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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沁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党史党建组副组长、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只要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略有研究的人，对何沁这个名字恐怕都不会陌生—何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笔者捧着鲜花，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著名教授何沁。
文学少年多磨难 缘定人大开新篇
“如果不是由部队选送到人民大学学习，我恐怕就走上文学道路了。”何老师感慨地说。
何沁1927年11月出生于河南南阳的一个乡村，七岁开始上私塾。“在私塾，我从《三字经》一直读到《诗经》。”由于有良好的国学启蒙，何沁从上小学起就连连跳级，尤其是语文对他来说更是“小菜一碟”。
然而何沁求学的路却充满了坎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灾祸不断、民不聊生，何沁一家生活都难以为继，谈何上学？在当时人眼里，只有去做学徒才有出路，可是少年何沁却说：“我宁愿挨饿，也要上学”。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初中学业并考上公费的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在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的学习，没有割断何沁对文学的关注。战乱中学校屡次搬迁，生活在山沟沟里，条件非常艰苦，但“从一些报纸、杂志上，我仍可以得到外界的信息，感受到国家、民族跳动的脉搏”。《向太阳》、《白毛女》等一些追求光明、反抗压迫和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作品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开始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开始办壁报，写散文诗、杂文还有短篇小说。他写的反映农民苦难的短篇小说《刘嫂》发表在开封的《中国时报》上。
出色的文字功底使何沁被选中到师政治部作文化干事和理论助理员。不久他又作为由部队选送的文化干部到人民大学进行理论学习。学习结束后，何沁留校任教，开始了在人大的教师生涯，从此与党史研究结缘。
实事求是做学问 研究党史成就深
“在人民大学研究班两年的学习中，我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和中国近代史的教育，特别是加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业学习，由此也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说起人大党史系，何老师流露出了发自内心的自豪。“应当说，我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工作的。人大党史系是国内当时惟一的中共党史系，有何干之、胡华这样的大师，设有本科、研究生、进修班各种班次，担负着向全国高校输送和培训中共党史教师的任务。”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何老师一直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五十年代末，系里新开设了工人运动史、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等课程，何老师负责武装斗争课题的研究，在既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又没有必备资料的情况下，何老师广泛收集资料，到军事院校取经，逐步形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课程体系。他与王淇合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简介》成为人大党史系第一本供留学生使用的教材。
七十年代末，何老师用跟时间赛跑的精神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开始对历史做重新审视，消除“左”的影响。而鉴于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一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一些档案材料我们看不到，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首先不能动摇。”1983年何老师担任党史系系主任，他顶住各个方面的压力，为新时期党史学科的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一时期，何老师先后编写、主编了《中共党史讲义》、《中国共产党史纲》、《中国革命史》等教材和专著，有的发行一百多万册，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此外，针对一些外国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疑惑和提出的问题，何老师与王顺生教授一起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出版。八十年代末，何老师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当代史新课程，并招收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业内人士评价说：“何老师做的一系列工作为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带病上阵不停歇 学术人生两相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在何老师主持下编著的国内最具权威的国史教材，但这本书的编著却并不顺利。
何老师在担任系主任之后，不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的任务，还要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超负荷的工作使他倒在了病榻上。1991年11月，他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一个月之后转危为安，右肢特别是右手却从此开始不听使唤。幸运的是，何老师的思维和语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时国史编著已经立项，国家教委（后来的教育部）多次邀请何老师继续主持这项大工程。盛情难却，何老师开始组织编写小组，统率7所高校的国史研究专家，于1997年推出了这本大部头的国史教科书，并一版再版。2006年此书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何老师治学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求严、求实、求是、求新。所谓求严，就是严格要求、严谨学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占有充分的资料，不发空论和违心之论；求是就是对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规律，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上述基础上求新、创新。当然，要做到这些也不容易，这是一个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不断为之努力的过程。
在生命的路途上，何老师是一个执着的追求者，他默默前行，超然自若。
尽管他的右手由于脑血栓后遗症无法工作，但何老师至今还在编写一本论述中共武装斗争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20万字的手稿都是何老师用左手的一根手指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目前，书稿已交党史出版社出版。
每天上午，在校园内都有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他就是何老师。他说：“我相信坚持锻炼，持之以恒，必有好处。”他尊崇并努力践行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的特殊品格。在正确的目标和任务确定之后，何老师总是在力所能及之中，努力把它做到做好，他笑着说：“我们这一辈人的人生选择不完全取决于自己，革命以后，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但是既然选择了就竭尽全力，不求尽善、但求尽力！”
