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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是诗人火柴）
火柴：请谈谈你的近况。也许这个问题有点笼统，呵呵，随便谈谈，可以谈谈你最近在想什么，忙什么，或者身体状况也可以......当然，我认为一个人的人生总是处在某个阶段，像四季一样......我认为你可以谈谈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我希望了解当下的你。
王建旗：我觉得按照惯例，一个写诗的人对自己或个人是没有什么好谈的，不是谦虚，而是现实。因为诗歌对一个写作的人是一个“消减”的过程，往往会让你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的内容越来越贫乏，我甚至一直认为诗人的生活应该是“风流倜傥”、“风花雪月”反面的东西。因此，作为补偿我更愿意谈一点精神方面的内容。
我最近看了北岛他们编了一本叫《七十年代》的书，而我这一代人可能更愿意谈论“八十年代”。如果历史是一潭深水，八十年代就是水花泛起的年代，是一种解放。谈论七十年代，乃至六十、五十年代，只能在黑暗的深水里寻找潜流。八十年代充满了希望和欢乐，是一个启蒙和狂飙突进的过程。我很高兴我逢着这样一个在20世纪最好的十年（之一），这十年我们是在一种颠覆和建设中度过的，它确定了我生命和一生的基调。八九年之后，也可以说是九二年之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对八十年代是一种全覆盖式的遮蔽，启蒙的主题被置换了。在取代了政治的神话后，经济的神话掩盖着它的负面，泥沙俱下地挟裹着我们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几乎谁都没有抽身他适的可能性。如今，在有“中国特色”这样一个可以娱乐但缺少自由的“现代化”社会里，我们看到曾经是我们反抗意识形态同盟军的世俗和大众文化已经义无反顾地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它让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生命姿态。其实，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年。这是我生活的背景，也是我思考和写作的背景。
火柴：你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创作的？能不能描述一下初次映入你的内心的最初的诗意？你是受了什么影响才写诗的？
王建旗：我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不像样子的秘密写作。对我写作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五七战士”，这使我很小的时候就沦为社会的异类。我的第一首至今留下文字的诗写在在1976年“四五”之后，名字叫《春天》：
春天，我不能把你看见，
但是我知道你离我并不遥远。
你死我就死了，
你活着我就活着，
我是生长在你怀抱的少年。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自外于“主流诗歌”的地下写作，诗虽然是稚拙和粗糟的，但在意义和形式上一开始就具有了叛逆的性质。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许多底稿，在精神困顿和懒散的时候我会阅读它们，它们与我现在的写作依然保持着一种秘密的连续性。正是这最初的、隐秘的写作，让我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领略到词语带给我的惊喜、战栗、希望和憧憬，这样的体会将使我终生铭记。
火柴：问一个关于诗的最初始的也是最终极的问题，诗是什么？
王建旗：我听西川在酒桌上讲过一个“笑话”，说生活中的人大都是赴宴者，吃完后擦擦嘴就走了，后面必须有一个人来付账，诗人大概就类似于这类人。当然，这样的奖掖可能高了一点，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一代人，乃至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和来去，其“账目”里确实是有许多难以搞清楚的地方。这就需要有一些“付账者”和“收银员”对此负责，当然这不是单单是指诗人，而应当是指一些自觉的人，觉悟的人。
如果这样讲还不能算是做出回答，那我说诗是一种让人进入自觉和觉悟的一种途径，是一种“善”，一种善待、完善生命和发现、丰富心灵的形式，就像寒夜里代代相传的“薪火”。同时，它还是语言的艺术，是对一个时代语言能量的考量。当然，说到语言，就要牵扯到更多的东西，它像诗一样是一个难以言尽的话题……
火柴：你怎么理解诗歌创作中的技术问题？你修改自己的诗吗？
王建旗：诗歌写作肯定是一个技术活，但是“技术”只是浮出水面的东西，下面有巨大的冰山在。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对此有过足够的分析。就是说技术是由没有浮出水面的晦暗的内容所潜在地决定的。在这里面习惯、惯性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写作过程中不能不遵从习惯，但必须努力克服惯性，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习惯性导致的理性束缚和线性思维。因为，语言与存在、实在之间就有着巨大的鸿沟，语言只能有次序地、线性地展现思维和事物，而任何一个物象，即使最微小的事物都是全方位存在的，任何企图接近真实的写作都是“不真”的。我觉得技术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更接近真实地去进入事物、展示意象。但它又不能同时进入全部或更多的方位，它需要做出取舍。我认为，诗歌写作全过程地伴随着取什么和舍什么这样的技术问题。
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之间有着我们没法想象的关联和距离，这导致写作过程中的“取舍”必然带有很大的即兴性质，而诗歌写作最好的时候往往就在即兴式的“巅峰思维”状态。因此，在我的经验里一气呵成的诗歌往往更显得真气饱满，许多好的自己满意的诗歌大都是在写作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涌现出来的，而不是靠深思熟虑“修改”出来的。
但我不是一个富有才情的写作者，我经常修改自己的习作。
火柴：支配你写诗的动力是什么？我忽然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一再被提出。
王建旗：对我个人来讲，这个问题的严肃和世俗的一面离得不远。我的青少年（交界）时期，正是20世纪中国最专制的年代。当时我已经失学，除了偷偷写一些日记式的文字已经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允许的幻想。所以，当时支撑我写作的动力主要来自本能的对时代的抗争，这阴差阳错地使我走上一条“正确”的写作道路。虽然我后来时常走着走着就走到它的反面，但是内在的主旨没有变。因为在我这里，抗争和批判已经悄悄由方法和形式上升为“主体”。尽管我近年来的写作更为注重它们的外延内容，力图进入对生命、时间、存在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思考，但我力图用这个“主体”的线索把它们串起来。
不过，我也常常担忧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它们用力和着力的方向是冲突的……所以我目前的写作是由着它们的性子，而不是由着我自己的性子来写，我想把它们自由的空间扩展得更大。我知道，我们之间终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但是起码我现在还看不透胜利的一方是谁。
当然，也可以简单地说：写诗的动力就是要把诗写得更好。
火柴：请谈谈你对传统的理解或传统对你的影响？比如，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你无法避而不谈唐诗宋词......当然作为传统也不只这些......
