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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午，广州从化市西和村。李卫鹏带着记者走过一片片玉米地，穿过一排排为豆角生长而铺设的架子……从土壤结构、种子选择，到耕作特点、销售模式，他娓娓道来。
这个学识渊博的年轻人，只有27岁。不过，在他们的社群里，他还是属于最老的。因为还有好多“90后”。
不只在这个基地。广州、惠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很多郊区，正活跃着大批像李卫鹏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郊区的农田上，谋划着养猪、种地、卖菜等活计。和传统农民相比，他们有“年龄小、学历高、能力强”等特征。从生产、销售到资金筹集等，这帮年轻人的出现，对过去的农耕模式，产生颠覆式的冲击。
人们把这些人叫“新农人”，将他们所从事的产业叫新农产业。
农地里，李卫鹏和《南风窗》记者交换了一张名片。名片上，除有广州神农田园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的身份外，还载有QQ号、邮箱、微博、微信二维码……这和传统的“农民”很不一样。
2014年7月，李卫鹏从华南农业大学蔬菜学专业硕士毕业。父亲希望他跳出农门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却和父亲说“想回到村里租地种菜”，父亲撂下一句话：“农村的事，你搞不定！”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地位低，收入差，已影响到很多学农学子的职业选择。李卫鹏的很多同学，即便学了好多年农业，但在职业选择上，仍抛弃了农业。“即便从事农业的，也很少在一线。”李卫鹏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让别人对农业有信心。
李卫鹏在西和村的基地，有70多亩。主要种植蔬菜、玉米等农作物。和他一起运作这个基地的，都是他同学。大家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而且知根知底。
在惠州，有相同经历的是彭英豪。彭是绿田野农场的负责人，他的基地在惠州矮陂七日塘。彭英豪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2012年，在变身“新农人”前，彭在华为做高管。但2010年，一次回河南老家的经历，让他很痛心：很多土地抛荒，农业没落、农村空心化。和村民聊天时，村民告诉彭英豪，“农药、化肥年年涨，种地亏钱，搞农业没前途”。
在中国，食品安全已让国人失去信心，彭英豪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漫长的谈判、租地后，2012年开始，他请人种菜。
过去10年，随着丰富产品不断涌现的，还有苏丹红、瘦肉精、毒奶粉……频出的安全事故背后，还能“有所作为”的，似乎只剩下在互联网上愤怒的键盘党了。
以大学生、海归人士、企业高管为代表的“新农人”群体，尝试改变这一切：重新找回久远的传统农耕模式，重拾人们对国产食品安全的信心，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商机。互联网加速了这一进程并形成了一个个这样的社群。
新农产业的新，体现在和石油农业的区分上。“新农人”拒绝使用那些具有化学因子的无机肥、农药。“新农人”希望借此激活传统农业的因子，通过自然农法，让活力农耕回归。
有可能吗？在“新农人”看来，可行。因为化肥、农药不是自古就有，近代才出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遵从自然农耕的模式。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刘伟章表示，“农药是伴随着近代战争出现的，当时的农药如敌敌畏等，其生产的目的是用来消灭士兵头上的虱子，以保证士兵的战斗力”。
随着人口增多，为解决温饱问题，人们从土地上大肆索取。这种索取，主要通过农药、化肥等技术，超强度地挖掘土地“潜能”。这种挖掘，是以违反农作物自然生长规律和土地可承受度为代价，这就出现农药、化肥滥用。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使用了世界30%的化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议价能力。农产品价格上不去，但化肥农药的成本不断上升，农户走到了崩溃边缘。结果是：农田被抛弃、农业发展被扭曲。
中国农民已习惯了依托大量化肥和农药来获得丰收，也因此一步步被农资商“绑架”，进入万劫不复境地。现在，“新农人”是要改变这一处境：从尊重自然、通过健康的种植方式开始。
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开始收成会很差，但地越耕越肥。
