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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充足，应对挤兑风波游刃有余
其实，以往每一家地方银行在起步阶段都很重视钞票的信誉，与过往其他地方银行不同的是，湖南省银行各任领导执行准备金制度可谓不折不扣，从不懈怠。何键要提取库款去打仗，这是谁都拦不住的，但赵恒行长能做的就是把钞票发行时间推迟，反正尽量不发行没有足额准备金保证的钞票。即使奉令增加钞票发行，也要千方百计地收回多发的钞票。1932年秋，湖南省粮食丰收，何应钦又电令湖南省政府“加紧封锁苏区，禁止邮电、米、盐、布物输入”，市场上谷米滞销，粮价奇低。湖南省政府鼓励收购商大量收购并运往外省，但收粮所需的小面额钞票供不应求，省政府决定由湖南省银行陆续印发元券150万元，全部用于收购稻谷运销外省，销售款全数交省银行收存，作为元券发行准备金。湖南省银行于1933年1月发行湘鄂版一元券10万余元。6月，稻米外销工作结束时，元券尚有4万余元在市面流通，银行监理委员会呈报省政府，获准一律收回后全部销毁。一元券回笼以后，市面银根趋紧，于是省政府决定仍按原定额度150万元改发新券。湖南省银行将原长沙银行筹备处在美国钞票公司定印而未使用的一元、五元、十元券1000万元加以利用，在“长沙银行”4字下加盖“此票由湖南省银行发行兑现”或涂掉“长沙银行”4字加盖“湖南省银行”字样及有关图章，编印号码作为新票。省政府通令各县，宣告所发新票系十足现金准备，该行随时兑现，凡缴纳赋税、清偿债务、商民交易均应与辅币券一律收受。8月，新券在长沙发行，接着又在常德、衡阳、津市、洪江、邵阳、益阳等地及省外的汉口设立汇兑处，将新券运到各地陆续发行。
1934年4月13日，蒋介石电召何键赴南昌会商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计划。5月7日，何键被任命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西路军总司令。此乃军事行动，故秘而不宣。恰巧5月份孔祥熙由汉口来湖南，以致长沙盛传何键将要下台，并导致28日发生挤兑湖南银行兑换券的风潮，市场亦拒用该行兑换券。湖南省银行一面动用发行准备金，实行无限制兑现，并委托各银行、钱庄代兑，一面将各县汇兑处所存100余万银元及汉口分行50余万银元调回长沙应兑。由于应付迅速，措施得力，至30日挤兑者逐渐减少，3天时间共兑出银元七八十万元，风潮即告平息。经此次风波后，湖南省银行兑换券信誉更高了。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省银行兑换券走出湖南，在邻省也受到追捧。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驻湘的西路军入赣“围剿”红军，湖南省银行8月份发行的元券随军流入江西，湖南省银行于萍乡设立汇兑处，并委托南昌上海银行代为汇兑，实行免费通汇，故元券在赣流通顺利，信誉甚好。1935年1月，正值国民党军对长征红军“追剿”期间，湖南省银行兑换券随“追剿军”流入贵州，贵州省政府称“此项湘钞，信用坚固”。湖南省基本上是小农经济，小额贸易对一元券需求颇大，而十元券面额较大，使用不多。故湖南省银行经省政府批准，于当年向美国印钞公司就原版加印一元券500万元。
有了币值坚挺的钞票，各项业务才能得以从容发展。1929年是湖南省金融市場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此前银行业因政局动荡、战祸不断大批倒闭，钱庄业务占据了全省金融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从1929年起，银行再次逐渐取代钱庄。各银行一改往昔以发行钞票为主的作法，转而注重吸收存款。湖南省银行于1933年与省财政厅商定，将代保管的省库公款改为存款制，政府机关、团体款项亦多存入省银行，存款大增。1934年末全省银行各项存款1426.2万银元，其中湖南省银行占63.9%，上海商业银行占11.2%，其他8家合占24.9%。在贷款方面，大部分贷款的对象为省属机关、企业，为扶持中小公司经营，湖南省银行1937年制订了《小本贸易贷款办法》，同时还开办了小本工商贷款，工业户贷款用途限于购买原材料，添置工业器具或作其他生产用途。据1935年10月出版的《中国实业志》统计，当时湖南省银行业务量占全省银行总业务量的比重为：存款占63.9%，放款占28.7%，存、放款在当时湖南的10家银行中雄居首位；汇兑占19.9%，仅次于上海商业银行居第二位。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最初将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后由中央银行单独发行。其他银行钞票准其照常流通，但不得增发，并由财政部酌定期限，逐渐用中央银行钞票收回。湖南省银行因此停止发行钞票。1937年5月，按国民政府发行准备金管理委员会规定，湖南省银行将已印未发新票及未截角打孔的回笼旧票共789.27万元，全部交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封存保管，尚在流通中的710.83万元票券，其准备金一并全额交存。这样，湖南省银行纸币暂时退出了流通市场。
