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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一开始寫华老栓在黎明前去拿人血馒头时有这样的文字：“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课本中对“大白圆圈”的注释是“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清朝士兵穿的号衣（制服），前后都缀着一块圆形的白布，上面有个“兵”字或“勇”字。到底是“兵”字或“勇”字？语焉不详。同时清宫戏的热播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也会经常在屏幕上看到胸前或背后圆圈里大书“兵”或“勇”的兵丁，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兵'"勇”不分，或者根本就没当回事，实际上二者是大不相同的。
。在清代，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又称额兵，是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和绿营。八旗，即八旗骁骑营，又称骑营，是由旗人组成的军队，努尔哈赤初定兵制，全民皆兵，每三百人设一佐领，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故一旗领兵七千五百人，分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种旗色，故称满洲八旗。皇太极时把征服的蒙古族人也编入旗内，后来又扩充编成了八旗，称为蒙古八旗 ;后来又从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抽出部分连同投降的明朝军队组成八旗，称为汉军八旗。以上共约25万人，所用旗帜都是上述八色。也就是说，一般把满人可以称为旗人，而旗人不一定是满人。
1644年满人“问鼎中原”，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刚刚入关的大清王朝马上就意识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统治这么大的地盘，八旗军这十几万人不够用为弥补八旗兵员不足，又建立了由汉人组成的汉兵，官兵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但重要官职都规定为满人，所以绿营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将领都是八旗子弟，被满洲人牢牢控制。以营为建制单位，以绿旗为标志，故称绿营，也称绿旗兵，简称营兵，共约64万人。绿营的数量一直是八旗的三四倍。 康熙征伐三藩等战役根本指望不上八旗兵，只能依靠绿营兵，绿营兵本来是给八旗兵打辅助的，后来却变成了主力部队，八旗军和绿营兵都成为了清王朝的正规军，他们身上就印着兵字。八旗兵大部分用来卫戍北京，小部分驻防全国主要军事重地;绿营则遍布全国各地。这两种军队都是清廷的正规军，其驻地、兵额、饷银等都有规定，不经过朝廷准许是不能随便更易的，是所谓国家“经制兵”。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是父子相承，世代为业。
“勇”又叫“乡勇”，是由于军事需要由国家临时招募的官勇，有事招募，战事完了就解散。这是清政府在遇到战事而兵力不足时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以补“经制兵”之不足，不是国家的正式军队。乡勇始建于1787年，福康安到台湾镇压林爽起义，屡遭失败，遂采取“以土著破土著”之法，广募乡勇“以厚兵威”，终于镇压了起义。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也是靠川、陕、楚三省乡勇剿灭的。类似于此的团练，是散布乡镇的地主乡团武装，由民间筹资，乡绅经管，基本上不脱离生产，属于民兵性质。
勇营出现在中晚清，一般在战争期间被招募，但在事件发生后被解散，最初力量影响有限。“兵”字印在八旗和绿营士兵衣服上，而“勇”一词印在勇营士兵衣服上。 清末勇营制度建立后，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远高于八旗和绿营。勇营的招募大多是地方性的，如曾国藩在湖南建立的湘军。他们不听清政府的话，只听曾国藩等人的话。
尤其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曾国藩以团练起家，既认为绿营八旗兵不可用，又认为团练武装难以得心应手，于是选择了官勇，并使勇的实质发生了巨变。兵员募自湖南，故称为“湘勇”（后来一般称湘军），实行军丁由将官亲自招募的制度，凡欲立军，由统领挑营官，营官挑哨长，哨长挑什长，什长选勇丁，全军统辖于曾国藩;同时，以往各地绿营兵皆由中央政府供饷，一切费用都出自国库，而湘军粮饷自筹，从此，权归主将，各尊其长，各护其长，私谊至上，“兵为将有”，而不是朝廷所有，成为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相同的还有李鸿章的淮军（以淮南地主团练为基础编练，由曾国藩据湘军章程定制营规，并拨湘军数营为主，实际上湘淮军为一家）、左宗棠的楚军等。此时，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不堪而无法打仗，朝廷只能依靠以汉族官员为首领的湘淮军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后来的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贵州苗民起义。从此，“勇”代替了“兵”，反成了国家“经制兵”。勇营的大部分来自一个家乡，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否则，他家乡的人会说他。绿营或者八旗想要欺负勇营人？一点也不可能。勇营的地位是由他们连续的连胜确立的，他们的待遇甚至更好。太平天国、白莲起义等的战利品都被运回家乡，由数百艘大型船只运送。不仅曾国藩、李鸿章身居要职，成为朝廷的重臣，其主要将领左宗棠、曾国荃、张树声、丁汝昌、刘铭传、叶志超等先后任督抚，是清末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势力集团，形成湘淮系军阀，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鼻祖。故有人说：“湘军演变为淮军，淮军演变而为北洋军，湘军崛起为满汉势力消长之关键，迨至北洋军，即与革命合力推翻满清，亦分为三阶段焉。”（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甚至于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认为“辛亥革命与曾文正亦有密切关系”。一直到清末随着新军的训练，勇营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所以，清代士兵衣服上的“兵”和“勇”是大有区别的，而不能随便在士兵的胸前背后打“补丁”，以致于混淆了身份。
