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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向东(以下简称“房”):明德兄,你我都干了二三十年的编辑工作,同时又都扮演了作者的角色,我们来谈谈编辑的愚蠢,应该是有发言权的吧?
龚明德(以下简称“龚”):是的,这个话题,你我都有话说。用不是人话的学院派论文语言来说,就是我们都拥有话语权。我愿意以具体的事实来说,不准备蹈空地虚说。巴金也是你说的又做编辑又当作者的人,40岁左右的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总编辑但得不断地仔细读校样时,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书信中说,他看校样看得想自杀。我的感受,跟巴金的感受完全一样。就是说,只有愚蠢的文化人才会热爱编辑工作——傻乎乎地卖命,书稿得到了好评是作者的荣誉;但一出了“问题”,作者就会四处散布是谁谁给他改坏了的,至少所有的恶性后果得由具体的编辑来承担,编辑所属的领导除了极个别的都不会承担恶性后果,但只要是获奖之类的荣誉,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乐于独自笑纳的。
房:估计你说的这情况,一般的出版单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从事业心方面来讲,有这样一种现象: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些出版人,他们本身都是了不得的学人或作家,比如邹韬奋、叶圣陶、黄源、巴金等等,他们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投身出版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有着火热的激情,所以,同时也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不少的出版人,大学毕业了,想谋一份油水相对多一些的职业,出版社不错,是半垄断的行业,所以就千方百计挤进来了。热爱,是工作动力的不竭源泉。出版这一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不是热爱这个行业,谁关心这一问题呢?谁知道呢?出版是一份职业,但它更是一份事业,需要创造性和满腔的激情,需要为人做嫁衣裳的牺牲精神,但在很多出版从业人员那里,这仅仅是一份相对稳定、收入较高的行业,与从事电力工作或邮电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大学生就告诉我,他本来要去电业局工作的,因为后台不够硬,所以只能到出版社,收入虽然比电业局少,但也还过得去,还不错。
龚:你说的这种状况,至少我在出版界的这二十五六年里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我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真有事业心的人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抱着一种职业心态来干活的。我在四川出版界干了近30年,就没有发现一个“事业”意义上真正爱书的编辑,尤其是真正爱书的社长、副社长和总编、副总编之类的人。所以,我们四川是没有出版家的,只有出版行业的打工者。我自己,曾经是有雄心多弄一些好书的,但是陕到退休年龄了,却最后从编辑岗位脱逃,也说明我不是坚定的出版家。
房:不仅年轻人把出版仅仅看作一份职业,不少老同志也一样,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回,我从书店抱回一堆书,有一个老出版人睁着困惑的眼睛问:“我们自己是做书的,你还买这么多书做什么?”就像生产糖果的可以不买糖果一样,他对我买这么多书感到费解;就像有的生产糖果的人,闻到糖香味就感到晕乎一样,有的出版人一闻到油墨味就感到厌烦。此人家中除了自家出版社生产的几本书外,几乎不见外版书。他家的酒柜上,倒是有不少颇上档次的国内外名酒哩。我们很多出版人是不买书甚至不看书的,他们只看自己编的书。这样的出版人做出的书,不能绝对地说不会有好书,但估计要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龚:我的楼下住着与我在出版社共事十多年的一个老同事,此人40岁出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凭关系来的。几年前竞争做了副社长,那时我还未从出版社脱逃,出版社让我给一些重点书稿把关,我就没有上班,在家里读最后的付印红样。这个北大出身的我们单位的副社长来给我送又一部急着要读的红样,他站在我的家门口,简直傻了,红着脸看了满房子的书,赶紧把稿子给了我,就迅速走开了。他对我的书,毫无表情。此人很快就成了我打工26年的那家出版社的正社长。你看,难道你我的所遭所遇不是完全高度一致吗?
