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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告引发的思考
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11年发布的报告《全球清洁能源：价值2.3万亿美元的机遇》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将保持其作为清洁能源项目投资首要目标市场地位。随着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清洁能源政策，到2020年中国吸引的投资将达到6200亿美元，远远超出20国集团的绝大部分国家。中国迅速崛起的清洁能源行业，促使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心在未来十年从西方转向东方。
2013年3月6日该基金会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美国占据有利地位：2011年美中清洁能源贸易关系》称：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全世界都在购买美国的技术和产品，美国在风能、太阳能以及智能化能源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终于有了回报。从中长期看，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仍比中国更有竞争优势，美国具有长期主导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潜力。
2011年中美两国吸引了世界39%的清洁能源投资，两国清洁能源投资分列世界一、二位。同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也分列世界一、二位。但从清洁能源贸易状况看，美国对华顺差高达16.3亿美元。中国在风能投资和部署方面以及风能太阳能产品制造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也招致了一些国家的打压，相关出口产品频频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甚至制裁，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大链条中，中国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在全新的产业布局中，我们是否仍在延续“中国制造”的老路？未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又在哪儿？
中国的优势和劣势
低碳和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主要阵地。一方面，它是带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也将发展新兴产业定位于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重要地位。
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的应用和产品制造方面存在较大优势。目前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占到了全球的50%以上，在全球前十位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中，中国大陆的企业共占五家。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指出，太阳能产品在中美两国清洁能源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最大，2011年美国约有1/5的清洁能源产业消失，主要原因是无法与中国“廉价”太阳能产品竞争。
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方面的优势，其实也是整个中国企业从事制造业的独特优势——人工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环保门槛低，再加上宽松的产业环境和政府大力推动，造成了我国光伏企业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依然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虽然发展迅速，却无法掩饰其背后日益显现的劣势。
技术创新严重滞后。根据有关报告，清洁能源专利授权总量上，美国占49%，日本占27%。韩国近年来发展迅速，接连超越加拿大和德国，2010年申请量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近两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上升很快，但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尽管中国企业是该领域领先的设备制造者和生产者，但并不是大量技术的拥有者，或者严重依赖技术转移进行生产，或者是以制造业为主。
核心技术空心化现象严重。以多晶硅为例，目前占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比重80%以上的晶体硅产品，其主要原材料90%以上产自国外；同时，我国多晶硅提炼技术长期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多晶硅的提纯和精炼技术基本掌握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八大厂商手中。我国最大的技术软肋，就在于生产多晶硅的高耗能和尾气回收利用技术。
产品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我国光伏产业产量的95%左右是靠国外需求拉动的。目前我国光伏电池总产量和光伏组件产量均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应用则远远不足，市场开发遥遥落后于产业发展。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近358亿美元，其中60%以上输送至欧洲市场；2012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对欧美出口占比约为70%。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下，很多发达国家都取消了行业优惠补贴，美国商务部甚至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整个光伏市场呈现供求失衡的局面。再加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光伏产业热情减退，全行业面临资金链条紧张甚至断裂的危险。
综上所述，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原材料依赖进口、核心技术设备缺失、产品过度依赖出口的“三头在外”的严峻现实，是典型的不具备自主技术优势的产业。作为全世界一致看好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应属于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欧美、日本等国家走的都是投资技术研发、强化企业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道路，但在中国，它却成了具有加工贸易性质，规模大、出口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依靠购买核心技术、原材料和关键设备来扩大产能的发展模式亟待调整。
需要做出的调整
首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重化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建筑、钢铁、汽车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仍会是支柱产业。因此清洁能源发展，第一不能超越物理界限；第二要通过一定的措施实现曲线迁移，不能操之过急。可以借鉴经济改革的“双轨制”经验，一方面加快对传统能源应用的技术升级；另一方面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扶持一些技术、资本和制度条件比较好的城市成为新能源试点或特区。对清洁能源行业进行规范，形成一批龙头企业和类似GE、杜邦、西门子那样跨国、大型的公司，而不是现在这样几百家争抢的局面。
转变针对设备补贴的状况，把补贴更多地用于产业链条上薄弱的研发和终端利用环节，把设备制造留给市场。新能源产业链大致分为研发、设备制造和终端利用三个环节。研发上不去，就造成落后产能；终端利用不足，就形成过剩产能。新能源产品一般具有早期研发投入高、投资周期长、行业规模有限的特点，而且对后续融资频率要求极高，再加上前期管理成本高昂，往往难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从国际成功经验看，对新兴产业的培养，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研发领域而不是生产环节。
引导新能源领域的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更多地进行合资合作。大力支持国外新能源企业在中国构建专业的研发中心，鼓励内外资新能源企业共同进行科技研发，从而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谨防外资恶意并购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龙头企业以及新能源方面的核心科技企业，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更注重保护本国新能源企业的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鼓励国内有实力的新能源企业“走出去”，如通过购并欧美中小型新能源高科技公司来获得需要的技术。
拓展国内市场和开辟新兴市场。国内光伏终端利用方面，由于成本问题导致市场容量非常有限。要拓展国内市场，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推行电力体制改革，但来自于相关利益集团的阻力很大。国际市场层面，开辟新兴市场将是中国清洁能源制造商的最佳选择。比如，风能、太阳能、地热以及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未来九年非洲的主要投资目标。目前中国产品在非洲比较短缺。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者逐渐进入南非市场，包括英利、尚德、金风、龙源等在内的太阳能和风能企业，都已经在南非建立了投资项目。另外，中国企业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对外投资方式。
对外援助上，我国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援助形式，比如赠送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来帮助解决贫困地区家庭的生活照明等，在帮助受援国发展的同时，加深这些国家民众对中国企业、产品和技术的了解，既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还可以有效推动双边经贸合作。
