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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经大全》;传注取材;纂修群体;学术裁汰;政治考量
摘要：《五经大全》作为明初官方修纂的重要典籍，其抄录成编的做法历来为学界所诟病。然而传注底本究竟如何选取，鲜有学者涉及。事实上，《大全》选取传注，一方面考虑学术发展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纂修班子内部，呈现出以江西籍与福建籍翰林职官为主干的群体特征。他们时常同行出游，饮酒诗赋，相为唱和，形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邦士人团体，成为明永乐朝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大全》是明初学术与政治交相呼应、相互影响的综合产物。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8）03014909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official classic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u Jing Da Quan’s copy behavior has been criticized by academia. However， most scholars rarely touch upon the source of annotation. In fact， the source of Da Quan’s annotation， which is considering the academic factor on one side;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is political factor among the rest. Inside the compilation team， the Hanlin officials who come from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 occupy absolute majority. They often visited and partied together， accumulated over a long time， becoming a local group based on geographical relation， which proved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tical force in Yongle period. In a word， Da Quan is a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learning and politics in early Ming Dynasty.
《五經大全》作为明代官方纂修的三部《大全》之一，是继唐代《五经正义》之后，传统经学步入总结阶段的又一标志。原本各自成编的宋元经义，被统一整合到推尊程朱理学的框架之内。随着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将其作为科考的标准经义，颁行六部、两京国子监以及各府、州、县学，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绝对的权威地位，对明清两代学术发展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不过，对《五经大全》的整体价值，清代学者大多秉持否定态度。顾炎武、朱彝尊、陈廷敬、方苞等人先后发难，他们将矛头直指《大全》全体编纂人员，对《大全》的批判集中于三点：“自身学术价值不高，是至为不全之作”“编修人员治学不端，是抄袭旧书的敷衍欺瞒”“编修时间过短，全部工程只是在仓促中采摘、抄录、删饰，急就而成”。在这三点中，“急就而成”恰好处于逻辑核心地位，是认识、评价《五经大全》的焦点所在。然而近来学界，无论是沿袭清人思路的主流批判，还是林庆彰、曾贻芬等学者跨越前人藩篱的理性认知，均未从实质上解开《大全》速成的原因。事实上，《大全》适应了明成祖承继道统、为治正名的需要，其急就成编，完全是明成祖面对北疆日益紧蹙的战局，授意赶工的结果。[1]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五经大全》能在短短十个月内完成（1414.11—1415.9），与纂修过程中取材底本的选择密不可分。目前学界仅有杨晋龙、陈恒嵩、顾永新等个别学者对此问题有所关注。作为《诗经》学领域的专家，台湾学者杨晋龙先后作有《〈诗传大全〉来源问题探究》《论〈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的差异》《〈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关系再探——试析元代〈诗经〉学之延续》三文，对《五经大全》中的《诗传大全》与刘瑾《诗传通释》两书展开对比研究。首先，《〈诗传大全〉来源问题探究》通过对《诗传大全》具体5952条引文的考察，认定其中5142条和《诗传通释》完全相同，“占百分之八十六弱”，加之卷首资料的编排，亦是承袭《通释》体例而“稍加改变”而已，据此判定《诗传大全》真正依据的底本就是刘瑾《诗传通释》[2]317-346;《论〈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的差异》以例证的方式，对《大全》与《通释》存在差异的1135条引文进行分析，归纳出增添、删除、改字、移位等变动方式，在此基础上对清人全袭论断提出商榷[3]105-146;《〈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关系再探——试析元代〈诗经〉学之延续》则是对《〈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的差异》一文进一步深入的讨论，在引文来源、学术倾向、学派异同等方面将《大全》与《通释》进行比较剖析，指出两书虽均以羽翼发明朱子《诗集传》为宗旨，博采诸家而成书，但二者最大区别在于对《朱传》的态度：《大全》作为“官书”，“以朱传为唯一的定论”，缺乏学术自主性;《通释》作为“私书”，“可以任意表达一己之私见”，编纂原则相对宽松。[4]489-538台湾学者陈恒嵩所著《〈五经大全〉纂修研究》是首部全面研析《五经大全》纂修问题的佳作。此书通过对《五经大全》与前人认定的《大全》取材之书进行条分缕析式的对照，进而对取材来源展开细密的统计，具体见表1。
在此基础上，陈文更进一步，透过诸多例证说明《五经大全》存在对取材底本增补、合并、移位、删除、合钞等改动情况，以此修正前人诸多不甚合乎事实的说法。另外，陈恒嵩对《大全》编纂人员展开考证，除四十二位列入纂修名单的人员外，至少还有王暹、宋琰、陈敬宗、许敬轩、吴余庆、陈济等六人实际参与过《大全》编纂工程。[5]227-230 顾永新《“四书五经大全”取材论略——以〈春秋大全〉为中心》则将《五经大全》中的《春秋集传大全》与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卷首凡例、卷一内容逐一堪验，以此具体说明两书存在的异同，以及前者对后者因袭、改动与增损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春秋大全》总体架构沿用汪书，是在汪书基础上改作而成;《大全》并非完全照搬照抄，在内容上进行調整、增损的同时，仍吸收不少宋元《春秋》学成果。[6]529-547尽管顾说大体可信，但这种以点代面的研究方式，似乎不如通盘核验来得彻底踏实。
综上所述，关于《五经大全》的纂修问题，特别是对取材来源的判定，经过陈恒嵩等先生蓄力钻研，对前人不甚正确之说予以纠正，大大推进了对《五经大全》的认识。然而现有认知仍然停留在“承袭何书”“抄录多少”“纂修成员有几许”的阶段。至于《五经大全》传注底本的选择及其背后原因，还未见有方家探讨;纂修人员的群体分析，尚缺乏严密论证。在《大全》各经传注中，《易》《诗》均采纳程、朱传注，自当无需赘言。《书》用蔡沈《书集传》，因蔡氏“从游最久”，朱熹“遂授以大义”，可以说“此书皆是朱熹之意” [7]173，故以《书传大全》为之传注。至于《春秋》和《礼记》，因朱子晚年未及成书，《大全》只得于程朱后学中进行选取，最终胡安国《春秋传》与陈澔《礼记集说》脱颖而出，成为《大全》的传注。作出如是抉择，究竟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或许与当时具备相当影响而未被采用的传注进行对比，可以寻求这一谜题的答案。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再作一些探论，希望对进一步认识《大全》纂修问题有所助益。
一、胡安国《春秋传》与张洽《春秋集注》：学术发展的自然裁汰
