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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使全球命运更加紧密相关，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对生态的关注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后殖民作家纳丁·戈迪默在《自然资源保護论者》这部作品中揭露的不仅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剥削，同时也时刻关注到人类对非人类的轻视和迫害，引起人们对第三世界命运的关注。本文将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通过探究作品中展现的现代殖民者对非洲土地的入侵、对当地人民的思想的入侵和自然被人类侵害后留下的创伤，探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中体现的后殖民生态问题，同时揭示纳丁·戈迪默的全球生态观，反对现代西方殖民者的生态扩张和物种主义，呼吁人类与非人类，物种和种族的平等关系。
关键词：后殖民生态批评 纳丁·戈迪默 全球生态观
一.介绍
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后殖民作家将对生态的关注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理论联系更加紧密，一方面，“尽管生态批评最近取得了进展，但一般的英语研究，特别是后殖民研究，尚未重新评估物种边界和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后殖民主义对征服、殖民、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关注，以及对本土与外来社会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关注，也是动物和环境研究的核心关注点”。[1]（13）后殖民生态批评弥补了后殖民和生态批评理论的不足，发现了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存在的种族问题和物种问题，成为一种将政治和自然研究相结合的维度更广的批评方法。
纳丁·戈迪默是一位非裔白人作家，她的作品既体现出对非洲大地上殖民者丑恶行为的揭露和被殖民者身体和思想上的侵害，同时也体现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因人类而每况愈下的情形。纳丁·戈迪默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这部作品中揭露的不仅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剥削，同时也时刻关注到人类对非人类的轻视和迫害，引起人们对第三世界命运的关注，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中心任务不谋而合。
二.对非洲大地和生态系统的入侵
与过去西方殖民者将“掠夺占有的土地看作是他们与生俱来所拥有的”[1]（9）不同，现代西方殖民者更擅于将非洲人民与生俱来的土地买来以作为“一种符号，以显示出他们是富足的人，能够享受穷人负担不起的东西。”[2]（33）在小说中，与主人公梅林一样在非洲大地上购买土地，雇佣当地黑人维护并改造这块土地的白人有很多。他们同时也购买许多现代的机器来确保这片土地是多产的。白人在非洲土地采用欧洲农业耕作方法，使得“德兰士瓦的玉米田地已经消失变成了工厂，主干道在修建超级大市场。”[2]（34）正如后殖民生态批评所观察到的，“殖民者开始通过引进方法，而不是让他们适应当地环境，使土地变得富有生产力和利润。”[1]（15）白人将非洲人民的土地按照欧洲农业来实践和改造是一种现代的土地侵略和扩张。
如果说对土地的入侵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态扩张，那么梅林将两棵西班牙栗树移植到门前，便是一种西方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一种明显且常见的入侵方式了。尽管梅林知道这些强制移植的树永远不能使他的房子成为真正的农舍，但他还是执意移植在门前，任凭他们与当地的风景有多么的格格不入。后殖民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扩张是指“殖民者带着庄稼、羊群和牛群来到殖民地，开垦了土地，摧毁了当地的生态系统，而从这些“新”世界带到欧洲的人类、动物和植物标本则相对较少，而且往往是惰性的。”[1]（14）现代西方殖民者打着“发展”的幌子，将西方的动植物带到非洲，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群落，对原生态造成了影响。
在小说中纳丁·戈迪默多次有意描绘非洲大地的独特景观却每每带有担忧之情，比如小说一开始典型的德兰士瓦景观：“没有本土的灌木和树木，宁静的高原，开阔的草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黄或变绿。除了夏日变成飓风的竞技场，这里是没有起伏的景观……。”[2]（37）如此典型的景观却缺了本土的植物，纳丁·戈迪默看似轻描淡写却透出对生态破坏的谴责。同样，描绘冬日的景观时，纳丁·戈迪默自然地提到污染环境的烟雾，强调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随处可见，体现其对非洲大地本土生态环境被入侵和破坏的担忧。
