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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央红军落户陕北，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更促进了延安文艺事业的发展。无数有志青年、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为根据地钢琴文化的进步、发展和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钢琴音乐教学和作品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关键词：抗日战争 延安时期 钢琴文化
1935年秋，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扎根陕北大地，直到1948年，用了将近13年的时间才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曙光，在毛泽东等带领下，从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到西柏坡。这一时期，延安地区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促进延安红色文化发展，一系列政策也迅速随之调整，促进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成为全国红色革命的大本营，我党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发展，为我党教育群众团结抗战以及抨击敌人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抗战爆发以后，延安成了无数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年轻人尤其是文艺青年的到来给延安带来了活跃的气氛，如冼星海、瞿维等。
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工人家庭，13岁学习小提琴，21岁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在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在校期间发表了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为当时音乐理论的学习提供了新思想。1929年赴巴黎求学，师从作曲家保罗·杜卡斯和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1935年回国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代表作《黄河大合唱》。
1938年，冼星海从法国回来到延安“鲁艺”主持音乐系工作，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在《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中谈道：“我们创作怎样的新兴音乐呢？回答是以‘大众’为第一要紧，音乐要有力量，节奏要明显，通过民族的形式和内容来创作中国新兴音乐……第一，不能抄袭或摹仿欧洲的音乐。第二，不要趋向从前封建的形式和内容，创作者可利用欧洲曲体来创作中国新兴音乐，但要有新的和声，旋律性与调性方面是要‘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要以我国民歌小调、旧剧、大鼓及中国乐器研究作基础。” [1]《哈萨克舞曲三首》是他少有的钢琴作品，其旋律有的是活泼生动的舞曲，有的是婉转悠长的叙事情歌，运用少数民族体裁创作钢琴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多，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瞿维原名瞿世雄。在延安“鲁艺”时期，跟当地劳动人民学习民间音乐，初步开展其音乐创作，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音乐风格。通过在苏联进修学习，提升了专业技能，其创作体裁形式多样。著名歌剧《白毛女》是他与马可、张鲁等人一起创作的，是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20世纪40年代创作了一部重要的钢琴曲《花鼓》，描述了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富有中国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延安精神”和西方音乐的影响下，此曲不仅采用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曲调，而且运用了西方传统的作曲创作手法，完美地用西洋乐器诠释了中国民族风格，充分发挥了钢琴的表现力。
乐曲由序奏、尾声加三段体的曲式构成，第一部分主题采用了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的曲调，用复调的手法造成此起彼伏的艺术效果，表现了根据地人民载歌载舞的场景。乐曲进入中段，速度由激烈的快板变为舒缓的行板，音乐由明快、热情转为活泼、优美，仿佛一个少女在翩翩起舞，又像从远方逐渐传来的笛声，循序渐近使人浮想联翩。民歌《茉莉花》的音调清新而朴实，前两部分主要以和声衬托式的手法为主。乐曲的第三部分是欢快场景的再现，运用复调对比的手法将前面两部分的音乐做了巧妙结合，使乐曲的情绪更加激烈，达到全曲的高潮，直到结束。作品应用我国五声调式，对和声进行了民族化处理，全曲以锣鼓节奏贯穿，通过模仿一系列打击乐的手法，让整个作品充满强烈的民族风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钢琴家李嘉禄演奏的《花鼓》在上海中國唱片厂灌制成唱片，乐谱也同时出版，在国内广泛传播。上世纪50年代，钢琴演奏家周广仁、刘诗昆在国际钢琴比赛舞台上演奏了钢琴曲《花鼓》，使其在国外得以传播。60年代初，《花鼓》被编入《高等音乐院校钢琴教学曲选》教材中，越发明确了它在中国钢琴史上的地位。[2]
延安时期，抗日救亡成为音乐工作者的战斗心声，他们用艺术作为武器参与抗日文艺宣传。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战争条件的限制，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学校教学举步维艰，钢琴教学更是难以坚持，但钢琴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在爱国音乐家、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钢琴教学、传播并没有中断。虽然钢琴创作数量大大减少，但是钢琴作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3]音乐作品创作题材发生了变化，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程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若干问题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2.
[2]左震.钢琴上的“花鼓”——钢琴曲“花鼓”诞生50周年[J].钢琴艺术，1996（10）.
[3]袁丽娟.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谈音乐的发展[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2.