房:长期以来,有一个外国出版家的名言,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你如果想赚大钱,就不要从事出版工作了。把他的话推到极端。这种只是把出版事业看做一种职业的编辑,一般说来,综合素质都比较差。或者说文化素养比较差。我说一段关于一篇文章的故事吧。
龚:愿闻其详。
房:几年前,我的朋友沈用大写了一篇幽默小品,也可以说是讽刺文章吧,文章不长,我们来一块儿欣赏一下:
建议改一个字音
——关于“书”
鲁迅。大名鼎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他原来的名字叫“周树人”,“鲁迅”是后来起的笔名。但是这个后来起的笔名几乎代替了原来的真名,现在一提起“鲁迅”,妇孺皆知;说到“周树人”,反而知道的少些。我想:一个人的名字都能改,世上还有什么不可以改的呢?
家乡的那条道,听父辈们说,过去叫“文昌街”,那年一下子改叫“解放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它的旧名了。
举以上的例,我只是为了建议改一个字音,对,只改一个字的读音。我知道我们的汉字有音、形、义三端,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推行简化字,那是改字形,好家伙。两千多个,轰轰烈烈的;我这里只是建议改一个字音,就是说,只牵涉一个字,并且它的形、义都不变,只改读音。所以关碍极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报上登一个“公告”。各家辞书出版社发一个“勘误”,全部学校来一个“正音”,不就行了?
我建议改的字音的本字,是“书”。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人类进步的阶梯嘛;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爆炸时代,而它正是迄今为止、并在夸后一定时间内记录和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但是,遗憾的是,它在我们的汉字之中,读音太难听:“输”。正因为这个读音,我们多少企业家、商家一听就皱眉、摇头,甚至离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这也难怪,生意场上,谁“输”得起?我们完全体谅那些企业家、商家的苦衷:他们是爱“书”而怕“输”呀!所以我建议:保留这个字的字形和字义,只把它的读音改一下——改什么呢?我的意见是改为“赢”,对了,“赢”。于是就变成:“书”,装订成册的著作,读音如“赢”。
这样,准保我们的企业家、商家,乃至各行各业的雇员,都会趋之若鹜,争相购买,亲密拥抱,零距离接触;那么,我国进入知识社会的行程,必将大大缩短。语言这东西,本来就是约定俗成,像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相信决不会有人反对的。中不?
龚:嗯,有点儿味道。看似散淡,却有趣味在其间,不乏幽默,也有挖苦与讽刺。
房:读后,我写了一篇600字的文章凑热闹,我们也来一块儿看看。
化“书”为“赢”
沈兄文章让我深有同感。很多古字,到了现在,读音已大不相同,比如我们吃的肉,古时候读作“鹿”;吉祥的祥,读作“羊”;马车的车,读作“拘”;癌症的“癌”字,在民国的时候还读作“炎”……既然文字读音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自然也应该与时俱进,把“书”读成“赢”。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书中来。古时候的将军,靠《孙子兵法》打了胜仗的,不乏实例。有力量的东西,怎么就会“输”呢?这是不可能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进入了“知本家”时代,知识就是财富,比尔·盖茨的钞票就是从知识中来的,多读书的人是绝对的赢家,怎么会是“输”呢?这太没道理了。
“书中自有颜如玉”。有82岁的博士读了许多书,娶了28岁的娇小姐。现在有的读了不少书的奶油白领,穿着名牌西装,配着博士勋章,金屋藏娇,引无数丫头竞折腰。这不也是赢家的壮举吗?怎么会是输呢?
作为出版从业人士,我常常为读书人的大面积流失而苦恼。我们出版的一般图书很多是亏本的,出书人总是输。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莫非真的“读书即输”?为了扭转出版业不景气的现状,开创新局面,我特别希望化“书”为“赢”。倘真能这样,我们推销图书,不是卖输,而是卖赢。我甚至都想好了广告词:“要想赢,先买书(赢)。”“多买书(赢),才会赢。”
如果真能这样,如沈兄所言,人人对书都会趋之若鹜,那我们公民的文明程度将会得到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社会将成为真正的“书(赢)香社会”。
龚:你的文章是对沈文的补充和拓展,各有其趣。后来呢?文章发表了吗?
房:沈兄先把他的文章投给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一个年轻的女编辑打电话对他说了:此文不好用。
龚:什么理由?
房:第一,她说,给文字改读音,那是国家语委的事,作为一家报纸,不好擅自行事。
龚:有趣,这才是真正的搞笑。这位美女同行暂时还不知道杂文是何物。第二呢?
