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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了柳鸣九先生主编的一套“思想者自述文丛”，收录了钱理群、刘再复、汤一介、许渊冲等大家的自述，其中也有柳鸣九自己的一部。在当代学界，这些名字似乎别有一种吸引力，背后透出的是别样的力量。我迫不及待向柳先生讨要，有幸先其他读者一步，读到了《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
与柳先生认识已经30多年了，对我而言，拿今天网络的语言来说，他是个学术“男神”，柳鸣九先生是我国外国文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他在文艺批评理论、外国文学思潮研究、法国文学研究、散文写作、文学翻译等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一直用生命在建设的那个“人文书架”，有他主编、撰写、翻译的著作近400部，部部闪光。但面对环绕着柳先生的光晕，我一直存有诸多疑问，到底是一种什么动机让柳先生如此醉心学术？到底有什么非凡之力，让柳鸣九敢为天下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破思想之冰？
初读《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从目录看，见不到美丽的文字，很传统的三编，基本是写自己的青少年、中年和老年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想过的问题，文字特别朴实，给自己的定位也出奇地实在与低下：“谦恭的文化搬运工”“坎坷道上的行者”“自觉自为的布衣”“欧化”的“土人”“凡夫俗子式的人”。光环下的柳鸣九与自述中的柳鸣九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柳鸣九没有把自己当作神，当作权威，而是把自己当作人，当作一个卑微但拒绝卑劣与卑鄙的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可能想要名想要利。柳鸣九先生没有避讳这一切，他在自述中一切都照实说，说他童年里难忘的只有四件事，其中一件是家里人带他看了一次京剧《白蛇传》，感觉那个演白素贞的演员“真像个天仙。有一个时期，我每天都希望在上学的路上再碰见她，这成了我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潜在的心理期待”。（P14）在中学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从周南女中转学来的一位林姓姑娘，“便念念不忘”，记得她“清秀的脸庞、端庄的容貌令人耐看之中又颇露出一种俊秀之美，属于端庄大方、富有知性的那种类型。她步履轻盈，走起路来似乎有弹性，身姿苗条，正在发育的身材似在向高挑的方向发展”，他承认自己“经历了一次恋爱”，有过“对对方的真挚喜慕、持续思念、心电感应”等（P264）。
柳先生也坦陈自己想要成名成家，他说起自己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到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经历，尤其是大学毕业后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工作的那六七年时间，“在理论翻译、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文艺大讨论及影评方面都有所表现，而且有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很有影响的”。他还特别说明，“有一些大块论文都是发表在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及国内其他著名学术刊物上，有的文章也见诸北京重要的报纸杂志上。按当时的标准来说，完全可以说是‘成名’了，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P49）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雄心”，“想成为一个权威的理论批评家”，“一个有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除了名，还有利。对老一辈的那些“臭老九”而言，逐利是非常不齿的，况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利可逐。柳先生如伏尔泰所希望的那样，一生勤劳地耕作自己的园子，著作等身，要说有多少利，就是有那么点稿费。自述里，有一节他专门谈稿费，在他看来，“稿费问题，的确是我们这种在相当程度上主要靠爬格子为生的人的经济风格、经济品格的重要反映”。他毫不遮掩地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既有不清高的一面，也有豁达高姿态的一面。我在乎稿费，我也惦念稿费，但在稿费标准上，我基本是一个随和的人、好说话的人、不怎么讨价还价的人，我从不耍大牌、摆谱要高价，出版社出什么价我就按什么价，完全按他们的标准走，因为我知道向出版社要高标准的稿酬无异于与虎谋皮，很容易引起对方的拒绝和反弹，达不到目的且不说，徒给对方造成‘好财爱财’的印象，还不如随和同意，显出易于合作的亲和姿态。不是不想争高标准稿酬，而是出于明智的考虑不去爭而已。”（P274）。读到这里，心里不知为什么涌起了一种悲哀的情绪，如今的社会，对柳先生这样靠爬格子写书译书编书，为理想中的那个人文书架到了80多岁还在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不公的。但是，面对社会这样的不公，柳先生非但没有一点埋怨，而是认认真真地检讨自己，实实在在地坦露自己，没有遮掩地反省自己。他说：“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绝不敢说我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私心杂念，没有低级趣味，没有自己的盘算。没有自己的图谋，没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多得很啊，多得不可胜数啊。下面就是要看是否有自己的管控、有理性的制约，是否过分出格，是否逾越社会所允许的程度，还要看它们是以什么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的、付诸实施的，这往往就决定了人品的高低和风度的优劣了；还要看在表现、实践过程中，采取什么态度处理与社会、与人群的关系，以及面对自己的态度，这则是当事者的操守和德行、品质和心地。”（P272）
