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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经济效率;门槛效应;空间外溢效应
中图分类号：F424.4;F1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9-0036-09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日渐扩大，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背后重视经济规模忽略经济运行效率的路径依赖降低了城市经济效率，致使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为全面实现总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转变，国家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谋篇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统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些政策体系彰显出系统性提升城市经济效率对我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
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级到高级的形态演变，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趋势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持续关注，并强化集聚力度，以期释放集聚的正外部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活动逐渐从以生产制造为中心转向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和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热点，受到了学术界和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那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到底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影响有没有临界值，是否存在空间外溢效应，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深度探究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实证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拓展了研究视角。第二，综合考察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验证其空间效应是否会受到两个城市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深化了机制分析。第三，系统性分析了不同区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为差异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
制造业集聚产生的地方化经济提高了产业内部专业化水平，使得企业间分工合作更加容易，而且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又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进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1] 。另外，制造业集聚还可以通过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效应促进地区生产率提升，同时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也会推动产业的集聚[2] 。不仅如此，制造业集聚还能够吸引高素质专业性人才的集中，有助于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产生知识共享效应，加快企业技术革新与升级，提高企业技术进步水平，进而推动城市生产率的上升[3] 。除上述分析之外，大量企业的空间集聚无疑会加大集聚区内企业的竞争，激励企业不断创新，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共享城市基础设施，进而改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4] 。
制造业集聚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鼓励竞争等渠道提高城市经济效率。然而伴随着大量企业的空间集聚，一方面，生产要素需求增加，在供给不变情况下，导致供不应求，以致于市场中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给集群内的企业带来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市场会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当产品需求不变时，导致产能过剩，同时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了行业效益。另外，企业的空间集聚会增加当地基础设施的使用频率以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力度，不仅会加快基础设施的折旧老化，降低使用者的效用，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益，而且资源利用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加重了区域生态环境污染。总之，制造业过度集聚会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竞争加剧、要素成本上升、交通运输拥挤和生态环境污染，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5] 。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存在拥挤效应的前提下，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存在门槛效应。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实。与其他产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蕴含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将其作用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6] 。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必然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利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吸纳高素质专业性人才，进一步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7] 。不仅如此，伴随着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扩大提高了技术扩散效率，引导所服务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生產工艺，增强了区域经济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8] 。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多的是得益于技术溢出效应，并且技术溢出效应会推动整个部门提高经济效益[9] 。
然而，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同时产生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拥挤效应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当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时，就会抑制经济增长[10] 。一般来说，随着集聚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平台逐渐完善，市场日渐成熟，对于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门槛提高，部分缺乏创新能力和资金优势的企业面临着退出市场的可能，不利于城市生产率的提高[11] 。另外，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盲目扎堆，不仅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而且产生了产业同构、环境破坏和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如果政府盲目干预，会使拥挤效应更加突出，阻碍城市生产效率的提升[12-13] 。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
（三）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相邻城市经济效率
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关联性问题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相邻城市间的经济效率存在相互影响。然而，关于产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除了产业链的迁移外，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加快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使得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14] 。另外一些学者发现，城市间产业分工同样可以引起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外溢[15] 。