房:她说,文章中有挖苦富人的意思,怕房地产商看到了,影响本报的广告业务。
龚:哈哈,她倒会顾全大局!这还真是编辑的愚蠢喔!
房:沈兄想赢,最终还是输了;他输了,我当然更是输了——两篇短文都被编辑枪毙了。现在出书难,发表文章难,从总体上看,似乎作者有求于编辑,所以,很多作者在编辑面前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总是“输”。这客观上助长了编辑的愚蠢,让有的编辑觉得,仿佛他什么都懂,他的水平要比作者高许多,所以,经常在文稿上歪批三国,乱涂乱画;经常没道理、非理性地枪毙文稿。
龚:哦,你又说到了编辑乃至编印书籍的部门之愚蠢的另一层面了。我想说说几年前为一位前辈“指导”性地引荐过一本选本出版的事。一个还算懂行的出版公司主持者,简直把我的耐心弄得崩溃了。他在接到全部编就的书稿后,想当然地要全方位地依照他的意思改动,把原作者自拟的题目都给改掉了。书稿的具体编者找我诉苦。我问了一句:他们改不改作者的名字?
房:你也感受到了,这样的编辑乃至负责出书的部门负责人,往往比较关注大事,她会想到国家语委——也只有她想得出——甚至会把改一个字与房地产商的广告投放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没准还可以与社会的和谐问题挂钩哩。这样的编辑虽然愚蠢,却是天生有一定的政治高度,会往上爬,成为报刊社、出版社的中层或高层老板,换言之,报刊社和出版社不少的当家人就像这位不让改一个字的小姐一样,具有敏感的嗅觉。
龚:愚蠢的编辑如果有了权力,那权力就会让他们更加愚蠢。我们有的编辑是这样改稿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作者原话)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是一审编辑改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这是二审编辑改的)
房:老兄高见。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作为补充。在一次报刊年会上,有一个主编对我抱怨说:“现在编辑难当,权大,水平就高,好好的稿子,经常被改得乱七八糟。”她举例说:“比如,如果原稿写着‘太阳从东方升起’,老总一定要改成‘东方升起了太阳’。如果你写‘妈妈’,他就偏要给你改成‘母亲’;假设你写‘父亲’,他就非要给你改成‘爸爸’,你说烦不烦?”这位主编还说,倘若她送审的稿没有太多改动,老总就会在大会小会上说,有的同志工作不负责,稿件一动不动就往我这里扔。”我无话可说,为了安慰她,开玩笑道:“你们这样还好了,我们对编辑的考核有硬指标,原稿上有一个红点奖励一块钱。”她心领神会:“畦噻,好恐怖!”于是,我们会心一笑,也算知音。我想,这些不是太荒诞的故事,它甚至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如果我们理性反思,由此生发开去,也许会发出会心一笑。
龚:我遇到的事情更是难以忘记啊!你见到过的我的一位曾经的女社长,如今已经是厅级干部了。一部反映巴金一生的百万字的书稿,要付印了。她最后把关,别的她都不看,专门看上个世纪后期某年的五六月份的纪事,把6月份全部删除了。我问:难道巴金这个月不在地球上生活?她笑着安慰我:不要惹事。
房:在你的那位社长看来,1989年6月的巴金纪事是敏感的。她能从处级升为厅级,这一次的政治把关,说不定就是原因之一。改文章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是图书选题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或是不那么好的书?我们的编辑有没有相对客观的把握?能不能相对客观地把握?一个省外同行在甲出版社的时候提出的选题都被枪毙了,到了业务性质相同的乙出版社却成了业务骨干,选题多被采纳,出版的图书受到读者的好评。我问他:“你在甲出版社的时候,为什么选题老不被接受呢?”他一脸怪笑道:“我提一个别人从没有提过的选题,他们说:‘这别人都没做过呀,风险太大了,还是不做吧。’那么,我提一个别人做过的,但在内容上有所深化的选题呢,他们又说:‘这不是别人做过了吗?还是不做吧。”说罢,我们哈哈大笑,——他的话,我多有感受,所以也心领神会。他是一个当权者不喜欢的人,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龚:这样的事并不鲜见,我也感同身受。在我刚调来出版社工作时的1984年春节后,这个时间我记得很准,北京的一位朋友说台湾的梁实秋想在中国内地出版他的散文集,我一听,赶紧报选题。当时我的总编辑是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作家王火,他对我是信任的,但在这一次的选题上,他特别警惕地嘱咐我,不要犯政治方面的错误。结果,这个大好选题就从我这儿丧失了。还有一任社长,我报了董桥的散文选题,社长问我:桥是哪个桥?你看,从省委宣传部调来省级文艺社担任一把手的社长,却连当年红遍中国内地的董桥都不知道……
房:我的这位朋友接着说,如果是当权者的亲信提出的选题呢?当权者的腔调就变了:这个选题别人从来没做过,啊,太好了,这填补了一个空白,可以获“八个一奖”;这个选题别人做过的呢?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和它的封面设计不一样,试问,现在市场上除《邓小平文选》外,哪一本书没有同类书?别人做过的,我们会做得更好!
