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史无前例地安排了两个关注农民工问题的节目——舞蹈《进城》和由农民工子女表演的诗朗诵《心里话》。
　　这类节目往往因为与春节的喜庆气氛不谐调而为人避讳，但它今年出现在全球华人共同瞩目的春晚上，让春晚表达了自己民生情怀的同时，也给了民工子女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这是不容易的。
　　一直以来，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我们往往听不到当事人的声音，他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表达自己，怎样去表达。
　　诸如年年岁末的民工讨薪难问题，因为某些合法渠道遥遥无期的等待而结果却常常难孚众望，被欠薪的民工们更多寄希望于引起社会和权力部门的关注。为此，他们哭过、闹过、拆过牌、断过路、跳过楼、打过人，到头来却发现这样做的时候自己先违了法，是一种错误的表达，并且经过一再的复制，已经无法引起相应的关注和重视，被欠薪的农民工真的是黔驴技穷了。今年陕西一群农民工创意了一种讨薪方式——给欠薪的建筑公司寄贺卡讨薪，究竟效果如何，未见有后续报道，但這种一对一的话语方式，明显是一种更怯懦、更单薄、更无奈的诉求表达。
　　不错，关于弱势群体的苦辣酸甜，社会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弱势群体的各种问题，不时成为社会的热点、媒体的焦点、公众的同情点。但由别人代为表达的信息，总是搀杂了太多复杂的东西，热点是阶段性的、焦点是有选择的、同情是令人酸楚的。何况当一个问题引起普通性的关注时，那它一定是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往往已经错过了防微杜渐的机会。
　　公众的口水淹没当事人的声音，这本身就暗示了当事人的一种弱势，暗示了一种不公平。凭什么他们就缺少自我表达的空间？凭什么就不能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心声？随着人们自身文化和法制素养的不断提高，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问题堆积较多的弱势群体，越来越不满足于局促的批评和建议空间，他们渴望更多的话语权，哪怕仅仅是一个表达的机会而已。
　　去年腊月底的一天，电台正在播放点歌节目，一个男人打电话进去说：“我是外地人，现在回家的车票买不到了，只好在南京过年了。我想点首歌，陈小春的《算你狠》，送给南京火车站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票贩子!”
　　除了沉默，这已经是民意表达的底限了。这样的灰色幽默表达了一种智慧，也传达了一种无奈。如果不是长时间某些制度和法制方面的不健全，致使一些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也打磨不出类似这种给火车站和票贩子点歌的“良好心态”。从隐忍不言、由别人代言，到想说不会说、无处可说，弱势群体自身不断的进步，无疑为我国各项制度建设和言论空间吹响了急切的号角。
　　也许有人害怕民意还缺乏理性的修养，实际上，民意的理性和社会的宽容，就像两个齿轮，咬合才能前进。
　　给弱势群体多一些自我表达的空间，不仅让弱势群体，也让整个社会离真实更近、离希望更近、离公平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