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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高涨恰好给中国发展自己的替代能源提供了契机，而这种契机为中国打破传统的以石油为核心的能源系统锁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我们的生物柴油销售形势非常好，来买油要拿着现钱排队预约。”9月1日，河北省武安市正和生物柴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林河略带兴奋地告诉《商务周刊》，公司迎来了成立两年来罕见的销售高峰。
孔林河的好日子是从今年6月底开始的。当月21日，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7月期货逼近每桶60美元，之后一路狂涨，8月29日，达到创纪录的每桶70.80美元。
国际油价的上涨加剧了国内的石油紧张。6月24日，中石化宣布，中石化系统的汽油零售价格根据发改委的零售中准价格进行一定幅度的上调。7月23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将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00元和2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格调整幅度等额提高。与此同时，国内石油供应趋紧，广州等南方城市频现“油荒”。
油价的上涨对正和公司极为有利，其生产的生物柴油与加油站标准柴油间的价格差距迅速扩大。“现在我们每吨生物柴油的出厂价是4200-4300元，而常规柴油批发是4900-5100元，价格优势保证了公司的销路。”孔林河说。
与生物柴油类似，在高油价的推动下，甲醇、乙醇、煤变油等石油替代能源在国内获得了迅速推进的机会，巨大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市场空间。石油替代品驱动的汽车技术研发方面，燃气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新的汽车技术也加快了研发与产业化。
在石油价格高涨的逼迫下，中国政府与民间不得不加快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发展，试图为打破石油的垄断地位探索出一条路径。
替代能源的新机遇
“高油价促使替代能源发展是必然结果。”8月28日，刚刚从新疆调查归来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周凤起告诉《商务周刊》，对中国所有石油替代能源来说，现在都是一个机遇。
他告诉《商务周刊》，石油替代品包括煤、甲醇、乙醇、生物柴油、二甲醚等等，这些所有的替代能源都在加速发展，但用途各有不同，甲醇、乙醇主要是作为车用汽油的替代品，生物柴油、二甲醚主要是作为柴油的替代品。
其实，在中国对石油能源进口依赖度持续大幅度提升的压力下，无论政府还是专家，多年前就意识到中国能源短缺问题的存在，因此尽管中国尚没有总体的石油替代战略，但相关的研究已经进行多年。
“政府部门倾向于优先发展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推广的比较现实的替代能源，从目前来看煤变油和乙醇显然承担了这种作用。”周凤起说，从198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研究煤变油（技术），但一直没有进行商业化示范；乙醇汽油则从2002年开始进行试点，并获得了逐步推进。
煤变油就是用煤通过化学方法生产出汽油、柴油和其他化工产品，而乙醇汽油则是按一定混配比例把乙醇与汽油掺烧达到替代一部分汽油的目的。
在发展乙醇汽油方面，巴西的经验值得借鉴。“酒精和汽油双燃料车在全球最重要的推广基地就是巴西。”长期研究可再生能源的冀星博士告诉《商务周刊》，19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后，巴西为推动农业种植的发展和解决能源问题，启动了以酒精为燃料的可替代能源战略。目前在巴西全国使用乙醇汽油中添加一定比例无水酒精燃料的汽车达1550万辆，摩托车350万辆；完全用含水酒精作燃料的汽车达到220万辆。
基于对这两种替代能源的重视，2004年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探索，并不断加快速度。
今年8月初，新疆矿业集团旗下的乌鲁木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在新疆建设一个“煤变油”生产基地。
这是神华的第三个煤变油基地。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神华集团内蒙古直接液化项目动工，作为目前世界上单套规模最大的直接液化工业示范项目，该项目总投资600亿人民币；第二个基地是陕西榆林的间接液化项目，投资300亿人民币。
尽管在技术、能源消耗和大规模商业化方面还存在争论，石油短缺与油价高涨还是为煤变油计划的启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目前几乎每一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都在谋划“煤变油”项目，正在兴建和拟建的“煤变油”项目已达1600万吨，计划投入的资金额在1000亿元以上。
“从中国化石能源的储量看，煤炭相对丰富，煤炭总资源量大概是5万亿吨左右，其中1000米以内的是2万多亿，已经探明的1000米以内的是1万多亿。”周凤起告诉《商务周刊》，煤变油技术上是可实现的，大规模推广障碍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性的问题。
“原来的油价很便宜，煤变油技术几乎没有竞争的空间，现在油价这么高，这一技术有了推进的机会。”周凤起说。
与煤变油需要同时消耗大量煤炭资源相比，乙醇的获得非常简单，因此乙醇汽油在中国的推进也更为迅速，不仅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各地方政府都成立专门部门推行。今年４月１日起，安徽在全省封闭运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此前东北三省以及河南已经实现封闭运行，境内全部停售普通汽油。2005年底，乙醇汽油的推广使用将扩大到包括湖北、山东、河北、江苏在内的9个省，并在这些省内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普通无铅汽油。
“截止到6月30日，丰原已经销售给中石化3万吨乙醇，相当于替代了1.5万吨汽油。”安徽丰原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商务周刊》，目前该公司燃料乙醇产能12万吨，到年底32万吨的产能建设完成后，总共会拥有44万吨产能，向安徽、山东、河北、江苏等地推广乙醇的试点城市供应。
乙醇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注意，“上次发改委与欧盟开了个可再生能源会议，欧盟官员就问中国乙醇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冀星告诉《商务周刊》，欧洲发展了多少年乙醇，速度一直很慢，只有几百万吨的水平，而中国采用陈化粮做原料，再加上强有力的政策补贴，到去年年底乙醇生产已经达到120万吨，在7个省市推广，从热值上讲，相当于替代了60多万吨汽油。