在颠沛流离中坚持
赵恒任行长期间，时局动荡，金融秩序混乱，银行几次濒临倒闭，“幸得其全力维持渡过难关”。为此，赵行长身心俱疲，早已萌生退意。1935年湖南省政府奖励其现金一万元，以表彰其“维护金融稳定之功”，并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由钟龄接任其职。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直至“七·七”事变爆发的十年间，相对于北洋统治时期政局较为平稳，有“黄金十年”之称。虽说“黄金十年”这说法经不起推敲，但这段时期的湖南政局也算是相对稳定，这对于湖南省银行的起步和发展非常重要。自民国1933年起到1937年，其分支机构增至14个，行员198人。但即使是在这相对稳定的局势中，也并不完全是太平祥和，湖南境内的战事频繁与烈度都相当高。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也不能持续了。
钟龄仅做了一年行长，就由新上任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接替。钟行长的来路未查到资料，当时粤湘桂鄂剿匪西路军政党处有一位少将处长名叫钟龄，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尹任先行长却是大有来头的。尹任先来湖南之前任职河南，曾因主导河南省财政实现盈余而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奖，深得河南省主席商震乃至蒋介石的赏识。作为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尹任先还是湖南省银行的董事长。张治中主政湖南期间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尹任先负责赈灾，又得张治中赏识。1939年2月张治中上调中央政府后，尹任先也调往重庆任职。 接任尹行长之位的是彭湖。彭湖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科长、上海航政局局长、中国银行总行副稽核等职。但彭湖在位不足半年即赴贵州创办实业，还带走了部分银行骨干职员，其后由薛岳的部下丘国维接替其职。日军攻占南京后，湖南省政府迁出长沙。湖南省银行总行于1938年1月随省政府迁往沅陵，改为总管理处，不再对外营业。此时省银行在省内除古丈、永明（今江永）未设机构，临湘、岳阳因沦陷撤回机构外，其余各县均设有机构；省外在重庆、桂林、贵阳、柳州、玉林、韶关、吉安等地也设有分支行处。薛岳于1939年2月开始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第五任行长丘国维在薛岳将军麾下先后任軍需主任、处长等职，授陆军少将军衔，也算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在丘国维之上还有省财政厅厅长胡善恒兼任湖南省银行董事长。1941年9月，日军强渡新墙河，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要在湖南发行金融公债3000万元，教授出身的胡善恒董事长认为湖南地处抗日前线，屡遭战祸，民不聊生，不应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因而反对此举。双方争执不下，胡董事长出走重庆以示抗争，发行公债之事不了了之。
湖南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先后四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湘西会战，战火燃遍全省，经济几近崩溃，银行机构及人员都经常处于颠沛流离状态。日军侵占上海、南京、武汉等经济重镇后，内地交通阻塞，物资日益匮乏，物价不断上涨，银行正常存贷业务几近无利可图。即便是在离乱之中，湖南省银行并没有自甘沉沦。当时正常的银行存、贷、汇业务已很难坚持了，两年亏损达2.82亿元，这时，信托业务已成为顶梁柱。所谓信托业务说白了就是贩运战时紧俏物资做买卖。1937年国民政府颁布《战时金融管理办法》，虽禁止银行直接、间接经营商业，但奉政府命令购销战时必需物品又为该办法所认可。各家银行除经营正常信托存款、信托放款及各种代理业务外，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军政机关的“特许”，投资自设或合营公司，将大量资金投入物资贩运活动。由于湖南省银行信托部实现盈利1.14亿元，因而将全行亏损减至1.68亿元。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湖南省银行工作人员于1941年7月还在耒阳创办出版了《经济月刊》这样的理论刊物，次年10月改为季刊。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从河南一路向南溃败，6月，长沙、湘潭、株洲相继沦陷，日军再向衡阳东南实施迂回。省政府及第九战区司令部等机关由耒阳迁往桂阳县城。省银行随省政府先后迁于郴县、桂阳、宜章、汝城、桂东、蓝山等地，迁撤所属行处57个。
