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1935年那堂著名的“开学第一课”上，教育家张伯苓对南开学子提出了3个问题，拳拳赤诚溢于言表。演说中，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国家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随即面临日寇的蚕食，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危机。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么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为国为公团结起来！”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58岁的张伯苓1934年在南开30周年校庆上确定的南开校训，他希望南开学子为国尽力，不断创新。纵观张伯苓这一生，也是以这8个字为人生追求。他是国士、仁师，是伟大的教育家，可以说，张伯苓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并为此奉献终生。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南开的故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1898年，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
　　一名22岁的水兵目睹这场接收和转让仪式后喟叹道：“我在那里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这名水兵就是张伯苓。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里。188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入驾驶班，学习航海，著名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那一年他刚好18岁。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作为实习生，目睹了北洋水师的惨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张伯苓无舰可开，只好回到家里，等候派遣。
　　1896年，张伯苓被派到“通济”号练习舰上服务。1898年，在各国的压力下，日本将占领的威海卫、刘公岛等转租给英国。张伯苓奉命随同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也就是在这里，他看到“国帜三易”的丑剧上演，这极大地刺激了张伯苓，他愤然从军队辞职，决心弃戎从教。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辞职回到天津后，在绅士严修的家馆教书。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张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在严修的支持下，私立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学习，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比如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于是严修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建立南开大学。
　　1917年，严修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
　　1918年，张伯苓学成回国，开始着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资金。
　　为了筹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文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要管理好学校，还必须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干或者干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还要讲究方式方法。當然，仅靠募捐——如同输血，是不够的，还需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能力。经历了两次远赴欧美的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还可以在学校里开办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一所学校的优劣，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师资力量。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教师的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的教师薪金，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在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达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全校老师都可以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提高。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的孩子送到南开系列学校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教育理念。
　　1925年，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学校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7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培育“允公允能”的人才

　　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尤为强烈，他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线。“爱国”成为他教育办学的首要宗旨，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他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要求“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1934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毋忘国耻”4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掌声雷动。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体育场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呐喊。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负责的学生找来，说了3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张伯苓30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他毫不气馁，公开演讲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多少年后，开拓了现代私立教育成功之路的张伯苓回顾道：“40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好像每棵小树都在向我哭，我咬紧牙关未敢稍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话里，不乏辛酸，但更透着自信与自豪。
　　2021年2月23日，是张伯苓逝世70周年之日。先生在国家命運跌宕起伏的年代，坚守文化和教育，传承民族文脉精神，犹如一座灯塔，照亮硝烟弥漫的山河，也穿透悠悠峥嵘的岁月，为今日中国文化和教育立镜，为后辈成长树碑。
　　（于潇然摘自《文史博览·人物》2021年第2期，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