。在清代，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又称额兵，是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和绿营。八旗，即八旗骁骑营，又称骑营，是由旗人组成的军队，努尔哈赤初定兵制，全民皆兵，每三百人设一佐领，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故一旗领兵七千五百人，分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种旗色，故称满洲八旗。皇太极时把征服的蒙古族人也编入旗内，后来又扩充编成了八旗，称为蒙古八旗 ;后来又从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抽出部分连同投降的明朝军队组成八旗，称为汉军八旗。以上共约25万人，所用旗帜都是上述八色。也就是说，一般把满人可以称为旗人，而旗人不一定是满人。
1644年满人“问鼎中原”，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刚刚入关的大清王朝马上就意识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统治这么大的地盘，八旗军这十几万人不够用为弥补八旗兵员不足，又建立了由汉人组成的汉兵，官兵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但重要官职都规定为满人，所以绿营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将领都是八旗子弟，被满洲人牢牢控制。以营为建制单位，以绿旗为标志，故称绿营，也称绿旗兵，简称营兵，共约64万人。绿营的数量一直是八旗的三四倍。 康熙征伐三藩等战役根本指望不上八旗兵，只能依靠绿营兵，绿营兵本来是给八旗兵打辅助的，后来却变成了主力部队，八旗军和绿营兵都成为了清王朝的正规军，他们身上就印着兵字。八旗兵大部分用来卫戍北京，小部分驻防全国主要军事重地;绿营则遍布全国各地。这两种军队都是清廷的正规军，其驻地、兵额、饷银等都有规定，不经过朝廷准许是不能随便更易的，是所谓国家“经制兵”。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是父子相承，世代为业。
“勇”又叫“乡勇”，是由于军事需要由国家临时招募的官勇，有事招募，战事完了就解散。这是清政府在遇到战事而兵力不足时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以补“经制兵”之不足，不是国家的正式军队。乡勇始建于1787年，福康安到台湾镇压林爽起义，屡遭失败，遂采取“以土著破土著”之法，广募乡勇“以厚兵威”，终于镇压了起义。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也是靠川、陕、楚三省乡勇剿灭的。类似于此的团练，是散布乡镇的地主乡团武装，由民间筹资，乡绅经管，基本上不脱离生产，属于民兵性质。
勇营出现在中晚清，一般在战争期间被招募，但在事件发生后被解散，最初力量影响有限。“兵”字印在八旗和绿营士兵衣服上，而“勇”一词印在勇营士兵衣服上。 清末勇营制度建立后，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远高于八旗和绿营。勇营的招募大多是地方性的，如曾国藩在湖南建立的湘军。他们不听清政府的话，只听曾国藩等人的话。
尤其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曾国藩以团练起家，既认为绿营八旗兵不可用，又认为团练武装难以得心应手，于是选择了官勇，并使勇的实质发生了巨变。兵员募自湖南，故称为“湘勇”（后来一般称湘军），实行军丁由将官亲自招募的制度，凡欲立军，由统领挑营官，营官挑哨长，哨长挑什长，什长选勇丁，全军统辖于曾国藩;同时，以往各地绿营兵皆由中央政府供饷，一切费用都出自国库，而湘军粮饷自筹，从此，权归主将，各尊其长，各护其长，私谊至上，“兵为将有”，而不是朝廷所有，成为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相同的还有李鸿章的淮军（以淮南地主团练为基础编练，由曾国藩据湘军章程定制营规，并拨湘军数营为主，实际上湘淮军为一家）、左宗棠的楚军等。此时，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不堪而无法打仗，朝廷只能依靠以汉族官员为首领的湘淮军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后来的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贵州苗民起义。从此，“勇”代替了“兵”，反成了国家“经制兵”。勇营的大部分来自一个家乡，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否则，他家乡的人会说他。绿营或者八旗想要欺负勇营人？一点也不可能。勇营的地位是由他们连续的连胜确立的，他们的待遇甚至更好。太平天国、白莲起义等的战利品都被运回家乡，由数百艘大型船只运送。不仅曾国藩、李鸿章身居要职，成为朝廷的重臣，其主要将领左宗棠、曾国荃、张树声、丁汝昌、刘铭传、叶志超等先后任督抚，是清末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势力集团，形成湘淮系军阀，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鼻祖。故有人说：“湘军演变为淮军，淮军演变而为北洋军，湘军崛起为满汉势力消长之关键，迨至北洋军，即与革命合力推翻满清，亦分为三阶段焉。”（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甚至于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认为“辛亥革命与曾文正亦有密切关系”。一直到清末随着新军的训练，勇营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所以，清代士兵衣服上的“兵”和“勇”是大有区别的，而不能随便在士兵的胸前背后打“补丁”，以致于混淆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