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位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小城——涪陵迎来了两个美国人的到来，他们作为美国慈善组织“和平队”的友好志愿者到涪陵师范学院担任英语老师，其中一位名叫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四川人都叫他霍伟。在这个顺江而下的小城，他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作为客居者，他以旁观的视角勾勒出这个城市在氤氲中的变迁，揭开那些在本地人看来平常生活表面下的种种不同寻常，东西方文化难以弥合的缝隙在江城之间得以显现。作为局外人，何伟画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南方小城的图景和当地人的肖像，他将那些令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言语行为，写得令人心领神会。
　　9世纪天宝年间，杨贵妃钟爱的荔枝即是从涪陵途径子午道运送到长安，因此涪陵享有了“荔枝城”的称呼；19世纪，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从南京赶到涪陵山上插了一面旗，插旗山的名字延续至今……当历史的车轮行驶至20世纪，它被一个外国人简单明快的称为“江城”。在何伟看来，再也没有比用感官体会一个城市更直白的了。涪陵是长江、乌江交汇处的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势而建的一座城市，没有铁路，欠发达的交通让居民们压遍全城的石阶路习以为常，山城棒棒军迂回于狭窄蜿蜒街道，眼之所及尽是腿与石阶。从他暂住的公寓俯瞰，乌江消融在长江的激流中，与简陋、原生态的公路设施相对应的是建筑机械的轰鸣，它们的啸叫昭示了这个城市飞速发展的进程，耳之所听即是河谷上回荡的船只汽笛声、发动机的轰鸣，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的丁当声，岩石在铁锤下的崩裂声……如他所说，“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各种声音。这是一座十分喧闹的城市，各种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没有听到过的……”然而，如此高频率此起彼伏的城市奏鸣，并没有让何伟陷入困扰和焦躁，反而迅速融入到固定程式的节奏之中，周遭众人在奔生活中碾压过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个性的基因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不知疲倦中日渐消逝，“猪朝前拱，鸡朝后扒”，这句流行于乌江中下游的谚语正是当地居民生活的写照，各有各的活法，但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人生之艰难的魔咒。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对于当地文化的吸收远比适应生活更加艰难，在与学生的交谈与互动中，何伟无时不刻都能感觉到传统的集体思想早已渗透进了他们的观念之中。自我意识和私人化情感的缺席让他们无视于自我本身，反倒从他者的言语之中认识自我，而这些让彰显自我的西方人深感讶异，但当他了解到了中国的儒学，便知晓了这种类似于镜像的认知的由来，这正是儒学的初衷，循着与周遭人的关系来定位自己的角色，若他者给出理想的观点便实现了其目的，但当集体无意识被激活，依靠群体的身份认同必将脱离理性的缰绳陷入氤氲一般的暧昧不清之中，在窃窃私语与甚嚣尘上之间，这种传统的集体思维便暴露出了弊端。
　　学生时期的何伟对文学政治化百思不得其解，但当他深入到田野实践，将莎士比亚带入到中国的课堂上时，却惊讶于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權力与阶级的思考。然而这些都不影响他们对十四行诗文本本身产生的共鸣，“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个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三年后，当《江城》完稿，涪陵仿佛换了人间，铁路公路纷纷搭建起来，繁忙的水运也因此而慢下脚步；又三年，三峡大坝的矗立让不断上涨的江水漫过了江畔之城，这座摆脱了贫穷、烂路、慢船的小城以日新月异的变化刷新着众人对它的认识。对于何伟来说，《江城》收集起了他对涪陵的所有回忆：初来乍到时的青涩、如履薄冰，融入当地生活时的松弛与坦然，以及讶异之后的沉思默虑……当他沿着江边，途经田野慢跑时，思绪便行云流水串起过往的经历，从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再到涪陵，何伟早已将涪陵视为中国的“老家”——白天热乎朝天的建造，夜晚所有的瑕疵隐匿，只有水和灯火阑珊，一座“山罩雨，河罩晴”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