三.种族主义和对当地人民思想的入侵
除了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入侵，西方殖民者以白人种族高于一切的思想自居，将殖民地的人和动物看作是低等生物，“将殖民地本土的文化看作是原始的、非理性的、接近于孩童和动物的[1]（12）”，殖民者打着开化和教化的目的，将掠夺当地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和强加意识形态看做正常化的事情。现代西方殖民者更多地是潜移默化的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侵入被殖民地人民的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环境保护主义已沦为殖民主义的幌子，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所谓转变不仅没有惠及本土居民，反而成为欧洲殖民主义继续存在的理由：‘原始的’本土居民没有保护自然的能力，需要‘开化的’欧洲人来指导。”[3]（134）
主人公梅林以总是以命令的语气教导当地居民保护自然资源。看到小孩在玩珠鸡蛋后，他以一副主人翁的态度教训雇工管教孩子，却不知这片土地有自己的生态规律，黑人雇工笑着说：“我们的农庄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珠鸡，清早耕甜玉米地时我还见过它们哩，每天早上都见得到哩。”[2]（22）梅林不了解，因为他并不会一大早就去玉米地，神秘的南非大地有它生来的主人，从古到今守护着这片土地，外来入侵者与这里格格不入。笔者认为纳丁·戈迪默在小说开篇就暗中表明了态度。小说开篇，农庄主看到一窝皮色淡白，带有斑点的蛋摆在一群围成半圆的孩子面前。坐在鸟蛋正后方的孩子正是发现鸟蛋的人。“在农庄主的凝视下，他仰起头，腼腆地笑着，又因为自己是蛋的主人，而似乎带着一种自豪。”[2]（3）生在非洲大地上的居民，就像这个发现了鸟蛋的孩子，他们出生在这个地方，生长在这个地方，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充满了自豪，并带有看似掌握一切般主人的谦逊。孩子们对蛋的态度正是南非本土居民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捧蛋的小手，手掌是杏红色，几乎半透明。谁都不敢吭声，都吸着鼻子，敬畏的等待着。”[2]（3）敬畏正是南非人民对属于这片土地的资源生而带有的态度。 而作为农庄主的梅林，刻意的教导当地黑人保护资源其实是一种入侵。他俨然以一副土地所有者的态度不厌其烦地训导当地黑人，其实成为了黑人家园的掠夺者;他将自己视为土地原有秩序的维护者，其实打破了非洲大地原有的生态平衡;他認为当地居民没有生态意识，便高高在上的训诫他们，实际上表明了一种开化的“文明人”对野蛮的原始人的殖民态度。但是，当地黑人并不服从梅林的命令，因为他们了解南非大地原有的生态平衡，梅林却不了解。他只能发号施令实际上却对如何保护和管理这片土地无能为力。不论是开篇农庄上对“入侵者”的闯入无法处理，还是结尾处农庄遇到大风暴，梅林躲到城里，将农庄交管给黑人，都表明梅林无法保护这片土地，自然资源保护者只能是生来属于这片土地的当地人民。梅林和南非的白色政权一样，打着文明的幌子，带着种族主义的态度对待南非黑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殖民。
如果说白人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是单方面的，黑人可以无声地或奋起反抗，那么在南非大地上白人对黑人的思想入侵却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的。非洲隔离区的房子就像白人农庄主的房子一样，栅栏后种桃树，黑人们模仿隔离区对面的生活方式、甚至穿衣打扮：“他们看见比伊扎克体面的多的男人，戴白帽、墨镜把戴着戒指和尚号手表的手搭在了裹了彩色皮毛的方向盘上。他们看见头发像白人一样直的女人和穿着纸一样笔挺制服的护士。
除了外表上，当地黑人在思想上也难免会受到白人殖民意识的同化。小说中有一节白人农庄主梅林以书信的口吻讲述儿子特里到农庄的情景。特里快到农庄时：“穿白色外套的人将两手恭敬地交握在身前，手臂组成V形，手里里拿着轿车进院时他就已经摘下的帽子。他鞠躬到：——‘大人，大人’”[2]（150）南非男人们已学会面对白人农庄主时表现出恭敬、顺服的模样，不仅是农庄主，他们对白人特有的顺从意识已经根深蒂固。而南非女人“既不向他问好，也不指望他能对她们问好，她们觉得只要是白种男人，无论长幼，对她们都是视而不见的。”[2]（150）南非女人对白种男人的忽视已经习惯，这是一种她们自己也默许的社会常态。这种白人种族主义加性别歧视的态度，在南非女人的眼里却是再正常不过。殖民意识默默地根植在南非土地，使得不公平成为社会准则。
四.对南非动物的侵害和纳丁的担忧