能源多元化
尽管国家试图在煤变油和乙醇汽油方面重点出击，但矛盾还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煤变油还是乙醇都只是增大石油的供应量，作为石油的补充，规模有限。”冀星告诉《商务周刊》，煤炭也是宝贵的，目前煤矿过度开采已经大大超过设计产能，煤变油需要合理规划，科学利用，否则容易造成很大浪费。
乙醇继续扩大规模所面临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乙醇试点最初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陈化粮问题，按现阶段的发展模式，扩大乙醇汽油的规模取决于国家是否有足够的陈化粮。“陈化粮多了我们就规模大点，陈化粮少规模就小点，这其中的一个前提是，积极推动替代能源发展的同时不能冲击粮食安全。”冀星说。
不过，大规模推广乙醇还面临更加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市场化。“现在生产乙醇的经济性并不强，实际上是赔本的，每卖出1吨乙醇中央财政补贴1800元。”上述安徽丰原集团的负责人告诉《商务周刊》，作为中央指定的四家定点乙醇生产厂家之一，他们还享受减征5%的消费税、增值税先征收后返还等优惠政策，但目前公司依然是微利。
这种情况下，对其他非国家指定的企业来说，生产燃料乙醇的积极性难以提高。实际上，乙醇汽油在全国的推广如果没有政府强制和引导，仅依靠市场选择根本难以推进。
冀星告诉《商务周刊》，促进替代能源发展方面，国外也主要靠强有力的财政补贴，以巴西为例，为推广乙醇汽油，巴西政府已连续投入了100多亿美元。他认为：“从长远看，中国还是会让进入市场的产品尽可能靠其自身竞争性站住脚，不可能长时间大量补贴。”
以乙醇生产企业为例，5年之后将面临取消补贴的困境。“这个问题是非常明确的，5年之内不是让你拿补贴舒舒服服生存，而是让你采取技术进步，扩展消费市场。”冀星说，这个新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开发全新的技术，把木质素水解加工成乙醇，另一方面用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工艺。
煤变油和乙醇的境况意味着中国无法靠一种或几种替代能源解决问题，能源多元化将是必由之路。在其他现实的替代能源中，被专家和政府部门看好的是天然气、甲醇和生物柴油。
“天然气替代石油是最容易的事情，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么多天然气。”周凤起说，“但中国天然气的储量少，质量并不高，而且集中在新疆和陕甘宁，需要‘西气东输’，一般首先用于民用燃料，然后才考虑发电和用于交通运输。”
更重要的是，2004年天然气仅占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2.5%，占生产结构的3%，而当年石油在消费结构中占22.7%，用天然气大规模取代石油显然不现实。
甲醇亦是如此。尽管大量投资正涌向这个产业，许多县城的化肥厂转产甲醇，然后私下卖给加油站以提高标号，但甲醇汽油的大规模推广目前只在山西进行，85%的汽油与15%的甲醇按比例掺烧。
生物柴油在国内则正处于萌芽阶段，并被认为拥有非常好的前景。与国外拿优良的大豆、菜子油来做生物柴油的道路不一样，中国的生物柴油选择了质量比较低、价格比较低的原料，比如榨油厂的油角、酸化油、野生树木的种子以及餐饮废油。冀星认为，中国在用餐饮废油以及野生植物种子做生物柴油这两条工艺路线走通之后，将来会在国际上占有统治地位。
“欧洲和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发展生物柴油的路子是对的，他们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冀星说，“生物柴油这个产业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让外国人很惊讶。”
但总的来说，生物柴油目前在国内还属微不足道，河北武安正和生物柴油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柴油尽管销售良好，但每天也只能生产30吨，年产能只有1万吨，这与去年我国进口1.4亿吨汽油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正和公司的总经理孔林河也非常清醒地对《商务周刊》指出：“这种好日子是由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产业成熟造成的，这个我有清醒的认识。”
孔林河介绍说，生物柴油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阻碍是国家并没有像推广乙醇一样给予生物柴油一套完整系统的支持政策。“我们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任何支持，没有任何的税收减免。”“孔林河说，“地方政府的片面认识是，生物柴油是小炼油，而且一旦影响到地方石油公司销售，就会受到一些压制，目前油价比较高生物柴油可以卖掉，但油价回落就会立刻面临困难。”
更重要的是，生物柴油这种替代能源面临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寡头的垄断威胁。目前，正和生物柴油公司的销售对象是当地的十几个加油站，由于无法进入中石油、中石化系统，孔林河大多通过并不正规的方式进入石油巨头的加油站系统。
“我们曾经与中石油、中石化接触过，但他们根本不让进。过去两年我们都是在夹缝中生存，我现在走的也是旁门左道。”孔林河告诉《商务周刊》，他正在抓住机会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使自己具备在正常油价下与石油竞争的能力。但他担心自己做的越大，越容易引起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戒备。
不过冀星认为，对甲醇和生物柴油的未来不用太担心。“现在乙醇的路子很宽了，乙醇把这条路子开了，甲醇、生物柴油跟着走就可以。”冀星认为，乙醇的试点实际上就是在为甲醇、生物柴油等替代能源探索一种石油替代的模式，比如从技术上讲怎么与油混合，怎样进入加油站，怎么和加油机配合，如何利用中石油、中石化的销售网络和品牌，怎么处理与石油公司的利益关系。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尽可能支持多种替代能源发展，同时根据产业本身发展的不同特点来选择不同的道路。”冀星说。
寻找能源供应的中国道路
面对石油紧缺，虽然中国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正积极到国外并购或参股油田，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大部分石油资源已经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瓜分完毕，中国已经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建立以石油为中心的全球能源供应体系。