龚:这是典型的老子说了算。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话,鲁迅说:“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抓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在鲁迅的眼里,凡事无标准,多变化,这就是流氓。权力让人变得愚蠢,愚蠢了,就会干出流氓的勾当而不自觉。
房:出版界也是知识界之一类,出版界的老板是天然的文化人。在出版界,多变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成为流氓的。出版界一般编辑的“多变”,至多是言论的“多变”,成不了事实,终于还不是流氓。有条件或自己不小心就成为流氓的,是那些有权决定选题的人,他们有了权,这样说有理,那样说也有理。他要肯定你,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他要否定你,也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就像“文革”中阿尔巴尼亚一部电影中说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事实已经证明,永远有理的人,可能是永远愚蠢的人。
龚:其实,不独出版社有此问题,其他各行各业也会有相类似的问题。有的人本不是流氓,但一不小心,权力就会让人变成流氓的;有的人本不愚蠢,大权在握,就变得日益愚蠢了。
房:有太多的仅仅把出版当作职业的人在出版界混饭,出版没有希望,至少是没有大的希望。
龚:是的,应该由热爱出版的人来办出版,应该呼唤当代的邹韬奋、李小峰等等。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松动,图书工作室似乎已经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希望,在他们一边。
龚明德(以下简称“龚”):是的,这个话题,你我都有话说。用不是人话的学院派论文语言来说,就是我们都拥有话语权。我愿意以具体的事实来说,不准备蹈空地虚说。巴金也是你说的又做编辑又当作者的人,40岁左右的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总编辑但得不断地仔细读校样时,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书信中说,他看校样看得想自杀。我的感受,跟巴金的感受完全一样。就是说,只有愚蠢的文化人才会热爱编辑工作——傻乎乎地卖命,书稿得到了好评是作者的荣誉;但一出了“问题”,作者就会四处散布是谁谁给他改坏了的,至少所有的恶性后果得由具体的编辑来承担,编辑所属的领导除了极个别的都不会承担恶性后果,但只要是获奖之类的荣誉,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乐于独自笑纳的。
房:估计你说的这情况,一般的出版单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从事业心方面来讲,有这样一种现象: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些出版人,他们本身都是了不得的学人或作家,比如邹韬奋、叶圣陶、黄源、巴金等等,他们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投身出版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有着火热的激情,所以,同时也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不少的出版人,大学毕业了,想谋一份油水相对多一些的职业,出版社不错,是半垄断的行业,所以就千方百计挤进来了。热爱,是工作动力的不竭源泉。出版这一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不是热爱这个行业,谁关心这一问题呢?谁知道呢?出版是一份职业,但它更是一份事业,需要创造性和满腔的激情,需要为人做嫁衣裳的牺牲精神,但在很多出版从业人员那里,这仅仅是一份相对稳定、收入较高的行业,与从事电力工作或邮电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大学生就告诉我,他本来要去电业局工作的,因为后台不够硬,所以只能到出版社,收入虽然比电业局少,但也还过得去,还不错。
