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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理学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展和深入，其中有关社会道德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心理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麻晓磊，2009）。现有的道德认知理论由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形成发展历程角度出发，是道德理论领域发展较为成熟，地位较高的组成部分，主要阐述个体自儿童时期起至成年期间道德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定义内涵主要包括将对社会意义上的行为准则及执行准则的意义。皮亚杰多次强调了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从他律道德阶段逐渐向自律道德阶段过渡的一个渐进性过程，同时也首创了将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于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领域，但皮亚杰未能对儿童道德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廖全明，2003）。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提出了当时最系统全面的“道德发展的3水平6阶段理论模型”，通过对于当时既有的传统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加以综合考量，进一步构建了系统性的道德的发展理论，另外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包含美国本土以及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被试在内的跨文化追踪研究（刘亚娟，吴荣先，2007），使得对于道德的研究更具有广泛性，也使得跨民族、跨文化背景下的个体道德差异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继科尔伯格之后，心理学家艾森伯格从亲社会道德情境方面入手，对于亲社会道德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个体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帮助的他人的利益间存在矛盾，把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罗鸿，2007），从独特的角度为道德研究打开了视野，就前人研究中有关道德禁令方面的缺乏进行了发展，但多是通过主观对于儿童的口头报告开展分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并不以科学数据形式呈现，其客观性、有效性相对不足。
与理论发展相对应，道德判断评估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在逐渐提高。最早的评估方法是由皮亚杰开创，性质上可以归类于封闭型的投射测量，在一对一的独立测试中，使用假设情境，将道德发展的两种不同水平（自律与他律）融入对偶故事之中，通过受试者对于假设问题的回答和判断来收集资料。Kohlberg在此基础之上采用了道德两难故事去收集资料，在施测过程中主要关注个体进行判断的过程，即为什么会倾向于某种行为；首创了对于个体的道德发展阶段进行判定的量表（MJS），虽属于投射测验，但开放性有所增加；量表施测的结果可以理解为两类指标，一是根据被试的表现将之划分之某一阶段；二是代表总体成熟程度的项目总分数，充分利用了测试中的各种信息量，兼顾了“性”与“量”，拥有更好的内部一致性（庄康义，2003）。心理学家雷斯特（Rest）创建了“确定问题测验”（DIT），测验在理论上认为儿童对于道德的判断是“由上及下”的，儿童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可以理解的是自身所在阶段及其以下阶段的道德；认为儿童在对于项目做出选择反应时偏好把比自己高一阶的道德相关陈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儿童在接受测试时对于代表道德不同阶段的述评加以评定，就可以判断出儿童自身所处的道德发展水平（徐景俊，2006）。19世纪末，林德与威根赫特在道德的三水平六阶段基础上设计了道德判断能力测验（TMJs）来判断个体道德行为的情感和认知意向（肖三蓉，2006），强调研究经典问卷中由于“衡定错误”而被掩盖的行为性质，理论上区分了道德态度和道德认知。
中国文化中对于道德有自己独特的领悟和解释，这就使得我们对于道德的研究具有独创性和特殊性。中国道德教育有悠久的教化传统，从古书典籍中对于“圣贤”的描述，到街头巷尾神话故事中的善恶是非，各种内容的道德教育可谓上至阳春白雪，下至下里巴人。上世纪末，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开放，知识的流通性大大增加，我国学者对于道德认知的研究才脱离了简单的介绍和评述国外研究成功，开始注重本土化。通过对既往研究进行总结，目前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初步概括为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体对象，在对其道德判断和推理过程进行大量分析的基础上（王昌善，贺青梅，2001），进而形成了一种关于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从而体现出了个体道德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一方面研究的被试主要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另一方面，在研究中不论是发展历程还是影响因素，多只针对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之中的某一种展开，并未有宏观上的系统性考虑，而事实上这3种成份是紧密联系无法分割的。在道德行为的产生过程中，个体的认知是前提，同时情感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激发行为的可能。