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外溢效应的大小受多种因素共同叠加影响，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吸收能力越强，空间外溢效应越大。具体而言，吸收能力可以确保城市获取、利用和改造现有技术，同时也能使城市创造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对提升城市经济效率至关重要[16] 。由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同。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外溢效应，但其外溢效应受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城市经济效率测算方法
经济效率是指既定投入下的产出最大化或者既定产出下的投入最小化[17] 。目前，测算经济效率的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两者均是以确定生产前沿面为核心，通过现实单元与处于生产前沿面的虚拟单元相比计算效率[18] 。但是相较于DEA方法，SFA方法不仅考虑了随机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而且避免了前者运用线性规划方法进行计算，没有统计检验数作为样本拟合优度和统计性质参考的弊端。因此，本文使用SFA方法测算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效率。参考Battese 和Coelli[19] 的研究，随机前沿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Yit=fXit+expvit-uit （1）
uit=exp-ηt-Tiui（2）
其中，Yit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产出，i=1，2，…，N，t=1，2，…，T;Xit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生产要素投入;f（·）反映了城市i在t时期的生产效率，由SFA生产函数确定;误差项由两部分组成，vi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N0，σ2v，uit表示技术无效率项，uit≥0，服从截断正态分布N+μ，σ2u;η反映了技术无效率项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当η > 0时，技术无效率项随时间变化呈现递减趋势，当η < 0时，技术无效率项随时间变化呈现递增趋势，当η = 0时，技术无效率项不变。
由此，城市i在第t年的经济效率ecoit可以表示为：
ecoit=expyit|uit，xit/expyit|uit=0，xit=Eexp-uit|vit-uit=exp-uit（3）
lnYit=β0+βllnLit+βklnKit+βplnPit+vi-ui（4）
城市生產单元大多数是以土地、劳动、资金和能源为基本投入，以地区生产总值为基本产出。据此，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并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最终，本文设定的SFA模型为：
Yit=β0+βlLit+βkKit+βpPit+vi-ui（5）
其中，Yit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Lit、Kit和Pit分别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就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vi和ui分别表示随机误差项和技术无效率项。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以2008—2018年为时间年限，相关数据均来自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值通过查阅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网站补充完整。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效率（eco），采用SFA方法测算。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制造业集聚（agg_manu）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agg_serv），借鉴Keeble等[20] 与刘明和王霞[21] 的做法，用制造业集聚度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衡量。具体而言，由每一城市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当地从业人数比重/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全国从业人数比重来构造，如下：
aggib=xib/∑ixib/∑bxib/∑i∑bxib（6）
其中，xib表示i城市b产业就业人数。要注意的是，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参照杨仁发[22] 的研究，选取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5个行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
3.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研究，控制如下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dev），用人均GDP衡量[23] 。经济效率往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改善。（2）人口规模（pop），用全市总人口数表示。一般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助于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24] 。（3）经济开放度（fdi），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乘以100表示。一方面，外资企业能够通过直接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往往能够通过向跨国公司学习和模仿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4）产业高级化水平（ind），用全市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乘以100来表示。研究表明，生产要素不断从低生产率水平的产业向高生产率水平的产业流动会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产生结构红利，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25] 。（5）人力资本水平（edu），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市总人口数的比重乘以100表示。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越高的经济效率[26] 。（6）政府行为（fin），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乘以100表示。财政支出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7] 。 （四）空间矩阵构造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1. 空间矩阵构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各城市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越来越频繁，因此，空间权重矩阵的确立不能仅考虑相邻的城市，还应当考虑非相邻城市间的经济合作。本文利用经纬度计算各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以此构造空间权重矩阵W，具体方法如下：
Wij=Wji=1/d2，i≠j0，i=j （7）
其中，d表示两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i和j表示城市。
考虑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吸收能力差距对经济效率的空间外溢效果存在影响，而吸收能力与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密切相关，在数据可得性基础上，本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度量吸收能力（adop），引入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W*=W×E。W为上文构造的空间权重矩阵，E则表示相邻城市吸收能力差距。E的定义具体为：
E=
1/adopi-adopj，i≠j
0，i=j （8）
基于此，两个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越小，被赋予的权重就越大。其中，adopi和adopj分别用i城市和j城市2009—2018年吸收能力的均值进行衡量。
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旨在确定空间相关关系，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检验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借鉴刘鹏和张运峰[28] 与张蕴萍等[29]的做法，本文采用Morans I 指数来检验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具体如式（9）所示：
Morans I=∑ni=1∑nj=1Wij（xi-）（xj-）/S2∑ni=1∑nj=1Wij （9）
其中，S2=∑ni=1（xi-）2/n。莫兰指数I的取值范围为[-1， 1]，指数大于0，表示存在正相关性;指数小于0，表示存在负相关性;指数等于0，说明空间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相关性。
