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家介绍丛书》是一套二十开本的小画册。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西欧艺术家及其作品介绍甚少。不必说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等有识之士向中国美术界译介的书刊多么稀如珍宝了；就是解放后，也由于偏重古典主义和俄国巡回画派的介绍，使巴比松画派以后的西欧诸流派遭到冷遇。诚然，古典主义大师们有过历史贡献；巡回画派用当时较先进的思想和纯熟的写实技巧，在十九世纪艺术史上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有一段时期内，我们仿佛走进了这两座高峰间的峡谷，看不到山外还有山。西欧诸流派也有许多艺术成就。例如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印象主义画派，就是一些在艺术技巧上颇有才华又勇于革新的画家。他们向僵化了的学院主义猛烈冲击，与禁锢在圣经和神话故事圈子里乏味的创作针锋相对，并吸收了当时光学研究的新成果，努力追求外光与色彩的丰富变化，画了不少色彩生动、形式多样的名作。他们当中的有些画家，也画过一些表现人民生活的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如德加笔下塑造的真实动人的舞女。当然，由于他们创作思想上总的趋向是反对综合概括和表现思想内容，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不论怎样，印象主义及其后的许多画家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一定地位，对今后我们的艺术也有许多启发和借鉴作用。这套丛书弥补了这个缺陷，莫奈、雷诺阿、惠斯勒、德加、格里高莱斯库……许多各派艺术大师都将与读者见面。编著者还十分注意突出画家的特征。比如，竭尽全力来调解内部分歧，始终如一地参加和组织印象主义绘画运动的，生于丹麦的卡米尔·毕沙罗在绘画成就上虽远不如莫奈等人，但他以长者的风度和无私的襟怀，促成了许多年轻画家的成熟(他比莫奈大十岁，比雷诺阿大十一岁)，就使这位被莫奈称为“谦虚而伟大的人”在印象主义运动和世界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席位。
　　艺术是需要百花争妍的。虽然有的印象主义大师曾过激地说过，象征着古典主义美术遗产的“卢佛尔宫”应付之一炬；但从许多印象主义画家的成长道路来看，他们却从卢佛尔宫吸取过丰富的营养。卢佛尔宫大概也忘记了这句话的“私仇”，仍然是印象主义作品最丰富的收藏者之一。这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吗？
　　当然，这套丛书也还存在着某些问题。例如有的画家的评价，许多年来都是众说纷纭的，丛书作者在简短的文章中，无法象长篇专著那样详细评说。又如，丛书中的个别译名未能统一。还有部分作品印刷的色调较差，有的甚至保留着从别的画册上翻拍下来的折痕。这都是希望再出新书时能予改进的事。
　　
　　(《画家介绍丛书》，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莫奈》，朱伯雄撰写，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1.20元；《安格尔》，马凤林编著，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0.90元；《雷诺阿》，安念念、陈陶玉编译，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1.40元；《德加》，马凤林编著，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0.95元；《毕沙罗》，马凤林编著，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0.95元)
　　品书录
　　江柘舟
　　1983年第1期,总第46期 - 新书寸言
　　
　　
　　偶阅不久前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无意中翻到了冰心的《女儿节》。不由忆及少小时，国文课上，喃喃背诵它的情景。此文通篇淋漓尽致地写中国的新年，元宵，上巳，清明，七夕，仲秋，重阳，并无限自豪地抒发：“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娱乐。我们有四千年的故事、传说和历史。我们娱乐的时地和依据，至少比人家多出一倍……”细味这娓娓的细语，多少民族自豪感凝聚笔端，溢于言表。现在，不少人要补上爱国主义这一课，尤其是受十年动乱之害最深的青年人。我这里深深感谢上海书店影印旧籍的苦心，但又由此想到是否可以编这么一本书呢，把类于《女儿节》那样一类作品收进去，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