柳鸣九从人性出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凡夫俗子、一个复杂的人。但是在所谓的凡俗之中，他没有忘记作为人所应该有的操守与德行，没有放弃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没有放弃对灵魂品位与人格力量的追求。要有高贵的灵魂，首先是要做到真，不粉饰自己，不抬高自己，最起码要做到不说假话。对柳鸣九先生来说，这是原则，是不可破的原则。在自述中，柳先生是自省的，也是自觉的。他不怕面对自己有过的错，不怕面对自己有过的耻。他要在对灵魂的拷问中，打造思想者必须有的基石，那就是“真”。说到真，我会想起翻译家傅雷，在2016年10月于傅雷老家举行的纪念傅雷夫妇离世50周年的大会上，我强调傅雷为了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做一个能分清是非的人，他和夫人选择了离开，为了坚守“真”的底线，悲壮而勇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柳鸣九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经历的运动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美丑颠倒的时代，一个人想要做一个俗人都不可能，想要做一个精神高贵的人，那唯有跟着傅雷走同样的路。可以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每个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有过屈，有过挣扎，也有过妥协，有过不光彩的言行。柳鸣九直面走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一次次拷问自己的灵魂，直言“虽然在整个运动中我没有做什么恶事、坏事、伤人的事、害人的事，但就我的精神历程来说，的确是人格的贬值、良知良心的滑坡，总而言之，的确是精神扭曲的历程”。（P61）他深入自己的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精神滑坡、人格沉沦”的种种不光彩的过错：当他那些敬爱的师长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进“牛棚”，“我身上竟然滋生出了利己主义的冷漠与势利眼，唯恐与他们打交道，唯恐和他们没划清界限。因而敬而远之、泾渭分明，眼见要偶尔碰头相遇，总要想法绕道而行，即使在一定的场合下，不得不说两句话的时候，那也是一本正经、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总而言之，胆怯、卑懦、冷漠、势利眼从良心深处滋生。我想，我当时的面目，一定是丑陋的、可悲的、令人瞧不起的”。（P63）他忏悔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昧着自己的良心，在批斗有恩于他的冯至先生的大会上，对冯先生“射出了一箭”，犯了“欺师之罪”，成了他“良心史上”的“一桩大耻辱”。在柳先生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被忘却的，可以不提，也可以假装不思，但在他们的心底，都有深深的创伤。柳鸣九没有把责任推给历史，更没有从政治的角度去对这段历史进行谴责或批判，而是着力于深究、反省自己的精神之路。他有着良心的拷问，真心的忏悔，而这样真诚的忏悔，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知道忏悔的人，一个不想“戴着面具存活”的人，往往是一个觉悟早的人，一个心存信仰的人。柳鸣九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也许一般的人看不出我身上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我自己深知，我几乎变了一个人，我不仅从社会历史的事实，以及我个人被运动、被愚弄的经历，认识到这一次长达十年的运动，对于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都是一次浩劫、一次大破坏，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历程、良心感受、精神变化，都是一场大悲剧；我也从社会大分裂、社会大对抗、社会大武斗、社会人际关系大撕裂、社会群体性的大揭发大辱骂，看到了更多的社会丑陋面、阴暗面，我的天真幼稚得到了矫正，我蒙昧的头脑得到了启蒙，而开始认识到了好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及其原来的真相。”（P66）柳先生是觉悟早的人，之所以觉悟早，是因为他的良心没有泯灭，信仰没有泯灭，是因为在良心的拷问中看到了一些真相，找到了一个思想者赖以存在的精神支点。他告诉我们：“所幸，我没有泯灭掉所有的信仰，我还有一个最大的信仰，最强有力的信仰，那就是文化，那就是‘为了一个人文书架’。这成了我浩劫之后最大的精神支撑点，成为我对社会文化积累有所作为的精神推动力，成为我在清苦生活中安之若素的精神源泉。”（P66）