（五）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LM方法检验空间效应是由空间滞后相关还是空间残差相关引起的，结果如表1所示，基于无空间效应线性模型拒绝了所有原假设，因此，可以同时接受SAR模型和SEM模型，该情况下通常优先考虑SDM（空间杜宾模型）。
Wald检验和LR检验验证SDM模型是否可以退化为SAR模型或者SEM模型，来进一步验证SDM模型的合理性，从中发现Wald值和LR值均表明拒绝原假设，因此，SDM模型很好地刻画了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问题。另外，通过Hausman检验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同时为消除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代入回归模型中，并对所有变量做对数化处理，如下：
ecoit=β0+ρW×ecoit+β1agg_manui，t-1+β2agg_servi，t-1+∑8p=3βpXi，t-1+θ1W×agg_manui，t-1+θ2W×agg_servi，t-1+∑8p=3θpW×Xi，t-1+ui+vt+εit（10）
ecoit=β0+ρW×ecoit+β1agg_manui，t-1+β2agg_servi，t-1+β3agg_manu2i，t-1+β4agg_serv2i，t-1+∑10p=5βpXi，t-1+
θ1W×agg_manui，t-1+θ2W×agg_servi，t-1+θ3W×agg_manu2i，t-1+θ4W×agg_serv2i，t-1+∑10p=5θpW×Xi，t-1+ui+vt+εit（11）
其中，εit服從正态分布N0，δ2，X表示控制变量，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空间自相关效应后，解释变量的变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考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于所测度年份为10年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观测值为2 850。总的来看，所选指标的标准差整体较小，说明样本统计量接近总体参数值，样本对总体具有代表性，由此推断出的总体参数可靠性高。
（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城市经济效率的Morans I在2009—2018年间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效率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随机状态，而是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即经济效率相似的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
（三）回归分析
1.基本回归结果
表4列（1）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造业集聚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经济效率将提高0.018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城市经济效率将提高0.009个百分点。从制造业的现实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制造业集聚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尚未达到最优集聚规模点。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我国一直非常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自从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是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以期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快资源要素的流动，释放结构红利和提高经济效率。
2.门槛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引入二者的平方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具体结果如表4列（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的二次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假设1得证。其原因可能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持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方面，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了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另一方面，缓解了东部地区生产要素稀缺状况，避免了因要素拥挤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即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集聚不存在拥挤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假设2得证。表明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低于某个特定门槛值时，集聚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经济效率，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超过某个特定门槛值，进一步提高集聚水平导致集聚区内产生拥挤效应从而阻碍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 3.空间外溢效应分析
表4列（2）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集聚存在正向外部溢出效应，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政策开始重点关注优化要素的空间分布，推进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协同发展。借此机遇，城市之间的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利，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大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知识和技术是提升城市经济效率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空间局域特性促进制造业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同时使得邻近区域生产要素集聚，有利于知识传播和技术学习，降低了知识吸收、技术学习的成本和门槛，进而对经济效率产生积极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可以促进相鄰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
4.吸收能力差距对空间外溢效应的影响
吸收能力差距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滞后项系数ρ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增加会提升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呈现出“与邻为善”的空间特征。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对产业集聚空间外溢效应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基于两城市吸收能力差距构造的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列（4）—列（6）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吸收能力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空间滞后项系数ρ从原来的0.782下降至0.711，假设3得证。表明两个城市吸收能力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作用的发挥。
可能的解释是，吸收能力对于技术落后地区的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地区吸收能力越强，市场主体对于市场上流通的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应用和转化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是对于技术外溢方而言，对方吸收能力越强，意味着模仿能力也越强。技术落后地区通过模仿吸收转化外来技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率，但却对技术外溢方却造成了损失。因此，吸收能力差距的缩小必然会诱使企业对于技术保护更为强烈，不利于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然也就减弱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强度。