抗日战争期间，为防止日伪政权用日伪银行纸币收兑法币去套取外汇，财政部于1938年令备战区省银行“强化省钞，外卫法币”。湖南省银行于1939年4季度从中央银行领回以前封存的主币券300万元，于1940年3月又领回450万元，用于解付重庆汇给第九战区司令部、湘鄂赣边区游击指挥部的经费，以及抢购战区物资。当年10月湖南省银行由财政部核准加印主币3000万元，辅币1000万元，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印钞纸供应困难，仅印辅币券343万元即停止。1942年7月，财政部统一发行办法，规定各省省钞停止使用，湖南省银行的钞票发行再次结束。
抗战胜利前夕，薛岳于1945年6月离湘，由吴奇伟接任省主席一职，丘国维行长也于年底离开湖南省银行。第六任行长罗楚材原是国军后方勤务部经理处军需监督处副处长、军政部第一被服厂厂长，少将军衔。仅5个月后，湖南省政府改组，当年参与发动“马日事变”的王东原接替吴奇伟任省政府主席，罗楚材亦辞职回了广东老家。
日本投降后，湖南省银行奉令停止经商，金融业务得到恢复。1945年10月，湖南省银行由桂东贝溪迁返长沙，1946年8月恢复总行制，湘西管理处并入总行。至1948年初，湖南省银行在省内外分支行处共达95个，其中分行3个，支行12个，一等办事处24个，二等办事处10个，分理处13个，共有员工1088人。第七任行长张干群也有军人背景。前文曾提到何键与刘建绪等高级军官创建了醴陵农民银行，该行1937年迁址长沙后改名为复兴银行，其董事长就是张干群，张在此前的职务是何键麾下第四路军经理处处长。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程潜于1948年6月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9月又被行政院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8月，李维城接替张干群成为湖南省银行最后一任行长。这时的“行长”的称谓已改为“总经理”。李维城早年在冯玉祥组建的西北银行任行长，曾因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行动而遭蒋介石逮捕，后由程潜保释出狱。出狱后李维城在四川聚兴诚银行供职，曾先后任协理、总经理职务。（待续）
其实，以往每一家地方银行在起步阶段都很重视钞票的信誉，与过往其他地方银行不同的是，湖南省银行各任领导执行准备金制度可谓不折不扣，从不懈怠。何键要提取库款去打仗，这是谁都拦不住的，但赵恒行长能做的就是把钞票发行时间推迟，反正尽量不发行没有足额准备金保证的钞票。即使奉令增加钞票发行，也要千方百计地收回多发的钞票。1932年秋，湖南省粮食丰收，何应钦又电令湖南省政府“加紧封锁苏区，禁止邮电、米、盐、布物输入”，市场上谷米滞销，粮价奇低。湖南省政府鼓励收购商大量收购并运往外省，但收粮所需的小面额钞票供不应求，省政府决定由湖南省银行陆续印发元券150万元，全部用于收购稻谷运销外省，销售款全数交省银行收存，作为元券发行准备金。湖南省银行于1933年1月发行湘鄂版一元券10万余元。6月，稻米外销工作结束时，元券尚有4万余元在市面流通，银行监理委员会呈报省政府，获准一律收回后全部销毁。一元券回笼以后，市面银根趋紧，于是省政府决定仍按原定额度150万元改发新券。湖南省银行将原长沙银行筹备处在美国钞票公司定印而未使用的一元、五元、十元券1000万元加以利用，在“长沙银行”4字下加盖“此票由湖南省银行发行兑现”或涂掉“长沙银行”4字加盖“湖南省银行”字样及有关图章，编印号码作为新票。省政府通令各县，宣告所发新票系十足现金准备，该行随时兑现，凡缴纳赋税、清偿债务、商民交易均应与辅币券一律收受。8月，新券在长沙发行，接着又在常德、衡阳、津市、洪江、邵阳、益阳等地及省外的汉口设立汇兑处，将新券运到各地陆续发行。
1934年4月13日，蒋介石电召何键赴南昌会商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计划。5月7日，何键被任命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西路军总司令。此乃军事行动，故秘而不宣。恰巧5月份孔祥熙由汉口来湖南，以致长沙盛传何键将要下台，并导致28日发生挤兑湖南银行兑换券的风潮，市场亦拒用该行兑换券。湖南省银行一面动用发行准备金，实行无限制兑现，并委托各银行、钱庄代兑，一面将各县汇兑处所存100余万银元及汉口分行50余万银元调回长沙应兑。由于应付迅速，措施得力，至30日挤兑者逐渐减少，3天时间共兑出银元七八十万元，风潮即告平息。经此次风波后，湖南省银行兑换券信誉更高了。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省银行兑换券走出湖南，在邻省也受到追捧。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驻湘的西路军入赣“围剿”红军，湖南省银行8月份发行的元券随军流入江西，湖南省银行于萍乡设立汇兑处，并委托南昌上海银行代为汇兑，实行免费通汇，故元券在赣流通顺利，信誉甚好。1935年1月，正值国民党军对长征红军“追剿”期间，湖南省银行兑换券随“追剿军”流入贵州，贵州省政府称“此项湘钞，信用坚固”。湖南省基本上是小农经济，小额贸易对一元券需求颇大，而十元券面额较大，使用不多。故湖南省银行经省政府批准，于当年向美国印钞公司就原版加印一元券500万元。
