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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在提供丰富的展品与多元的空间之外，还可以激发观者对传统与当代若干问题的再度思考，这也是展览在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之一。2013年9月，“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巡回展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行。作为回顾与文献双重性质的展览，这是一次对安迪·沃霍尔这位20世纪现代艺术大师和波普艺术先驱的全面审视与多元考量。展览以其生平系年为脉络，依次呈现艺术家各时期的作品与档案共101组，包括绘画、影像、丝网印刷、书信、手稿等诸多形态式样。笔者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的“坎贝尔汤罐”系列，这也是他倡兴波普艺术的经典作品。这些诞生于半个世纪前的艺术品今天看来依旧崭新如初，铁质盖子依旧发散着淡淡的银光，传达着工业繁荣和消费时代的狂喜与虚空。
1962年7月，安迪·沃霍尔举办首次波普艺术个展，32幅“坎贝尔汤罐”系列画作震惊艺坛。这些“汤罐”随即成为了西方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图像。它们形式简洁明朗，机械复制性被不断地强化蔓延，硕大的logo宣告着这些画作的“商品”属性。它们与我们熟知的传统艺术从形式到趣味完全拉开了距离，没有了精英与闲雅，远离了古典风格与原典图像，更与古老的美好寓意和象征无关。雅与俗完成了通贯与同构，商品消费与复制技术作为一种符号进入当代艺术的殿堂。站在这些排列成序的“坎贝尔汤罐”前面，凝视着这些伴随消费社会和工业生产而来的“技术性”艺术品，我再次想到了一个美学史上的传统命题——技艺之辨。
纵览中西美学，技术和艺术的关系是一个恒久而常新的话题。
在中国的古老语义传统中，“技”与“艺”在诸多文献中可以互换通融，甚至很多用法完全相同。两者同处在形而下的层面，共同眺望着更高层面的“道”。“技”与“艺”皆为通向“道”的必经之途，如一种自我锤炼的修持，完成对东方人文信仰的坚守。
在现代西方，讨论这个问题较为深刻的有海德格尔和本雅明二氏。前者观点是，在技术与真理相关联的层面上探求技术本质，将技术作为一种去蔽的方式，也是一种真理。技术之去蔽，其基础即“设定”。现代技术将万物定义为“持存物”，事物作为存在者在表象中成为对象，世界则以图像形式呈现。作为有效的手段与工具，技术在改造自然、刺激人的需要和满足欲望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工业时代，技术被无端泛化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技术强迫事物按照“设定”的框架去显现，事物成了被技术统治的、只具有单纯的功能的物质。在这其中，人被技术奴役，人的自身存在遭受危险，而这危险源于技术之本质。这种本质关联于存在的“去蔽”与“遮蔽”。技术的本质对存在的遮蔽也是对真理的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先于科学并要求使用科学，现代科学是现代技术的产儿，“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害怕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即今日的科学归属于现代技术的本质的领域，而不是其他。”紧承前者，后者观点是，有何种技术和手段、有何种可供表达的特定内容，就有何种艺术的物質载体和传播方式，也就有与之相应的艺术体裁和式样。除了提供更为先进的传播载体有利于艺术发展外，技术的进步还为提升公众素质创造了条件。因此，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了艺术的变化，以历史眼光看，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著作中，本雅明通过对故事衰落、小说兴起现象的深度解析，阐明了技术革新可以促进艺术发展这一观点。飞速进步的技术使人们体验了许多全新的东西，同时遇到了许多无法预料的挑战，人类世代相传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对这些新情况的验证无能为力。作为对这种巨变的生活之反应的“故事”这一文学形式便衰落了，而能反映出人们在技术文明时代生存境遇的小说便顺理成章成为文学的主流。技术的进步之所以能推动文学的发展，还在于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故事的生产者和接受者都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此故事的讲述者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退了。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对待“技艺之辨”的立场有对立也有承续，这些观点和声音能够代表西方现代社会里人们对技术与艺术基本属性与功能特征的基本认定。
简要梳理了这个“技艺之辨”命题之后，我们依然回到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它们无疑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承载着日常性与世俗性的符号，其产生的环境与流程完全背离了传统艺术创造的个性风格与主体投射，而代之以工业复制式的新型“技术”。艺术家别出机杼，尝试使用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在其著名的工作室“工厂”（Factory）中组成了制作团队，以颠覆传统的决绝挥别了古典艺术的庄严与独造。沃霍尔宣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他妄图把自己变成“技术”的缔造者与拥有者，进而击碎“艺术”的崇高躯壳。他曾经平静地说：“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这种看似随意的表述其实再告诉我们，艺术的经典化可以被现代社会轻松解构，同时以重复复制的技术依然能够在当代再造经典。当然，这种再造的经典就来自我们平庸的生活，甚至与鄙俗、失落与冷漠相连。
