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主题：价值判断；自己的活法；被诗化的经历……
　　有一次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艺术家。年龄四十上下，个个长发须，动静极大，如入无人之境，颇有气场。
　　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他说话极像牧师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人名时决不带姓，如把陈凯歌叫“凯歌”，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四座肃然起敬。
　　他说：“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接下来他便开始谈“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是资本，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
　　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教育，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但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并不能讲年轻的一代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
　　西川有句诗：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带着这样一种独立的、现代的精神，我们去看《北京杂种》，就能體会到导演的愤怒与躁动，我们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疏离的现实感。而《巫山云雨》单调的平光和《邮差》中阴郁的影调，都表现着制作人的灼痛。他们不再试图为一代人代言。这是解脱文化禁锢的第一步，是一种常识，更是生活习惯。所以，痛苦在他们看来只针对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很多时候，我发现人们看电影是想看到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电影，如果跟他们的经验有出入，会惶恐，进而责骂。但我们没有权力去解释别人的生活。
　　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自己，一定要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这种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取向，无法代表中国电影。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谕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最后他问，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我只知道，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编辑：关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