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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向东(以下简称“房”)：明德兄，你我都干了二三十年的编辑工作，同时又都扮演了作者的角色，我们来谈谈编辑的愚蠢，应该是有发言权的吧?
龚明德(以下简称“龚”)：是的，这个话题，你我都有话说。用不是人话的学院派论文语言来说，就是我们都拥有话语权。我愿意以具体的事实来说，不准备蹈空地虚说。巴金也是你说的又做编辑又当作者的人，40岁左右的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总编辑但得不断地仔细读校样时，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书信中说，他看校样看得想自杀。我的感受，跟巴金的感受完全一样。就是说，只有愚蠢的文化人才会热爱编辑工作——傻乎乎地卖命，书稿得到了好评是作者的荣誉；但一出了“问题”，作者就会四处散布是谁谁给他改坏了的，至少所有的恶性后果得由具体的编辑来承担，编辑所属的领导除了极个别的都不会承担恶性后果，但只要是获奖之类的荣誉，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乐于独自笑纳的。
房：估计你说的这情况，一般的出版单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从事业心方面来讲，有这样一种现象：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些出版人，他们本身都是了不得的学人或作家，比如邹韬奋、叶圣陶、黄源、巴金等等，他们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投身出版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有着火热的激情，所以，同时也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不少的出版人，大学毕业了，想谋一份油水相对多一些的职业，出版社不错，是半垄断的行业，所以就千方百计挤进来了。热爱，是工作动力的不竭源泉。出版这一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不是热爱这个行业，谁关心这一问题呢?谁知道呢?出版是一份职业，但它更是一份事业，需要创造性和满腔的激情，需要为人做嫁衣裳的牺牲精神，但在很多出版从业人员那里，这仅仅是一份相对稳定、收入较高的行业，与从事电力工作或邮电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大学生就告诉我，他本来要去电业局工作的，因为后台不够硬，所以只能到出版社，收入虽然比电业局少，但也还过得去，还不错。
龚：你说的这种状况，至少我在出版界的这二十五六年里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我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真有事业心的人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抱着一种职业心态来干活的。我在四川出版界干了近30年，就没有发现一个“事业”意义上真正爱书的编辑，尤其是真正爱书的社长、副社长和总编、副总编之类的人。所以，我们四川是没有出版家的，只有出版行业的打工者。我自己，曾经是有雄心多弄一些好书的，但是陕到退休年龄了，却最后从编辑岗位脱逃，也说明我不是坚定的出版家。
房：不仅年轻人把出版仅仅看作一份职业，不少老同志也一样，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回，我从书店抱回一堆书，有一个老出版人睁着困惑的眼睛问：“我们自己是做书的，你还买这么多书做什么?”就像生产糖果的可以不买糖果一样，他对我买这么多书感到费解；就像有的生产糖果的人，闻到糖香味就感到晕乎一样，有的出版人一闻到油墨味就感到厌烦。此人家中除了自家出版社生产的几本书外，几乎不见外版书。他家的酒柜上，倒是有不少颇上档次的国内外名酒哩。我们很多出版人是不买书甚至不看书的，他们只看自己编的书。这样的出版人做出的书，不能绝对地说不会有好书，但估计要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龚：我的楼下住着与我在出版社共事十多年的一个老同事，此人40岁出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凭关系来的。几年前竞争做了副社长，那时我还未从出版社脱逃，出版社让我给一些重点书稿把关，我就没有上班，在家里读最后的付印红样。这个北大出身的我们单位的副社长来给我送又一部急着要读的红样，他站在我的家门口，简直傻了，红着脸看了满房子的书，赶紧把稿子给了我，就迅速走开了。他对我的书，毫无表情。此人很快就成了我打工26年的那家出版社的正社长。你看，难道你我的所遭所遇不是完全高度一致吗?