实际上，从全面的角度来分析道德认知，可以理解为人们道德认识活动的过程，那么应该是存在于整个个体生存过程之中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道德认知形成之后就没有关注的必要，相反，道德认知在正式形成之后，在个体的人生发展各个阶段，或者说是在个体遇到不同应激事件时是否发挥作用，怎样发挥作用；个体在遭遇怎样的社会事件时，道德认知会发生变化以及变化后是否对于个体的成熟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道德研究的客观化、整体化，研究对象的扩大化以及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道德理论研究寻找突破的着眼点。
参考文献
[1]麻晓磊.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与展望[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60～61
[2]廖全明.当代西方道德发展理论研究综述[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6）：95～98
与理论发展相对应，道德判断评估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在逐渐提高。最早的评估方法是由皮亚杰开创，性质上可以归类于封闭型的投射测量，在一对一的独立测试中，使用假设情境，将道德发展的两种不同水平（自律与他律）融入对偶故事之中，通过受试者对于假设问题的回答和判断来收集资料。Kohlberg在此基础之上采用了道德两难故事去收集资料，在施测过程中主要关注个体进行判断的过程，即为什么会倾向于某种行为；首创了对于个体的道德发展阶段进行判定的量表（MJS），虽属于投射测验，但开放性有所增加；量表施测的结果可以理解为两类指标，一是根据被试的表现将之划分之某一阶段；二是代表总体成熟程度的项目总分数，充分利用了测试中的各种信息量，兼顾了“性”与“量”，拥有更好的内部一致性（庄康义，2003）。心理学家雷斯特（Rest）创建了“确定问题测验”（DIT），测验在理论上认为儿童对于道德的判断是“由上及下”的，儿童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可以理解的是自身所在阶段及其以下阶段的道德；认为儿童在对于项目做出选择反应时偏好把比自己高一阶的道德相关陈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儿童在接受测试时对于代表道德不同阶段的述评加以评定，就可以判断出儿童自身所处的道德发展水平（徐景俊，2006）。19世纪末，林德与威根赫特在道德的三水平六阶段基础上设计了道德判断能力测验（TMJs）来判断个体道德行为的情感和认知意向（肖三蓉，2006），强调研究经典问卷中由于“衡定错误”而被掩盖的行为性质，理论上区分了道德态度和道德认知。
中国文化中对于道德有自己独特的领悟和解释，这就使得我们对于道德的研究具有独创性和特殊性。中国道德教育有悠久的教化传统，从古书典籍中对于“圣贤”的描述，到街头巷尾神话故事中的善恶是非，各种内容的道德教育可谓上至阳春白雪，下至下里巴人。上世纪末，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开放，知识的流通性大大增加，我国学者对于道德认知的研究才脱离了简单的介绍和评述国外研究成功，开始注重本土化。通过对既往研究进行总结，目前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初步概括为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体对象，在对其道德判断和推理过程进行大量分析的基础上（王昌善，贺青梅，2001），进而形成了一种关于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从而体现出了个体道德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一方面研究的被试主要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另一方面，在研究中不论是发展历程还是影响因素，多只针对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之中的某一种展开，并未有宏观上的系统性考虑，而事实上这3种成份是紧密联系无法分割的。在道德行为的产生过程中，个体的认知是前提，同时情感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激发行为的可能。
实际上，从全面的角度来分析道德认知，可以理解为人们道德认识活动的过程，那么应该是存在于整个个体生存过程之中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道德认知形成之后就没有关注的必要，相反，道德认知在正式形成之后，在个体的人生发展各个阶段，或者说是在个体遇到不同应激事件时是否发挥作用，怎样发挥作用；个体在遭遇怎样的社会事件时，道德认知会发生变化以及变化后是否对于个体的成熟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道德研究的客观化、整体化，研究对象的扩大化以及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道德理论研究寻找突破的着眼点。
参考文献
[1]麻晓磊.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与展望[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60～61
[2]廖全明.当代西方道德发展理论研究综述[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6）：9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