有了币值坚挺的钞票，各项业务才能得以从容发展。1929年是湖南省金融市場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此前银行业因政局动荡、战祸不断大批倒闭，钱庄业务占据了全省金融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从1929年起，银行再次逐渐取代钱庄。各银行一改往昔以发行钞票为主的作法，转而注重吸收存款。湖南省银行于1933年与省财政厅商定，将代保管的省库公款改为存款制，政府机关、团体款项亦多存入省银行，存款大增。1934年末全省银行各项存款1426.2万银元，其中湖南省银行占63.9%，上海商业银行占11.2%，其他8家合占24.9%。在贷款方面，大部分贷款的对象为省属机关、企业，为扶持中小公司经营，湖南省银行1937年制订了《小本贸易贷款办法》，同时还开办了小本工商贷款，工业户贷款用途限于购买原材料，添置工业器具或作其他生产用途。据1935年10月出版的《中国实业志》统计，当时湖南省银行业务量占全省银行总业务量的比重为：存款占63.9%，放款占28.7%，存、放款在当时湖南的10家银行中雄居首位；汇兑占19.9%，仅次于上海商业银行居第二位。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最初将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后由中央银行单独发行。其他银行钞票准其照常流通，但不得增发，并由财政部酌定期限，逐渐用中央银行钞票收回。湖南省银行因此停止发行钞票。1937年5月，按国民政府发行准备金管理委员会规定，湖南省银行将已印未发新票及未截角打孔的回笼旧票共789.27万元，全部交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封存保管，尚在流通中的710.83万元票券，其准备金一并全额交存。这样，湖南省银行纸币暂时退出了流通市场。
在颠沛流离中坚持
赵恒任行长期间，时局动荡，金融秩序混乱，银行几次濒临倒闭，“幸得其全力维持渡过难关”。为此，赵行长身心俱疲，早已萌生退意。1935年湖南省政府奖励其现金一万元，以表彰其“维护金融稳定之功”，并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由钟龄接任其职。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直至“七·七”事变爆发的十年间，相对于北洋统治时期政局较为平稳，有“黄金十年”之称。虽说“黄金十年”这说法经不起推敲，但这段时期的湖南政局也算是相对稳定，这对于湖南省银行的起步和发展非常重要。自民国1933年起到1937年，其分支机构增至14个，行员198人。但即使是在这相对稳定的局势中，也并不完全是太平祥和，湖南境内的战事频繁与烈度都相当高。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也不能持续了。
钟龄仅做了一年行长，就由新上任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接替。钟行长的来路未查到资料，当时粤湘桂鄂剿匪西路军政党处有一位少将处长名叫钟龄，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尹任先行长却是大有来头的。尹任先来湖南之前任职河南，曾因主导河南省财政实现盈余而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奖，深得河南省主席商震乃至蒋介石的赏识。作为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尹任先还是湖南省银行的董事长。张治中主政湖南期间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尹任先负责赈灾，又得张治中赏识。1939年2月张治中上调中央政府后，尹任先也调往重庆任职。 接任尹行长之位的是彭湖。彭湖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科长、上海航政局局长、中国银行总行副稽核等职。但彭湖在位不足半年即赴贵州创办实业，还带走了部分银行骨干职员，其后由薛岳的部下丘国维接替其职。日军攻占南京后，湖南省政府迁出长沙。湖南省银行总行于1938年1月随省政府迁往沅陵，改为总管理处，不再对外营业。此时省银行在省内除古丈、永明（今江永）未设机构，临湘、岳阳因沦陷撤回机构外，其余各县均设有机构；省外在重庆、桂林、贵阳、柳州、玉林、韶关、吉安等地也设有分支行处。