根据《春秋集传大全》卷首《凡例》所云：“经文以胡氏为据……诸传以胡氏为主……诸儒之说与胡《传》合而有相补益者，附注胡《传》下。文异旨同者去之。其或意义虽殊而例理可通，则别附于后。”[8]9可见是书以《春秋胡氏传》为中心展开编纂。待永乐十五年《大全》颁行天下，胡《传》也因故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不过洪武三年（1370）《初设科举条格诏》所载并非如此：
第一场试《五经》，各试本经一道，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古注疏。[9]59-60
按照诏书的描述，此时科举程式，《春秋》除却《左氏》《公羊》《谷梁》三传，还有胡安国、张洽两家传注，即《春秋胡氏传》与《春秋集注》。其实《胡传》早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即已被命为科考内容：
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10]2019
核对上述两篇诏文，不难发现明初科举大体承袭元代，二者在各经树立宗主的同时，并未废弃古注疏。只在《春秋》一经，明初新增张洽《集注》。究其原因，时人郑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胡氏得于伊川程子，张氏得于考亭朱子，大经大法，前后一揆，士君子取与之公，固足以信诸天下后世矣。”[11]82《四库全书总目》认可郑说：“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 [12]219其实宋代《春秋》学一直存在两股分支，即程学体系与朱学体系。胡安国私淑程子伊川，其《春秋传》成为程学的代表;张洽则是朱子高足，其《集注》被视作朱学的延续。在郑真与《总目》看来，将《胡传》与《集注》并立为准，是重视学术渊源、显示公允平正、传信天下后世的调和做法。
然而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三年，经过短短四十余载，张洽《集注》即被《大全》裁汰，之后几乎至于无人问津的境地，这与《集注》自身是否承继朱熹衣钵有关。
张洽（1161—1237）字元德，号主一，临江军清江县人。其《春秋集注》在行世之初，就得到学界很高的赞赏，方应发在宝祐乙卯岁（1255）所作《后序》中写道：
张公独抱一经于百馀载之后，乃能析三《传》之异同，溯关、洛之本统，仿文公先生《论孟集注》，泛取先儒之至当精义，而间附以己意，辑为书十一卷。……是书岂惟集往哲之大成，抑亦补师门之未备与？……《集注》最晚出，屡经删润，尤号精当。[13]865
按方氏之意，张洽《集注》仿照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体例，集合前人大成，且几经删改润色，不光精当，更可补朱子《春秋》学之缺憾。不过宋明时期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南宋车若水尝云：“今作《集注》，便是要质实判断了。此照《语》、《孟》例不得。《语》、《孟》是说道理，《春秋》是纪事，且首先句便难明了。”[14]230元儒程端学称：“朱子又以《春秋》之任，付之张洽，其授受之际，必以是告之矣。及其为传，则每事反之，岂当时已非其师之说邪？”[15]575明人王樵更是直接指出：“若张洽氏之说，恐未得圣经之意也。自谓闻之师，亦未必朱子之意也。”[16]781宋人卫宗武在德祐元年（1275）所作序言中，肯定张洽学术贡献的同时，却视《集注》为承袭程颐《春秋传》之作：
今观主一张君《集注》，纂传文载于经上，而系以诸家之说，使学者开卷，笔削之法了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遗意，而又间附以己见。索幽阐秘，研精极微，有前人论著之所未到。犹之聚宝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后有作者不可及已。[17]62
无论是宋元车若水、程端学，还是晚明王樵，均无一例外地指出张洽未能尽得朱子《春秋》学正传，《春秋集注》亦不可完全视作朱学之续延。更有甚者，卫宗武断定张洽实传“伊川先生之遗意”，《集注》由此才能成为“前论所未到”“后作不可及”的经学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程氏《春秋》学在宋代更受学者欢迎与推崇。其后《胡传》流行于宋明之际，恰好是这一学术现象的延伸与发展。 与此同时，《胡传》与《集注》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夏时贯周月”问题。胡安国在《春秋》开篇“春王正月”下明确指出：“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用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18]420張洽却针锋相对，就此提出异议：
此所谓春，乃建子月，冬至阳气萌发，在三统为天统。盖天统以气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为春，而丑、寅之气，皆天之所以生。……周正建子，在夏时则十一月也。圣人虽欲行夏之时，而《春秋》因史作经，方尊周以一天下，岂遽改其正朔哉！[13]581
张洽认为“春王正月”之“春”，即是建子之月，孔子因周史而作《春秋》，并无修改正朔的道理。而明成祖在《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中明确了《五经大全》的编纂原则：“乃者命儒臣编纂《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19]8胡安国与张洽在《春秋》开篇即秉持迥然不同的主张，两者兼取不大符合《大全》纂修原则。且张洽《集注》未像人们想象那般，坚持朱子《春秋》学的一贯主张，其学术影响相对显得有限。反观胡安国，则能延续《程传》观点，尽管饱受争议，“然宗之者众”[20]3392，包括朱熹在内的多位宋元学者大体还是认可其学术价值。
元代之后，羽翼《胡传》的《春秋》学著作不断涌现，《胡传》成为宋明时期“最有影响的一部《春秋》学著作”[21]388，因此《春秋集传大全》选择胡安国《春秋传》作为传注底本，合乎学术发展的自然情理。
二、陈澔《礼记集说》与吴澄《礼记纂言》：兼顾政治的综合考量
《礼记集说大全》在卷首《凡例》中云：“今编以陈氏《集说》为宗，诸家之说，有互相发明及足其未备者，分注于下，不合者不取。”[22]凡例，1可见《礼记大全》以陈澔《集说》为唯一标准，去取诸家之说。朱彝尊以为《礼记大全》抄录成编，除陈澔之书外，仅增益了吴澄《礼记纂言》，“于诸书外，全未寓目，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20]885根据陈恒嵩所统计的结果，《礼记大全》征引卫湜《礼记集说》2007条，约占全书94.63%，自行增补的内容仅有114条，其中吴澄《礼记纂言》占据112条，[5]157、162显然朱彝尊所得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
作为宋元时期重要的礼学著作，卫湜《礼记集说》、陈澔《礼记集说》、吴澄《礼记纂言》一同构成《礼记大全》全部资料来源。其中卫湜《集说》“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最为精审”，可谓“礼家之渊海”。[12]169“宋以前诸儒之说《礼记》者，今日犹可考见，皆赖此书之存也。”[23]125全书更是征引132家宋人经说，其来源“错综复杂”。从学术渊源看，集合关学、洛学、新学、蜀学等多家之说;从引用体裁看，有专书注解、专题论著、总论群经、语录、文集与讲义等诸多材料。[24]38如此驳杂内容，明显与《大全》单以程朱为宗的编纂原则不相切合，却给编纂《大全》提供了丰富的两宋经说资料，亦契合成祖当初立下的总体要求：“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25]1803在具体纂修过程中，馆臣亦是如此而为的。
陈澔与吴澄同为江西学者，均属朱门四传。二人的《集说》与《纂言》，都可谓元代重要的《礼记》著作。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谥文正。作为当时两大儒宗之一，吴氏可谓桃李遍地，其学术影响之广，似非陈澔这类地方学者所可比拟。所著《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10]4014，“议论详密，造诣深微”[26]274，恐非他人所能及。《礼记大全》以陈氏《集说》为传注底本，弃吴澄《纂言》“不顾”，如此做法似乎有违常理。但是透过明人对吴澄学行的评价，或可找到合理的解释。
其一，吴澄虽为朱学四传，但他还从学于“合朱陆两家之说”的程绍开[27]2849，其“会合朱陆”的学术主张，在元代引起不小争议，甚至“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10]4014明代亦有学者对吴氏之说进行否定：“吴草庐初年甚聪明，晚年做得无意思。其论朱、陆之学，以朱子道问学、陆子尊德性，说得不是。”[28]141尽管后世学者大多肯定吴澄的朱学倾向，参阅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9页。但是他学术思想中的陆学成分，使其朱学思想显得不那么纯正，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朱子正传的地位。反观陈澔则学源纯粹，其父大猷专师饶鲁，可谓朱子后学。陈澔秉承家学，以礼名家，所著《礼记集说》“遂藉考亭之余荫，得独列学官”。[12]170