（四）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我国地理版图较大，不同区域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集聚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依照传统的经济版块划分方法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分组检验，以此来具体探讨不同区域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同样表现如此。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的回归结果为正，但不显著，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的服务行业，其他产业更倾向于布局在生产性服务业完善的地区。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其相邻城市的产业形成一种吸引力，导致相邻城市的各种资源要素向本地区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剥夺相邻城市的发展机遇，不利于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为了优化国土空间、引导产业转移，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战略与规划，例如“腾笼换鸟”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有序引导着我国制造业由东部向西部地区转移。如此一来，西部地区制造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高端技术人才缺失，承接的往往是东部地区淘汰的夕阳产业，导致其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反而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对去除省会和直辖市的样本进行再估计，并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更换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回归结果均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同时，为了比较分析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存在门槛效应。第三，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相邻城市吸收能力差距弱化了这一空间外溢效应，即相邻城市吸收能力差距越大，其空间外溢效应越显著。第四，东部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同样表现如此，但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根据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发展重点产业，整合提升优势产业，扶持发展新兴产业，构建重点突出、优势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鉴于每个城市本身资源禀赋的不同，城市管理者应准确评估城市产业的吸纳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防止产业过度集聚，造成资源浪费。第二，鼓励不同城市积极开展合作，引导资源要素从发达城市流向欠发达城市，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城市之间应该通过政府或者组织加快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使区域内城市在合作的基础上减少无效率竞争，提高区域内城市间的良性竞争水平。第三，推行异质性的产业发展政策。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优势与制度优势而吸引大量企业，其区域内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适宜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注入动力;中部地区的城市仍处于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加速阶段，当前核心是推动制造业集聚，以充分发挥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同时，应该积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利用其正外部性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西部地区的城市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重点发展优势产业，鼓励一些有条件的城市布局高端制造业，争取早日摆脱产业低端锁定的困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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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巴红静）
收稿日期：2021-07-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与城市体系协同发展”（71804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自贸试验区视阈下城市群动力、机制及测度研究”（18BJL015）;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XLYC2007123）
作者简介：张明斗（1983-），男，山东济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经济研究。E-mail：zhangmingdou0537@126.com
关键词：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经济效率;门槛效应;空间外溢效应
中图分类号：F424.4;F1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9-0036-09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日渐扩大，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背后重视经济规模忽略经济运行效率的路径依赖降低了城市经济效率，致使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为全面实现总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转变，国家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谋篇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统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些政策体系彰显出系统性提升城市经济效率对我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
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级到高级的形态演变，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趋势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持续关注，并强化集聚力度，以期释放集聚的正外部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活动逐渐从以生产制造为中心转向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和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热点，受到了学术界和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那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到底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影响有没有临界值，是否存在空间外溢效应，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深度探究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实证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拓展了研究视角。第二，综合考察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验证其空间效应是否会受到两个城市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深化了机制分析。第三，系统性分析了不同区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为差异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
制造业集聚产生的地方化经济提高了产业内部专业化水平，使得企业间分工合作更加容易，而且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又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进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1] 。另外，制造业集聚还可以通过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效应促进地区生产率提升，同时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也会推动产业的集聚[2] 。不仅如此，制造业集聚还能够吸引高素质专业性人才的集中，有助于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产生知识共享效应，加快企业技术革新与升级，提高企业技术进步水平，进而推动城市生产率的上升[3] 。除上述分析之外，大量企业的空间集聚无疑会加大集聚区内企业的竞争，激励企业不断创新，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共享城市基础设施，进而改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4] 。