彭英豪认为，先把坏的种植方式停止了，才能开始好的方式。从他3年的种植实践看，随着健康种植方式的推广，产量慢慢上来，菜色也逐渐好看。与此同时，种植成本在逐年降低。这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耕耘模式。
但好产品仍需好渠道来销售。不少“新农人”在这方面曾伤痕累累。“6年花了我350多万元！”惠州市天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宇辉告诉记者，“子弹（这里指资金）都快被打光了，还没见回本”。
吴宇辉学的是金融，1998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工行惠州分行上班，日子过得平稳。但平静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后来，他给一家物流公司投简历。在做销售赚了不少钱但还天天吃垃圾食品后，他跑去养山猪了。
“我的猪肉不好？”吴宇辉说，“我开店给客户尝尝。”2013年9月，他的生鲜店开业了。口味赢得客户尊重，价格飙升至50多块钱一斤。目前，他的山猪基地里，养有100多头山猪。当地人叫他“山猪哥”。
对于选择做农业，吴宇辉说，“更多是出于一种情怀和使命感”。
开门店后，吴宇辉还将其他“新农人”种植的有机菜和有机水果引到生鲜店。这样，好品质多了一个销售渠道，而他的店也多了一个品种。这一刻，吴意识到建平台的重要性，“‘新农人’只有互相抱团，互相帮助，才能共同发展”。
但在无法做到有计划生产时，产品总还是有剩余或缺货的情况。缺货可以补货，但剩余的如何处理？直接倒掉太浪费，第二天销售又不新鲜。为解决这一问题，吴宇辉开了一家生态餐厅。同样提供绿色、生态的高品质食物。 这样，专卖店剩下的，可转到餐厅当天消化，最大限度减少浪费，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两个店的客流互为促进，相互回流。
2015年，吴宇辉动作频频：1月，他和诸多“新农人”发起成立新农黄埔军校；3月，他开始构建网上商务平台；6月，成立科技公司。接下来，他还想成立新农基金会，扶持新农产业发展。
吴宇辉说，新农黄埔军校成立的初衷，是因为很多“新农人”—包括他在内，做农业时都摔了跤，损失很大。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做有机健康产品的同行交流、分享，避免走弯路。“新农人”构建网络平台，是为好产品提供好出路，但又不是单纯为建平台而建平台，而是打造一个生产者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平台。李卫鹏的神农田园，资金筹集和消费模式，都是这么干的。
启动神农田园运作前，李卫鹏和他的同学还没有基地。他们提出的概念是众筹农业，大致是“大家把钱交给我们，我们不用化肥农药去种出好品质给大家”。
这个概念的提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们共向80多个人，筹集到了40万元资金，加上贷款、借钱，凑够100多万元后，启动了。
一开始参与众筹的80多个人，成为了神农田园会员。接下来，李卫鹏只需要好好种地即可，因为蔬菜在生产前已被会员出资预定。
这样，有计划的生产，不会造成浪费，而且不愁销路。同时让生产端和消费端直接对接，绕开中间商。这不仅解决资金的问题，还解决了消费的问题。早前，他们的会员分为两类，A类会员是一年8000元，一周送两次菜，每次6斤共6个品种以上青菜。B类会员一年4000元，一周送一次，单价和品质同上。
不过，很快就遇到麻烦。早前，他们和申通签订协议，运费是7块钱一份，但青菜送出一个星期才到农户家，烂掉了一半了。后来，李卫鹏改用顺丰，运送问题解决了，但运费是21元，涨了3倍。“这是当初预估不到位造成的”李卫鹏说，现在会员价调整到了A类一年9000元，B类一年4500元，主要是物流费用涨了，但菜价没有变，还是15元一斤。而他的会员数，也已增加410户。
惠州根禾农庄的销售，走的是高端会员模式。该农庄的老板刘洋，家境富裕，1988年出生的他，早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留学。
毕业时，他家人给他两条路选择：一移民国外，吃住一辈子不愁；二回国继续打拼。他选择了第二条路。回到国内，刘洋拿2000块钱去深圳找工作，他不敢住在城中村，于是租了有小区的房子，花1400元。只剩600块钱，去吃麦当劳就花了70多块钱—刘洋说，“我第一次感受到麦当劳好贵”，因为大手大脚惯了。
去年，他妻子生小孩后，刘洋不想这么漂，所以开始做农业。由于财力雄厚，他对农业的投资发展很快—“基本上，能用钱解决的，都解决了。”刘洋说，农场里，除了种植西瓜、青菜，还养鸡、鸭、鱼、豪猪、竹鼠等。
“我的鸡吃的是面包虫，蚯蚓，桑叶等。”刘洋带着记者参观他的基地时介绍说，鸡吃的面包虫，即便批发价也是一斤17块钱。当然，鸡的卖价也很贵，一只白凤鸡甚至卖到260多元，一个鸡蛋卖7块钱。目前，他农场的会员有20多个，会费每年1.38万元，每两天配送一次，每次配送4斤新鲜有机蔬菜，品种在4至7个。