但或许就是这种危机，可以为在美国无法生存的替代能源在中国提供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会。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为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提供了更多实验场，这使中国有可能率先摆脱石油系统的束缚，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使得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8月28日，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鲍云樵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正忙着把大量的能源调查形成报告。她告诉记者，这些报告随后将接受审查，成为制定“十一五”有关能源战略的重要参考，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002年，鲍云樵便撰写了《我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指出后续能源是“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和社会可以接受，能确保供应和替代常规化石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源体系。她所说的后续能源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海洋能等）、地热能、核能、氢能等。
鲍云樵认为，后石油时代到来时，世界上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液体燃料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增长，常规石油供不应求，势必刺激各国走寻求石油替代品的道路。她说：“中国这样一个油气供应不足的国家，更应重视石油替代品的开发，而且重点要发展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其实，石油替代最重要的方面是汽车用油的替代。目前，中国机动车消耗原油占总消耗量的1/3，根据预测，到2020年和2030年，这一数字将分别上升到57%和77%。中国在1997年便开始推行清洁汽车行动计划，在全国推广天然气汽车。
全国清洁汽车行动计划专家组组长王秉刚向《商务周刊》表示，清洁的替代燃料同先进的车辆技术相结合，对于缓解中国石油供应紧张，促进清洁能源体系的建立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天然气汽车总共有25万辆，约占汽车保有量的1%，替代了石油消费量的2%。与此同时，2005年上半年，上汽、一汽、东风三大汽车集团已经宣布将在今明两年推出混合动力汽车或者双燃料汽车。
9月1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同济大学校长、国家“863”电动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万钢告诉《商务周刊》，目前纯电动大客车已经有两个产品通过了鉴定和认证，正在试运营，纯电动汽车技术标准已经完成，下一步目标就是纯电动汽车要在特定的领域内实现产业化，混合动力汽车进入产品阶段，燃料电池汽车推出供示范运行用的产品样车。
万钢强调，多种汽车技术要同时发展，混合动力汽车将首先成为其中的主流，国家正在研究对于混合动力汽车的一整套政策优惠，比如购置税以及企业开发费抵扣部分所得税，或国家科技专项的扶持。
“在有条件的地方用天然气来替代，最后是把燃料电池搞上去，这是能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方式。”万钢告诉《商务周刊》，在推动清洁替代能源发展上，中国将会有自己的路径。
他表示，以清洁汽车技术为例，国外都是大汽车公司自己开发，投入力度很高，但是技术不会扩散，普及起来比较慢，而中国的“863”电动车重大专项在全国布局了8家动力蓄电池的生产单位，6家电机的生产单位。
“这些企业现在的规模还都比较小，下一步它们掌握了技术就可以很快成长起来，实现规模产业化。”万钢说，“对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技术，在国家的组织下群策群力，由于政府掌握了非常多的资源，如公交线路、旅游区等，可以非常容易地向清洁能源开放，形成新能源汽车的交通模式，这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种优势。”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加紧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以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立。
2004年6月国家颁布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草案）中明确规定，要大力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搞好能源供应多元化，积极发展石油、天然气、液化气、核电以及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2005年，中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鼓励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2006年相关细则出台后，多种清洁能源将会形成自己统一的支持与鼓励政策。
“目前中国已经确定了清洁能源的发展重点，风能是可再生能源中最具有商业化前景的一种技术，首先集中力量把风能推上去，本地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周凤起告诉《商务周刊》，其次是生物能，中国有两亿多吨的秸秆，还有很多的动植物废弃物，也要规模化发展；第三需要大力发展的是太阳能。
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对外宣布, 在2005—2007年间，中国将设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太阳能供热和地源热泵供热（制冷）、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和氢能利用等5个领域的发展。
周凤起强调，中国要以此寻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清洁能源体系，取决于政府能否制定统一的清洁能源政策，减少化石能源的补贴，并内部化环境成本。其中包括经济激励政策，即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强制市场政策，通过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强制可再生能源占有一定的市场；鼓励新技术，降低成本，使生产能力达到规模化的水平。