要做一个思想者，忏悔是不够的，讲良心也是不够的，必须有信仰。有信仰，才会有“求真”的勇气，才会有精神求索的动力，才会甘愿去做一个“小西西佛推石上山”。柳鸣九的信仰，是“文化”。他心中的那个“人文书架”，不独是凝结着柳先生一生心血的那三四百部闪闪发光的书，更是他向往的光辉的“人文精神”。检视自己的人生之路，柳先生说有多重动力：“其一，我不失为一个有信仰有理想的‘精神苦力’，我信仰优秀的文化，我信仰有精神价值的书架，我有‘为了一个人文书架’的人生追求，我有为社会文化积累添砖加瓦的人生理想，而且至今不衰，所以有这些支撑我担当了辛劳，承受了打击，度过了我个人生活中的沟沟坎坎。其二，我痛感当代中国社会物欲权位欲的横流、功利主义的张扬、人心的浮躁；痛感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滑落、优质文化的贬损，我在多篇大项目的序言中都表述了这种忧虑，我想对文化、对人文精神、对优质精神价值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三，也为了给我的同行同道、与我同命运的文化才俊、学术精英及有为青年多提供一点展示场所、活动平台、发展空间，根据我走过的路程，我知道他们往前行走都不容易，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困难。”（P134）有精神有理想，有思考有批判，也有现实的考量和实在的努力，这就是柳鸣九先生具有根本性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
在对柳鸣九的评论中，我曾经以“朴素的存在与真性的光芒”为题，对柳先生的学术成就与精神历程做过思考。但对柳鸣九作为人的基本存在，作为思想者的求索之路，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深刻的理解。读柳先生的自述，我得以进一步了解到柳鸣九先生如何在很小的时候就种下了“悲天悯人之情怀”（P13）的种子；知道了柳先生原始形态的“精神游戏活动”的两种基本状态：一是一个人发呆，一是一个人瞎想（P13）；也知道了他从小就不善于表演，“只善于按本我自然状態那么活着，我只善于按自我本色那么存在着”（P18），还知道柳先生从小就喜欢读书，自述中有他小时与书结缘的不少故事：学着玩皮影戏、编故事、跑书店、“看站书”、恶补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办油印刊物《劲草》。
小时候种下的种子一定会发芽，精神之树有了根，艰难但坚韧地不断生长。在柳鸣九的精神求索与成长的历史中，他学会了坐“冷板凳”。坐冷板凳，似乎是在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不了的命运。因为有信仰，“因《萨特研究》挨批被禁”，“成名之后竟然三次不公正地被排斥在博导队伍之外”的柳鸣九没有放弃追求。他的追求超越了个人名与利的俗之层面，跃升为一种精神的求索，他一直渴望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解放。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1978年是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柳鸣九意识到，就在1978年，“飞来了一个划时代的社会机遇：中国开展了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大宣传”，“‘实践’成为裁决的‘法庭’，一些方针、路线、观念、意识形态，都必须在这个‘审判台’前受到检验，虽然它不像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那样，完全是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潮对一种敌对性的陈腐的统治思想体系进行猛烈的颠覆性冲击，而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之内针对一些极‘左’过激的思想观念、方针政策提出质疑与修正，甚为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是在‘马列’旗帜下解决自家兄弟之间的‘纠纷’，但已经足以破除一些貌似‘革命’、其实对‘革命’有害而不利的不明智的戒律与条条框框，这对20世纪中国人就要算特大好事了”。（P89）没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没有对思想解放的渴望，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追求，柳鸣九不可能有勇气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就“蠢蠢而动”，对在文艺思想领域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式意识形态“生出了要揭竿而起、挑战出击的‘祸心’与‘反骨’”（P92）。读柳鸣九的自述，一方面，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柳鸣九对苏式意识形态的代表日丹诺夫的批评，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自觉回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明白柳鸣九对日丹诺夫的批判，其主要目的是要挣脱意识形态的枷锁，让自己能在学术的园地里独立而自由地耕耘，也能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开辟具有破冰意义的新的可能性。循着柳鸣九的思想破冰之轨迹，我们终于可以发现他一次又一次地逆潮流而动，要在中国为20世纪的西方文学翻案的深刻动机：要“还它以本来面目，展现出其中蕴含的诸多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意义：它对社会弊端的揭示与批判、主持正义的呼喊、对社会公正的召唤与追求、对战争与暴力的反对、对自由理想的向往、对纯朴人性的称赞、对善良与人道的歌颂”（P103）。我们可以想见，作为思想者，柳鸣九的目的必定还不止于此，他心中向往的、他还在继续建设的那个“人文书架”所蕴含的意义，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