刘洋没有请物流公司发货，他自己送。有时，一些高档小区的保安会发现：一个开着一辆白色奥迪Q5的家伙，经常抱着蔬菜送到了业主门口。“这不算什么，我餐厅的服务员，还开奔驶、宝马呢。”刘洋说，“其实我给他们的工资就3000块钱—连油钱都不够，但他们乐意干，主要是想见证和分享一份新事业的成长。”刘洋承认，农场目前还处于烧钱阶段，但他看好这份事业。
新农业的颠覆在于，客户直接体验性消费，参与消费。而且客户可以带家人来基地玩，参与摘菜、务农等活动，甚至在农场吃饭。这就将农业和休闲旅游、农耕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
另一变革是对政府监管的颠覆。有机菜的认证费很高，每个品种的认证费是1万至3万元，每年认证一次。以李卫鹏的农场为例，100多个品种，每年就是上百万元的认证费。所以他们只是按有机标准来生产，但没有参与认证。因为认证的成本会推高价格，进而让消费者埋单。事实上，这一纸认证的意义不大，一来消费者看不懂，另外，现实中，被认证无机的蔬菜通常只是一小块地，比如产量只有1吨，但销售者会用其他地块的菜去冒充，使销售的有机蔬菜远远高于实际拥有的。因为认证后，监管跟不上。
消费者更欢迎的是参与式认证，即消费者自己选出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作为民间监督，以此取代政府的监管。而消费者能组成共同体，本身就是因信任而结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任，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李卫鹏说，这些客户极具粘性，农场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会傻到自砸饭碗。
但这种模式挑战到的，必定是传统监管部门“监管=收费”的模式，还有“易毒而食”的传统农耕模式。这是可喜的变化。
不过，让李卫鹏最高兴的是：3个会员QQ群里有600多人，职业涉及公务员、老师、企业高层、医生等职业群体。大家在群里互助，互称对方为菜友。比如谁家小孩生病出了什么症状，拍照片到群内，医生会在线提供建议。尽管不在同一小区居住，但因共同的信任而重新凝聚到一块。“有的会员来基地时，还送一条大狗给我们看家。夏天，有的会员送来凉茶，冬天有的送来风衣。”李卫鹏说，“这不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了。实话说，没有他们的信任，就没有我们的成长。他们甚至帮我们介绍女朋友，感觉像一家人。”
这个学识渊博的年轻人，只有27岁。不过，在他们的社群里，他还是属于最老的。因为还有好多“90后”。
不只在这个基地。广州、惠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很多郊区，正活跃着大批像李卫鹏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郊区的农田上，谋划着养猪、种地、卖菜等活计。和传统农民相比，他们有“年龄小、学历高、能力强”等特征。从生产、销售到资金筹集等，这帮年轻人的出现，对过去的农耕模式，产生颠覆式的冲击。
人们把这些人叫“新农人”，将他们所从事的产业叫新农产业。
“新农人”出现
农地里，李卫鹏和《南风窗》记者交换了一张名片。名片上，除有广州神农田园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的身份外，还载有QQ号、邮箱、微博、微信二维码……这和传统的“农民”很不一样。
2014年7月，李卫鹏从华南农业大学蔬菜学专业硕士毕业。父亲希望他跳出农门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却和父亲说“想回到村里租地种菜”，父亲撂下一句话：“农村的事，你搞不定！”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地位低，收入差，已影响到很多学农学子的职业选择。李卫鹏的很多同学，即便学了好多年农业，但在职业选择上，仍抛弃了农业。“即便从事农业的，也很少在一线。”李卫鹏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让别人对农业有信心。
李卫鹏在西和村的基地，有70多亩。主要种植蔬菜、玉米等农作物。和他一起运作这个基地的，都是他同学。大家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而且知根知底。
在惠州，有相同经历的是彭英豪。彭是绿田野农场的负责人，他的基地在惠州矮陂七日塘。彭英豪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2012年，在变身“新农人”前，彭在华为做高管。但2010年，一次回河南老家的经历，让他很痛心：很多土地抛荒，农业没落、农村空心化。和村民聊天时，村民告诉彭英豪，“农药、化肥年年涨，种地亏钱，搞农业没前途”。
