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区域矛盾对美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该问题在美国国会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中关关系为例，作者分析了区域矛盾在国会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认为选民利益决定了美国各区域在中关关系上的结盟或对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延长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入世”这两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基本上以密西西比河为分界线，形成东西对抗的局面。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0年的两个有关中国台湾的法案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不再是东西部对立，而是共和党占主导的地区与民主党占主导的地区相互对立。作者最后讨论了分析结果对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借鉴
【机 构】
：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北京10008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区域矛盾对美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该问题在美国国会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中关关系为例，作者分析了区域矛盾在国会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认为选民利益决定了美国各区域在中关关系上的结盟或对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延长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入世”这两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基本上以密西西比河为分界线，形成东西对抗的局面。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0年的两个有关中国台湾的法案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不再是东西部对立，而是共和党占主导的地区与民主党占主导的地区相互对立。作者最后讨论了分析结果对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借鉴意义。
其他文献
情报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存和制约的共生关系。作者通过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探讨了美国情报界超强的防核扩散监控能力与其实际表现不相匹配的原因，并认为美国政府的防核扩散政策理念对情报界的监控活动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导致情报界的核态势评估偏倾于“相关性”而使“客观性”受损。美国把防核扩散问题作为实现其自我安全、推行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工具。美国这种以防核扩散之名，行打压对手、牵制他国之实的做法势必会引起他国的安全焦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核扩散，甚至会引发新的一轮核竞赛。从长远看，这也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悖。
作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中东、东欧和东北亚地区在美国地区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而美国的地区战略与其核不扩散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美国借推行其核不扩散政策之机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积极进行地缘政治布局，既是为了打击对其地区战略构成挑战的它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等地区性势力，更重要的则是企图以这些地区为跳板进一步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张，压缩其潜在全球性竞争对手的战略空间，防止它们挑战自已的全球超强地位。美国的这些举措势必会影响到它与上述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
在国际政治局势持续深刻变化及中国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如何总结国际政治的新经验，并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2007年10月2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了“国际政治新经验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青年学者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外交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防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环球时报》社的20余名青年学者与外交官参加了本次论坛。
文章是对美中关系涵盖的广泛领域所做的评论。它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为深化历史背景意识所做的一次个人的尝试，这种历史背景意识对于加强当代和将来的中关关系不可或缺。一些关于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历史性转型的讨论，大家耳熟能详，作者试图与它们有所不同，为此借用了西方美术传统中的“透视法（Perspective）”一词，取其时间而非空间的意义，用于透视中关关系。作者从三种“景距（grounds）”——近景、中景、远景——讨论了这些关系。三种“景距”的划分方式是：“近景”系指1992年至今，“中景”系指1949年至20世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曾誓言要促进全球发展，对世界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承诺”。奥巴马执政后，为了实现输出民主和反恐的双重战略目标，积极推动和落实其全球发展战略。美国具有通过进行对外援助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深厚历史传统，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发展战略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理念与实践不仅在国内外引发了激烈争论，而且对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冲击。无论奥巴马政府全球发展战略推行的成效和结果如何，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态度的转变，已经彰显了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从“民主和平”向“民主发展”转型这个重大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转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间的相关性日益增强，特别是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开放的不断扩大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国际资本的流动与利率、汇率、证券价格、相应的衍生工具间形成了关联性较强的传导机制。国际资本流入或流出的规模和结构不平衡因素构成了危及转轨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由于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作用，造成转轨国家金融体系内在运行、金融监管机制运行的不协调，加之转轨国家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成为危及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大的转轨经济体中，这一相关性在俄罗斯尤为明显。总结俄罗斯在
2009年9月19－20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外交学院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了“新中国60年外交理论研讨会”。会议期间，国务委员戴秉国会见了与会代表；外交部长杨洁篪、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外交部副部长李金章、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裘援平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曾经历过两次崛起，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崛起中。中国的崛起造成了权力转移和大国间的互动。1949～1950年，中国第一次崛起，为此要求修正地区秩序以反映其力量及其对安全的需求。中关和中苏间多次爆发冲突后，关苏最终容纳了中国对改变东亚秩序的要求。1978～2008年，中国以和平方式第二次崛起，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力量。整个东亚地区正在被划分为中关两国的势力范围。21世纪初叶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将对美国在东亚海域的控制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如何把握中国第三次崛起带来的问题，而
作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对亚洲政策的分析，评估了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所带来的优势与局限、美国所具备的优势与弱点以及亚洲国家的应急计划。虽然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持续增长，但美国仍然是亚洲的领导者。亚洲国家在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经济和其他互动中寻求互利的同时，对于中国的崛起仍感到不安。亚洲是中国施加影响最大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主导这个地区。事实上，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家们将继续进行谨慎、不断的努力与调整政策，以便克服中国崛起过程中现有的和无法预见的障碍。因此
当下的政治话语对“国际现状”的概念不加界定就用来作为评判中国崛起的标尺，该术语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高度情景化，且无确定的规范性内容。作者以国际法规范作为国际现状的规范内容。国际现状的核心是国际体系成员基于广泛承认与同意而做出的秩序安排。国际现状的具体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空间法律秩序、物质基础法律秩序、国家行为和交往规范。通过从中国解决边界纠纷模式、加入国际制度的趋势、使用武力的环境与历史、接受习惯国际法、参与国际海洋法的立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分析来看，中国是在国际现状的框架范围内谋求国家利益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