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11年发布的报告《全球清洁能源：价值2.3万亿美元的机遇》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将保持其作为清洁能源项目投资首要目标市场地位。随着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清洁能源政策，到2020年中国吸引的投资将达到6200亿美元，远远超出20国集团的绝大部分国家。中国迅速崛起的清洁能源行业，促使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心在未来十年从西方转向东方。
2013年3月6日该基金会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美国占据有利地位：2011年美中清洁能源贸易关系》称：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全世界都在购买美国的技术和产品，美国在风能、太阳能以及智能化能源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终于有了回报。从中长期看，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仍比中国更有竞争优势，美国具有长期主导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潜力。
2011年中美两国吸引了世界39%的清洁能源投资，两国清洁能源投资分列世界一、二位。同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也分列世界一、二位。但从清洁能源贸易状况看，美国对华顺差高达16.3亿美元。中国在风能投资和部署方面以及风能太阳能产品制造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也招致了一些国家的打压，相关出口产品频频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甚至制裁，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大链条中，中国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在全新的产业布局中，我们是否仍在延续“中国制造”的老路？未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又在哪儿？
中国的优势和劣势
低碳和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主要阵地。一方面，它是带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也将发展新兴产业定位于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重要地位。
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的应用和产品制造方面存在较大优势。目前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占到了全球的50%以上，在全球前十位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中，中国大陆的企业共占五家。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指出，太阳能产品在中美两国清洁能源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最大，2011年美国约有1/5的清洁能源产业消失，主要原因是无法与中国“廉价”太阳能产品竞争。
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方面的优势，其实也是整个中国企业从事制造业的独特优势——人工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环保门槛低，再加上宽松的产业环境和政府大力推动，造成了我国光伏企业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依然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虽然发展迅速，却无法掩饰其背后日益显现的劣势。
技术创新严重滞后。根据有关报告，清洁能源专利授权总量上，美国占49%，日本占27%。韩国近年来发展迅速，接连超越加拿大和德国，2010年申请量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近两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上升很快，但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尽管中国企业是该领域领先的设备制造者和生产者，但并不是大量技术的拥有者，或者严重依赖技术转移进行生产，或者是以制造业为主。
核心技术空心化现象严重。以多晶硅为例，目前占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比重80%以上的晶体硅产品，其主要原材料90%以上产自国外；同时，我国多晶硅提炼技术长期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多晶硅的提纯和精炼技术基本掌握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八大厂商手中。我国最大的技术软肋，就在于生产多晶硅的高耗能和尾气回收利用技术。
产品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我国光伏产业产量的95%左右是靠国外需求拉动的。目前我国光伏电池总产量和光伏组件产量均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应用则远远不足，市场开发遥遥落后于产业发展。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近358亿美元，其中60%以上输送至欧洲市场；2012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对欧美出口占比约为70%。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下，很多发达国家都取消了行业优惠补贴，美国商务部甚至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整个光伏市场呈现供求失衡的局面。再加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光伏产业热情减退，全行业面临资金链条紧张甚至断裂的危险。
综上所述，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原材料依赖进口、核心技术设备缺失、产品过度依赖出口的“三头在外”的严峻现实，是典型的不具备自主技术优势的产业。作为全世界一致看好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应属于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欧美、日本等国家走的都是投资技术研发、强化企业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道路，但在中国，它却成了具有加工贸易性质，规模大、出口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依靠购买核心技术、原材料和关键设备来扩大产能的发展模式亟待调整。
需要做出的调整
首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重化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建筑、钢铁、汽车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仍会是支柱产业。因此清洁能源发展，第一不能超越物理界限；第二要通过一定的措施实现曲线迁移，不能操之过急。可以借鉴经济改革的“双轨制”经验，一方面加快对传统能源应用的技术升级；另一方面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扶持一些技术、资本和制度条件比较好的城市成为新能源试点或特区。对清洁能源行业进行规范，形成一批龙头企业和类似GE、杜邦、西门子那样跨国、大型的公司，而不是现在这样几百家争抢的局面。
转变针对设备补贴的状况，把补贴更多地用于产业链条上薄弱的研发和终端利用环节，把设备制造留给市场。新能源产业链大致分为研发、设备制造和终端利用三个环节。研发上不去，就造成落后产能；终端利用不足，就形成过剩产能。新能源产品一般具有早期研发投入高、投资周期长、行业规模有限的特点，而且对后续融资频率要求极高，再加上前期管理成本高昂，往往难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从国际成功经验看，对新兴产业的培养，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研发领域而不是生产环节。
引导新能源领域的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更多地进行合资合作。大力支持国外新能源企业在中国构建专业的研发中心，鼓励内外资新能源企业共同进行科技研发，从而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谨防外资恶意并购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龙头企业以及新能源方面的核心科技企业，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更注重保护本国新能源企业的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鼓励国内有实力的新能源企业“走出去”，如通过购并欧美中小型新能源高科技公司来获得需要的技术。
拓展国内市场和开辟新兴市场。国内光伏终端利用方面，由于成本问题导致市场容量非常有限。要拓展国内市场，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推行电力体制改革，但来自于相关利益集团的阻力很大。国际市场层面，开辟新兴市场将是中国清洁能源制造商的最佳选择。比如，风能、太阳能、地热以及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未来九年非洲的主要投资目标。目前中国产品在非洲比较短缺。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者逐渐进入南非市场，包括英利、尚德、金风、龙源等在内的太阳能和风能企业，都已经在南非建立了投资项目。另外，中国企业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对外投资方式。
对外援助上，我国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援助形式，比如赠送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来帮助解决贫困地区家庭的生活照明等，在帮助受援国发展的同时，加深这些国家民众对中国企业、产品和技术的了解，既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还可以有效推动双边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