白人对南非植物的破坏必然会导致动物的消亡，纳丁将这种侵害的后果先是通过一个非洲黑女人的梦来表现。雇工里菲尼亚斯的媳妇儿总是会做各种奇怪的梦，都是关于动物的。她说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她都会看到一种野生动物，在没人的时候那只野生动物的眼睛一直盯着他。她梦到过花斑豹、蜥蜴、鬣狗等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生物。在她的梦里，人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类，大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她的梦中还有大象、鬣狗、狮子和大水弥漫的河。都从四面聚拢，要来杀她，它们紧追她不放，而她在夜晚，在自己的睡梦中逃遍了全国的各个角落。”[2]（173）菲尼亚斯的媳妇儿就像一个预言家，预测了人类破坏生态后的灾难性后果——生物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动物的灭绝必然也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南非人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有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联系。正如卡杰坦伊赫卡在《非洲自然化》中指出：“许多非洲社会，尽管各不相同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但都沉迷于对土地的伦理。”[4]（11）此时，借南非女人的梦，纳丁·戈迪默不仅间接谴责白人对南非大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间接对南非黑人的不作为也表示了担忧。在小说中，纳丁·戈迪默也描写了一些南非黑人对动物的伤害。比如在圣诞节时，纳丁描写为了吃狗肉，黑人雇工们将狗打的奄奄一息的场面。以及面对菲尼亚斯媳妇儿的梦，他们表现出的不屑一顾，都是对南非黑人没有对土地负起责任的担忧之情。
除了间接表现南非动物受到的侵害，纳丁·戈迪默借梅林之口，直接表现出了非洲动物不堪的现状。在一个章节，纳丁三次提到河马流产的事。“鹳鸟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是干旱改变了他迁徙的规律？鹳鸟留在河马产下半成形胎儿的池塘里，留在那就快枯竭却还有一点点水的地方。”[2]（41）文明的残酷后果，动物的受到的侵害都隐藏在字里行间昭示着纳丁对人性的呼唤和对读者的警示。她用越来越细致的描述提醒着人们对“非人类的义务”。
五.结论
自然资源保护者究竟是谁？我们发现首先并不是以梅林为代表的入侵南非土地的白人。他们购买土地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并开始了现代化的殖民。他们不是适应土地，而是采用符合欧洲的耕作方法，导致南非的土地贫瘠;他们将欧洲的树木运往非洲，使得本土的植物越来越少;他们用高高在上的命令让当地黑人保护资源，却不知暗中带有种族主义的态度表明自己是开化者而黑人是未开化者的身份。但是从小说中发现，梅林并不像当地黑人那样了解他们与生俱来的土地。他常常命令当地黑人不碰珠鸡蛋，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这片土地上的财产不受到破坏，却不知，当地黑人熟悉珠鸡的习性，他们比梅林更了解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在暴风雨来临时，梅林选择了去城中避难，将农庄交给当地黑人管理，也说明了他在这片土地的格格不入。
小说中自然资源保护者也不是世世代代生长在南非土地上的黑人。纳丁·戈迪默在小说中并未提到黑人对资源保护的作为，反而提到了与南非土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黑人的不作为。虽然南非黑人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但在这部小说中，纳丁耗费大量笔墨关注的是自然已经在南非土地上被受到破坏的状况，甚至提到了南非黑人吃狗肉伤害动物的表现。纳丁纳丁·戈迪默有意表明关注自然，关注动物是全人类的责任，白人和黑人都应该有所承担。
我们发现，自然资源保护者正是小说背后为黑人、为自然、为有色人种发声的纳丁·戈迪默。虽然纳丁出生在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她的观点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阶级，一个种族。她通过南非以外的国际视野表达了对文化全球化、移民、环境危机、人类等问题的关注。在小说中纳丁关注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如白人的种族主义，生态入侵，如黑人和印度人的生存境遇，同时也关注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提出了对南非大地目前遭遇到的生态危机的担忧，呼吁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正如格莱汉姆·哈根和海伦·蒂芬在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所提到的，纳丁·戈迪默的叙事是后殖民生态批评对世界核心关注的代表。[1]（27）她的后殖民主义文本符合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的中心任务之一，即挑战西方的发展意识形态，揭露文明非洲背后的生态帝国主义，展示非洲社会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必要联系。
参考文献
[1]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London： Rouf ledge， 2010.
[2]Nadine Gordimer， The conservationist， London： Penguin Books，1978.
