民众的性格。张著认为底层民众的性格可以概括为：“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而该书对这种性格的分析并非是基于苏区农民的分层所进行的归纳。因为作者所要分析的仅仅是“落后势力”，即贫雇农和儿童妇女，这些底层人的性格必须要以底层人的性情感悟和行动表现作为基本的论据。但在张著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不加区分地引用那些不加区分人群的统计资料，利用如此粗略的引证分析去构建本书论述的关键性问题，是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不过，张著的重点一目了然，他对中共革命乡村动员的分析是精到的，但如果对“落后”农民性格的刻画存在着以上的硬伤，则很容易使读者形成以下推断：张著对农民性格的刻画存在先入为主的可能，即先有了对中共乡村革命动员的分析进而推断出农民的这些性格。如此这般，张著所期待的将乡土意识和国家建构进行互动式的研究目的就落空了。
三、论断偏好影响全面理解中共乡村革命动员模式
再说到革命动员的问题，已有研究至少揭示出中共对乡村革命的动员实际上主要包含了通过身体的、知识的、经济的三个层面的动员机制。张著认为无论是哪种动员方式，其实质性问题在于对“农民性”的理解，这也是此书重要的写作意义。但“农民性”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反复实践的，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需要关注，失败也需要关注。张著中重点分析了“动员、任务和政令”三种动员方式，但这些动员方式是不是在这“落后”势力中自始至终都如此奏效？如果不奏效中共又进行了何种调整？这些问题在该书中并未反映出来。可能张著只探讨了奏效的模式，在其思想意识或者写作定位上仅仅立足于成功的模式。但如果要真切地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上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比如张著认为“农民仪式借用苏维埃的符号而让革命‘在场’，苏维埃政权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的表达而让‘农民’在场”。这种互动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外来的苏维埃运动与传统的乡民社会是否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契合，中共革命中的先进势力是否一开始就知道农民性格及其行动模式，一开始就知道应该如何采取动员模式？显然并非是如此的先知先觉。（钟日兴等：《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与农民“抵制”心态》，《求索》2010/7）因此，张著的写作指向显示着他对中共乡村革命动员与农民性格的研究有所偏好，而正是这种偏好影响了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虽然张著一直强调要在底层民众的视角中理解中共农民革命的特殊性，但如果完全抛开“先进势力”的思想观念之变化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及其意义反而会大打折扣。当然，张著的论断选择取向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共革命提供了一幅新鲜的画面。“落后势力”并非落后，他们也规训着中共革命的样式乃至此后的国家建构模式，只不过张著对“先进势力”的有意避开，影响了张著论述的全面性，因为“先进势力”毕竟也有“先进之处”，包括富农和地主，乃至工人阶级。虽然张著在第二章中有所提及，但后文的论述并非有如此的分析自觉。这是张著所需要强化和补足的。
评论他人可能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很可能精确地刻画乡村革命中的农民性格往往囿于资料所限和知识能力而成为不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共动员模式的形成也往往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所限成为难啃的骨头，对此问题的研究很难由一个人在一本书中完成。因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所展现的成果而言，精确而全面的研究中共革命史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努力的方向。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应当结合中国近代乡村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1）在当前关于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等已有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对这一研究号召的响应。（刘学礼：《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也影响了张著甚至更多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者。但基于不片面就不深刻的学术研究心态和学术创作的标新立异之需，对张著的苛责也应该适当，该书毕竟为我们多面向地理解中共乡村革命提供了又一新颖的视角。这种研究主体的底层转向视角虽非新颖，但却是多元化理解中共革命的必需所在，也是中共革命史和中国乡村史互动研究的精妙之处。而将这一互动研究置放在社会经济文化史的研究框架下更是多元化理解中共革命的必要。综合而言，张著的这一研究努力同当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方向是高度一致的，以上对张著的批评也正是在这一研究趋势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