龚:你说的这种状况,至少我在出版界的这二十五六年里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我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真有事业心的人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抱着一种职业心态来干活的。我在四川出版界干了近30年,就没有发现一个“事业”意义上真正爱书的编辑,尤其是真正爱书的社长、副社长和总编、副总编之类的人。所以,我们四川是没有出版家的,只有出版行业的打工者。我自己,曾经是有雄心多弄一些好书的,但是陕到退休年龄了,却最后从编辑岗位脱逃,也说明我不是坚定的出版家。
房:不仅年轻人把出版仅仅看作一份职业,不少老同志也一样,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回,我从书店抱回一堆书,有一个老出版人睁着困惑的眼睛问:“我们自己是做书的,你还买这么多书做什么?”就像生产糖果的可以不买糖果一样,他对我买这么多书感到费解;就像有的生产糖果的人,闻到糖香味就感到晕乎一样,有的出版人一闻到油墨味就感到厌烦。此人家中除了自家出版社生产的几本书外,几乎不见外版书。他家的酒柜上,倒是有不少颇上档次的国内外名酒哩。我们很多出版人是不买书甚至不看书的,他们只看自己编的书。这样的出版人做出的书,不能绝对地说不会有好书,但估计要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龚:我的楼下住着与我在出版社共事十多年的一个老同事,此人40岁出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凭关系来的。几年前竞争做了副社长,那时我还未从出版社脱逃,出版社让我给一些重点书稿把关,我就没有上班,在家里读最后的付印红样。这个北大出身的我们单位的副社长来给我送又一部急着要读的红样,他站在我的家门口,简直傻了,红着脸看了满房子的书,赶紧把稿子给了我,就迅速走开了。他对我的书,毫无表情。此人很快就成了我打工26年的那家出版社的正社长。你看,难道你我的所遭所遇不是完全高度一致吗?
房:长期以来,有一个外国出版家的名言,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你如果想赚大钱,就不要从事出版工作了。把他的话推到极端。这种只是把出版事业看做一种职业的编辑,一般说来,综合素质都比较差。或者说文化素养比较差。我说一段关于一篇文章的故事吧。
龚:愿闻其详。
房:几年前,我的朋友沈用大写了一篇幽默小品,也可以说是讽刺文章吧,文章不长,我们来一块儿欣赏一下:
建议改一个字音
——关于“书”
鲁迅。大名鼎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他原来的名字叫“周树人”,“鲁迅”是后来起的笔名。但是这个后来起的笔名几乎代替了原来的真名,现在一提起“鲁迅”,妇孺皆知;说到“周树人”,反而知道的少些。我想:一个人的名字都能改,世上还有什么不可以改的呢?
家乡的那条道,听父辈们说,过去叫“文昌街”,那年一下子改叫“解放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它的旧名了。
举以上的例,我只是为了建议改一个字音,对,只改一个字的读音。我知道我们的汉字有音、形、义三端,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推行简化字,那是改字形,好家伙。两千多个,轰轰烈烈的;我这里只是建议改一个字音,就是说,只牵涉一个字,并且它的形、义都不变,只改读音。所以关碍极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报上登一个“公告”。各家辞书出版社发一个“勘误”,全部学校来一个“正音”,不就行了?
我建议改的字音的本字,是“书”。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人类进步的阶梯嘛;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爆炸时代,而它正是迄今为止、并在夸后一定时间内记录和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但是,遗憾的是,它在我们的汉字之中,读音太难听:“输”。正因为这个读音,我们多少企业家、商家一听就皱眉、摇头,甚至离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这也难怪,生意场上,谁“输”得起?我们完全体谅那些企业家、商家的苦衷:他们是爱“书”而怕“输”呀!所以我建议:保留这个字的字形和字义,只把它的读音改一下——改什么呢?我的意见是改为“赢”,对了,“赢”。于是就变成:“书”,装订成册的著作,读音如“赢”。
这样,准保我们的企业家、商家,乃至各行各业的雇员,都会趋之若鹜,争相购买,亲密拥抱,零距离接触;那么,我国进入知识社会的行程,必将大大缩短。语言这东西,本来就是约定俗成,像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相信决不会有人反对的。中不?