[3]朱峰. 发展、环境、动物：评《后殖民生态批评》[J]. 外国文学， 2012， （05）：129-135.
[4]Cajetan Iheka. Naturalizing Africa： Ecological Violence， Agency， and Postcolonial Resistance in African Literature， the United Kingdom： Clays， St Ives plc， 2018.
（作者介绍：李迹，苏州大学18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后殖民生态批评 纳丁·戈迪默 全球生态观
一.介绍
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后殖民作家将对生态的关注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理论联系更加紧密，一方面，“尽管生态批评最近取得了进展，但一般的英语研究，特别是后殖民研究，尚未重新评估物种边界和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后殖民主义对征服、殖民、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关注，以及对本土与外来社会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关注，也是动物和环境研究的核心关注点”。[1]（13）后殖民生态批评弥补了后殖民和生态批评理论的不足，发现了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存在的种族问题和物种问题，成为一种将政治和自然研究相结合的维度更广的批评方法。
纳丁·戈迪默是一位非裔白人作家，她的作品既体现出对非洲大地上殖民者丑恶行为的揭露和被殖民者身体和思想上的侵害，同时也体现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因人类而每况愈下的情形。纳丁·戈迪默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这部作品中揭露的不仅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剥削，同时也时刻关注到人类对非人类的轻视和迫害，引起人们对第三世界命运的关注，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中心任务不谋而合。
二.对非洲大地和生态系统的入侵
与过去西方殖民者将“掠夺占有的土地看作是他们与生俱来所拥有的”[1]（9）不同，现代西方殖民者更擅于将非洲人民与生俱来的土地买来以作为“一种符号，以显示出他们是富足的人，能够享受穷人负担不起的东西。”[2]（33）在小说中，与主人公梅林一样在非洲大地上购买土地，雇佣当地黑人维护并改造这块土地的白人有很多。他们同时也购买许多现代的机器来确保这片土地是多产的。白人在非洲土地采用欧洲农业耕作方法，使得“德兰士瓦的玉米田地已经消失变成了工厂，主干道在修建超级大市场。”[2]（34）正如后殖民生态批评所观察到的，“殖民者开始通过引进方法，而不是让他们适应当地环境，使土地变得富有生产力和利润。”[1]（15）白人将非洲人民的土地按照欧洲农业来实践和改造是一种现代的土地侵略和扩张。
如果说对土地的入侵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态扩张，那么梅林将两棵西班牙栗树移植到门前，便是一种西方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一种明显且常见的入侵方式了。尽管梅林知道这些强制移植的树永远不能使他的房子成为真正的农舍，但他还是执意移植在门前，任凭他们与当地的风景有多么的格格不入。后殖民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扩张是指“殖民者带着庄稼、羊群和牛群来到殖民地，开垦了土地，摧毁了当地的生态系统，而从这些“新”世界带到欧洲的人类、动物和植物标本则相对较少，而且往往是惰性的。”[1]（14）现代西方殖民者打着“发展”的幌子，将西方的动植物带到非洲，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群落，对原生态造成了影响。
在小说中纳丁·戈迪默多次有意描绘非洲大地的独特景观却每每带有担忧之情，比如小说一开始典型的德兰士瓦景观：“没有本土的灌木和树木，宁静的高原，开阔的草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黄或变绿。除了夏日变成飓风的竞技场，这里是没有起伏的景观……。”[2]（37）如此典型的景观却缺了本土的植物，纳丁·戈迪默看似轻描淡写却透出对生态破坏的谴责。同样，描绘冬日的景观时，纳丁·戈迪默自然地提到污染环境的烟雾，强调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随处可见，体现其对非洲大地本土生态环境被入侵和破坏的担忧。
三.种族主义和对当地人民思想的入侵