制造业集聚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鼓励竞争等渠道提高城市经济效率。然而伴随着大量企业的空间集聚，一方面，生产要素需求增加，在供给不变情况下，导致供不应求，以致于市场中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给集群内的企业带来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市场会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当产品需求不变时，导致产能过剩，同时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了行业效益。另外，企业的空间集聚会增加当地基础设施的使用频率以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力度，不仅会加快基础设施的折旧老化，降低使用者的效用，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益，而且资源利用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加重了区域生态环境污染。总之，制造业过度集聚会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竞争加剧、要素成本上升、交通运输拥挤和生态环境污染，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5] 。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存在拥挤效应的前提下，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存在门槛效应。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实。与其他产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蕴含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将其作用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6] 。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必然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利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吸纳高素质专业性人才，进一步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7] 。不仅如此，伴随着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扩大提高了技术扩散效率，引导所服务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生產工艺，增强了区域经济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8] 。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多的是得益于技术溢出效应，并且技术溢出效应会推动整个部门提高经济效益[9] 。
然而，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同时产生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拥挤效应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当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时，就会抑制经济增长[10] 。一般来说，随着集聚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平台逐渐完善，市场日渐成熟，对于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门槛提高，部分缺乏创新能力和资金优势的企业面临着退出市场的可能，不利于城市生产率的提高[11] 。另外，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盲目扎堆，不仅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而且产生了产业同构、环境破坏和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如果政府盲目干预，会使拥挤效应更加突出，阻碍城市生产效率的提升[12-13] 。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
（三）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相邻城市经济效率
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关联性问题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相邻城市间的经济效率存在相互影响。然而，关于产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除了产业链的迁移外，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加快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使得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14] 。另外一些学者发现，城市间产业分工同样可以引起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外溢[15] 。
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外溢效应的大小受多种因素共同叠加影响，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吸收能力越强，空间外溢效应越大。具体而言，吸收能力可以确保城市获取、利用和改造现有技术，同时也能使城市创造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对提升城市经济效率至关重要[16] 。由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同。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外溢效应，但其外溢效应受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城市经济效率测算方法
经济效率是指既定投入下的产出最大化或者既定产出下的投入最小化[17] 。目前，测算经济效率的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两者均是以确定生产前沿面为核心，通过现实单元与处于生产前沿面的虚拟单元相比计算效率[18] 。但是相较于DEA方法，SFA方法不仅考虑了随机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而且避免了前者运用线性规划方法进行计算，没有统计检验数作为样本拟合优度和统计性质参考的弊端。因此，本文使用SFA方法测算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效率。参考Battese 和Coelli[19] 的研究，随机前沿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Yit=fXit+expvit-uit （1）
uit=exp-ηt-Tiui（2）
其中，Yit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产出，i=1，2，…，N，t=1，2，…，T;Xit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生产要素投入;f（·）反映了城市i在t时期的生产效率，由SFA生产函数确定;误差项由两部分组成，vi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N0，σ2v，uit表示技术无效率项，uit≥0，服从截断正态分布N+μ，σ2u;η反映了技术无效率项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当η > 0时，技术无效率项随时间变化呈现递减趋势，当η < 0时，技术无效率项随时间变化呈现递增趋势，当η = 0时，技术无效率项不变。
由此，城市i在第t年的经济效率ecoit可以表示为：
ecoit=expyit|uit，xit/expyit|uit=0，xit=Eexp-uit|vit-uit=exp-uit（3）
lnYit=β0+βllnLit+βklnKit+βplnPit+vi-ui（4）
城市生產单元大多数是以土地、劳动、资金和能源为基本投入，以地区生产总值为基本产出。据此，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并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最终，本文设定的SFA模型为：
Yit=β0+βlLit+βkKit+βpPit+vi-ui（5）
其中，Yit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Lit、Kit和Pit分别表示城市i在t时期的就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vi和ui分别表示随机误差项和技术无效率项。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以2008—2018年为时间年限，相关数据均来自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值通过查阅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网站补充完整。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效率（eco），采用SFA方法测算。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制造业集聚（agg_manu）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agg_serv），借鉴Keeble等[20] 与刘明和王霞[21] 的做法，用制造业集聚度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衡量。具体而言，由每一城市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当地从业人数比重/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全国从业人数比重来构造，如下：
aggib=xib/∑ixib/∑bxib/∑i∑bxib（6）
其中，xib表示i城市b产业就业人数。要注意的是，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参照杨仁发[22] 的研究，选取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5个行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