房：长期以来，有一个外国出版家的名言，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你如果想赚大钱，就不要从事出版工作了。把他的话推到极端。这种只是把出版事业看做一种职业的编辑，一般说来，综合素质都比较差。或者说文化素养比较差。我说一段关于一篇文章的故事吧。
龚：愿闻其详。
房：几年前，我的朋友沈用大写了一篇幽默小品，也可以说是讽刺文章吧，文章不长，我们来一块儿欣赏一下：
建议改一个字音
——关于“书”
鲁迅。大名鼎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他原来的名字叫“周树人”，“鲁迅”是后来起的笔名。但是这个后来起的笔名几乎代替了原来的真名，现在一提起“鲁迅”，妇孺皆知；说到“周树人”，反而知道的少些。我想：一个人的名字都能改，世上还有什么不可以改的呢?
家乡的那条道，听父辈们说，过去叫“文昌街”，那年一下子改叫“解放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它的旧名了。
举以上的例，我只是为了建议改一个字音，对，只改一个字的读音。我知道我们的汉字有音、形、义三端，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推行简化字，那是改字形，好家伙。两千多个，轰轰烈烈的；我这里只是建议改一个字音，就是说，只牵涉一个字，并且它的形、义都不变，只改读音。所以关碍极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报上登一个“公告”。各家辞书出版社发一个“勘误”，全部学校来一个“正音”，不就行了?
我建议改的字音的本字，是“书”。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人类进步的阶梯嘛；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爆炸时代，而它正是迄今为止、并在夸后一定时间内记录和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但是，遗憾的是，它在我们的汉字之中，读音太难听：“输”。正因为这个读音，我们多少企业家、商家一听就皱眉、摇头，甚至离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这也难怪，生意场上，谁“输”得起?我们完全体谅那些企业家、商家的苦衷：他们是爱“书”而怕“输”呀!所以我建议：保留这个字的字形和字义，只把它的读音改一下——改什么呢?我的意见是改为“赢”，对了，“赢”。于是就变成：“书”，装订成册的著作，读音如“赢”。
这样，准保我们的企业家、商家，乃至各行各业的雇员，都会趋之若鹜，争相购买，亲密拥抱，零距离接触；那么，我国进入知识社会的行程，必将大大缩短。语言这东西，本来就是约定俗成，像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相信决不会有人反对的。中不?
龚：嗯，有点儿味道。看似散淡，却有趣味在其间，不乏幽默，也有挖苦与讽刺。
房：读后，我写了一篇600字的文章凑热闹，我们也来一块儿看看。
化“书”为“赢”
沈兄文章让我深有同感。很多古字，到了现在，读音已大不相同，比如我们吃的肉，古时候读作“鹿”；吉祥的祥，读作“羊”；马车的车，读作“拘”；癌症的“癌”字，在民国的时候还读作“炎”……既然文字读音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自然也应该与时俱进，把“书”读成“赢”。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书中来。古时候的将军，靠《孙子兵法》打了胜仗的，不乏实例。有力量的东西，怎么就会“输”呢?这是不可能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进入了“知本家”时代，知识就是财富，比尔·盖茨的钞票就是从知识中来的，多读书的人是绝对的赢家，怎么会是“输”呢?这太没道理了。
“书中自有颜如玉”。有82岁的博士读了许多书，娶了28岁的娇小姐。现在有的读了不少书的奶油白领，穿着名牌西装，配着博士勋章，金屋藏娇，引无数丫头竞折腰。这不也是赢家的壮举吗?怎么会是输呢?
作为出版从业人士，我常常为读书人的大面积流失而苦恼。我们出版的一般图书很多是亏本的，出书人总是输。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莫非真的“读书即输”?为了扭转出版业不景气的现状，开创新局面，我特别希望化“书”为“赢”。倘真能这样，我们推销图书，不是卖输，而是卖赢。我甚至都想好了广告词：“要想赢，先买书(赢)。”“多买书(赢)，才会赢。”
如果真能这样，如沈兄所言，人人对书都会趋之若鹜，那我们公民的文明程度将会得到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社会将成为真正的“书(赢)香社会”。
龚：你的文章是对沈文的补充和拓展，各有其趣。后来呢?文章发表了吗?
房：沈兄先把他的文章投给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一个年轻的女编辑打电话对他说了：此文不好用。
龚：什么理由?
房：第一，她说，给文字改读音，那是国家语委的事，作为一家报纸，不好擅自行事。
龚：有趣，这才是真正的搞笑。这位美女同行暂时还不知道杂文是何物。第二呢?