除了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入侵，西方殖民者以白人种族高于一切的思想自居，将殖民地的人和动物看作是低等生物，“将殖民地本土的文化看作是原始的、非理性的、接近于孩童和动物的[1]（12）”，殖民者打着开化和教化的目的，将掠夺当地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和强加意识形态看做正常化的事情。现代西方殖民者更多地是潜移默化的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侵入被殖民地人民的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环境保护主义已沦为殖民主义的幌子，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所谓转变不仅没有惠及本土居民，反而成为欧洲殖民主义继续存在的理由：‘原始的’本土居民没有保护自然的能力，需要‘开化的’欧洲人来指导。”[3]（134）
主人公梅林以总是以命令的语气教导当地居民保护自然资源。看到小孩在玩珠鸡蛋后，他以一副主人翁的态度教训雇工管教孩子，却不知这片土地有自己的生态规律，黑人雇工笑着说：“我们的农庄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珠鸡，清早耕甜玉米地时我还见过它们哩，每天早上都见得到哩。”[2]（22）梅林不了解，因为他并不会一大早就去玉米地，神秘的南非大地有它生来的主人，从古到今守护着这片土地，外来入侵者与这里格格不入。笔者认为纳丁·戈迪默在小说开篇就暗中表明了态度。小说开篇，农庄主看到一窝皮色淡白，带有斑点的蛋摆在一群围成半圆的孩子面前。坐在鸟蛋正后方的孩子正是发现鸟蛋的人。“在农庄主的凝视下，他仰起头，腼腆地笑着，又因为自己是蛋的主人，而似乎带着一种自豪。”[2]（3）生在非洲大地上的居民，就像这个发现了鸟蛋的孩子，他们出生在这个地方，生长在这个地方，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充满了自豪，并带有看似掌握一切般主人的谦逊。孩子们对蛋的态度正是南非本土居民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捧蛋的小手，手掌是杏红色，几乎半透明。谁都不敢吭声，都吸着鼻子，敬畏的等待着。”[2]（3）敬畏正是南非人民对属于这片土地的资源生而带有的态度。 而作为农庄主的梅林，刻意的教导当地黑人保护资源其实是一种入侵。他俨然以一副土地所有者的态度不厌其烦地训导当地黑人，其实成为了黑人家园的掠夺者;他将自己视为土地原有秩序的维护者，其实打破了非洲大地原有的生态平衡;他認为当地居民没有生态意识，便高高在上的训诫他们，实际上表明了一种开化的“文明人”对野蛮的原始人的殖民态度。但是，当地黑人并不服从梅林的命令，因为他们了解南非大地原有的生态平衡，梅林却不了解。他只能发号施令实际上却对如何保护和管理这片土地无能为力。不论是开篇农庄上对“入侵者”的闯入无法处理，还是结尾处农庄遇到大风暴，梅林躲到城里，将农庄交管给黑人，都表明梅林无法保护这片土地，自然资源保护者只能是生来属于这片土地的当地人民。梅林和南非的白色政权一样，打着文明的幌子，带着种族主义的态度对待南非黑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殖民。
如果说白人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是单方面的，黑人可以无声地或奋起反抗，那么在南非大地上白人对黑人的思想入侵却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的。非洲隔离区的房子就像白人农庄主的房子一样，栅栏后种桃树，黑人们模仿隔离区对面的生活方式、甚至穿衣打扮：“他们看见比伊扎克体面的多的男人，戴白帽、墨镜把戴着戒指和尚号手表的手搭在了裹了彩色皮毛的方向盘上。他们看见头发像白人一样直的女人和穿着纸一样笔挺制服的护士。
除了外表上，当地黑人在思想上也难免会受到白人殖民意识的同化。小说中有一节白人农庄主梅林以书信的口吻讲述儿子特里到农庄的情景。特里快到农庄时：“穿白色外套的人将两手恭敬地交握在身前，手臂组成V形，手里里拿着轿车进院时他就已经摘下的帽子。他鞠躬到：——‘大人，大人’”[2]（150）南非男人们已学会面对白人农庄主时表现出恭敬、顺服的模样，不仅是农庄主，他们对白人特有的顺从意识已经根深蒂固。而南非女人“既不向他问好，也不指望他能对她们问好，她们觉得只要是白种男人，无论长幼，对她们都是视而不见的。”[2]（150）南非女人对白种男人的忽视已经习惯，这是一种她们自己也默许的社会常态。这种白人种族主义加性别歧视的态度，在南非女人的眼里却是再正常不过。殖民意识默默地根植在南非土地，使得不公平成为社会准则。
四.对南非动物的侵害和纳丁的担忧
白人对南非植物的破坏必然会导致动物的消亡，纳丁将这种侵害的后果先是通过一个非洲黑女人的梦来表现。雇工里菲尼亚斯的媳妇儿总是会做各种奇怪的梦，都是关于动物的。她说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她都会看到一种野生动物，在没人的时候那只野生动物的眼睛一直盯着他。她梦到过花斑豹、蜥蜴、鬣狗等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生物。在她的梦里，人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类，大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她的梦中还有大象、鬣狗、狮子和大水弥漫的河。都从四面聚拢，要来杀她，它们紧追她不放，而她在夜晚，在自己的睡梦中逃遍了全国的各个角落。”[2]（173）菲尼亚斯的媳妇儿就像一个预言家，预测了人类破坏生态后的灾难性后果——生物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动物的灭绝必然也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南非人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有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联系。