其二，前文提到部分明人给予《纂言》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书议论详密，造诣深微，卓然成一家之言。不过“吴澄的‘纂言’系列著作虽以‘纂言’为名，却不是纂辑群言之作”，具有艰深与臆断的学术特征。[29]明代一些学者颇不满于《纂言》，如王鏊曰：“草庐《纂言》，割裂经文，某亦未敢从也。”[30]557刘宗周亦云：“至所谓《纂言》者，割裂尤甚，卒无补于朱子之万一。礼家遂为千古疑案矣。”[31]32可以看出，王、刘二人批评《礼记纂言》，其症结在于吴氏割裂经文，按照自己理解重新编排文序。这一问题在与陈澔《集说》的比较中时被提及，如明人陈言在《礼疑·自序》中写道：
幼清吴氏比类诠次，犹或惜其紊乱。……而于陈氏所注，有可纷系者，有可互发者，取裁于程、朱，博采于郑、孔，旁研曲证，救偏补遗。数年以来，分条属草，创曰《礼疑》，他日就绪，不妨为陈氏一忠臣已尔。[20]2667
以陈澔忠实拥护者自居的陈言，完全肯定《礼记集说》的同时，亦不免感叹《纂言》次类紊乱。无独有偶，生值洪武、永乐间的朝鲜学者权近（1351—1409），在其代表作《礼记浅见录》之跋语中说道： 草庐吴氏已尝类次其篇文矣，而愚生于海外，不得见其书，是亦可叹也。然愚尝观吴氏《大易纂言》，其说犹有所未纯者，愚固已议于《易说》矣。然则是书虽得而见之，恐亦《大易》之类也。[32]卷26，25
域外学者思想观点相对独立自由，较少受到中国“根深蒂固”的学术成见影响。权近作为其中一员，虽未亲见《礼记纂言》，但也对吴氏类次篇文有所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学术“未纯”的表现。不过永乐内阁重臣杨士奇，对吴氏作法有着不同认识：“余反覆诵究经传，文理皆贯通明白，而先儒所未尝言者，盖文正作《礼记纂言》，正错简如此类甚多，为世所重。”[33]657《大全》总纂官胡广，亦于吴澄多加褒赞：“吴文正公以卓绝之才、豪杰之见、宏博之学，幽深微妙，以赞翼朱子之道，上究伊洛之传，以窥夫孔孟之说，为四方学者之宗。”[34]3-4通过杨、胡之语，我们发现，单纯从学术角度分析《纂言》未被采为《大全》传注，是不够充分的。明末学者文德翼，应陈澔十四世孙素诚、素养之请，作有《经归书院录序》一文，启发我们从另一角度补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其三，吴澄的仕宦经历，引发明代多位学者与官员的不满，如文德翼称：
先生名澔，……自先生《集说》成，除《周礼》阙疑外，不独《戴记》四十七篇明如指掌，即《仪礼》七十篇贯串于其中，亦朗如列眉也。……元起北陲，一时号为儒者南吴北许，莫不为所牢笼，縻其好爵，而先生独栖隐于彭□寂寞之渍，抱遗经以老死，是鲁两生之志也。[35]319
文氏在文中盛赞陈澔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同时将元代两大儒宗许衡、吴澄与之进行对比：吴、许被朝廷笼络，一副“好爵”形象;陈澔则独隐山林，皓首穷经。如此巨大反差，益加凸显出陈氏所取成就来之不易。其实许、吴仕宦元朝，是有区别的，丘浚指出：“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为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澄，宋朝乡贡进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几何，而顿忘孔子《春秋》之教哉！”[36]711在丘氏看来，许衡生于元域，其仕宦翰林当为不得已之举;吴澄为南宋进士，入职元廷是遗忘圣人教化之行。由此，对吴澄是否应该从祀孔庙议题，在明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宣德十年（1435），杨士奇从 “启大道之堂奥，开来学之聪明，传之百世而无弊”出发，支持吴澄从祀孔庙，且将吴澄学统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盖澄问学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而从祀诸儒，自荀况下至范宁，语其事功，皆未及澄。”不过他刻意规避了出任翰林高官的事实：“时朝廷屡起之，乃就国子监丞稍进司业，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后屡征复起，亦不久于位。进退之际，卓然君子。”[37]338-339在杨氏笔下，吴澄在元廷不合即去，旋起旋废，一副“不久于位”“卓然君子”之气象。这不禁引人怀疑，杨氏此举有“私庇其乡人”之嫌。[38]3629之后弘治元年（1488），谢铎沿着丘浚理路，對罢去吴澄从祀地位展开深入的探讨：
若临川郡公吴澄，著述虽不为不多，行检则不无可议。生长于淳祐，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者乃如彼其荣。处中国而居然夷狄，忘君亲而不耻仇虏。……如是而犹在从祀之列，臣固不能以无惑。[38]3627-3628
其实，从祀孔庙的根本目的“非徒使学者诵其诗、读其书，亦将识其人而使之尚友也”。[39]171吴澄一生著述颇丰，传颂亦广，因此将他立祀孔庙，让后人识得其大节有亏、行检可议处，在谢铎看来，无法起到“尚友”之目的。另外，《大全》所取元儒诸书，其作者胡炳文、董鼎、董真卿、刘瑾、陈澔、汪克宽诸人，在正史中难觅踪影。他们有一群体特征，即均潜心向学，不求闻达，或隐居不仕，或为地方教职。以上诸人生平，参见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83《双峰学案》、卷89《介轩学案》，第2825、2833、2972、2986、2988页;余之祯等纂修：《（万历）吉安府志》卷25《儒行传》，第372页。这或许是《大全》编纂工作的潜在要求，也从侧面印证了《礼记纂言》未能成为传注的原由。
三、对《五经大全》编纂群体构成的分析与认识
《五经大全》以羽翼程朱理学为旨归，直接取材宋元成编，这一做法历来为学者所诟病。究其原因，除受到明成祖下诏催纂的直接影响外，还要归因于当时学术的发展状况。《总目》尝称：“广等是书亦主于羽翼《朱传》，遵宪典也。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12]128元人在“笃守师传”基础上，能够有所心得，阐发前人经说。同为宋学余绪的明初，却做不到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明初学术衰微，学者凋零”，编纂《大全》只能恪守前人、因循成书，“这是当时的学术大环境和编纂者自身的学术素养所决定的”。[6]534尽管饱受催促重压而选择赶工，但作为《大全》工程的实际参与者，以胡广为首的纂修群体自然也要对质量负有一定责任。
对于《大全》纂修人员构成，陈恒嵩曾总结道：“就修纂人之籍贯而言：纂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四十二人，如就其籍贯加以分析，可知纂修者表面上虽征自政府各单位部门，实际上主要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其中江西十五人，福建十一人，浙江九人，江苏四人。其余湖南、湖北、广东均各止一人。如加上笔者所考得六人，则江西占十六人，福建、浙江各占十二人，江苏四人，究其实，可能系因三位总纂官胡广（江西）、杨荣（福建）、金幼孜（江西）基于同乡情谊推荐所致。”[5]50在四十八位纂修人员中，江西籍有十六人之多，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福建与浙江虽同为十二人，但在以修书为本职的十八位翰林官员中，浙江仅有陈璲一人，福建籍则有八员入选。江西籍翰林官共有七员，与八名福建籍翰林官一道成为《大全》纂修的核心力量。《大全》具体翰林成员参见表2。[5]3-12
陈道潜能够成为少数入选《大全》编纂群体的六部职官，除自身“行己恭慎”“学问赅博”外，还与同籍杨荣关系密切，更得同年胡广保荐密不可分。又如应天府籍刑部主事杨勉，与胡广同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也因胡广荐举而跻身《大全》纂修团队：“成祖命学士胡广等编集《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全书》，胡广荐勉同纂修。时部属与者，仅十二人。”[41]4393胡广在京期间，交游十分广泛，然就身份而言，以官员为主;就地域而言，以江西为主，他也因此成为“江西同乡”的“联络枢纽”[42]。其大量诗文均有感于“乡里旧好且相知之深”“同乡郡且相知有素”而发。[34]9、30在编纂班子内部，胡广与萧时中、周述、彭子斐等多位同籍官员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34]70相比陈道潜、杨勉等非江西籍官员，同籍具有地缘优势，因而在私人情感上，会更具荐举的倾向与可能。 永乐改元伊始，跃居内阁的翰林重臣——解缙、胡广、金幼孜、杨士奇不光深受明成祖的赏识，填补了政治争斗所留下的权力空缺;他们作为同郡人，还“懽然相好，其庆弹冠之雅矣”[43]155，保持着很好的私交关系。这些朝中显要，对本郡后学大加推举，并得到明成祖的默许，胡广尝回忆道：“予观皇上用材，随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某者，以公天下为心，固不以乡里而为嫌也。”[34]9因此解缙“重乡郡之好”[33]471，“喜引拔士类，如曾棨等二十八人，俱所奖进”[44]120，其中就有十七人来自江西[45]379;杨士奇亦“重乡谊，笃世好”，与王直一同“惓恳梓邦，引掖后生”[46]171，两人荐举之行，被毫不隐晦地载入《泰和县志》，构成当地别具特色的“风俗”：“永宣之际，杨文贞、王文端二公为国元老，笃爱梓里，引掖后进，必以正道。”[47]264王直更在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对保举制度的拥护与支持，认为此法不可轻易擅改：