在中国，食品安全已让国人失去信心，彭英豪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漫长的谈判、租地后，2012年开始，他请人种菜。
过去10年，随着丰富产品不断涌现的，还有苏丹红、瘦肉精、毒奶粉……频出的安全事故背后，还能“有所作为”的，似乎只剩下在互联网上愤怒的键盘党了。
以大学生、海归人士、企业高管为代表的“新农人”群体，尝试改变这一切：重新找回久远的传统农耕模式，重拾人们对国产食品安全的信心，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商机。互联网加速了这一进程并形成了一个个这样的社群。
自组织
新农产业的新，体现在和石油农业的区分上。“新农人”拒绝使用那些具有化学因子的无机肥、农药。“新农人”希望借此激活传统农业的因子，通过自然农法，让活力农耕回归。
有可能吗？在“新农人”看来，可行。因为化肥、农药不是自古就有，近代才出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遵从自然农耕的模式。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刘伟章表示，“农药是伴随着近代战争出现的，当时的农药如敌敌畏等，其生产的目的是用来消灭士兵头上的虱子，以保证士兵的战斗力”。
随着人口增多，为解决温饱问题，人们从土地上大肆索取。这种索取，主要通过农药、化肥等技术，超强度地挖掘土地“潜能”。这种挖掘，是以违反农作物自然生长规律和土地可承受度为代价，这就出现农药、化肥滥用。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使用了世界30%的化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议价能力。农产品价格上不去，但化肥农药的成本不断上升，农户走到了崩溃边缘。结果是：农田被抛弃、农业发展被扭曲。
中国农民已习惯了依托大量化肥和农药来获得丰收，也因此一步步被农资商“绑架”，进入万劫不复境地。现在，“新农人”是要改变这一处境：从尊重自然、通过健康的种植方式开始。
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开始收成会很差，但地越耕越肥。
彭英豪认为，先把坏的种植方式停止了，才能开始好的方式。从他3年的种植实践看，随着健康种植方式的推广，产量慢慢上来，菜色也逐渐好看。与此同时，种植成本在逐年降低。这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耕耘模式。
但好产品仍需好渠道来销售。不少“新农人”在这方面曾伤痕累累。“6年花了我350多万元！”惠州市天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宇辉告诉记者，“子弹（这里指资金）都快被打光了，还没见回本”。
吴宇辉学的是金融，1998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工行惠州分行上班，日子过得平稳。但平静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后来，他给一家物流公司投简历。在做销售赚了不少钱但还天天吃垃圾食品后，他跑去养山猪了。
“我的猪肉不好？”吴宇辉说，“我开店给客户尝尝。”2013年9月，他的生鲜店开业了。口味赢得客户尊重，价格飙升至50多块钱一斤。目前，他的山猪基地里，养有100多头山猪。当地人叫他“山猪哥”。
对于选择做农业，吴宇辉说，“更多是出于一种情怀和使命感”。
开门店后，吴宇辉还将其他“新农人”种植的有机菜和有机水果引到生鲜店。这样，好品质多了一个销售渠道，而他的店也多了一个品种。这一刻，吴意识到建平台的重要性，“‘新农人’只有互相抱团，互相帮助，才能共同发展”。
但在无法做到有计划生产时，产品总还是有剩余或缺货的情况。缺货可以补货，但剩余的如何处理？直接倒掉太浪费，第二天销售又不新鲜。为解决这一问题，吴宇辉开了一家生态餐厅。同样提供绿色、生态的高品质食物。 这样，专卖店剩下的，可转到餐厅当天消化，最大限度减少浪费，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两个店的客流互为促进，相互回流。
2015年，吴宇辉动作频频：1月，他和诸多“新农人”发起成立新农黄埔军校；3月，他开始构建网上商务平台；6月，成立科技公司。接下来，他还想成立新农基金会，扶持新农产业发展。
吴宇辉说，新农黄埔军校成立的初衷，是因为很多“新农人”—包括他在内，做农业时都摔了跤，损失很大。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做有机健康产品的同行交流、分享，避免走弯路。“新农人”构建网络平台，是为好产品提供好出路，但又不是单纯为建平台而建平台，而是打造一个生产者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平台。李卫鹏的神农田园，资金筹集和消费模式，都是这么干的。