但矛盾在于，为了满足越来越高的能源需求，中国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建设新的发电厂和消耗石油，其速度比采用诸如天然气等效能更高的动力技术还要快。
国外在这方面多实行碳征税的方式，根据燃料含碳量上税，使用煤炭将受到最严重的惩罚，其次石油，而天然气受到最轻的惩罚。
专家们正在呼吁中国也实行此类政策。不过，由于中国能源政策和管理的滞后，与欧美相比，政府更多的是在做能源“增量改革”，对于传统能源造成的污染等状况并没有制定惩罚措施，这将成为清洁能源体系能否真正替代传统以石油为核心的能源系统的关键。
政府之手放在哪里
“能源的特殊性，使得单纯依靠市场或者单纯靠政府都不行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指出，“能源战略要靠政府调节，靠市场推动。”
他指出，政府的干预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发挥作用。首先，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存在外部性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计算能源价格时没有考虑其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成本，因此普通消费者和企业往往只支付了能源的私人成本，而没有考虑其社会成本。其结果必然是定价偏低，消费和生产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出现了“失灵”。
“另外，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的干预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私人企业和消费者，或出于短视、或出于自利，往往拒绝甚至阻碍新型节能技术和新兴替代能源的开发和推广。”陈清泰举例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经过一系列的测算，于1975年制订了一个强制执行的燃油能耗标准，10年之后，平均每辆车的节油达到了40%到50%。
陈清泰说：“只有政府出面干预，使能源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才能解决外部性的问题。”
由于政府在能源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必须有一个集中管理能源的机构起主导作用，才能促进能源政策的完备与执行。但中国政府恰恰在这方面相对滞后，以致能源政策缺乏目标性、规划性和权威性，这对今后中国形成自己的清洁能源体系极为不利。
“从管理上看，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能源管理部门，即使成立了能源办公室，也只是副部级单位，其作用仍然有限。”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告诉《商务周刊》，现在能源管理主要由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来做，但发改委资源司也承担部分职责，包括科技部、建设部、交通部等多头参与管理，并没有统一的牵头部门。
我国相对松散的能源管理与美国明显不同。“美国政府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保证美国的能源供应，在这个核心战略之下，所有的外交、政治、军事、科技等等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韩晓平说，“美国在引导企业的时候有整体的考虑，对能源的操控能力比我们强很多，很多行为背后都是能源的影子和政府的努力，但我们国家却很少能看到。”
8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新的能源法案《国家能源政策法-2005》，新《能源法》长达1720多页，这是近40年来包含内容最广泛而具体的能源法令。相比而言，中国能源法体系并不完备，不仅缺少起“龙头”作用的能源基本法，而且现有的一些能源法律法规不适应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一些法条甚至成了改革障碍，能源安全、石油储备缺乏法律保障。
冀星博士也认为，我国能源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尚需要制定相当数量的配套法规才能使其可操作，比如《可再生能源法》，其确立的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发电并网和全额收购、专项资金和税收、信贷等重要法律制度，也需要制定不少相应的配套条例、标准和办法，才能有效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内对替代能源的研究报告很多，但多个能源管理部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总体的发展战略进行指引，特别是缺乏具体的规划和目标进程。在欧洲为了实现到2020年各种替代能源代替 20%的石油消耗的目标，各种生物燃料、天然气和氢气被列为主要替代能源，并在2003年通过一项欧洲管理条例制定了生物燃料的市场份额参考目标从2005年的2%增加到2010年的5.57%。
“替代能源其实是一种战略威慑，一旦油价上升到一定高度，就有可能刺激替代能源的投资和技术发展，并因此被取代。”韩晓平说，中国拥有这样的机会，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能源规划和有效执行，中国对于清洁能源的重视远远不如欧盟和美国。
“能源问题涉及能源资源、能源开发、能源效率、能源安全、能源结构、能源成本和能源环境。这些都是关联性极强的要素，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性。”陈清泰警告说，在能源环境问题上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要冒巨大的风险，“任何一个能源环境要素出现大的问题都会影响全局，而且短时期内难以补救和矫正”。
实际上，根据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国家政府必须全力支持能源技术的发展，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最反对新替代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也一样，电力公司与石油公司都在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缺位，中国所追求的清洁能源体系就难以与既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石油能源系统抗衡，更无法谈到取而代之。
“我们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机构。” 韩晓平的想法更具颠覆性——他建议成立国家能源环境委员会，而非仅仅能源委员会。