保官有举乡里僚属门下者，若非平日知识，何以谙其才行，故举子举侄自右无禁。……其言凡属荐扬极力掩护，别无指实，方正既按其罪，未闻连坐举者，宜从法司究治。又言选授官员专委吏部，缘皇上屡有敕旨，方面郡守有缺，仍遵宣宗皇帝时举保之例，未敢擅于更易。[48]2955
王直在现实中保举不避乡人，中书舍人龙文“得超升员外郎”，按察佥事曾蒙简“越升左参政三级”，如此做法皆因“徇私不公”“情弊显然”而遭到言官弹劾。[48]2851、4867-4868由此可见，江西显宦不惜甘冒政治风险也要提拔同乡，对后进的引掖是不遗余力的。
科考作为人才选拔最重要的途径，一直承载着士人跻身仕途的希望。其中会试作为三级科考的中间环节，显得异常重要。明永乐朝一共举办八届会试，按照惯例，每届会试由两位高官主持，总计产生十四位主考官（杨士奇、曾棨两度出任），其中有九位江西籍主考：解缙、邹缉、杨士奇、金幼孜、梁潜、曾棨、王英、周述、余鼎。除却永乐四年（1406），其余七届会试至少有一位主考来自江西，而永乐十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两位主考均由江西高官充任。[49]1547-1550这些江西籍主考把持着士人进入国家政权的大门，而来自同里的考生无疑会受到偏爱。时为翰林修纂且预修《大全》的江西陈循，不免发出“吾邑自永乐纪元来，仕宦最显且盛”的感慨[50]152。事实也是如此：“永乐朝是江西进士的鼎盛时期，此时江西进士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为27%，全国每4个进士就有1个多来自江西。”[51]59通过会试的江西考生，自然变成同里主考的门生，“仕而官也職业相联，于论议趋向亦靡不相契”[33]506，如此一来，形成了以地缘联系为基础的政治裙带关系。并且，留寓京师的江西仕宦，大体保持着和睦的整体关系，他们时常结伴出游、把酒言欢、吟诗作赋、互相敦勉：
自吾邑官京师者众，而贤必相推，行必相励，名必相游扬，有所失必相掩;喜必相庆，忧必相慰，疾病患难必相扶持，良时休日必为文酒之会以相欢。其相处也有礼，其相接也有恩，而货利则无所争焉。[52]527郡之人士宦游者，……在京率尝五六十人。每营职之暇，合坐而笑语，必引古人嘉言善行与吾郡前辈君子之文学忠节炳然与日月争光者，相为劝勉，皆期以不辱焉。佳时令节，樽酒相懽，或相与出游，必分题赋诗，以歌咏太平之盛而写其殷勤笃厚之情，其风流习尚如此。[53]447
由此可知，在本籍显宦提拔与助力下，留寓京师的江西士人交际圈不断扩大，形成一个以翰林为中心的地域性乡邦群体。而在翰林院内，福建籍与江西籍官员关系密切，杨荣与金幼孜“同年同官，处禁林三十余年，出则联镳，入则同席，虽亲兄弟不过是也”[54]276，陈景著与陈循“非独同举进士、同官而已，至于论议趋向亦靡有不相契”[50]157。作为福建籍内阁大员，杨荣面对“往还京师”的同乡士人，“必相与接见，亦得以聆其余论，而于乡人子弟未尝不审”[54]216，且科试一甲“间亦有连出福建者”，杨荣由此蒙有“植党”之嫌。[55]342不过总体而言，福建士人在绝对数量、显要程度上还是不及江西，但不可忽视杨荣个人的影响与作用。因此，《大全》纂修群体以江西、福建两省士人为主体构成，决非偶然，是永乐一朝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实际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经大全》虽以羽翼程朱理学为旨归，但在传注底本的具体选择上，既体现出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又涵盖了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这是《大全》有别于一般学术著述的特殊所在。《大全》始终肩负着明成祖承继道统、为治正名之使命，政治含义远远高于学术意义。在纂修团队内部，形成了以江西籍和福建籍为骨干的翰林群体。尤其是江西籍翰林高官，他们不遗余力地引掖保荐同里后进，在地缘关联基础上，通过科考裙带愈加夯牢彼此关系，因而在京师出现了以江西为中心的地域性乡邦团体，他们不时结伴出游、推杯换盏、吟诗唱和、相为勉励，是永乐朝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因此，《大全》已然不是单纯的学术工程，它与明初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这既使对《大全》价值的评判变得复杂，又让研究《大全》更具丰富的意义。
历往对《大全》的学术认知，备受清人思维之影响，大多以为《大全》仅是集合众书而抄掇成编，甚无足取。近来杨晋龙、陈恒嵩、顾永新等先生跨越前知所限，透过条分缕析地对比与统计，对《大全》具体取材有了全面的认识，使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不过，《大全》传注如何选取，还没引起学界充分关注;纂修团队的构成特征，仍待诸家深入研析。这是由于单从文本角度出发，未能深究《大全》政治特质的结果。今人意图重新认识《大全》，应当将其还原到明初真实历史情境中，充分联系当时政治、文化等影响因素，方可全面、客观地评价《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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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
摘要：《五经大全》作为明初官方修纂的重要典籍，其抄录成编的做法历来为学界所诟病。然而传注底本究竟如何选取，鲜有学者涉及。事实上，《大全》选取传注，一方面考虑学术发展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纂修班子内部，呈现出以江西籍与福建籍翰林职官为主干的群体特征。他们时常同行出游，饮酒诗赋，相为唱和，形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邦士人团体，成为明永乐朝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大全》是明初学术与政治交相呼应、相互影响的综合产物。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8）03014909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official classic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u Jing Da Quan’s copy behavior has been criticized by academia. However， most scholars rarely touch upon the source of annotation. In fact， the source of Da Quan’s annotation， which is considering the academic factor on one side;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is political factor among the rest. Inside the compilation team， the Hanlin officials who come from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 occupy absolute majority. They often visited and partied together， accumulated over a long time， becoming a local group based on geographical relation， which proved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tical force in Yongle period. In a word， Da Quan is a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learning and politics in early Ming Dynasty.