王建旗：任何一个中国诗人都不能讳言唐诗宋词这样的文学传统。但是这样的传统与当代的诗歌写作实践存在很大的隔膜，唐诗宋词在方法上更倾向于“柳色黄金嫩，白雪梨花香”这样的“字和词”的结构，而现代诗歌的主要元素则是“句子和句群”。就写作而言，传统是以继承和应用为目的，所以我目前更在意对“句子和句群”式组合的学习。
不过换一个角度讲，我更喜欢琢磨唐宋之前中国诗词尚没有最终定型的文体形式，以及它们的变居不定。这些变化可能触及文化艺术的根本内容，我觉得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层面谈传统应该更有意义，它可能含有当代诗歌在形式和方法上实现创造和进步的启示。
总之，我喜欢在文化背景上向远处看，在写作方法上向近处看。
火柴：谈谈你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创作倾向和风格的影响，比如童年或青春期，恩，当然，你的创作反过来是否也影响了你的人生？
王建旗：我其实在前边已经说及这个问题。我觉得落寞的童年，苍凉的青春期，易于让人回到内心，也易于让人自闭，甚至偏激。这有悖于信心、信仰、爱、善这样一种敞亮健康的成长教育，但这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代人所能选择的。这常常使我想到我们中国近代的人文教育，想到朱学勤先生“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的说法，有太多的地方急需要反思和改造。眼下，这些人差不多都已经进入中年和老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异端、愤青、抗争、反叛之后，我一直急切地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有一个回归人文传统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个重建人文传统的过程。
近年来这样的想法，让我的诗歌写作慢慢从我过去紧紧揪住不松手的“尖端”位置上游离开来，变得更加关注普世的价值和生命意义，更倾向于对爱、善、同情、救助，以及它们是否可能、怎样可能进行探讨，即使对自我和个人而言。我在内心里感谢诗歌的写作使我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稍稍恢复了许多应有的自觉和信心。
火柴：你乐意谈谈你对关于爱情与婚姻的理解吗？你认为这些因素和你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建旗：爱情和婚姻基本上属于道德和伦理的范畴，它们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一直觉得文学史上的“爱情诗”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它们与我的写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倒是有许多这方面的小说和文论很值得一读，当然这样的文字往往是一些“掺沙子”的写法，起码是把爱情的主题上升为爱的主题了。
火柴：你对道德怎样理解？一个诗人诗歌的好坏与其道德水准人格高下有没有关系？
王建旗：道德在广义上是个中性的词汇，它有经有权，但往往是经少权多。狭义上的道德——比如诗歌的道德精神——往往需要与一个时代的基本走向结合起来才好评判。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在一个禁锢的时代要求解放和在一个“解放”的时代“禁锢”自我，这都是诗歌精神的基本操守。”当然，这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操守；这样的要求说低就低，说高就高。不过，具体到一个诗人的道德和诗歌的好与差，我觉得它们的可比性很小；在我的理想里它们应该是同步的，但实际上常常不同。比如有“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反无心”这样的情况，也有写作（作品）的落伍导致作者人格（道德）的堕落这样的现象。总之，我觉得对诗歌和诗人的评价不应当以道德律为前提；经常有道德的情结人往往在道德上更需要反省。
火柴：请谈谈你的金钱观。或者，诗人怎样协调自己与物欲世界的关系？
王建旗：在极权主义（官本位）与“市场经济”（钱本位）建立起牢固联盟的时代，正派的金钱（价值）观几近无从谈起。但我还是觉得诗人应当努力调整自己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尽量能够在体制外或体制的边缘谋得一份稍稍“体面”的收入，在最大程度上协调好“自己与物欲世界的不协调关系”。这样的现象既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性，又有普遍存在的世界性。
火柴：你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吗？请谈谈你对信仰的理解。
王建旗：像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我是一个过去没有信仰根基，如今找不到信仰载体的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百无禁忌的时代。在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完成对原教旨主义的清洗之后，每一个现代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世纪性的困境。我记得哈布斯堡在他的经典著作《极端的年代》的卷首语中曾经写出过这样的话：“如果让我总结20世纪，我要说它升扬了人本所及的最大希望，它也摧毁了所有的理想与信仰”。这句话，对我们中国社会而言也许只是对了一半，不能把这个结论笼统地套在我们的头上，但我还是深深地被这句话所震撼。