“我们必须将未来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进行组合，可以用环境问题来制衡能源，也可以利用能源遏止环境污染。”韩晓平说。
“我们的生物柴油销售形势非常好，来买油要拿着现钱排队预约。”9月1日，河北省武安市正和生物柴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林河略带兴奋地告诉《商务周刊》，公司迎来了成立两年来罕见的销售高峰。
孔林河的好日子是从今年6月底开始的。当月21日，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7月期货逼近每桶60美元，之后一路狂涨，8月29日，达到创纪录的每桶70.80美元。
国际油价的上涨加剧了国内的石油紧张。6月24日，中石化宣布，中石化系统的汽油零售价格根据发改委的零售中准价格进行一定幅度的上调。7月23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将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00元和2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格调整幅度等额提高。与此同时，国内石油供应趋紧，广州等南方城市频现“油荒”。
油价的上涨对正和公司极为有利，其生产的生物柴油与加油站标准柴油间的价格差距迅速扩大。“现在我们每吨生物柴油的出厂价是4200-4300元，而常规柴油批发是4900-5100元，价格优势保证了公司的销路。”孔林河说。
与生物柴油类似，在高油价的推动下，甲醇、乙醇、煤变油等石油替代能源在国内获得了迅速推进的机会，巨大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市场空间。石油替代品驱动的汽车技术研发方面，燃气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新的汽车技术也加快了研发与产业化。
在石油价格高涨的逼迫下，中国政府与民间不得不加快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发展，试图为打破石油的垄断地位探索出一条路径。
替代能源的新机遇
“高油价促使替代能源发展是必然结果。”8月28日，刚刚从新疆调查归来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周凤起告诉《商务周刊》，对中国所有石油替代能源来说，现在都是一个机遇。
他告诉《商务周刊》，石油替代品包括煤、甲醇、乙醇、生物柴油、二甲醚等等，这些所有的替代能源都在加速发展，但用途各有不同，甲醇、乙醇主要是作为车用汽油的替代品，生物柴油、二甲醚主要是作为柴油的替代品。
其实，在中国对石油能源进口依赖度持续大幅度提升的压力下，无论政府还是专家，多年前就意识到中国能源短缺问题的存在，因此尽管中国尚没有总体的石油替代战略，但相关的研究已经进行多年。
“政府部门倾向于优先发展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推广的比较现实的替代能源，从目前来看煤变油和乙醇显然承担了这种作用。”周凤起说，从198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研究煤变油（技术），但一直没有进行商业化示范；乙醇汽油则从2002年开始进行试点，并获得了逐步推进。
煤变油就是用煤通过化学方法生产出汽油、柴油和其他化工产品，而乙醇汽油则是按一定混配比例把乙醇与汽油掺烧达到替代一部分汽油的目的。
在发展乙醇汽油方面，巴西的经验值得借鉴。“酒精和汽油双燃料车在全球最重要的推广基地就是巴西。”长期研究可再生能源的冀星博士告诉《商务周刊》，19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后，巴西为推动农业种植的发展和解决能源问题，启动了以酒精为燃料的可替代能源战略。目前在巴西全国使用乙醇汽油中添加一定比例无水酒精燃料的汽车达1550万辆，摩托车350万辆；完全用含水酒精作燃料的汽车达到220万辆。
基于对这两种替代能源的重视，2004年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探索，并不断加快速度。
今年8月初，新疆矿业集团旗下的乌鲁木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在新疆建设一个“煤变油”生产基地。
这是神华的第三个煤变油基地。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神华集团内蒙古直接液化项目动工，作为目前世界上单套规模最大的直接液化工业示范项目，该项目总投资600亿人民币；第二个基地是陕西榆林的间接液化项目，投资300亿人民币。
尽管在技术、能源消耗和大规模商业化方面还存在争论，石油短缺与油价高涨还是为煤变油计划的启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目前几乎每一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都在谋划“煤变油”项目，正在兴建和拟建的“煤变油”项目已达1600万吨，计划投入的资金额在1000亿元以上。
“从中国化石能源的储量看，煤炭相对丰富，煤炭总资源量大概是5万亿吨左右，其中1000米以内的是2万多亿，已经探明的1000米以内的是1万多亿。”周凤起告诉《商务周刊》，煤变油技术上是可实现的，大规模推广障碍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性的问题。
“原来的油价很便宜，煤变油技术几乎没有竞争的空间，现在油价这么高，这一技术有了推进的机会。”周凤起说。
与煤变油需要同时消耗大量煤炭资源相比，乙醇的获得非常简单，因此乙醇汽油在中国的推进也更为迅速，不仅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各地方政府都成立专门部门推行。今年４月１日起，安徽在全省封闭运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此前东北三省以及河南已经实现封闭运行，境内全部停售普通汽油。2005年底，乙醇汽油的推广使用将扩大到包括湖北、山东、河北、江苏在内的9个省，并在这些省内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普通无铅汽油。
“截止到6月30日，丰原已经销售给中石化3万吨乙醇，相当于替代了1.5万吨汽油。”安徽丰原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商务周刊》，目前该公司燃料乙醇产能12万吨，到年底32万吨的产能建设完成后，总共会拥有44万吨产能，向安徽、山东、河北、江苏等地推广乙醇的试点城市供应。
乙醇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注意，“上次发改委与欧盟开了个可再生能源会议，欧盟官员就问中国乙醇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冀星告诉《商务周刊》，欧洲发展了多少年乙醇，速度一直很慢，只有几百万吨的水平，而中国采用陈化粮做原料，再加上强有力的政策补贴，到去年年底乙醇生产已经达到120万吨，在7个省市推广，从热值上讲，相当于替代了60多万吨汽油。
能源多元化