与柳先生认识已经30多年了，对我而言，拿今天网络的语言来说，他是个学术“男神”，柳鸣九先生是我国外国文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他在文艺批评理论、外国文学思潮研究、法国文学研究、散文写作、文学翻译等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一直用生命在建设的那个“人文书架”，有他主编、撰写、翻译的著作近400部，部部闪光。但面对环绕着柳先生的光晕，我一直存有诸多疑问，到底是一种什么动机让柳先生如此醉心学术？到底有什么非凡之力，让柳鸣九敢为天下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破思想之冰？
初读《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从目录看，见不到美丽的文字，很传统的三编，基本是写自己的青少年、中年和老年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想过的问题，文字特别朴实，给自己的定位也出奇地实在与低下：“谦恭的文化搬运工”“坎坷道上的行者”“自觉自为的布衣”“欧化”的“土人”“凡夫俗子式的人”。光环下的柳鸣九与自述中的柳鸣九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柳鸣九没有把自己当作神，当作权威，而是把自己当作人，当作一个卑微但拒绝卑劣与卑鄙的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可能想要名想要利。柳鸣九先生没有避讳这一切，他在自述中一切都照实说，说他童年里难忘的只有四件事，其中一件是家里人带他看了一次京剧《白蛇传》，感觉那个演白素贞的演员“真像个天仙。有一个时期，我每天都希望在上学的路上再碰见她，这成了我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潜在的心理期待”。（P14）在中学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从周南女中转学来的一位林姓姑娘，“便念念不忘”，记得她“清秀的脸庞、端庄的容貌令人耐看之中又颇露出一种俊秀之美，属于端庄大方、富有知性的那种类型。她步履轻盈，走起路来似乎有弹性，身姿苗条，正在发育的身材似在向高挑的方向发展”，他承认自己“经历了一次恋爱”，有过“对对方的真挚喜慕、持续思念、心电感应”等（P264）。
柳先生也坦陈自己想要成名成家，他说起自己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到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经历，尤其是大学毕业后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工作的那六七年时间，“在理论翻译、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文艺大讨论及影评方面都有所表现，而且有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很有影响的”。他还特别说明，“有一些大块论文都是发表在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及国内其他著名学术刊物上，有的文章也见诸北京重要的报纸杂志上。按当时的标准来说，完全可以说是‘成名’了，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P49）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雄心”，“想成为一个权威的理论批评家”，“一个有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除了名，还有利。对老一辈的那些“臭老九”而言，逐利是非常不齿的，况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利可逐。柳先生如伏尔泰所希望的那样，一生勤劳地耕作自己的园子，著作等身，要说有多少利，就是有那么点稿费。自述里，有一节他专门谈稿费，在他看来，“稿费问题，的确是我们这种在相当程度上主要靠爬格子为生的人的经济风格、经济品格的重要反映”。他毫不遮掩地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既有不清高的一面，也有豁达高姿态的一面。我在乎稿费，我也惦念稿费，但在稿费标准上，我基本是一个随和的人、好说话的人、不怎么讨价还价的人，我从不耍大牌、摆谱要高价，出版社出什么价我就按什么价，完全按他们的标准走，因为我知道向出版社要高标准的稿酬无异于与虎谋皮，很容易引起对方的拒绝和反弹，达不到目的且不说，徒给对方造成‘好财爱财’的印象，还不如随和同意，显出易于合作的亲和姿态。不是不想争高标准稿酬，而是出于明智的考虑不去爭而已。”（P274）。读到这里，心里不知为什么涌起了一种悲哀的情绪，如今的社会，对柳先生这样靠爬格子写书译书编书，为理想中的那个人文书架到了80多岁还在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不公的。但是，面对社会这样的不公，柳先生非但没有一点埋怨，而是认认真真地检讨自己，实实在在地坦露自己，没有遮掩地反省自己。他说：“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绝不敢说我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私心杂念，没有低级趣味，没有自己的盘算。没有自己的图谋，没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多得很啊，多得不可胜数啊。下面就是要看是否有自己的管控、有理性的制约，是否过分出格，是否逾越社会所允许的程度，还要看它们是以什么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的、付诸实施的，这往往就决定了人品的高低和风度的优劣了；还要看在表现、实践过程中，采取什么态度处理与社会、与人群的关系，以及面对自己的态度，这则是当事者的操守和德行、品质和心地。”（P272）