龚:嗯,有点儿味道。看似散淡,却有趣味在其间,不乏幽默,也有挖苦与讽刺。
房:读后,我写了一篇600字的文章凑热闹,我们也来一块儿看看。
化“书”为“赢”
沈兄文章让我深有同感。很多古字,到了现在,读音已大不相同,比如我们吃的肉,古时候读作“鹿”;吉祥的祥,读作“羊”;马车的车,读作“拘”;癌症的“癌”字,在民国的时候还读作“炎”……既然文字读音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自然也应该与时俱进,把“书”读成“赢”。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书中来。古时候的将军,靠《孙子兵法》打了胜仗的,不乏实例。有力量的东西,怎么就会“输”呢?这是不可能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进入了“知本家”时代,知识就是财富,比尔·盖茨的钞票就是从知识中来的,多读书的人是绝对的赢家,怎么会是“输”呢?这太没道理了。
“书中自有颜如玉”。有82岁的博士读了许多书,娶了28岁的娇小姐。现在有的读了不少书的奶油白领,穿着名牌西装,配着博士勋章,金屋藏娇,引无数丫头竞折腰。这不也是赢家的壮举吗?怎么会是输呢?
作为出版从业人士,我常常为读书人的大面积流失而苦恼。我们出版的一般图书很多是亏本的,出书人总是输。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莫非真的“读书即输”?为了扭转出版业不景气的现状,开创新局面,我特别希望化“书”为“赢”。倘真能这样,我们推销图书,不是卖输,而是卖赢。我甚至都想好了广告词:“要想赢,先买书(赢)。”“多买书(赢),才会赢。”
如果真能这样,如沈兄所言,人人对书都会趋之若鹜,那我们公民的文明程度将会得到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社会将成为真正的“书(赢)香社会”。
龚:你的文章是对沈文的补充和拓展,各有其趣。后来呢?文章发表了吗?
房:沈兄先把他的文章投给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一个年轻的女编辑打电话对他说了:此文不好用。
龚:什么理由?
房:第一,她说,给文字改读音,那是国家语委的事,作为一家报纸,不好擅自行事。
龚:有趣,这才是真正的搞笑。这位美女同行暂时还不知道杂文是何物。第二呢?
房:她说,文章中有挖苦富人的意思,怕房地产商看到了,影响本报的广告业务。
龚:哈哈,她倒会顾全大局!这还真是编辑的愚蠢喔!
房:沈兄想赢,最终还是输了;他输了,我当然更是输了——两篇短文都被编辑枪毙了。现在出书难,发表文章难,从总体上看,似乎作者有求于编辑,所以,很多作者在编辑面前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总是“输”。这客观上助长了编辑的愚蠢,让有的编辑觉得,仿佛他什么都懂,他的水平要比作者高许多,所以,经常在文稿上歪批三国,乱涂乱画;经常没道理、非理性地枪毙文稿。
龚:哦,你又说到了编辑乃至编印书籍的部门之愚蠢的另一层面了。我想说说几年前为一位前辈“指导”性地引荐过一本选本出版的事。一个还算懂行的出版公司主持者,简直把我的耐心弄得崩溃了。他在接到全部编就的书稿后,想当然地要全方位地依照他的意思改动,把原作者自拟的题目都给改掉了。书稿的具体编者找我诉苦。我问了一句:他们改不改作者的名字?