房：她说，文章中有挖苦富人的意思，怕房地产商看到了，影响本报的广告业务。
龚：哈哈，她倒会顾全大局!这还真是编辑的愚蠢喔!
房：沈兄想赢，最终还是输了；他输了，我当然更是输了——两篇短文都被编辑枪毙了。现在出书难，发表文章难，从总体上看，似乎作者有求于编辑，所以，很多作者在编辑面前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总是“输”。这客观上助长了编辑的愚蠢，让有的编辑觉得，仿佛他什么都懂，他的水平要比作者高许多，所以，经常在文稿上歪批三国，乱涂乱画；经常没道理、非理性地枪毙文稿。
龚：哦，你又说到了编辑乃至编印书籍的部门之愚蠢的另一层面了。我想说说几年前为一位前辈“指导”性地引荐过一本选本出版的事。一个还算懂行的出版公司主持者，简直把我的耐心弄得崩溃了。他在接到全部编就的书稿后，想当然地要全方位地依照他的意思改动，把原作者自拟的题目都给改掉了。书稿的具体编者找我诉苦。我问了一句：他们改不改作者的名字?
房：你也感受到了，这样的编辑乃至负责出书的部门负责人，往往比较关注大事，她会想到国家语委——也只有她想得出——甚至会把改一个字与房地产商的广告投放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没准还可以与社会的和谐问题挂钩哩。这样的编辑虽然愚蠢，却是天生有一定的政治高度，会往上爬，成为报刊社、出版社的中层或高层老板，换言之，报刊社和出版社不少的当家人就像这位不让改一个字的小姐一样，具有敏感的嗅觉。
龚：愚蠢的编辑如果有了权力，那权力就会让他们更加愚蠢。我们有的编辑是这样改稿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作者原话)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是一审编辑改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这是二审编辑改的)
房：老兄高见。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作为补充。在一次报刊年会上，有一个主编对我抱怨说：“现在编辑难当，权大，水平就高，好好的稿子，经常被改得乱七八糟。”她举例说：“比如，如果原稿写着‘太阳从东方升起’，老总一定要改成‘东方升起了太阳’。如果你写‘妈妈’，他就偏要给你改成‘母亲’；假设你写‘父亲’，他就非要给你改成‘爸爸’，你说烦不烦?”这位主编还说，倘若她送审的稿没有太多改动，老总就会在大会小会上说，有的同志工作不负责，稿件一动不动就往我这里扔。”我无话可说，为了安慰她，开玩笑道：“你们这样还好了，我们对编辑的考核有硬指标，原稿上有一个红点奖励一块钱。”她心领神会：“畦噻，好恐怖!”于是，我们会心一笑，也算知音。我想，这些不是太荒诞的故事，它甚至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如果我们理性反思，由此生发开去，也许会发出会心一笑。
龚：我遇到的事情更是难以忘记啊!你见到过的我的一位曾经的女社长，如今已经是厅级干部了。一部反映巴金一生的百万字的书稿，要付印了。她最后把关，别的她都不看，专门看上个世纪后期某年的五六月份的纪事，把6月份全部删除了。我问：难道巴金这个月不在地球上生活?她笑着安慰我：不要惹事。
房：在你的那位社长看来，1989年6月的巴金纪事是敏感的。她能从处级升为厅级，这一次的政治把关，说不定就是原因之一。改文章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是图书选题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或是不那么好的书?我们的编辑有没有相对客观的把握?能不能相对客观地把握?一个省外同行在甲出版社的时候提出的选题都被枪毙了，到了业务性质相同的乙出版社却成了业务骨干，选题多被采纳，出版的图书受到读者的好评。我问他：“你在甲出版社的时候，为什么选题老不被接受呢?”他一脸怪笑道：“我提一个别人从没有提过的选题，他们说：‘这别人都没做过呀，风险太大了，还是不做吧。’那么，我提一个别人做过的，但在内容上有所深化的选题呢，他们又说：‘这不是别人做过了吗?还是不做吧。”说罢，我们哈哈大笑，——他的话，我多有感受，所以也心领神会。他是一个当权者不喜欢的人，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龚：这样的事并不鲜见，我也感同身受。在我刚调来出版社工作时的1984年春节后，这个时间我记得很准，北京的一位朋友说台湾的梁实秋想在中国内地出版他的散文集，我一听，赶紧报选题。当时我的总编辑是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作家王火，他对我是信任的，但在这一次的选题上，他特别警惕地嘱咐我，不要犯政治方面的错误。结果，这个大好选题就从我这儿丧失了。还有一任社长，我报了董桥的散文选题，社长问我：桥是哪个桥?你看，从省委宣传部调来省级文艺社担任一把手的社长，却连当年红遍中国内地的董桥都不知道……
房：我的这位朋友接着说，如果是当权者的亲信提出的选题呢?当权者的腔调就变了：这个选题别人从来没做过，啊，太好了，这填补了一个空白，可以获“八个一奖”；这个选题别人做过的呢?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和它的封面设计不一样，试问，现在市场上除《邓小平文选》外，哪一本书没有同类书?别人做过的，我们会做得更好!