柳鸣九从人性出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凡夫俗子、一个复杂的人。但是在所谓的凡俗之中，他没有忘记作为人所应该有的操守与德行，没有放弃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没有放弃对灵魂品位与人格力量的追求。要有高贵的灵魂，首先是要做到真，不粉饰自己，不抬高自己，最起码要做到不说假话。对柳鸣九先生来说，这是原则，是不可破的原则。在自述中，柳先生是自省的，也是自觉的。他不怕面对自己有过的错，不怕面对自己有过的耻。他要在对灵魂的拷问中，打造思想者必须有的基石，那就是“真”。说到真，我会想起翻译家傅雷，在2016年10月于傅雷老家举行的纪念傅雷夫妇离世50周年的大会上，我强调傅雷为了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做一个能分清是非的人，他和夫人选择了离开，为了坚守“真”的底线，悲壮而勇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柳鸣九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经历的运动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美丑颠倒的时代，一个人想要做一个俗人都不可能，想要做一个精神高贵的人，那唯有跟着傅雷走同样的路。可以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每个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有过屈，有过挣扎，也有过妥协，有过不光彩的言行。柳鸣九直面走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一次次拷问自己的灵魂，直言“虽然在整个运动中我没有做什么恶事、坏事、伤人的事、害人的事，但就我的精神历程来说，的确是人格的贬值、良知良心的滑坡，总而言之，的确是精神扭曲的历程”。（P61）他深入自己的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精神滑坡、人格沉沦”的种种不光彩的过错：当他那些敬爱的师长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进“牛棚”，“我身上竟然滋生出了利己主义的冷漠与势利眼，唯恐与他们打交道，唯恐和他们没划清界限。因而敬而远之、泾渭分明，眼见要偶尔碰头相遇，总要想法绕道而行，即使在一定的场合下，不得不说两句话的时候，那也是一本正经、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总而言之，胆怯、卑懦、冷漠、势利眼从良心深处滋生。我想，我当时的面目，一定是丑陋的、可悲的、令人瞧不起的”。（P63）他忏悔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昧着自己的良心，在批斗有恩于他的冯至先生的大会上，对冯先生“射出了一箭”，犯了“欺师之罪”，成了他“良心史上”的“一桩大耻辱”。在柳先生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被忘却的，可以不提，也可以假装不思，但在他们的心底，都有深深的创伤。柳鸣九没有把责任推给历史，更没有从政治的角度去对这段历史进行谴责或批判，而是着力于深究、反省自己的精神之路。他有着良心的拷问，真心的忏悔，而这样真诚的忏悔，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知道忏悔的人，一个不想“戴着面具存活”的人，往往是一个觉悟早的人，一个心存信仰的人。柳鸣九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也许一般的人看不出我身上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我自己深知，我几乎变了一个人，我不仅从社会历史的事实，以及我个人被运动、被愚弄的经历，认识到这一次长达十年的运动，对于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都是一次浩劫、一次大破坏，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历程、良心感受、精神变化，都是一场大悲剧；我也从社会大分裂、社会大对抗、社会大武斗、社会人际关系大撕裂、社会群体性的大揭发大辱骂，看到了更多的社会丑陋面、阴暗面，我的天真幼稚得到了矫正，我蒙昧的头脑得到了启蒙，而开始认识到了好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及其原来的真相。”（P66）柳先生是觉悟早的人，之所以觉悟早，是因为他的良心没有泯灭，信仰没有泯灭，是因为在良心的拷问中看到了一些真相，找到了一个思想者赖以存在的精神支点。他告诉我们：“所幸，我没有泯灭掉所有的信仰，我还有一个最大的信仰，最强有力的信仰，那就是文化，那就是‘为了一个人文书架’。这成了我浩劫之后最大的精神支撑点，成为我对社会文化积累有所作为的精神推动力，成为我在清苦生活中安之若素的精神源泉。”（P66）