《五經大全》作为明代官方纂修的三部《大全》之一，是继唐代《五经正义》之后，传统经学步入总结阶段的又一标志。原本各自成编的宋元经义，被统一整合到推尊程朱理学的框架之内。随着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将其作为科考的标准经义，颁行六部、两京国子监以及各府、州、县学，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绝对的权威地位，对明清两代学术发展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不过，对《五经大全》的整体价值，清代学者大多秉持否定态度。顾炎武、朱彝尊、陈廷敬、方苞等人先后发难，他们将矛头直指《大全》全体编纂人员，对《大全》的批判集中于三点：“自身学术价值不高，是至为不全之作”“编修人员治学不端，是抄袭旧书的敷衍欺瞒”“编修时间过短，全部工程只是在仓促中采摘、抄录、删饰，急就而成”。在这三点中，“急就而成”恰好处于逻辑核心地位，是认识、评价《五经大全》的焦点所在。然而近来学界，无论是沿袭清人思路的主流批判，还是林庆彰、曾贻芬等学者跨越前人藩篱的理性认知，均未从实质上解开《大全》速成的原因。事实上，《大全》适应了明成祖承继道统、为治正名的需要，其急就成编，完全是明成祖面对北疆日益紧蹙的战局，授意赶工的结果。[1]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五经大全》能在短短十个月内完成（1414.11—1415.9），与纂修过程中取材底本的选择密不可分。目前学界仅有杨晋龙、陈恒嵩、顾永新等个别学者对此问题有所关注。作为《诗经》学领域的专家，台湾学者杨晋龙先后作有《〈诗传大全〉来源问题探究》《论〈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的差异》《〈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关系再探——试析元代〈诗经〉学之延续》三文，对《五经大全》中的《诗传大全》与刘瑾《诗传通释》两书展开对比研究。首先，《〈诗传大全〉来源问题探究》通过对《诗传大全》具体5952条引文的考察，认定其中5142条和《诗传通释》完全相同，“占百分之八十六弱”，加之卷首资料的编排，亦是承袭《通释》体例而“稍加改变”而已，据此判定《诗传大全》真正依据的底本就是刘瑾《诗传通释》[2]317-346;《论〈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的差异》以例证的方式，对《大全》与《通释》存在差异的1135条引文进行分析，归纳出增添、删除、改字、移位等变动方式，在此基础上对清人全袭论断提出商榷[3]105-146;《〈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关系再探——试析元代〈诗经〉学之延续》则是对《〈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的差异》一文进一步深入的讨论，在引文来源、学术倾向、学派异同等方面将《大全》与《通释》进行比较剖析，指出两书虽均以羽翼发明朱子《诗集传》为宗旨，博采诸家而成书，但二者最大区别在于对《朱传》的态度：《大全》作为“官书”，“以朱传为唯一的定论”，缺乏学术自主性;《通释》作为“私书”，“可以任意表达一己之私见”，编纂原则相对宽松。[4]489-538台湾学者陈恒嵩所著《〈五经大全〉纂修研究》是首部全面研析《五经大全》纂修问题的佳作。此书通过对《五经大全》与前人认定的《大全》取材之书进行条分缕析式的对照，进而对取材来源展开细密的统计，具体见表1。
在此基础上，陈文更进一步，透过诸多例证说明《五经大全》存在对取材底本增补、合并、移位、删除、合钞等改动情况，以此修正前人诸多不甚合乎事实的说法。另外，陈恒嵩对《大全》编纂人员展开考证，除四十二位列入纂修名单的人员外，至少还有王暹、宋琰、陈敬宗、许敬轩、吴余庆、陈济等六人实际参与过《大全》编纂工程。[5]227-230 顾永新《“四书五经大全”取材论略——以〈春秋大全〉为中心》则将《五经大全》中的《春秋集传大全》与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卷首凡例、卷一内容逐一堪验，以此具体说明两书存在的异同，以及前者对后者因袭、改动与增损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春秋大全》总体架构沿用汪书，是在汪书基础上改作而成;《大全》并非完全照搬照抄，在内容上进行調整、增损的同时，仍吸收不少宋元《春秋》学成果。[6]529-547尽管顾说大体可信，但这种以点代面的研究方式，似乎不如通盘核验来得彻底踏实。
综上所述，关于《五经大全》的纂修问题，特别是对取材来源的判定，经过陈恒嵩等先生蓄力钻研，对前人不甚正确之说予以纠正，大大推进了对《五经大全》的认识。然而现有认知仍然停留在“承袭何书”“抄录多少”“纂修成员有几许”的阶段。至于《五经大全》传注底本的选择及其背后原因，还未见有方家探讨;纂修人员的群体分析，尚缺乏严密论证。在《大全》各经传注中，《易》《诗》均采纳程、朱传注，自当无需赘言。《书》用蔡沈《书集传》，因蔡氏“从游最久”，朱熹“遂授以大义”，可以说“此书皆是朱熹之意” [7]173，故以《书传大全》为之传注。至于《春秋》和《礼记》，因朱子晚年未及成书，《大全》只得于程朱后学中进行选取，最终胡安国《春秋传》与陈澔《礼记集说》脱颖而出，成为《大全》的传注。作出如是抉择，究竟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或许与当时具备相当影响而未被采用的传注进行对比，可以寻求这一谜题的答案。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再作一些探论，希望对进一步认识《大全》纂修问题有所助益。
一、胡安国《春秋传》与张洽《春秋集注》：学术发展的自然裁汰
根据《春秋集传大全》卷首《凡例》所云：“经文以胡氏为据……诸传以胡氏为主……诸儒之说与胡《传》合而有相补益者，附注胡《传》下。文异旨同者去之。其或意义虽殊而例理可通，则别附于后。”[8]9可见是书以《春秋胡氏传》为中心展开编纂。待永乐十五年《大全》颁行天下，胡《传》也因故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不过洪武三年（1370）《初设科举条格诏》所载并非如此：
第一场试《五经》，各试本经一道，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古注疏。[9]59-60
按照诏书的描述，此时科举程式，《春秋》除却《左氏》《公羊》《谷梁》三传，还有胡安国、张洽两家传注，即《春秋胡氏传》与《春秋集注》。其实《胡传》早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即已被命为科考内容：
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10]2019
核对上述两篇诏文，不难发现明初科举大体承袭元代，二者在各经树立宗主的同时，并未废弃古注疏。只在《春秋》一经，明初新增张洽《集注》。究其原因，时人郑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胡氏得于伊川程子，张氏得于考亭朱子，大经大法，前后一揆，士君子取与之公，固足以信诸天下后世矣。”[11]82《四库全书总目》认可郑说：“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 [12]219其实宋代《春秋》学一直存在两股分支，即程学体系与朱学体系。胡安国私淑程子伊川，其《春秋传》成为程学的代表;张洽则是朱子高足，其《集注》被视作朱学的延续。在郑真与《总目》看来，将《胡传》与《集注》并立为准，是重视学术渊源、显示公允平正、传信天下后世的调和做法。