龚：这是典型的老子说了算。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话，鲁迅说：“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抓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在鲁迅的眼里，凡事无标准，多变化，这就是流氓。权力让人变得愚蠢，愚蠢了，就会干出流氓的勾当而不自觉。
房：出版界也是知识界之一类，出版界的老板是天然的文化人。在出版界，多变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成为流氓的。出版界一般编辑的“多变”，至多是言论的“多变”，成不了事实，终于还不是流氓。有条件或自己不小心就成为流氓的，是那些有权决定选题的人，他们有了权，这样说有理，那样说也有理。他要肯定你，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他要否定你，也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就像“文革”中阿尔巴尼亚一部电影中说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事实已经证明，永远有理的人，可能是永远愚蠢的人。
龚：其实，不独出版社有此问题，其他各行各业也会有相类似的问题。有的人本不是流氓，但一不小心，权力就会让人变成流氓的；有的人本不愚蠢，大权在握，就变得日益愚蠢了。
房：有太多的仅仅把出版当作职业的人在出版界混饭，出版没有希望，至少是没有大的希望。
龚：是的，应该由热爱出版的人来办出版，应该呼唤当代的邹韬奋、李小峰等等。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松动，图书工作室似乎已经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希望，在他们一边。
龚明德(以下简称“龚”)：是的，这个话题，你我都有话说。用不是人话的学院派论文语言来说，就是我们都拥有话语权。我愿意以具体的事实来说，不准备蹈空地虚说。巴金也是你说的又做编辑又当作者的人，40岁左右的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总编辑但得不断地仔细读校样时，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书信中说，他看校样看得想自杀。我的感受，跟巴金的感受完全一样。就是说，只有愚蠢的文化人才会热爱编辑工作——傻乎乎地卖命，书稿得到了好评是作者的荣誉；但一出了“问题”，作者就会四处散布是谁谁给他改坏了的，至少所有的恶性后果得由具体的编辑来承担，编辑所属的领导除了极个别的都不会承担恶性后果，但只要是获奖之类的荣誉，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乐于独自笑纳的。
房：估计你说的这情况，一般的出版单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从事业心方面来讲，有这样一种现象：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些出版人，他们本身都是了不得的学人或作家，比如邹韬奋、叶圣陶、黄源、巴金等等，他们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投身出版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有着火热的激情，所以，同时也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不少的出版人，大学毕业了，想谋一份油水相对多一些的职业，出版社不错，是半垄断的行业，所以就千方百计挤进来了。热爱，是工作动力的不竭源泉。出版这一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不是热爱这个行业，谁关心这一问题呢?谁知道呢?出版是一份职业，但它更是一份事业，需要创造性和满腔的激情，需要为人做嫁衣裳的牺牲精神，但在很多出版从业人员那里，这仅仅是一份相对稳定、收入较高的行业，与从事电力工作或邮电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大学生就告诉我，他本来要去电业局工作的，因为后台不够硬，所以只能到出版社，收入虽然比电业局少，但也还过得去，还不错。