3.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研究，控制如下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dev），用人均GDP衡量[23] 。经济效率往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改善。（2）人口规模（pop），用全市总人口数表示。一般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助于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24] 。（3）经济开放度（fdi），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乘以100表示。一方面，外资企业能够通过直接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往往能够通过向跨国公司学习和模仿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4）产业高级化水平（ind），用全市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乘以100来表示。研究表明，生产要素不断从低生产率水平的产业向高生产率水平的产业流动会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产生结构红利，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25] 。（5）人力资本水平（edu），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市总人口数的比重乘以100表示。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越高的经济效率[26] 。（6）政府行为（fin），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乘以100表示。财政支出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7] 。 （四）空间矩阵构造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1. 空间矩阵构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各城市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越来越频繁，因此，空间权重矩阵的确立不能仅考虑相邻的城市，还应当考虑非相邻城市间的经济合作。本文利用经纬度计算各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以此构造空间权重矩阵W，具体方法如下：
Wij=Wji=1/d2，i≠j0，i=j （7）
其中，d表示两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i和j表示城市。
考虑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吸收能力差距对经济效率的空间外溢效果存在影响，而吸收能力与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密切相关，在数据可得性基础上，本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度量吸收能力（adop），引入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W*=W×E。W为上文构造的空间权重矩阵，E则表示相邻城市吸收能力差距。E的定义具体为：
E=
1/adopi-adopj，i≠j
0，i=j （8）
基于此，两个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越小，被赋予的权重就越大。其中，adopi和adopj分别用i城市和j城市2009—2018年吸收能力的均值进行衡量。
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旨在确定空间相关关系，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检验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借鉴刘鹏和张运峰[28] 与张蕴萍等[29]的做法，本文采用Morans I 指数来检验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具体如式（9）所示：
Morans I=∑ni=1∑nj=1Wij（xi-）（xj-）/S2∑ni=1∑nj=1Wij （9）
其中，S2=∑ni=1（xi-）2/n。莫兰指数I的取值范围为[-1， 1]，指数大于0，表示存在正相关性;指数小于0，表示存在负相关性;指数等于0，说明空间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相关性。
（五）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LM方法检验空间效应是由空间滞后相关还是空间残差相关引起的，结果如表1所示，基于无空间效应线性模型拒绝了所有原假设，因此，可以同时接受SAR模型和SEM模型，该情况下通常优先考虑SDM（空间杜宾模型）。
Wald检验和LR检验验证SDM模型是否可以退化为SAR模型或者SEM模型，来进一步验证SDM模型的合理性，从中发现Wald值和LR值均表明拒绝原假设，因此，SDM模型很好地刻画了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相关性问题。另外，通过Hausman检验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同时为消除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代入回归模型中，并对所有变量做对数化处理，如下：
ecoit=β0+ρW×ecoit+β1agg_manui，t-1+β2agg_servi，t-1+∑8p=3βpXi，t-1+θ1W×agg_manui，t-1+θ2W×agg_servi，t-1+∑8p=3θpW×Xi，t-1+ui+vt+εit（10）
ecoit=β0+ρW×ecoit+β1agg_manui，t-1+β2agg_servi，t-1+β3agg_manu2i，t-1+β4agg_serv2i，t-1+∑10p=5βpXi，t-1+
θ1W×agg_manui，t-1+θ2W×agg_servi，t-1+θ3W×agg_manu2i，t-1+θ4W×agg_serv2i，t-1+∑10p=5θpW×Xi，t-1+ui+vt+εit（11）
其中，εit服從正态分布N0，δ2，X表示控制变量，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空间自相关效应后，解释变量的变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考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于所测度年份为10年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观测值为2 850。总的来看，所选指标的标准差整体较小，说明样本统计量接近总体参数值，样本对总体具有代表性，由此推断出的总体参数可靠性高。
（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城市经济效率的Morans I在2009—2018年间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效率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随机状态，而是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即经济效率相似的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
（三）回归分析
1.基本回归结果
表4列（1）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造业集聚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经济效率将提高0.018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城市经济效率将提高0.009个百分点。从制造业的现实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制造业集聚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尚未达到最优集聚规模点。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我国一直非常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自从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是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以期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快资源要素的流动，释放结构红利和提高经济效率。
2.门槛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引入二者的平方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具体结果如表4列（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的二次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假设1得证。其原因可能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持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方面，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了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另一方面，缓解了东部地区生产要素稀缺状况，避免了因要素拥挤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即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集聚不存在拥挤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假设2得证。表明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低于某个特定门槛值时，集聚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经济效率，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超过某个特定门槛值，进一步提高集聚水平导致集聚区内产生拥挤效应从而阻碍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 3.空间外溢效应分析
