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继2011年获得美国拉斯克医学奖之后，这位85岁的“三无”科学家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争议与赞誉并存。她发明的青蒿素拯救了上亿人的生命，而它带给屠呦呦的委屈与磨难同样深重……
　　191号样本的惊喜
　　屠呦呦获奖，同时火了的，还有《诗经·小雅》，被称为预言经——1930年底，屠呦呦出生在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父亲为其在《诗经》里寻了个名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1951年，屠呦呦进入北京医学院生物药学系读书，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的五十五年，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北京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而她事业的春天是在新中国最为严寒的那十年。
　　1969年1月，全国抗疟工程总指挥部“523办公室”将“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下达给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屠呦呦那年39岁的，丈夫李延钊正在“五七干校”接受“学习”与“锻炼”。她将两个女儿交给母亲，开始了抗疟的科研工作。
　　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耗时三个月，从两千多个药方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100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直到有一天，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
　　无数委屈和磨难合成青蒿素
　　要提取青蒿的精华，需要设备。没有设备，屠呦呦和几个同事自己动手，从市场买来七口大缸，在缺乏通风设备的陋室里，用一种挥发性很强、具有一定毒性的溶剂浸泡青蒿。工作室污染严重，挥发性气体危害身体，一旦肝脏受损，将是终身遗憾，但屠呦呦毫无办法。日久天长，加之劳累和缺乏营养，屠呦呦染上了中毒性肝炎，肝功能坏到蛋白倒置。
　　1971年，屠呦呦成功地提取到青蒿素。鼠疟实验抑制率100%;猴疟实验抑制率仍是100%;再试，依然如此。屠呦呦打算用在临床上，有关领导批准了，但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声称屠呦呦的实验工艺有问题，用具有一定毒性的溶剂浸泡青蒿，这样提取出的青蒿素，说不定也含有毒性，不可用于人类。甚至有人把浸泡青蒿的溶剂喂给猫狗吃，让军代表亲眼看着猫狗食用后抽风至死的惨状。治疟的临床基地在海南，当屠呦呦联系做临床实验时，那边的医疗队拒绝了。
　　屠呦呦气愤至极。她找院领导、找党组织、找军代表立下“生死状”，说：“先拿我做实验，后果自负，一旦证实此药无毒，临床的事情领导必须立刻予以放行。”
　　倔强的屠呦呦吞下实验药，一次、两次……直到所有人信服。如此悲壮的一幕，打动了同事，他们也跟着屠呦呦一起临床验毒，最终封住了谣言。
　　在那个特殊时期，“知识产权”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论文不需要个人署名，新的发现迅速变成了集体财富。1972年3月8日，在南京一次会议上，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为题，屠呦呦汇报了自己在青蒿上的发现。很快，云南和山东等数个研究小组借鉴了她的方法，对青蒿进行研究。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最初发现者屠呦呦的名字。“青蒿素”的名称也是来自那次会议，这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伏笔。
　　迟到四十年的认可
　　此后近四十年，青蒿素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模糊不清。
　　200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最初发现者是谁。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在化学领域的期刊Molecules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明确指出青蒿素的发现归功于屠呦呦。201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授课的尼古拉斯·怀特因在疟疾研究方面的杰出工作，而获得加拿大盖尔德纳奖，然而并没有中国的科学家与他分享这个荣誉。次年，米勒与同事在生命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他们的调查结论：“我们的发现毫无疑问地显示，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屠呦呦。”
　　同年9月3日，屠呦呦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被称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科学家。直到此时，她的名字在中国才开始被广泛知晓。这一年，她已经71岁，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这份荣誉也将屠呦呦再次推向了争议的舞台。一些人认为荣誉不应该属于她一个人，毕竟当年那么多人参与“523任务”，而且许多单位都获得了国家科委的国家发明奖，屠呦呦不过是接力赛中的一棒而已;青蒿素的发现应该属于整个团队，而不是团队中的某个人。
　　而拉斯克奖以及诺贝尔奖的评奖标准是：即便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委露西·夏皮罗如是说：“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而屠呦呦对这迟到了四十年的认可，异常平静。同人类的健康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在争议中淡定
　　事实上，无论是青蒿素的发现，还是它带来的荣誉，都始终将屠呦呦置于风暴中心。
　　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元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一所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因为争议颇多，这笔钱至今未落实。
　　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但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马上有人撰文批评她：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他们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的研究组在523中的作用，夸大了自己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
　　曾有段时间，屠呦呦把中药研究所的原始材料收藏在自己家，不给其他人看。如此“蛮横”却从不解释，任由外界拿她的“情商”与“高冷”做文章。只有她自己知道青蒿素的胜利之果险些被强行掠夺。
　　


　　1981年9月，屠呦呦接到某主管部门下达的通知，要她撰写研发青蒿素的报告，介绍给一批外国专家。按说这是中国的知识产权，应予保密或申请专利保护，怎能轻易示人？但屠呦呦反对无效，她被告知这是涉及国际关系的“政治任务”。
　　1981年10月，国际会议“青蒿素专题报告会”在北京举行。幸运的是，以世卫组织身份访华的6位专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听了屠呦呦的报告后，委托美国一个医学实验室做检验性“复核鉴定”。实验人员用美国本土一种类似青蒿的植物替代了青蒿，失败的结局不言而喻。结果，6位专家怀疑青蒿素的科学性。按照他们的思维：如此重大的一项发明，谁不去申请专利保护？能如此轻易、无偿地提供给外人？
　　与此同时，很多人拿着这项技术和外商合作，企业办得热火朝天。屠呦呦继续在其简陋的实验室里，和青蒿素在一起。很多药企把抗疟药当预防药宣传，一听说有人去非洲或雨林，就让先吃抗疟药，时间一长不就产生抗药性吗？不就毁了抗疟药吗？屠呦呦必须与时间赛跑，研制出延缓疟原虫的抗药性复方。
　　这些委屈，屠呦呦默默承受。对于自己的“三无”，屠呦呦也曾努力过，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有人说，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太直率，总讲真话，不会奉承，“情商有硬伤”。
　　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选择了屠呦呦。诺贝尔奖评委会给她的评语是：“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这一年，屠呦呦85岁，深受多种疾病困扰，生活琐事皆由老伴帮忙打理。
　　在获奖感言中，屠呦呦淡定地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但很快，她的声音被淹没在黄晓明与Angelababy的婚礼秀中，而她的老家——宁波开明街26号，那座民国初期的优秀建筑也被反复用金钱加以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