龚：你说的这种状况，至少我在出版界的这二十五六年里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我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真有事业心的人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抱着一种职业心态来干活的。我在四川出版界干了近30年，就没有发现一个“事业”意义上真正爱书的编辑，尤其是真正爱书的社长、副社长和总编、副总编之类的人。所以，我们四川是没有出版家的，只有出版行业的打工者。我自己，曾经是有雄心多弄一些好书的，但是陕到退休年龄了，却最后从编辑岗位脱逃，也说明我不是坚定的出版家。
房：不仅年轻人把出版仅仅看作一份职业，不少老同志也一样，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回，我从书店抱回一堆书，有一个老出版人睁着困惑的眼睛问：“我们自己是做书的，你还买这么多书做什么?”就像生产糖果的可以不买糖果一样，他对我买这么多书感到费解；就像有的生产糖果的人，闻到糖香味就感到晕乎一样，有的出版人一闻到油墨味就感到厌烦。此人家中除了自家出版社生产的几本书外，几乎不见外版书。他家的酒柜上，倒是有不少颇上档次的国内外名酒哩。我们很多出版人是不买书甚至不看书的，他们只看自己编的书。这样的出版人做出的书，不能绝对地说不会有好书，但估计要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龚：我的楼下住着与我在出版社共事十多年的一个老同事，此人40岁出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凭关系来的。几年前竞争做了副社长，那时我还未从出版社脱逃，出版社让我给一些重点书稿把关，我就没有上班，在家里读最后的付印红样。这个北大出身的我们单位的副社长来给我送又一部急着要读的红样，他站在我的家门口，简直傻了，红着脸看了满房子的书，赶紧把稿子给了我，就迅速走开了。他对我的书，毫无表情。此人很快就成了我打工26年的那家出版社的正社长。你看，难道你我的所遭所遇不是完全高度一致吗?
房：长期以来，有一个外国出版家的名言，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你如果想赚大钱，就不要从事出版工作了。把他的话推到极端。这种只是把出版事业看做一种职业的编辑，一般说来，综合素质都比较差。或者说文化素养比较差。我说一段关于一篇文章的故事吧。
龚：愿闻其详。
房：几年前，我的朋友沈用大写了一篇幽默小品，也可以说是讽刺文章吧，文章不长，我们来一块儿欣赏一下：
建议改一个字音
——关于“书”
鲁迅。大名鼎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他原来的名字叫“周树人”，“鲁迅”是后来起的笔名。但是这个后来起的笔名几乎代替了原来的真名，现在一提起“鲁迅”，妇孺皆知；说到“周树人”，反而知道的少些。我想：一个人的名字都能改，世上还有什么不可以改的呢?
家乡的那条道，听父辈们说，过去叫“文昌街”，那年一下子改叫“解放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它的旧名了。
举以上的例，我只是为了建议改一个字音，对，只改一个字的读音。我知道我们的汉字有音、形、义三端，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推行简化字，那是改字形，好家伙。两千多个，轰轰烈烈的；我这里只是建议改一个字音，就是说，只牵涉一个字，并且它的形、义都不变，只改读音。所以关碍极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报上登一个“公告”。各家辞书出版社发一个“勘误”，全部学校来一个“正音”，不就行了?
我建议改的字音的本字，是“书”。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人类进步的阶梯嘛；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爆炸时代，而它正是迄今为止、并在夸后一定时间内记录和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但是，遗憾的是，它在我们的汉字之中，读音太难听：“输”。正因为这个读音，我们多少企业家、商家一听就皱眉、摇头，甚至离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这也难怪，生意场上，谁“输”得起?我们完全体谅那些企业家、商家的苦衷：他们是爱“书”而怕“输”呀!所以我建议：保留这个字的字形和字义，只把它的读音改一下——改什么呢?我的意见是改为“赢”，对了，“赢”。于是就变成：“书”，装订成册的著作，读音如“赢”。
这样，准保我们的企业家、商家，乃至各行各业的雇员，都会趋之若鹜，争相购买，亲密拥抱，零距离接触；那么，我国进入知识社会的行程，必将大大缩短。语言这东西，本来就是约定俗成，像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相信决不会有人反对的。中不?