表4列（2）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集聚存在正向外部溢出效应，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政策开始重点关注优化要素的空间分布，推进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协同发展。借此机遇，城市之间的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利，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大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知识和技术是提升城市经济效率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空间局域特性促进制造业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同时使得邻近区域生产要素集聚，有利于知识传播和技术学习，降低了知识吸收、技术学习的成本和门槛，进而对经济效率产生积极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可以促进相鄰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
4.吸收能力差距对空间外溢效应的影响
吸收能力差距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滞后项系数ρ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增加会提升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呈现出“与邻为善”的空间特征。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对产业集聚空间外溢效应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基于两城市吸收能力差距构造的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列（4）—列（6）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吸收能力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空间滞后项系数ρ从原来的0.782下降至0.711，假设3得证。表明两个城市吸收能力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作用的发挥。
可能的解释是，吸收能力对于技术落后地区的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地区吸收能力越强，市场主体对于市场上流通的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应用和转化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是对于技术外溢方而言，对方吸收能力越强，意味着模仿能力也越强。技术落后地区通过模仿吸收转化外来技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率，但却对技术外溢方却造成了损失。因此，吸收能力差距的缩小必然会诱使企业对于技术保护更为强烈，不利于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然也就减弱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强度。
（四）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我国地理版图较大，不同区域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集聚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依照传统的经济版块划分方法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分组检验，以此来具体探讨不同区域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同样表现如此。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的回归结果为正，但不显著，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的服务行业，其他产业更倾向于布局在生产性服务业完善的地区。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其相邻城市的产业形成一种吸引力，导致相邻城市的各种资源要素向本地区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剥夺相邻城市的发展机遇，不利于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为了优化国土空间、引导产业转移，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战略与规划，例如“腾笼换鸟”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有序引导着我国制造业由东部向西部地区转移。如此一来，西部地区制造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高端技术人才缺失，承接的往往是东部地区淘汰的夕阳产业，导致其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反而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对去除省会和直辖市的样本进行再估计，并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更换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回归结果均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同时，为了比较分析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存在门槛效应。第三，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相邻城市吸收能力差距弱化了这一空间外溢效应，即相邻城市吸收能力差距越大，其空间外溢效应越显著。第四，东部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同样表现如此，但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根据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发展重点产业，整合提升优势产业，扶持发展新兴产业，构建重点突出、优势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鉴于每个城市本身资源禀赋的不同，城市管理者应准确评估城市产业的吸纳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防止产业过度集聚，造成资源浪费。第二，鼓励不同城市积极开展合作，引导资源要素从发达城市流向欠发达城市，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城市之间应该通过政府或者组织加快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使区域内城市在合作的基础上减少无效率竞争，提高区域内城市间的良性竞争水平。第三，推行异质性的产业发展政策。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优势与制度优势而吸引大量企业，其区域内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适宜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注入动力;中部地区的城市仍处于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加速阶段，当前核心是推动制造业集聚，以充分发挥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同时，应该积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利用其正外部性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西部地区的城市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重点发展优势产业，鼓励一些有条件的城市布局高端制造业，争取早日摆脱产业低端锁定的困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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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巴红静）
收稿日期：2021-07-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与城市体系协同发展”（71804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自贸试验区视阈下城市群动力、机制及测度研究”（18BJL015）;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XLYC2007123）
作者简介：张明斗（1983-），男，山东济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经济研究。E-mail：zhangmingdou053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