（作者简介：张晋榕，女，延安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音乐课程与教学理论）（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抗日战争 延安时期 钢琴文化
1935年秋，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扎根陕北大地，直到1948年，用了将近13年的时间才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曙光，在毛泽东等带领下，从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到西柏坡。这一时期，延安地区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促进延安红色文化发展，一系列政策也迅速随之调整，促进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成为全国红色革命的大本营，我党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发展，为我党教育群众团结抗战以及抨击敌人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抗战爆发以后，延安成了无数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年轻人尤其是文艺青年的到来给延安带来了活跃的气氛，如冼星海、瞿维等。
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工人家庭，13岁学习小提琴，21岁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在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在校期间发表了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为当时音乐理论的学习提供了新思想。1929年赴巴黎求学，师从作曲家保罗·杜卡斯和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1935年回国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代表作《黄河大合唱》。
1938年，冼星海从法国回来到延安“鲁艺”主持音乐系工作，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在《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中谈道：“我们创作怎样的新兴音乐呢？回答是以‘大众’为第一要紧，音乐要有力量，节奏要明显，通过民族的形式和内容来创作中国新兴音乐……第一，不能抄袭或摹仿欧洲的音乐。第二，不要趋向从前封建的形式和内容，创作者可利用欧洲曲体来创作中国新兴音乐，但要有新的和声，旋律性与调性方面是要‘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要以我国民歌小调、旧剧、大鼓及中国乐器研究作基础。” [1]《哈萨克舞曲三首》是他少有的钢琴作品，其旋律有的是活泼生动的舞曲，有的是婉转悠长的叙事情歌，运用少数民族体裁创作钢琴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多，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瞿维原名瞿世雄。在延安“鲁艺”时期，跟当地劳动人民学习民间音乐，初步开展其音乐创作，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音乐风格。通过在苏联进修学习，提升了专业技能，其创作体裁形式多样。著名歌剧《白毛女》是他与马可、张鲁等人一起创作的，是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20世纪40年代创作了一部重要的钢琴曲《花鼓》，描述了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富有中国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延安精神”和西方音乐的影响下，此曲不仅采用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曲调，而且运用了西方传统的作曲创作手法，完美地用西洋乐器诠释了中国民族风格，充分发挥了钢琴的表现力。
乐曲由序奏、尾声加三段体的曲式构成，第一部分主题采用了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的曲调，用复调的手法造成此起彼伏的艺术效果，表现了根据地人民载歌载舞的场景。乐曲进入中段，速度由激烈的快板变为舒缓的行板，音乐由明快、热情转为活泼、优美，仿佛一个少女在翩翩起舞，又像从远方逐渐传来的笛声，循序渐近使人浮想联翩。民歌《茉莉花》的音调清新而朴实，前两部分主要以和声衬托式的手法为主。乐曲的第三部分是欢快场景的再现，运用复调对比的手法将前面两部分的音乐做了巧妙结合，使乐曲的情绪更加激烈，达到全曲的高潮，直到结束。作品应用我国五声调式，对和声进行了民族化处理，全曲以锣鼓节奏贯穿，通过模仿一系列打击乐的手法，让整个作品充满强烈的民族风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钢琴家李嘉禄演奏的《花鼓》在上海中國唱片厂灌制成唱片，乐谱也同时出版，在国内广泛传播。上世纪50年代，钢琴演奏家周广仁、刘诗昆在国际钢琴比赛舞台上演奏了钢琴曲《花鼓》，使其在国外得以传播。60年代初，《花鼓》被编入《高等音乐院校钢琴教学曲选》教材中，越发明确了它在中国钢琴史上的地位。[2]
延安时期，抗日救亡成为音乐工作者的战斗心声，他们用艺术作为武器参与抗日文艺宣传。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战争条件的限制，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学校教学举步维艰，钢琴教学更是难以坚持，但钢琴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在爱国音乐家、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钢琴教学、传播并没有中断。虽然钢琴创作数量大大减少，但是钢琴作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3]音乐作品创作题材发生了变化，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程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若干问题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2.
[2]左震.钢琴上的“花鼓”——钢琴曲“花鼓”诞生50周年[J].钢琴艺术，1996（10）.
[3]袁丽娟.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谈音乐的发展[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2.
（作者简介：张晋榕，女，延安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音乐课程与教学理论）（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