然而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三年，经过短短四十余载，张洽《集注》即被《大全》裁汰，之后几乎至于无人问津的境地，这与《集注》自身是否承继朱熹衣钵有关。
张洽（1161—1237）字元德，号主一，临江军清江县人。其《春秋集注》在行世之初，就得到学界很高的赞赏，方应发在宝祐乙卯岁（1255）所作《后序》中写道：
张公独抱一经于百馀载之后，乃能析三《传》之异同，溯关、洛之本统，仿文公先生《论孟集注》，泛取先儒之至当精义，而间附以己意，辑为书十一卷。……是书岂惟集往哲之大成，抑亦补师门之未备与？……《集注》最晚出，屡经删润，尤号精当。[13]865
按方氏之意，张洽《集注》仿照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体例，集合前人大成，且几经删改润色，不光精当，更可补朱子《春秋》学之缺憾。不过宋明时期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南宋车若水尝云：“今作《集注》，便是要质实判断了。此照《语》、《孟》例不得。《语》、《孟》是说道理，《春秋》是纪事，且首先句便难明了。”[14]230元儒程端学称：“朱子又以《春秋》之任，付之张洽，其授受之际，必以是告之矣。及其为传，则每事反之，岂当时已非其师之说邪？”[15]575明人王樵更是直接指出：“若张洽氏之说，恐未得圣经之意也。自谓闻之师，亦未必朱子之意也。”[16]781宋人卫宗武在德祐元年（1275）所作序言中，肯定张洽学术贡献的同时，却视《集注》为承袭程颐《春秋传》之作：
今观主一张君《集注》，纂传文载于经上，而系以诸家之说，使学者开卷，笔削之法了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遗意，而又间附以己见。索幽阐秘，研精极微，有前人论著之所未到。犹之聚宝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后有作者不可及已。[17]62
无论是宋元车若水、程端学，还是晚明王樵，均无一例外地指出张洽未能尽得朱子《春秋》学正传，《春秋集注》亦不可完全视作朱学之续延。更有甚者，卫宗武断定张洽实传“伊川先生之遗意”，《集注》由此才能成为“前论所未到”“后作不可及”的经学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程氏《春秋》学在宋代更受学者欢迎与推崇。其后《胡传》流行于宋明之际，恰好是这一学术现象的延伸与发展。 与此同时，《胡传》与《集注》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夏时贯周月”问题。胡安国在《春秋》开篇“春王正月”下明确指出：“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用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18]420張洽却针锋相对，就此提出异议：
此所谓春，乃建子月，冬至阳气萌发，在三统为天统。盖天统以气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为春，而丑、寅之气，皆天之所以生。……周正建子，在夏时则十一月也。圣人虽欲行夏之时，而《春秋》因史作经，方尊周以一天下，岂遽改其正朔哉！[13]581
张洽认为“春王正月”之“春”，即是建子之月，孔子因周史而作《春秋》，并无修改正朔的道理。而明成祖在《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中明确了《五经大全》的编纂原则：“乃者命儒臣编纂《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19]8胡安国与张洽在《春秋》开篇即秉持迥然不同的主张，两者兼取不大符合《大全》纂修原则。且张洽《集注》未像人们想象那般，坚持朱子《春秋》学的一贯主张，其学术影响相对显得有限。反观胡安国，则能延续《程传》观点，尽管饱受争议，“然宗之者众”[20]3392，包括朱熹在内的多位宋元学者大体还是认可其学术价值。
元代之后，羽翼《胡传》的《春秋》学著作不断涌现，《胡传》成为宋明时期“最有影响的一部《春秋》学著作”[21]388，因此《春秋集传大全》选择胡安国《春秋传》作为传注底本，合乎学术发展的自然情理。
二、陈澔《礼记集说》与吴澄《礼记纂言》：兼顾政治的综合考量
《礼记集说大全》在卷首《凡例》中云：“今编以陈氏《集说》为宗，诸家之说，有互相发明及足其未备者，分注于下，不合者不取。”[22]凡例，1可见《礼记大全》以陈澔《集说》为唯一标准，去取诸家之说。朱彝尊以为《礼记大全》抄录成编，除陈澔之书外，仅增益了吴澄《礼记纂言》，“于诸书外，全未寓目，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20]885根据陈恒嵩所统计的结果，《礼记大全》征引卫湜《礼记集说》2007条，约占全书94.63%，自行增补的内容仅有114条，其中吴澄《礼记纂言》占据112条，[5]157、162显然朱彝尊所得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
作为宋元时期重要的礼学著作，卫湜《礼记集说》、陈澔《礼记集说》、吴澄《礼记纂言》一同构成《礼记大全》全部资料来源。其中卫湜《集说》“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最为精审”，可谓“礼家之渊海”。[12]169“宋以前诸儒之说《礼记》者，今日犹可考见，皆赖此书之存也。”[23]125全书更是征引132家宋人经说，其来源“错综复杂”。从学术渊源看，集合关学、洛学、新学、蜀学等多家之说;从引用体裁看，有专书注解、专题论著、总论群经、语录、文集与讲义等诸多材料。[24]38如此驳杂内容，明显与《大全》单以程朱为宗的编纂原则不相切合，却给编纂《大全》提供了丰富的两宋经说资料，亦契合成祖当初立下的总体要求：“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25]1803在具体纂修过程中，馆臣亦是如此而为的。
陈澔与吴澄同为江西学者，均属朱门四传。二人的《集说》与《纂言》，都可谓元代重要的《礼记》著作。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谥文正。作为当时两大儒宗之一，吴氏可谓桃李遍地，其学术影响之广，似非陈澔这类地方学者所可比拟。所著《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10]4014，“议论详密，造诣深微”[26]274，恐非他人所能及。《礼记大全》以陈氏《集说》为传注底本，弃吴澄《纂言》“不顾”，如此做法似乎有违常理。但是透过明人对吴澄学行的评价，或可找到合理的解释。
其一，吴澄虽为朱学四传，但他还从学于“合朱陆两家之说”的程绍开[27]2849，其“会合朱陆”的学术主张，在元代引起不小争议，甚至“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10]4014明代亦有学者对吴氏之说进行否定：“吴草庐初年甚聪明，晚年做得无意思。其论朱、陆之学，以朱子道问学、陆子尊德性，说得不是。”[28]141尽管后世学者大多肯定吴澄的朱学倾向，参阅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9页。但是他学术思想中的陆学成分，使其朱学思想显得不那么纯正，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朱子正传的地位。反观陈澔则学源纯粹，其父大猷专师饶鲁，可谓朱子后学。陈澔秉承家学，以礼名家，所著《礼记集说》“遂藉考亭之余荫，得独列学官”。[12]170