龚：嗯，有点儿味道。看似散淡，却有趣味在其间，不乏幽默，也有挖苦与讽刺。
房：读后，我写了一篇600字的文章凑热闹，我们也来一块儿看看。
化“书”为“赢”
沈兄文章让我深有同感。很多古字，到了现在，读音已大不相同，比如我们吃的肉，古时候读作“鹿”；吉祥的祥，读作“羊”；马车的车，读作“拘”；癌症的“癌”字，在民国的时候还读作“炎”……既然文字读音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自然也应该与时俱进，把“书”读成“赢”。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书中来。古时候的将军，靠《孙子兵法》打了胜仗的，不乏实例。有力量的东西，怎么就会“输”呢?这是不可能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进入了“知本家”时代，知识就是财富，比尔·盖茨的钞票就是从知识中来的，多读书的人是绝对的赢家，怎么会是“输”呢?这太没道理了。
“书中自有颜如玉”。有82岁的博士读了许多书，娶了28岁的娇小姐。现在有的读了不少书的奶油白领，穿着名牌西装，配着博士勋章，金屋藏娇，引无数丫头竞折腰。这不也是赢家的壮举吗?怎么会是输呢?
作为出版从业人士，我常常为读书人的大面积流失而苦恼。我们出版的一般图书很多是亏本的，出书人总是输。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莫非真的“读书即输”?为了扭转出版业不景气的现状，开创新局面，我特别希望化“书”为“赢”。倘真能这样，我们推销图书，不是卖输，而是卖赢。我甚至都想好了广告词：“要想赢，先买书(赢)。”“多买书(赢)，才会赢。”
如果真能这样，如沈兄所言，人人对书都会趋之若鹜，那我们公民的文明程度将会得到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社会将成为真正的“书(赢)香社会”。
龚：你的文章是对沈文的补充和拓展，各有其趣。后来呢?文章发表了吗?
房：沈兄先把他的文章投给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一个年轻的女编辑打电话对他说了：此文不好用。
龚：什么理由?
房：第一，她说，给文字改读音，那是国家语委的事，作为一家报纸，不好擅自行事。
龚：有趣，这才是真正的搞笑。这位美女同行暂时还不知道杂文是何物。第二呢?
房：她说，文章中有挖苦富人的意思，怕房地产商看到了，影响本报的广告业务。
龚：哈哈，她倒会顾全大局!这还真是编辑的愚蠢喔!
房：沈兄想赢，最终还是输了；他输了，我当然更是输了——两篇短文都被编辑枪毙了。现在出书难，发表文章难，从总体上看，似乎作者有求于编辑，所以，很多作者在编辑面前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总是“输”。这客观上助长了编辑的愚蠢，让有的编辑觉得，仿佛他什么都懂，他的水平要比作者高许多，所以，经常在文稿上歪批三国，乱涂乱画；经常没道理、非理性地枪毙文稿。
龚：哦，你又说到了编辑乃至编印书籍的部门之愚蠢的另一层面了。我想说说几年前为一位前辈“指导”性地引荐过一本选本出版的事。一个还算懂行的出版公司主持者，简直把我的耐心弄得崩溃了。他在接到全部编就的书稿后，想当然地要全方位地依照他的意思改动，把原作者自拟的题目都给改掉了。书稿的具体编者找我诉苦。我问了一句：他们改不改作者的名字?