薛岳于1939年2月开始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第五任行长丘国维在薛岳将军麾下先后任軍需主任、处长等职，授陆军少将军衔，也算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在丘国维之上还有省财政厅厅长胡善恒兼任湖南省银行董事长。1941年9月，日军强渡新墙河，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要在湖南发行金融公债3000万元，教授出身的胡善恒董事长认为湖南地处抗日前线，屡遭战祸，民不聊生，不应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因而反对此举。双方争执不下，胡董事长出走重庆以示抗争，发行公债之事不了了之。
湖南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先后四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湘西会战，战火燃遍全省，经济几近崩溃，银行机构及人员都经常处于颠沛流离状态。日军侵占上海、南京、武汉等经济重镇后，内地交通阻塞，物资日益匮乏，物价不断上涨，银行正常存贷业务几近无利可图。即便是在离乱之中，湖南省银行并没有自甘沉沦。当时正常的银行存、贷、汇业务已很难坚持了，两年亏损达2.82亿元，这时，信托业务已成为顶梁柱。所谓信托业务说白了就是贩运战时紧俏物资做买卖。1937年国民政府颁布《战时金融管理办法》，虽禁止银行直接、间接经营商业，但奉政府命令购销战时必需物品又为该办法所认可。各家银行除经营正常信托存款、信托放款及各种代理业务外，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军政机关的“特许”，投资自设或合营公司，将大量资金投入物资贩运活动。由于湖南省银行信托部实现盈利1.14亿元，因而将全行亏损减至1.68亿元。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湖南省银行工作人员于1941年7月还在耒阳创办出版了《经济月刊》这样的理论刊物，次年10月改为季刊。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从河南一路向南溃败，6月，长沙、湘潭、株洲相继沦陷，日军再向衡阳东南实施迂回。省政府及第九战区司令部等机关由耒阳迁往桂阳县城。省银行随省政府先后迁于郴县、桂阳、宜章、汝城、桂东、蓝山等地，迁撤所属行处57个。
抗日战争期间，为防止日伪政权用日伪银行纸币收兑法币去套取外汇，财政部于1938年令备战区省银行“强化省钞，外卫法币”。湖南省银行于1939年4季度从中央银行领回以前封存的主币券300万元，于1940年3月又领回450万元，用于解付重庆汇给第九战区司令部、湘鄂赣边区游击指挥部的经费，以及抢购战区物资。当年10月湖南省银行由财政部核准加印主币3000万元，辅币1000万元，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印钞纸供应困难，仅印辅币券343万元即停止。1942年7月，财政部统一发行办法，规定各省省钞停止使用，湖南省银行的钞票发行再次结束。
抗战胜利前夕，薛岳于1945年6月离湘，由吴奇伟接任省主席一职，丘国维行长也于年底离开湖南省银行。第六任行长罗楚材原是国军后方勤务部经理处军需监督处副处长、军政部第一被服厂厂长，少将军衔。仅5个月后，湖南省政府改组，当年参与发动“马日事变”的王东原接替吴奇伟任省政府主席，罗楚材亦辞职回了广东老家。
日本投降后，湖南省银行奉令停止经商，金融业务得到恢复。1945年10月，湖南省银行由桂东贝溪迁返长沙，1946年8月恢复总行制，湘西管理处并入总行。至1948年初，湖南省银行在省内外分支行处共达95个，其中分行3个，支行12个，一等办事处24个，二等办事处10个，分理处13个，共有员工1088人。第七任行长张干群也有军人背景。前文曾提到何键与刘建绪等高级军官创建了醴陵农民银行，该行1937年迁址长沙后改名为复兴银行，其董事长就是张干群，张在此前的职务是何键麾下第四路军经理处处长。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程潜于1948年6月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9月又被行政院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8月，李维城接替张干群成为湖南省银行最后一任行长。这时的“行长”的称谓已改为“总经理”。李维城早年在冯玉祥组建的西北银行任行长，曾因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行动而遭蒋介石逮捕，后由程潜保释出狱。出狱后李维城在四川聚兴诚银行供职，曾先后任协理、总经理职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