要做一个思想者，忏悔是不够的，讲良心也是不够的，必须有信仰。有信仰，才会有“求真”的勇气，才会有精神求索的动力，才会甘愿去做一个“小西西佛推石上山”。柳鸣九的信仰，是“文化”。他心中的那个“人文书架”，不独是凝结着柳先生一生心血的那三四百部闪闪发光的书，更是他向往的光辉的“人文精神”。检视自己的人生之路，柳先生说有多重动力：“其一，我不失为一个有信仰有理想的‘精神苦力’，我信仰优秀的文化，我信仰有精神价值的书架，我有‘为了一个人文书架’的人生追求，我有为社会文化积累添砖加瓦的人生理想，而且至今不衰，所以有这些支撑我担当了辛劳，承受了打击，度过了我个人生活中的沟沟坎坎。其二，我痛感当代中国社会物欲权位欲的横流、功利主义的张扬、人心的浮躁；痛感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滑落、优质文化的贬损，我在多篇大项目的序言中都表述了这种忧虑，我想对文化、对人文精神、对优质精神价值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三，也为了给我的同行同道、与我同命运的文化才俊、学术精英及有为青年多提供一点展示场所、活动平台、发展空间，根据我走过的路程，我知道他们往前行走都不容易，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困难。”（P134）有精神有理想，有思考有批判，也有现实的考量和实在的努力，这就是柳鸣九先生具有根本性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
在对柳鸣九的评论中，我曾经以“朴素的存在与真性的光芒”为题，对柳先生的学术成就与精神历程做过思考。但对柳鸣九作为人的基本存在，作为思想者的求索之路，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深刻的理解。读柳先生的自述，我得以进一步了解到柳鸣九先生如何在很小的时候就种下了“悲天悯人之情怀”（P13）的种子；知道了柳先生原始形态的“精神游戏活动”的两种基本状态：一是一个人发呆，一是一个人瞎想（P13）；也知道了他从小就不善于表演，“只善于按本我自然状態那么活着，我只善于按自我本色那么存在着”（P18），还知道柳先生从小就喜欢读书，自述中有他小时与书结缘的不少故事：学着玩皮影戏、编故事、跑书店、“看站书”、恶补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办油印刊物《劲草》。
小时候种下的种子一定会发芽，精神之树有了根，艰难但坚韧地不断生长。在柳鸣九的精神求索与成长的历史中，他学会了坐“冷板凳”。坐冷板凳，似乎是在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不了的命运。因为有信仰，“因《萨特研究》挨批被禁”，“成名之后竟然三次不公正地被排斥在博导队伍之外”的柳鸣九没有放弃追求。他的追求超越了个人名与利的俗之层面，跃升为一种精神的求索，他一直渴望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解放。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1978年是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柳鸣九意识到，就在1978年，“飞来了一个划时代的社会机遇：中国开展了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大宣传”，“‘实践’成为裁决的‘法庭’，一些方针、路线、观念、意识形态，都必须在这个‘审判台’前受到检验，虽然它不像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那样，完全是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潮对一种敌对性的陈腐的统治思想体系进行猛烈的颠覆性冲击，而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之内针对一些极‘左’过激的思想观念、方针政策提出质疑与修正，甚为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是在‘马列’旗帜下解决自家兄弟之间的‘纠纷’，但已经足以破除一些貌似‘革命’、其实对‘革命’有害而不利的不明智的戒律与条条框框，这对20世纪中国人就要算特大好事了”。（P89）没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没有对思想解放的渴望，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追求，柳鸣九不可能有勇气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就“蠢蠢而动”，对在文艺思想领域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式意识形态“生出了要揭竿而起、挑战出击的‘祸心’与‘反骨’”（P92）。读柳鸣九的自述，一方面，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柳鸣九对苏式意识形态的代表日丹诺夫的批评，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自觉回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明白柳鸣九对日丹诺夫的批判，其主要目的是要挣脱意识形态的枷锁，让自己能在学术的园地里独立而自由地耕耘，也能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开辟具有破冰意义的新的可能性。循着柳鸣九的思想破冰之轨迹，我们终于可以发现他一次又一次地逆潮流而动，要在中国为20世纪的西方文学翻案的深刻动机：要“还它以本来面目，展现出其中蕴含的诸多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意义：它对社会弊端的揭示与批判、主持正义的呼喊、对社会公正的召唤与追求、对战争与暴力的反对、对自由理想的向往、对纯朴人性的称赞、对善良与人道的歌颂”（P103）。我们可以想见，作为思想者，柳鸣九的目的必定还不止于此，他心中向往的、他还在继续建设的那个“人文书架”所蕴含的意义，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