房:你也感受到了,这样的编辑乃至负责出书的部门负责人,往往比较关注大事,她会想到国家语委——也只有她想得出——甚至会把改一个字与房地产商的广告投放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没准还可以与社会的和谐问题挂钩哩。这样的编辑虽然愚蠢,却是天生有一定的政治高度,会往上爬,成为报刊社、出版社的中层或高层老板,换言之,报刊社和出版社不少的当家人就像这位不让改一个字的小姐一样,具有敏感的嗅觉。
龚:愚蠢的编辑如果有了权力,那权力就会让他们更加愚蠢。我们有的编辑是这样改稿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作者原话)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是一审编辑改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这是二审编辑改的)
房:老兄高见。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作为补充。在一次报刊年会上,有一个主编对我抱怨说:“现在编辑难当,权大,水平就高,好好的稿子,经常被改得乱七八糟。”她举例说:“比如,如果原稿写着‘太阳从东方升起’,老总一定要改成‘东方升起了太阳’。如果你写‘妈妈’,他就偏要给你改成‘母亲’;假设你写‘父亲’,他就非要给你改成‘爸爸’,你说烦不烦?”这位主编还说,倘若她送审的稿没有太多改动,老总就会在大会小会上说,有的同志工作不负责,稿件一动不动就往我这里扔。”我无话可说,为了安慰她,开玩笑道:“你们这样还好了,我们对编辑的考核有硬指标,原稿上有一个红点奖励一块钱。”她心领神会:“畦噻,好恐怖!”于是,我们会心一笑,也算知音。我想,这些不是太荒诞的故事,它甚至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如果我们理性反思,由此生发开去,也许会发出会心一笑。
龚:我遇到的事情更是难以忘记啊!你见到过的我的一位曾经的女社长,如今已经是厅级干部了。一部反映巴金一生的百万字的书稿,要付印了。她最后把关,别的她都不看,专门看上个世纪后期某年的五六月份的纪事,把6月份全部删除了。我问:难道巴金这个月不在地球上生活?她笑着安慰我:不要惹事。
房:在你的那位社长看来,1989年6月的巴金纪事是敏感的。她能从处级升为厅级,这一次的政治把关,说不定就是原因之一。改文章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是图书选题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或是不那么好的书?我们的编辑有没有相对客观的把握?能不能相对客观地把握?一个省外同行在甲出版社的时候提出的选题都被枪毙了,到了业务性质相同的乙出版社却成了业务骨干,选题多被采纳,出版的图书受到读者的好评。我问他:“你在甲出版社的时候,为什么选题老不被接受呢?”他一脸怪笑道:“我提一个别人从没有提过的选题,他们说:‘这别人都没做过呀,风险太大了,还是不做吧。’那么,我提一个别人做过的,但在内容上有所深化的选题呢,他们又说:‘这不是别人做过了吗?还是不做吧。”说罢,我们哈哈大笑,——他的话,我多有感受,所以也心领神会。他是一个当权者不喜欢的人,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龚:这样的事并不鲜见,我也感同身受。在我刚调来出版社工作时的1984年春节后,这个时间我记得很准,北京的一位朋友说台湾的梁实秋想在中国内地出版他的散文集,我一听,赶紧报选题。当时我的总编辑是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作家王火,他对我是信任的,但在这一次的选题上,他特别警惕地嘱咐我,不要犯政治方面的错误。结果,这个大好选题就从我这儿丧失了。还有一任社长,我报了董桥的散文选题,社长问我:桥是哪个桥?你看,从省委宣传部调来省级文艺社担任一把手的社长,却连当年红遍中国内地的董桥都不知道……
房:我的这位朋友接着说,如果是当权者的亲信提出的选题呢?当权者的腔调就变了:这个选题别人从来没做过,啊,太好了,这填补了一个空白,可以获“八个一奖”;这个选题别人做过的呢?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和它的封面设计不一样,试问,现在市场上除《邓小平文选》外,哪一本书没有同类书?别人做过的,我们会做得更好!
龚:这是典型的老子说了算。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话,鲁迅说:“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抓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在鲁迅的眼里,凡事无标准,多变化,这就是流氓。权力让人变得愚蠢,愚蠢了,就会干出流氓的勾当而不自觉。
房:出版界也是知识界之一类,出版界的老板是天然的文化人。在出版界,多变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成为流氓的。出版界一般编辑的“多变”,至多是言论的“多变”,成不了事实,终于还不是流氓。有条件或自己不小心就成为流氓的,是那些有权决定选题的人,他们有了权,这样说有理,那样说也有理。他要肯定你,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他要否定你,也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就像“文革”中阿尔巴尼亚一部电影中说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事实已经证明,永远有理的人,可能是永远愚蠢的人。
龚:其实,不独出版社有此问题,其他各行各业也会有相类似的问题。有的人本不是流氓,但一不小心,权力就会让人变成流氓的;有的人本不愚蠢,大权在握,就变得日益愚蠢了。
房:有太多的仅仅把出版当作职业的人在出版界混饭,出版没有希望,至少是没有大的希望。
龚:是的,应该由热爱出版的人来办出版,应该呼唤当代的邹韬奋、李小峰等等。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松动,图书工作室似乎已经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希望,在他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