尽管国家试图在煤变油和乙醇汽油方面重点出击，但矛盾还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煤变油还是乙醇都只是增大石油的供应量，作为石油的补充，规模有限。”冀星告诉《商务周刊》，煤炭也是宝贵的，目前煤矿过度开采已经大大超过设计产能，煤变油需要合理规划，科学利用，否则容易造成很大浪费。
乙醇继续扩大规模所面临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乙醇试点最初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陈化粮问题，按现阶段的发展模式，扩大乙醇汽油的规模取决于国家是否有足够的陈化粮。“陈化粮多了我们就规模大点，陈化粮少规模就小点，这其中的一个前提是，积极推动替代能源发展的同时不能冲击粮食安全。”冀星说。
不过，大规模推广乙醇还面临更加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市场化。“现在生产乙醇的经济性并不强，实际上是赔本的，每卖出1吨乙醇中央财政补贴1800元。”上述安徽丰原集团的负责人告诉《商务周刊》，作为中央指定的四家定点乙醇生产厂家之一，他们还享受减征5%的消费税、增值税先征收后返还等优惠政策，但目前公司依然是微利。
这种情况下，对其他非国家指定的企业来说，生产燃料乙醇的积极性难以提高。实际上，乙醇汽油在全国的推广如果没有政府强制和引导，仅依靠市场选择根本难以推进。
冀星告诉《商务周刊》，促进替代能源发展方面，国外也主要靠强有力的财政补贴，以巴西为例，为推广乙醇汽油，巴西政府已连续投入了100多亿美元。他认为：“从长远看，中国还是会让进入市场的产品尽可能靠其自身竞争性站住脚，不可能长时间大量补贴。”
以乙醇生产企业为例，5年之后将面临取消补贴的困境。“这个问题是非常明确的，5年之内不是让你拿补贴舒舒服服生存，而是让你采取技术进步，扩展消费市场。”冀星说，这个新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开发全新的技术，把木质素水解加工成乙醇，另一方面用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工艺。
煤变油和乙醇的境况意味着中国无法靠一种或几种替代能源解决问题，能源多元化将是必由之路。在其他现实的替代能源中，被专家和政府部门看好的是天然气、甲醇和生物柴油。
“天然气替代石油是最容易的事情，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么多天然气。”周凤起说，“但中国天然气的储量少，质量并不高，而且集中在新疆和陕甘宁，需要‘西气东输’，一般首先用于民用燃料，然后才考虑发电和用于交通运输。”
更重要的是，2004年天然气仅占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2.5%，占生产结构的3%，而当年石油在消费结构中占22.7%，用天然气大规模取代石油显然不现实。
甲醇亦是如此。尽管大量投资正涌向这个产业，许多县城的化肥厂转产甲醇，然后私下卖给加油站以提高标号，但甲醇汽油的大规模推广目前只在山西进行，85%的汽油与15%的甲醇按比例掺烧。
生物柴油在国内则正处于萌芽阶段，并被认为拥有非常好的前景。与国外拿优良的大豆、菜子油来做生物柴油的道路不一样，中国的生物柴油选择了质量比较低、价格比较低的原料，比如榨油厂的油角、酸化油、野生树木的种子以及餐饮废油。冀星认为，中国在用餐饮废油以及野生植物种子做生物柴油这两条工艺路线走通之后，将来会在国际上占有统治地位。
“欧洲和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发展生物柴油的路子是对的，他们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冀星说，“生物柴油这个产业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让外国人很惊讶。”
但总的来说，生物柴油目前在国内还属微不足道，河北武安正和生物柴油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柴油尽管销售良好，但每天也只能生产30吨，年产能只有1万吨，这与去年我国进口1.4亿吨汽油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正和公司的总经理孔林河也非常清醒地对《商务周刊》指出：“这种好日子是由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产业成熟造成的，这个我有清醒的认识。”
孔林河介绍说，生物柴油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阻碍是国家并没有像推广乙醇一样给予生物柴油一套完整系统的支持政策。“我们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任何支持，没有任何的税收减免。”“孔林河说，“地方政府的片面认识是，生物柴油是小炼油，而且一旦影响到地方石油公司销售，就会受到一些压制，目前油价比较高生物柴油可以卖掉，但油价回落就会立刻面临困难。”
更重要的是，生物柴油这种替代能源面临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寡头的垄断威胁。目前，正和生物柴油公司的销售对象是当地的十几个加油站，由于无法进入中石油、中石化系统，孔林河大多通过并不正规的方式进入石油巨头的加油站系统。
“我们曾经与中石油、中石化接触过，但他们根本不让进。过去两年我们都是在夹缝中生存，我现在走的也是旁门左道。”孔林河告诉《商务周刊》，他正在抓住机会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使自己具备在正常油价下与石油竞争的能力。但他担心自己做的越大，越容易引起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戒备。
不过冀星认为，对甲醇和生物柴油的未来不用太担心。“现在乙醇的路子很宽了，乙醇把这条路子开了，甲醇、生物柴油跟着走就可以。”冀星认为，乙醇的试点实际上就是在为甲醇、生物柴油等替代能源探索一种石油替代的模式，比如从技术上讲怎么与油混合，怎样进入加油站，怎么和加油机配合，如何利用中石油、中石化的销售网络和品牌，怎么处理与石油公司的利益关系。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尽可能支持多种替代能源发展，同时根据产业本身发展的不同特点来选择不同的道路。”冀星说。
寻找能源供应的中国道路
面对石油紧缺，虽然中国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正积极到国外并购或参股油田，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大部分石油资源已经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瓜分完毕，中国已经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建立以石油为中心的全球能源供应体系。