正如卡杰坦伊赫卡在《非洲自然化》中指出：“许多非洲社会，尽管各不相同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但都沉迷于对土地的伦理。”[4]（11）此时，借南非女人的梦，纳丁·戈迪默不仅间接谴责白人对南非大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间接对南非黑人的不作为也表示了担忧。在小说中，纳丁·戈迪默也描写了一些南非黑人对动物的伤害。比如在圣诞节时，纳丁描写为了吃狗肉，黑人雇工们将狗打的奄奄一息的场面。以及面对菲尼亚斯媳妇儿的梦，他们表现出的不屑一顾，都是对南非黑人没有对土地负起责任的担忧之情。
除了间接表现南非动物受到的侵害，纳丁·戈迪默借梅林之口，直接表现出了非洲动物不堪的现状。在一个章节，纳丁三次提到河马流产的事。“鹳鸟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是干旱改变了他迁徙的规律？鹳鸟留在河马产下半成形胎儿的池塘里，留在那就快枯竭却还有一点点水的地方。”[2]（41）文明的残酷后果，动物的受到的侵害都隐藏在字里行间昭示着纳丁对人性的呼唤和对读者的警示。她用越来越细致的描述提醒着人们对“非人类的义务”。
五.结论
自然资源保护者究竟是谁？我们发现首先并不是以梅林为代表的入侵南非土地的白人。他们购买土地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并开始了现代化的殖民。他们不是适应土地，而是采用符合欧洲的耕作方法，导致南非的土地贫瘠;他们将欧洲的树木运往非洲，使得本土的植物越来越少;他们用高高在上的命令让当地黑人保护资源，却不知暗中带有种族主义的态度表明自己是开化者而黑人是未开化者的身份。但是从小说中发现，梅林并不像当地黑人那样了解他们与生俱来的土地。他常常命令当地黑人不碰珠鸡蛋，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这片土地上的财产不受到破坏，却不知，当地黑人熟悉珠鸡的习性，他们比梅林更了解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在暴风雨来临时，梅林选择了去城中避难，将农庄交给当地黑人管理，也说明了他在这片土地的格格不入。
小说中自然资源保护者也不是世世代代生长在南非土地上的黑人。纳丁·戈迪默在小说中并未提到黑人对资源保护的作为，反而提到了与南非土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黑人的不作为。虽然南非黑人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但在这部小说中，纳丁耗费大量笔墨关注的是自然已经在南非土地上被受到破坏的状况，甚至提到了南非黑人吃狗肉伤害动物的表现。纳丁纳丁·戈迪默有意表明关注自然，关注动物是全人类的责任，白人和黑人都应该有所承担。
我们发现，自然资源保护者正是小说背后为黑人、为自然、为有色人种发声的纳丁·戈迪默。虽然纳丁出生在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她的观点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阶级，一个种族。她通过南非以外的国际视野表达了对文化全球化、移民、环境危机、人类等问题的关注。在小说中纳丁关注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如白人的种族主义，生态入侵，如黑人和印度人的生存境遇，同时也关注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提出了对南非大地目前遭遇到的生态危机的担忧，呼吁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正如格莱汉姆·哈根和海伦·蒂芬在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所提到的，纳丁·戈迪默的叙事是后殖民生态批评对世界核心关注的代表。[1]（27）她的后殖民主义文本符合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的中心任务之一，即挑战西方的发展意识形态，揭露文明非洲背后的生态帝国主义，展示非洲社会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必要联系。
参考文献
[1]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London： Rouf ledge， 2010.
[2]Nadine Gordimer， The conservationist， London： Penguin Books，1978.
[3]朱峰. 发展、环境、动物：评《后殖民生态批评》[J]. 外国文学， 2012， （05）：129-135.
[4]Cajetan Iheka. Naturalizing Africa： Ecological Violence， Agency， and Postcolonial Resistance in African Literature， the United Kingdom： Clays， St Ives plc， 2018.
（作者介绍：李迹，苏州大学18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