房：你也感受到了，这样的编辑乃至负责出书的部门负责人，往往比较关注大事，她会想到国家语委——也只有她想得出——甚至会把改一个字与房地产商的广告投放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没准还可以与社会的和谐问题挂钩哩。这样的编辑虽然愚蠢，却是天生有一定的政治高度，会往上爬，成为报刊社、出版社的中层或高层老板，换言之，报刊社和出版社不少的当家人就像这位不让改一个字的小姐一样，具有敏感的嗅觉。
龚：愚蠢的编辑如果有了权力，那权力就会让他们更加愚蠢。我们有的编辑是这样改稿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作者原话)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是一审编辑改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这是二审编辑改的)
房：老兄高见。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作为补充。在一次报刊年会上，有一个主编对我抱怨说：“现在编辑难当，权大，水平就高，好好的稿子，经常被改得乱七八糟。”她举例说：“比如，如果原稿写着‘太阳从东方升起’，老总一定要改成‘东方升起了太阳’。如果你写‘妈妈’，他就偏要给你改成‘母亲’；假设你写‘父亲’，他就非要给你改成‘爸爸’，你说烦不烦?”这位主编还说，倘若她送审的稿没有太多改动，老总就会在大会小会上说，有的同志工作不负责，稿件一动不动就往我这里扔。”我无话可说，为了安慰她，开玩笑道：“你们这样还好了，我们对编辑的考核有硬指标，原稿上有一个红点奖励一块钱。”她心领神会：“畦噻，好恐怖!”于是，我们会心一笑，也算知音。我想，这些不是太荒诞的故事，它甚至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如果我们理性反思，由此生发开去，也许会发出会心一笑。
龚：我遇到的事情更是难以忘记啊!你见到过的我的一位曾经的女社长，如今已经是厅级干部了。一部反映巴金一生的百万字的书稿，要付印了。她最后把关，别的她都不看，专门看上个世纪后期某年的五六月份的纪事，把6月份全部删除了。我问：难道巴金这个月不在地球上生活?她笑着安慰我：不要惹事。
房：在你的那位社长看来，1989年6月的巴金纪事是敏感的。她能从处级升为厅级，这一次的政治把关，说不定就是原因之一。改文章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是图书选题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或是不那么好的书?我们的编辑有没有相对客观的把握?能不能相对客观地把握?一个省外同行在甲出版社的时候提出的选题都被枪毙了，到了业务性质相同的乙出版社却成了业务骨干，选题多被采纳，出版的图书受到读者的好评。我问他：“你在甲出版社的时候，为什么选题老不被接受呢?”他一脸怪笑道：“我提一个别人从没有提过的选题，他们说：‘这别人都没做过呀，风险太大了，还是不做吧。’那么，我提一个别人做过的，但在内容上有所深化的选题呢，他们又说：‘这不是别人做过了吗?还是不做吧。”说罢，我们哈哈大笑，——他的话，我多有感受，所以也心领神会。他是一个当权者不喜欢的人，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龚：这样的事并不鲜见，我也感同身受。在我刚调来出版社工作时的1984年春节后，这个时间我记得很准，北京的一位朋友说台湾的梁实秋想在中国内地出版他的散文集，我一听，赶紧报选题。当时我的总编辑是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作家王火，他对我是信任的，但在这一次的选题上，他特别警惕地嘱咐我，不要犯政治方面的错误。结果，这个大好选题就从我这儿丧失了。还有一任社长，我报了董桥的散文选题，社长问我：桥是哪个桥?你看，从省委宣传部调来省级文艺社担任一把手的社长，却连当年红遍中国内地的董桥都不知道……
房：我的这位朋友接着说，如果是当权者的亲信提出的选题呢?当权者的腔调就变了：这个选题别人从来没做过，啊，太好了，这填补了一个空白，可以获“八个一奖”；这个选题别人做过的呢?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和它的封面设计不一样，试问，现在市场上除《邓小平文选》外，哪一本书没有同类书?别人做过的，我们会做得更好!
龚：这是典型的老子说了算。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话，鲁迅说：“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抓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在鲁迅的眼里，凡事无标准，多变化，这就是流氓。权力让人变得愚蠢，愚蠢了，就会干出流氓的勾当而不自觉。
房：出版界也是知识界之一类，出版界的老板是天然的文化人。在出版界，多变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成为流氓的。出版界一般编辑的“多变”，至多是言论的“多变”，成不了事实，终于还不是流氓。有条件或自己不小心就成为流氓的，是那些有权决定选题的人，他们有了权，这样说有理，那样说也有理。他要肯定你，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他要否定你，也可以随便凑几条理由，就像“文革”中阿尔巴尼亚一部电影中说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事实已经证明，永远有理的人，可能是永远愚蠢的人。
龚：其实，不独出版社有此问题，其他各行各业也会有相类似的问题。有的人本不是流氓，但一不小心，权力就会让人变成流氓的；有的人本不愚蠢，大权在握，就变得日益愚蠢了。
房：有太多的仅仅把出版当作职业的人在出版界混饭，出版没有希望，至少是没有大的希望。
龚：是的，应该由热爱出版的人来办出版，应该呼唤当代的邹韬奋、李小峰等等。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松动，图书工作室似乎已经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希望，在他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