慢慢走过悠长的展线，看完最后一幅“坎贝尔汤罐”时，我突然由美国的浓汤联想到中国的酒。石涛自题《墓门图》有诗云：“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雨后坟？”每每读到此句，总会感觉游荡其间的隔世感慨与无名愁绪默默袭来。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又让我想到苦瓜和尚这句诗。两位艺术家均已作古，无论是“春前酒”还是“浓汤罐”，也无非是在世间留个念想。内视人性，古人与今人相通，国人与西人无异。瞬间，我觉得超越了学理层面的“技艺之辨”，中国传统笔墨与西方当代艺术发生了美妙的契合。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本雅明著，许绮玲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王瑞芸著：《西方当代艺术审美性十六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
1962年7月，安迪·沃霍尔举办首次波普艺术个展，32幅“坎贝尔汤罐”系列画作震惊艺坛。这些“汤罐”随即成为了西方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图像。它们形式简洁明朗，机械复制性被不断地强化蔓延，硕大的logo宣告着这些画作的“商品”属性。它们与我们熟知的传统艺术从形式到趣味完全拉开了距离，没有了精英与闲雅，远离了古典风格与原典图像，更与古老的美好寓意和象征无关。雅与俗完成了通贯与同构，商品消费与复制技术作为一种符号进入当代艺术的殿堂。站在这些排列成序的“坎贝尔汤罐”前面，凝视着这些伴随消费社会和工业生产而来的“技术性”艺术品，我再次想到了一个美学史上的传统命题——技艺之辨。
纵览中西美学，技术和艺术的关系是一个恒久而常新的话题。
在中国的古老语义传统中，“技”与“艺”在诸多文献中可以互换通融，甚至很多用法完全相同。两者同处在形而下的层面，共同眺望着更高层面的“道”。“技”与“艺”皆为通向“道”的必经之途，如一种自我锤炼的修持，完成对东方人文信仰的坚守。
在现代西方，讨论这个问题较为深刻的有海德格尔和本雅明二氏。前者观点是，在技术与真理相关联的层面上探求技术本质，将技术作为一种去蔽的方式，也是一种真理。技术之去蔽，其基础即“设定”。现代技术将万物定义为“持存物”，事物作为存在者在表象中成为对象，世界则以图像形式呈现。作为有效的手段与工具，技术在改造自然、刺激人的需要和满足欲望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工业时代，技术被无端泛化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技术强迫事物按照“设定”的框架去显现，事物成了被技术统治的、只具有单纯的功能的物质。在这其中，人被技术奴役，人的自身存在遭受危险，而这危险源于技术之本质。这种本质关联于存在的“去蔽”与“遮蔽”。技术的本质对存在的遮蔽也是对真理的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先于科学并要求使用科学，现代科学是现代技术的产儿，“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害怕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即今日的科学归属于现代技术的本质的领域，而不是其他。”紧承前者，后者观点是，有何种技术和手段、有何种可供表达的特定内容，就有何种艺术的物質载体和传播方式，也就有与之相应的艺术体裁和式样。除了提供更为先进的传播载体有利于艺术发展外，技术的进步还为提升公众素质创造了条件。因此，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了艺术的变化，以历史眼光看，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著作中，本雅明通过对故事衰落、小说兴起现象的深度解析，阐明了技术革新可以促进艺术发展这一观点。飞速进步的技术使人们体验了许多全新的东西，同时遇到了许多无法预料的挑战，人类世代相传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对这些新情况的验证无能为力。作为对这种巨变的生活之反应的“故事”这一文学形式便衰落了，而能反映出人们在技术文明时代生存境遇的小说便顺理成章成为文学的主流。技术的进步之所以能推动文学的发展，还在于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故事的生产者和接受者都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此故事的讲述者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退了。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对待“技艺之辨”的立场有对立也有承续，这些观点和声音能够代表西方现代社会里人们对技术与艺术基本属性与功能特征的基本认定。
简要梳理了这个“技艺之辨”命题之后，我们依然回到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它们无疑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承载着日常性与世俗性的符号，其产生的环境与流程完全背离了传统艺术创造的个性风格与主体投射，而代之以工业复制式的新型“技术”。艺术家别出机杼，尝试使用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在其著名的工作室“工厂”（Factory）中组成了制作团队，以颠覆传统的决绝挥别了古典艺术的庄严与独造。沃霍尔宣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他妄图把自己变成“技术”的缔造者与拥有者，进而击碎“艺术”的崇高躯壳。他曾经平静地说：“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这种看似随意的表述其实再告诉我们，艺术的经典化可以被现代社会轻松解构，同时以重复复制的技术依然能够在当代再造经典。当然，这种再造的经典就来自我们平庸的生活，甚至与鄙俗、失落与冷漠相连。
慢慢走过悠长的展线，看完最后一幅“坎贝尔汤罐”时，我突然由美国的浓汤联想到中国的酒。石涛自题《墓门图》有诗云：“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雨后坟？”每每读到此句，总会感觉游荡其间的隔世感慨与无名愁绪默默袭来。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又让我想到苦瓜和尚这句诗。两位艺术家均已作古，无论是“春前酒”还是“浓汤罐”，也无非是在世间留个念想。内视人性，古人与今人相通，国人与西人无异。瞬间，我觉得超越了学理层面的“技艺之辨”，中国传统笔墨与西方当代艺术发生了美妙的契合。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本雅明著，许绮玲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王瑞芸著：《西方当代艺术审美性十六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