其二，前文提到部分明人给予《纂言》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书议论详密，造诣深微，卓然成一家之言。不过“吴澄的‘纂言’系列著作虽以‘纂言’为名，却不是纂辑群言之作”，具有艰深与臆断的学术特征。[29]明代一些学者颇不满于《纂言》，如王鏊曰：“草庐《纂言》，割裂经文，某亦未敢从也。”[30]557刘宗周亦云：“至所谓《纂言》者，割裂尤甚，卒无补于朱子之万一。礼家遂为千古疑案矣。”[31]32可以看出，王、刘二人批评《礼记纂言》，其症结在于吴氏割裂经文，按照自己理解重新编排文序。这一问题在与陈澔《集说》的比较中时被提及，如明人陈言在《礼疑·自序》中写道：
幼清吴氏比类诠次，犹或惜其紊乱。……而于陈氏所注，有可纷系者，有可互发者，取裁于程、朱，博采于郑、孔，旁研曲证，救偏补遗。数年以来，分条属草，创曰《礼疑》，他日就绪，不妨为陈氏一忠臣已尔。[20]2667
以陈澔忠实拥护者自居的陈言，完全肯定《礼记集说》的同时，亦不免感叹《纂言》次类紊乱。无独有偶，生值洪武、永乐间的朝鲜学者权近（1351—1409），在其代表作《礼记浅见录》之跋语中说道： 草庐吴氏已尝类次其篇文矣，而愚生于海外，不得见其书，是亦可叹也。然愚尝观吴氏《大易纂言》，其说犹有所未纯者，愚固已议于《易说》矣。然则是书虽得而见之，恐亦《大易》之类也。[32]卷26，25
域外学者思想观点相对独立自由，较少受到中国“根深蒂固”的学术成见影响。权近作为其中一员，虽未亲见《礼记纂言》，但也对吴氏类次篇文有所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学术“未纯”的表现。不过永乐内阁重臣杨士奇，对吴氏作法有着不同认识：“余反覆诵究经传，文理皆贯通明白，而先儒所未尝言者，盖文正作《礼记纂言》，正错简如此类甚多，为世所重。”[33]657《大全》总纂官胡广，亦于吴澄多加褒赞：“吴文正公以卓绝之才、豪杰之见、宏博之学，幽深微妙，以赞翼朱子之道，上究伊洛之传，以窥夫孔孟之说，为四方学者之宗。”[34]3-4通过杨、胡之语，我们发现，单纯从学术角度分析《纂言》未被采为《大全》传注，是不够充分的。明末学者文德翼，应陈澔十四世孙素诚、素养之请，作有《经归书院录序》一文，启发我们从另一角度补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其三，吴澄的仕宦经历，引发明代多位学者与官员的不满，如文德翼称：
先生名澔，……自先生《集说》成，除《周礼》阙疑外，不独《戴记》四十七篇明如指掌，即《仪礼》七十篇贯串于其中，亦朗如列眉也。……元起北陲，一时号为儒者南吴北许，莫不为所牢笼，縻其好爵，而先生独栖隐于彭□寂寞之渍，抱遗经以老死，是鲁两生之志也。[35]319
文氏在文中盛赞陈澔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同时将元代两大儒宗许衡、吴澄与之进行对比：吴、许被朝廷笼络，一副“好爵”形象;陈澔则独隐山林，皓首穷经。如此巨大反差，益加凸显出陈氏所取成就来之不易。其实许、吴仕宦元朝，是有区别的，丘浚指出：“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为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澄，宋朝乡贡进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几何，而顿忘孔子《春秋》之教哉！”[36]711在丘氏看来，许衡生于元域，其仕宦翰林当为不得已之举;吴澄为南宋进士，入职元廷是遗忘圣人教化之行。由此，对吴澄是否应该从祀孔庙议题，在明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宣德十年（1435），杨士奇从 “启大道之堂奥，开来学之聪明，传之百世而无弊”出发，支持吴澄从祀孔庙，且将吴澄学统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盖澄问学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而从祀诸儒，自荀况下至范宁，语其事功，皆未及澄。”不过他刻意规避了出任翰林高官的事实：“时朝廷屡起之，乃就国子监丞稍进司业，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后屡征复起，亦不久于位。进退之际，卓然君子。”[37]338-339在杨氏笔下，吴澄在元廷不合即去，旋起旋废，一副“不久于位”“卓然君子”之气象。这不禁引人怀疑，杨氏此举有“私庇其乡人”之嫌。[38]3629之后弘治元年（1488），谢铎沿着丘浚理路，對罢去吴澄从祀地位展开深入的探讨：
若临川郡公吴澄，著述虽不为不多，行检则不无可议。生长于淳祐，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者乃如彼其荣。处中国而居然夷狄，忘君亲而不耻仇虏。……如是而犹在从祀之列，臣固不能以无惑。[38]3627-3628
其实，从祀孔庙的根本目的“非徒使学者诵其诗、读其书，亦将识其人而使之尚友也”。[39]171吴澄一生著述颇丰，传颂亦广，因此将他立祀孔庙，让后人识得其大节有亏、行检可议处，在谢铎看来，无法起到“尚友”之目的。另外，《大全》所取元儒诸书，其作者胡炳文、董鼎、董真卿、刘瑾、陈澔、汪克宽诸人，在正史中难觅踪影。他们有一群体特征，即均潜心向学，不求闻达，或隐居不仕，或为地方教职。以上诸人生平，参见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83《双峰学案》、卷89《介轩学案》，第2825、2833、2972、2986、2988页;余之祯等纂修：《（万历）吉安府志》卷25《儒行传》，第372页。这或许是《大全》编纂工作的潜在要求，也从侧面印证了《礼记纂言》未能成为传注的原由。
三、对《五经大全》编纂群体构成的分析与认识
《五经大全》以羽翼程朱理学为旨归，直接取材宋元成编，这一做法历来为学者所诟病。究其原因，除受到明成祖下诏催纂的直接影响外，还要归因于当时学术的发展状况。《总目》尝称：“广等是书亦主于羽翼《朱传》，遵宪典也。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12]128元人在“笃守师传”基础上，能够有所心得，阐发前人经说。同为宋学余绪的明初，却做不到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明初学术衰微，学者凋零”，编纂《大全》只能恪守前人、因循成书，“这是当时的学术大环境和编纂者自身的学术素养所决定的”。[6]534尽管饱受催促重压而选择赶工，但作为《大全》工程的实际参与者，以胡广为首的纂修群体自然也要对质量负有一定责任。
对于《大全》纂修人员构成，陈恒嵩曾总结道：“就修纂人之籍贯而言：纂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四十二人，如就其籍贯加以分析，可知纂修者表面上虽征自政府各单位部门，实际上主要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其中江西十五人，福建十一人，浙江九人，江苏四人。其余湖南、湖北、广东均各止一人。如加上笔者所考得六人，则江西占十六人，福建、浙江各占十二人，江苏四人，究其实，可能系因三位总纂官胡广（江西）、杨荣（福建）、金幼孜（江西）基于同乡情谊推荐所致。”[5]50在四十八位纂修人员中，江西籍有十六人之多，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福建与浙江虽同为十二人，但在以修书为本职的十八位翰林官员中，浙江仅有陈璲一人，福建籍则有八员入选。江西籍翰林官共有七员，与八名福建籍翰林官一道成为《大全》纂修的核心力量。《大全》具体翰林成员参见表2。[5]3-12