　　
　　(陈正宽)
　　
　　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薛恨生改编”的中篇小说《西厢记》，系据上海文化书社一九三三年版“重新校阅再版”的。书前《出版说明》赞此书“对张崔故事进行艺术再创造”，“颇有艺术魅力”。读过之后，觉得它只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翻译和繁衍，而全书文白夹杂，语言庸俗，例如“美人姐姐，我的灵魂！”之类用语时见，还有若干处色情的描写，甚者无异“阿飞文学”。凡此之处，实不知“艺术魅力”来自何处。出版工作是一种文化积累，重印旧书当然需要，但所积累者必须是“文化”，而非糟粕。过去上海四马路上形形色色的书，是不是都值得重印，要好好鉴别。
　　
　　(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朱起凤的《辞通》，先期见到了它们散发的征订通知，知道此书定价14.8元。不久，北京几个书店的橱窗里就有了这部书，但重印单位却是长春书店，定价也已变为18元。于是写了一封信到上海去问：还印这部书否？得到回信说：当地各书店都已在发售了。
　　后来，北京的门市部里也终于有上海版的《辞通》了，大概那种18元的版本已经售完了吧。我于是用14.8元买下一部，节省3.2元，自幸消息灵通，甚觉高兴。但另一方面，对书店的苦心安排，却也很能体谅。
　　只是，一想到出书总是不断地摸黑碰头，又无端地担心起来了。
　　
　　(谷林)
　　
　　不久前有一本《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出版。编者在《前言》中说：“历史人物生卒年表是历史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诚然，诚然！可是稍稍翻一下这本书，却见人名一项：勒方印成勤方，王仁堪印成王仁谌，辜鸿铭印成章鸿铭，程德全印成程德金，尤烈印成亢烈，陈宦印成陈宦，史量才印成史重才。别名一项：东塾先生陈澧印成东熟先生，愿船何秋涛印成顾船，伯李慈铭印成伯，亭汪鸣銮印成亭，风荪柯劭印成风苏，季直张謇印成季真，茧人(亦作趼人)吴沃尧印成茧趼人，鹤卿蔡元培印成鸿卿，英士陈其美印成士英。
　　吕叔湘先生自言患有错字过敏症，会不会在有些人身上存在错字麻痹症？(祖)
　　
　　一位老翻译家翻译的显克微支名著《你往何处去》(上海译文版)，讲罗马暴君尼禄的故事。书当然不坏，译文也可读。但是读到中间，忽然说尼禄会弹“琵琶”，又有人坐在“太师椅”上，更有奇哉：一世纪古罗马的妇女穿上了“旗袍”。译历史小说而不重视历史常识若此，读来终觉丧气！
　　
　　(贺孝逵)
　　
　　罗丹曾经称赞艺术是“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读了于光远的《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感到好的哲学著作未尝不可作如是观。哲学素称高级，似难通俗，通俗的又可能流于浅薄，而于光远以哲学家的身份，早在五十年代就作了一系列尝试。他在通俗著作中不肯仅仅简单交代问题而是引导读者往深处发掘，这种精神难得。于光远说，标点符号“？”象一个钩子，有钩取答案的功用，我看他的著作也是一把这样的钩子，可以使初学者产生“注意”，走向深入。可惜本书也有些不够通俗的学术论文。这影响本书的普及。 (曹力红)
　　
　　开始见到一些名翻译家译品的重译本，译者却不是熟名字，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即为其一。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不能不说出版社在这件事上有胆有识。长期以来，文学名著的重译工作几乎完全停顿，出版界似乎越来越谦恭好礼，敬重既成权威。毫无疑问，郭老的译本是应当尊重的，值得存在，但又何妨出现确有特点的新译本(杨译本应当说是做到这点的)。郭老译此书时才三十岁，而杨武能已经年过四十，从这点说，也实在不是“僭越”。
　　事实证明，除了用外加权威保证的翻译，例如圣经的“钦定本”，其余的译本都不免为新译本取代。这是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夷)
　　
　　看到专家们在“红学”“曹学”舞台上各显神通，我不自量力，想在门外看看热闹，花了58元买一部“己卯本”《石头记》影印本。翻开第一页，即见“据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钞本影印……”几个大字。可是实际上第五十五——五十八回残存三回多，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该馆藏书大印为证。红学家讲究版本，而上述交代粗心如此，真是要使后代红学家做不完的考证工作了。
　　
　　(刘宏图)
　　
　　陈正宽/志旻/谷林/祖/贺孝逵/曹力红/夷/刘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