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31岁，体重295公斤——那还是去年的体重。20岁以后我只出过一次家门，那次是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去医院抢救。那天来了很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还开来了一辆起重机，硬是把我从三楼卸下来的窗户那儿吊出去的——因为我根本无法从楼梯那里出去。
　　我从小在学校的成绩就远不如我的两个姐姐，结果全家人一说我，我就想吃东西，什么都想往嘴里塞，似乎这样做他们就暂时不会问我那么多为什么，我也就不用回答他们了。其实我永远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
　　我的父母开始并没有在意我爱吃东西的习惯，但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十二三岁时我就已经有90多公斤了。成了那副样子，也很少有人再问我种种为什么了，因为我的体型和我的成绩似乎成了必然的匹配。肥胖成了我的心理挡箭牌，虽然我同时也必须培养出抵御同龄人耻笑的能力。
　　上高一时，我的体重达到了136公斤，学校必须为我定制专门的椅子才行。我没有再继续上高二了。
　　多数人以为肥胖是一种身体疾病，其实我承担全身重压的每时每刻，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要大得多。和正常人相比，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因为肥胖而走了形，陌生人看我的第一表情先是惊愕，然后就是尽力掩饰的嘲笑和鄙视。
　　如果我是个珍稀动物，他们脸上大概还会有惊喜出现，而我不是。我的确是一个人，一个身体畸形变态的人，一个只会让人恶心和耻笑的人。
　　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忍不住去想：她為什么非要吃那么多东西？她为什么就没有一点控制能力？她必定是个又懒又馋，破罐子破摔，彻底没救的女人。我进行过无数次减肥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我的体重仍旧不争气地在增长。
　　我一直靠政府的救济生活。我的两个姐姐不但发育正常，甚至还很苗条，小时候都学过芭蕾。她们都读了大学，现在工作也都不错。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困惑，想起来就会令人窒息。
　　一个很多人不知道而我自己也奇怪的事实是，肥胖如我，我的脑子却并不呆痴，也没有走形，通过电视和书籍，我知道的事情并不比别人少。有时我想，我的不幸大概正如老年人谈恋爱一样，心情和感情是一回事，身体却是另一回事。依此类推，所有身体有残缺的人不也是如此吗？
　　我每天的生活是在床上度过的。我只能从我躺着的地方向窗外看世界——那个世界很小，只有一个街角和一个便利店的入口，再有就是一截电线杆的顶部，因为我们住在三楼。
　　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里，这一点，没有人知道。我父母不知道，其他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对我很好，但是对于我到底凭什么支撑着活过每一天这个事实却一无所知;也许，他们只是认为我活过的每一天都是个医学奇迹而已。
　　人生在世，谁内心不藏有秘密？就连肥胖如我者也不例外。我的秘密就是幻想出一个我所需要的虚幻世界。
　　通常，我会想象街角那个便利店每天早上七点半总会出现的那个帅小伙是我的恋人，并且他知道我那时准会在看他。他穿戴得体，身体健壮有力。我相信他每次从便利店里出来时都会微笑着朝我的窗口望一眼，同时给我送来一个飞吻，并在一整天里只想着我。这种浪漫而令人愉快的幻想可以支撑我度过躺在床上的每一天，让我忘掉身体的所有不适和生活里的所有不便，以及无奈、沮丧和羞耻的心境。 后来，那个小伙子忽然不再出现了，也许是搬了家，也许是换了工作或结了婚去了另外的地方？我为此失落了很久，当然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
　　因为难过，我吃得更多了。
　　后来我又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中年男子，属于我喜欢的那种成熟类型，每天中午必会出现在那个街角。他有时会进便利店买些东西，有时就站在那里抽一会儿烟，然后慢慢离开。
　　我很快就开始幻想每天和他恋爱的过程。比如，他站在街角抽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住对面三楼的我发信号，向我表达他深情不变的爱意——因为我的父母坚持认为，以我出众的美貌和学养，加上百里挑一的好身材，嫁给他并不合适，他们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而他却对我一往情深。
　　我只能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持续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感情没有寄托比死亡更可怕，即使对于一个肥胖如我的人。
　　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忍受着并发症的折磨。但是，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爱我的人，即便他只是一个可笑的、假想的存在。我也相信，世界上无数即使不是肥胖如我的人，也会以不同的形式在寻找被爱，谁敢说自己不需要？一个人的生命里，不论胖瘦美丑，没有了爱，还剩下什么呢？难道爱的权利只是一小部分人才能享有的？一切肥胖如我，或长相身材欠佳，或是残疾人，都只会比一般人更需要爱，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有了缺失，所以需要有更多的爱来补缺。这个道理如果当父母的都能明白，世界上恐怕会少了很多不幸的人或罪犯。
　　如果我来世有幸能做一个很多孩子的母亲，我肯定会给那个最丑，最笨，或是最肥胖的孩子最多的爱，就如同我此生不断地在头脑中馈赠给自己的一样。
　　我会继续在寻找爱的幻想世界里度过余生，不论我还能活几年，几个月，还是仅仅几天。
　　（梅根·施罗德，31岁，西班牙裔，因肥胖终身在床上度过的人。这份遗言是当事人去世后被其家人发现的）
　　（陶静摘自新星出版社《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