陈道潜能够成为少数入选《大全》编纂群体的六部职官，除自身“行己恭慎”“学问赅博”外，还与同籍杨荣关系密切，更得同年胡广保荐密不可分。又如应天府籍刑部主事杨勉，与胡广同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也因胡广荐举而跻身《大全》纂修团队：“成祖命学士胡广等编集《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全书》，胡广荐勉同纂修。时部属与者，仅十二人。”[41]4393胡广在京期间，交游十分广泛，然就身份而言，以官员为主;就地域而言，以江西为主，他也因此成为“江西同乡”的“联络枢纽”[42]。其大量诗文均有感于“乡里旧好且相知之深”“同乡郡且相知有素”而发。[34]9、30在编纂班子内部，胡广与萧时中、周述、彭子斐等多位同籍官员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34]70相比陈道潜、杨勉等非江西籍官员，同籍具有地缘优势，因而在私人情感上，会更具荐举的倾向与可能。 永乐改元伊始，跃居内阁的翰林重臣——解缙、胡广、金幼孜、杨士奇不光深受明成祖的赏识，填补了政治争斗所留下的权力空缺;他们作为同郡人，还“懽然相好，其庆弹冠之雅矣”[43]155，保持着很好的私交关系。这些朝中显要，对本郡后学大加推举，并得到明成祖的默许，胡广尝回忆道：“予观皇上用材，随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某者，以公天下为心，固不以乡里而为嫌也。”[34]9因此解缙“重乡郡之好”[33]471，“喜引拔士类，如曾棨等二十八人，俱所奖进”[44]120，其中就有十七人来自江西[45]379;杨士奇亦“重乡谊，笃世好”，与王直一同“惓恳梓邦，引掖后生”[46]171，两人荐举之行，被毫不隐晦地载入《泰和县志》，构成当地别具特色的“风俗”：“永宣之际，杨文贞、王文端二公为国元老，笃爱梓里，引掖后进，必以正道。”[47]264王直更在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对保举制度的拥护与支持，认为此法不可轻易擅改：
保官有举乡里僚属门下者，若非平日知识，何以谙其才行，故举子举侄自右无禁。……其言凡属荐扬极力掩护，别无指实，方正既按其罪，未闻连坐举者，宜从法司究治。又言选授官员专委吏部，缘皇上屡有敕旨，方面郡守有缺，仍遵宣宗皇帝时举保之例，未敢擅于更易。[48]2955
王直在现实中保举不避乡人，中书舍人龙文“得超升员外郎”，按察佥事曾蒙简“越升左参政三级”，如此做法皆因“徇私不公”“情弊显然”而遭到言官弹劾。[48]2851、4867-4868由此可见，江西显宦不惜甘冒政治风险也要提拔同乡，对后进的引掖是不遗余力的。
科考作为人才选拔最重要的途径，一直承载着士人跻身仕途的希望。其中会试作为三级科考的中间环节，显得异常重要。明永乐朝一共举办八届会试，按照惯例，每届会试由两位高官主持，总计产生十四位主考官（杨士奇、曾棨两度出任），其中有九位江西籍主考：解缙、邹缉、杨士奇、金幼孜、梁潜、曾棨、王英、周述、余鼎。除却永乐四年（1406），其余七届会试至少有一位主考来自江西，而永乐十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两位主考均由江西高官充任。[49]1547-1550这些江西籍主考把持着士人进入国家政权的大门，而来自同里的考生无疑会受到偏爱。时为翰林修纂且预修《大全》的江西陈循，不免发出“吾邑自永乐纪元来，仕宦最显且盛”的感慨[50]152。事实也是如此：“永乐朝是江西进士的鼎盛时期，此时江西进士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为27%，全国每4个进士就有1个多来自江西。”[51]59通过会试的江西考生，自然变成同里主考的门生，“仕而官也職业相联，于论议趋向亦靡不相契”[33]506，如此一来，形成了以地缘联系为基础的政治裙带关系。并且，留寓京师的江西仕宦，大体保持着和睦的整体关系，他们时常结伴出游、把酒言欢、吟诗作赋、互相敦勉：
自吾邑官京师者众，而贤必相推，行必相励，名必相游扬，有所失必相掩;喜必相庆，忧必相慰，疾病患难必相扶持，良时休日必为文酒之会以相欢。其相处也有礼，其相接也有恩，而货利则无所争焉。[52]527郡之人士宦游者，……在京率尝五六十人。每营职之暇，合坐而笑语，必引古人嘉言善行与吾郡前辈君子之文学忠节炳然与日月争光者，相为劝勉，皆期以不辱焉。佳时令节，樽酒相懽，或相与出游，必分题赋诗，以歌咏太平之盛而写其殷勤笃厚之情，其风流习尚如此。[53]447
由此可知，在本籍显宦提拔与助力下，留寓京师的江西士人交际圈不断扩大，形成一个以翰林为中心的地域性乡邦群体。而在翰林院内，福建籍与江西籍官员关系密切，杨荣与金幼孜“同年同官，处禁林三十余年，出则联镳，入则同席，虽亲兄弟不过是也”[54]276，陈景著与陈循“非独同举进士、同官而已，至于论议趋向亦靡有不相契”[50]157。作为福建籍内阁大员，杨荣面对“往还京师”的同乡士人，“必相与接见，亦得以聆其余论，而于乡人子弟未尝不审”[54]216，且科试一甲“间亦有连出福建者”，杨荣由此蒙有“植党”之嫌。[55]342不过总体而言，福建士人在绝对数量、显要程度上还是不及江西，但不可忽视杨荣个人的影响与作用。因此，《大全》纂修群体以江西、福建两省士人为主体构成，决非偶然，是永乐一朝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实际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经大全》虽以羽翼程朱理学为旨归，但在传注底本的具体选择上，既体现出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又涵盖了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这是《大全》有别于一般学术著述的特殊所在。《大全》始终肩负着明成祖承继道统、为治正名之使命，政治含义远远高于学术意义。在纂修团队内部，形成了以江西籍和福建籍为骨干的翰林群体。尤其是江西籍翰林高官，他们不遗余力地引掖保荐同里后进，在地缘关联基础上，通过科考裙带愈加夯牢彼此关系，因而在京师出现了以江西为中心的地域性乡邦团体，他们不时结伴出游、推杯换盏、吟诗唱和、相为勉励，是永乐朝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因此，《大全》已然不是单纯的学术工程，它与明初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这既使对《大全》价值的评判变得复杂，又让研究《大全》更具丰富的意义。
历往对《大全》的学术认知，备受清人思维之影响，大多以为《大全》仅是集合众书而抄掇成编，甚无足取。近来杨晋龙、陈恒嵩、顾永新等先生跨越前知所限，透过条分缕析地对比与统计，对《大全》具体取材有了全面的认识，使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不过，《大全》传注如何选取，还没引起学界充分关注;纂修团队的构成特征，仍待诸家深入研析。这是由于单从文本角度出发，未能深究《大全》政治特质的结果。今人意图重新认识《大全》，应当将其还原到明初真实历史情境中，充分联系当时政治、文化等影响因素，方可全面、客观地评价《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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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