但或许就是这种危机，可以为在美国无法生存的替代能源在中国提供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会。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为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提供了更多实验场，这使中国有可能率先摆脱石油系统的束缚，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使得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8月28日，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鲍云樵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正忙着把大量的能源调查形成报告。她告诉记者，这些报告随后将接受审查，成为制定“十一五”有关能源战略的重要参考，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002年，鲍云樵便撰写了《我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指出后续能源是“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和社会可以接受，能确保供应和替代常规化石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源体系。她所说的后续能源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海洋能等）、地热能、核能、氢能等。
鲍云樵认为，后石油时代到来时，世界上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液体燃料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增长，常规石油供不应求，势必刺激各国走寻求石油替代品的道路。她说：“中国这样一个油气供应不足的国家，更应重视石油替代品的开发，而且重点要发展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其实，石油替代最重要的方面是汽车用油的替代。目前，中国机动车消耗原油占总消耗量的1/3，根据预测，到2020年和2030年，这一数字将分别上升到57%和77%。中国在1997年便开始推行清洁汽车行动计划，在全国推广天然气汽车。
全国清洁汽车行动计划专家组组长王秉刚向《商务周刊》表示，清洁的替代燃料同先进的车辆技术相结合，对于缓解中国石油供应紧张，促进清洁能源体系的建立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天然气汽车总共有25万辆，约占汽车保有量的1%，替代了石油消费量的2%。与此同时，2005年上半年，上汽、一汽、东风三大汽车集团已经宣布将在今明两年推出混合动力汽车或者双燃料汽车。
9月1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同济大学校长、国家“863”电动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万钢告诉《商务周刊》，目前纯电动大客车已经有两个产品通过了鉴定和认证，正在试运营，纯电动汽车技术标准已经完成，下一步目标就是纯电动汽车要在特定的领域内实现产业化，混合动力汽车进入产品阶段，燃料电池汽车推出供示范运行用的产品样车。
万钢强调，多种汽车技术要同时发展，混合动力汽车将首先成为其中的主流，国家正在研究对于混合动力汽车的一整套政策优惠，比如购置税以及企业开发费抵扣部分所得税，或国家科技专项的扶持。
“在有条件的地方用天然气来替代，最后是把燃料电池搞上去，这是能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方式。”万钢告诉《商务周刊》，在推动清洁替代能源发展上，中国将会有自己的路径。
他表示，以清洁汽车技术为例，国外都是大汽车公司自己开发，投入力度很高，但是技术不会扩散，普及起来比较慢，而中国的“863”电动车重大专项在全国布局了8家动力蓄电池的生产单位，6家电机的生产单位。
“这些企业现在的规模还都比较小，下一步它们掌握了技术就可以很快成长起来，实现规模产业化。”万钢说，“对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技术，在国家的组织下群策群力，由于政府掌握了非常多的资源，如公交线路、旅游区等，可以非常容易地向清洁能源开放，形成新能源汽车的交通模式，这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种优势。”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加紧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以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立。
2004年6月国家颁布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草案）中明确规定，要大力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搞好能源供应多元化，积极发展石油、天然气、液化气、核电以及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2005年，中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鼓励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2006年相关细则出台后，多种清洁能源将会形成自己统一的支持与鼓励政策。
“目前中国已经确定了清洁能源的发展重点，风能是可再生能源中最具有商业化前景的一种技术，首先集中力量把风能推上去，本地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周凤起告诉《商务周刊》，其次是生物能，中国有两亿多吨的秸秆，还有很多的动植物废弃物，也要规模化发展；第三需要大力发展的是太阳能。
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对外宣布, 在2005—2007年间，中国将设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太阳能供热和地源热泵供热（制冷）、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和氢能利用等5个领域的发展。
周凤起强调，中国要以此寻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清洁能源体系，取决于政府能否制定统一的清洁能源政策，减少化石能源的补贴，并内部化环境成本。其中包括经济激励政策，即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强制市场政策，通过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强制可再生能源占有一定的市场；鼓励新技术，降低成本，使生产能力达到规模化的水平。
但矛盾在于，为了满足越来越高的能源需求，中国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建设新的发电厂和消耗石油，其速度比采用诸如天然气等效能更高的动力技术还要快。