只要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略有研究的人，对何沁这个名字恐怕都不会陌生—何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笔者捧着鲜花，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著名教授何沁。
文学少年多磨难 缘定人大开新篇
“如果不是由部队选送到人民大学学习，我恐怕就走上文学道路了。”何老师感慨地说。
何沁1927年11月出生于河南南阳的一个乡村，七岁开始上私塾。“在私塾，我从《三字经》一直读到《诗经》。”由于有良好的国学启蒙，何沁从上小学起就连连跳级，尤其是语文对他来说更是“小菜一碟”。
然而何沁求学的路却充满了坎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灾祸不断、民不聊生，何沁一家生活都难以为继，谈何上学？在当时人眼里，只有去做学徒才有出路，可是少年何沁却说：“我宁愿挨饿，也要上学”。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初中学业并考上公费的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在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的学习，没有割断何沁对文学的关注。战乱中学校屡次搬迁，生活在山沟沟里，条件非常艰苦，但“从一些报纸、杂志上，我仍可以得到外界的信息，感受到国家、民族跳动的脉搏”。《向太阳》、《白毛女》等一些追求光明、反抗压迫和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作品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开始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开始办壁报，写散文诗、杂文还有短篇小说。他写的反映农民苦难的短篇小说《刘嫂》发表在开封的《中国时报》上。
出色的文字功底使何沁被选中到师政治部作文化干事和理论助理员。不久他又作为由部队选送的文化干部到人民大学进行理论学习。学习结束后，何沁留校任教，开始了在人大的教师生涯，从此与党史研究结缘。
实事求是做学问 研究党史成就深
“在人民大学研究班两年的学习中，我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和中国近代史的教育，特别是加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业学习，由此也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说起人大党史系，何老师流露出了发自内心的自豪。“应当说，我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工作的。人大党史系是国内当时惟一的中共党史系，有何干之、胡华这样的大师，设有本科、研究生、进修班各种班次，担负着向全国高校输送和培训中共党史教师的任务。”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何老师一直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五十年代末，系里新开设了工人运动史、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等课程，何老师负责武装斗争课题的研究，在既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又没有必备资料的情况下，何老师广泛收集资料，到军事院校取经，逐步形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课程体系。他与王淇合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简介》成为人大党史系第一本供留学生使用的教材。
七十年代末，何老师用跟时间赛跑的精神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开始对历史做重新审视，消除“左”的影响。而鉴于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一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一些档案材料我们看不到，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首先不能动摇。”1983年何老师担任党史系系主任，他顶住各个方面的压力，为新时期党史学科的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一时期，何老师先后编写、主编了《中共党史讲义》、《中国共产党史纲》、《中国革命史》等教材和专著，有的发行一百多万册，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此外，针对一些外国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疑惑和提出的问题，何老师与王顺生教授一起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出版。八十年代末，何老师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当代史新课程，并招收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业内人士评价说：“何老师做的一系列工作为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带病上阵不停歇 学术人生两相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在何老师主持下编著的国内最具权威的国史教材，但这本书的编著却并不顺利。
何老师在担任系主任之后，不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的任务，还要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超负荷的工作使他倒在了病榻上。1991年11月，他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一个月之后转危为安，右肢特别是右手却从此开始不听使唤。幸运的是，何老师的思维和语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时国史编著已经立项，国家教委（后来的教育部）多次邀请何老师继续主持这项大工程。盛情难却，何老师开始组织编写小组，统率7所高校的国史研究专家，于1997年推出了这本大部头的国史教科书，并一版再版。2006年此书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何老师治学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求严、求实、求是、求新。所谓求严，就是严格要求、严谨学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占有充分的资料，不发空论和违心之论；求是就是对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规律，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上述基础上求新、创新。当然，要做到这些也不容易，这是一个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不断为之努力的过程。
在生命的路途上，何老师是一个执着的追求者，他默默前行，超然自若。
尽管他的右手由于脑血栓后遗症无法工作，但何老师至今还在编写一本论述中共武装斗争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20万字的手稿都是何老师用左手的一根手指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目前，书稿已交党史出版社出版。
每天上午，在校园内都有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他就是何老师。他说：“我相信坚持锻炼，持之以恒，必有好处。”他尊崇并努力践行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的特殊品格。在正确的目标和任务确定之后，何老师总是在力所能及之中，努力把它做到做好，他笑着说：“我们这一辈人的人生选择不完全取决于自己，革命以后，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但是既然选择了就竭尽全力，不求尽善、但求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