启动神农田园运作前，李卫鹏和他的同学还没有基地。他们提出的概念是众筹农业，大致是“大家把钱交给我们，我们不用化肥农药去种出好品质给大家”。
这个概念的提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们共向80多个人，筹集到了40万元资金，加上贷款、借钱，凑够100多万元后，启动了。
一开始参与众筹的80多个人，成为了神农田园会员。接下来，李卫鹏只需要好好种地即可，因为蔬菜在生产前已被会员出资预定。
这样，有计划的生产，不会造成浪费，而且不愁销路。同时让生产端和消费端直接对接，绕开中间商。这不仅解决资金的问题，还解决了消费的问题。早前，他们的会员分为两类，A类会员是一年8000元，一周送两次菜，每次6斤共6个品种以上青菜。B类会员一年4000元，一周送一次，单价和品质同上。
社群化
不过，很快就遇到麻烦。早前，他们和申通签订协议，运费是7块钱一份，但青菜送出一个星期才到农户家，烂掉了一半了。后来，李卫鹏改用顺丰，运送问题解决了，但运费是21元，涨了3倍。“这是当初预估不到位造成的”李卫鹏说，现在会员价调整到了A类一年9000元，B类一年4500元，主要是物流费用涨了，但菜价没有变，还是15元一斤。而他的会员数，也已增加410户。
惠州根禾农庄的销售，走的是高端会员模式。该农庄的老板刘洋，家境富裕，1988年出生的他，早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留学。
毕业时，他家人给他两条路选择：一移民国外，吃住一辈子不愁；二回国继续打拼。他选择了第二条路。回到国内，刘洋拿2000块钱去深圳找工作，他不敢住在城中村，于是租了有小区的房子，花1400元。只剩600块钱，去吃麦当劳就花了70多块钱—刘洋说，“我第一次感受到麦当劳好贵”，因为大手大脚惯了。
去年，他妻子生小孩后，刘洋不想这么漂，所以开始做农业。由于财力雄厚，他对农业的投资发展很快—“基本上，能用钱解决的，都解决了。”刘洋说，农场里，除了种植西瓜、青菜，还养鸡、鸭、鱼、豪猪、竹鼠等。
“我的鸡吃的是面包虫，蚯蚓，桑叶等。”刘洋带着记者参观他的基地时介绍说，鸡吃的面包虫，即便批发价也是一斤17块钱。当然，鸡的卖价也很贵，一只白凤鸡甚至卖到260多元，一个鸡蛋卖7块钱。目前，他农场的会员有20多个，会费每年1.38万元，每两天配送一次，每次配送4斤新鲜有机蔬菜，品种在4至7个。
刘洋没有请物流公司发货，他自己送。有时，一些高档小区的保安会发现：一个开着一辆白色奥迪Q5的家伙，经常抱着蔬菜送到了业主门口。“这不算什么，我餐厅的服务员，还开奔驶、宝马呢。”刘洋说，“其实我给他们的工资就3000块钱—连油钱都不够，但他们乐意干，主要是想见证和分享一份新事业的成长。”刘洋承认，农场目前还处于烧钱阶段，但他看好这份事业。
新农业的颠覆在于，客户直接体验性消费，参与消费。而且客户可以带家人来基地玩，参与摘菜、务农等活动，甚至在农场吃饭。这就将农业和休闲旅游、农耕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
另一变革是对政府监管的颠覆。有机菜的认证费很高，每个品种的认证费是1万至3万元，每年认证一次。以李卫鹏的农场为例，100多个品种，每年就是上百万元的认证费。所以他们只是按有机标准来生产，但没有参与认证。因为认证的成本会推高价格，进而让消费者埋单。事实上，这一纸认证的意义不大，一来消费者看不懂，另外，现实中，被认证无机的蔬菜通常只是一小块地，比如产量只有1吨，但销售者会用其他地块的菜去冒充，使销售的有机蔬菜远远高于实际拥有的。因为认证后，监管跟不上。
消费者更欢迎的是参与式认证，即消费者自己选出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作为民间监督，以此取代政府的监管。而消费者能组成共同体，本身就是因信任而结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任，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李卫鹏说，这些客户极具粘性，农场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会傻到自砸饭碗。
但这种模式挑战到的，必定是传统监管部门“监管=收费”的模式，还有“易毒而食”的传统农耕模式。这是可喜的变化。
不过，让李卫鹏最高兴的是：3个会员QQ群里有600多人，职业涉及公务员、老师、企业高层、医生等职业群体。大家在群里互助，互称对方为菜友。比如谁家小孩生病出了什么症状，拍照片到群内，医生会在线提供建议。尽管不在同一小区居住，但因共同的信任而重新凝聚到一块。“有的会员来基地时，还送一条大狗给我们看家。夏天，有的会员送来凉茶，冬天有的送来风衣。”李卫鹏说，“这不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了。实话说，没有他们的信任，就没有我们的成长。他们甚至帮我们介绍女朋友，感觉像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