国外在这方面多实行碳征税的方式，根据燃料含碳量上税，使用煤炭将受到最严重的惩罚，其次石油，而天然气受到最轻的惩罚。
专家们正在呼吁中国也实行此类政策。不过，由于中国能源政策和管理的滞后，与欧美相比，政府更多的是在做能源“增量改革”，对于传统能源造成的污染等状况并没有制定惩罚措施，这将成为清洁能源体系能否真正替代传统以石油为核心的能源系统的关键。
政府之手放在哪里
“能源的特殊性，使得单纯依靠市场或者单纯靠政府都不行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指出，“能源战略要靠政府调节，靠市场推动。”
他指出，政府的干预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发挥作用。首先，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存在外部性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计算能源价格时没有考虑其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成本，因此普通消费者和企业往往只支付了能源的私人成本，而没有考虑其社会成本。其结果必然是定价偏低，消费和生产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出现了“失灵”。
“另外，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的干预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私人企业和消费者，或出于短视、或出于自利，往往拒绝甚至阻碍新型节能技术和新兴替代能源的开发和推广。”陈清泰举例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经过一系列的测算，于1975年制订了一个强制执行的燃油能耗标准，10年之后，平均每辆车的节油达到了40%到50%。
陈清泰说：“只有政府出面干预，使能源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才能解决外部性的问题。”
由于政府在能源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必须有一个集中管理能源的机构起主导作用，才能促进能源政策的完备与执行。但中国政府恰恰在这方面相对滞后，以致能源政策缺乏目标性、规划性和权威性，这对今后中国形成自己的清洁能源体系极为不利。
“从管理上看，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能源管理部门，即使成立了能源办公室，也只是副部级单位，其作用仍然有限。”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告诉《商务周刊》，现在能源管理主要由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来做，但发改委资源司也承担部分职责，包括科技部、建设部、交通部等多头参与管理，并没有统一的牵头部门。
我国相对松散的能源管理与美国明显不同。“美国政府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保证美国的能源供应，在这个核心战略之下，所有的外交、政治、军事、科技等等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韩晓平说，“美国在引导企业的时候有整体的考虑，对能源的操控能力比我们强很多，很多行为背后都是能源的影子和政府的努力，但我们国家却很少能看到。”
8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新的能源法案《国家能源政策法-2005》，新《能源法》长达1720多页，这是近40年来包含内容最广泛而具体的能源法令。相比而言，中国能源法体系并不完备，不仅缺少起“龙头”作用的能源基本法，而且现有的一些能源法律法规不适应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一些法条甚至成了改革障碍，能源安全、石油储备缺乏法律保障。
冀星博士也认为，我国能源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尚需要制定相当数量的配套法规才能使其可操作，比如《可再生能源法》，其确立的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发电并网和全额收购、专项资金和税收、信贷等重要法律制度，也需要制定不少相应的配套条例、标准和办法，才能有效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内对替代能源的研究报告很多，但多个能源管理部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总体的发展战略进行指引，特别是缺乏具体的规划和目标进程。在欧洲为了实现到2020年各种替代能源代替 20%的石油消耗的目标，各种生物燃料、天然气和氢气被列为主要替代能源，并在2003年通过一项欧洲管理条例制定了生物燃料的市场份额参考目标从2005年的2%增加到2010年的5.57%。
“替代能源其实是一种战略威慑，一旦油价上升到一定高度，就有可能刺激替代能源的投资和技术发展，并因此被取代。”韩晓平说，中国拥有这样的机会，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能源规划和有效执行，中国对于清洁能源的重视远远不如欧盟和美国。
“能源问题涉及能源资源、能源开发、能源效率、能源安全、能源结构、能源成本和能源环境。这些都是关联性极强的要素，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性。”陈清泰警告说，在能源环境问题上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要冒巨大的风险，“任何一个能源环境要素出现大的问题都会影响全局，而且短时期内难以补救和矫正”。
实际上，根据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国家政府必须全力支持能源技术的发展，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最反对新替代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也一样，电力公司与石油公司都在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缺位，中国所追求的清洁能源体系就难以与既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石油能源系统抗衡，更无法谈到取而代之。
“我们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机构。” 韩晓平的想法更具颠覆性——他建议成立国家能源环境委员会，而非仅仅能源委员会。
“我们必须将未来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进行组合，可以用环境问题来制衡能源，也可以利用能源遏止环境污染。”韩晓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