其实多少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在正统的儒家文化之外，还有许多民俗化的“准信仰”在维系着民间的精神生活，信仰玉皇大帝、西天如来、太上老君，乃至有门神、财神、关帝爷……我记得《钓金龟》里老太太教育不孝儿子时唱：为娘言语不相信，怕的是你头上有四位功曹，查看儿的身……现在回头看看，这种“头上三尺有神明”的朴素的禁忌观已经离我们太远了。经过几十年的革命，造反，不破不立……“无神论”的“现世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信条。这是当今社会王钢解纽，钱权崇拜，物欲横流的道德基础……对此，虽然诗歌的功用似乎是微乎其微，但诗人不应该仅仅把诗歌当作自己的信仰。
火柴：请谈谈你对中国诗歌现状的总体感受，说出你满意或不满意的地方。顺便也请你谈谈你对当前国外诗歌的了解。并请指出你喜欢的至少一位当代诗人。
王建旗：中国现代诗在90年前由胡适一代人草创，那是负责任的一代。40年代前的诗歌还没有学会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就不幸中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诗歌影响性大于艺术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黄金季节。90年代至今的诗歌在寂寞中走向成熟。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50、60和70年代初的张中晓、林昭、顾准这样一些人，不然我们的文学史无法向后人交代。
中国的现代诗是由20世纪的外国诗歌培养的，有太多的外国诗人们是我们的传统，实在太多了，没法一一例举；但是中国诗人差不多已经学完了他们的方法，他们也似乎很难再有什么来“教”我们；这是中国诗人和外国诗人共同面临的困境。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火柴：你认为荣誉和名声对一个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争着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认为在当代中国有诗歌大师或接近于大师的人物吗？
王建旗：中国是个权威主义的国家。因此，有许多有荣誉和名声的诗人往往写不出好诗或者干脆已经封笔不再写了。阿城的小说好像讲过这样的问题，很可笑，但意味深长。本来诗人也应该是追求荣誉和名声的，但它们却常常为不该有的人所拥有，荣誉和名声成了笑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诗人需要自觉放弃“荣誉”去工作。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就像弗罗斯特在《林中路》所写的——树林中路分两条，我选择的那一条人迹罕希，千差万别由此而起……不然，往往会偏离严肃的诗歌写作应当追求的正鹄。
我觉得眼下很难谈“大师”和大诗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诗歌的繁荣，也可以体察它的困境，但是看不到诗歌的转向，好像还没有“另起一行”的迹象。不过在中国诗人，在我的同代，甚至比我年轻的一代诗人当中，有许多的诗人让我充满敬意。
火柴：在我们身边始终有这样的人，他们一生并不写诗也不读诗......你认为诗歌对人类来说有什么别样的意义么？
王建旗：诗歌是进入精神生活的一种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不写诗，不读诗无所谓，没有精神生活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不过读诗，写诗未必就能让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变得高尚，因为诗是一种向善的方式，而善与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往往都附着在某种“乌托邦”式的信念力量之上。有时候从纯洁到邪恶就一步之遥。我的朋友张海源曾经说“20世纪著名的暴君大都有诗人的气质。”恶，在历史哲学当中属于精神的范畴，像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视万物如刍狗”。如果做一个比喻，我觉得善，有一点像恶的夜幕上闪闪烁烁的星星，但是它们应当是诗歌和诗人全力维护，引用，借以烛照自己的光明。
火柴：最后对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推荐一本好读的书，一部好看的电影，或者你最近在听的音乐什么的。并说出推荐理由。最后，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王建旗：有很多好的书和电影、音乐，但我在此想说我最近接触的、觉得有意思的。
刚刚读了杨绛先生的《洗澡》，其实是早买的，没有读。读后觉得实在有意思，写得是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当时叫“脱裤子，割尾巴”，既幽默诙谐，又悲天悯人。是反右、反胡风之前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结合《往事并不如烟》一起读，能够进一步了解当时那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杨绛可能没有钱钟书“聪明”，但一定比他率直……
看了电影（影碟）《三峡好人》，觉得贾樟柯把“中国特色”表现地恰到好处，然后觉得那么多的大片、献礼片、战争片都有些糟蹋纳税人钱财的嫌疑。
上个月听一位陕西朋友唱了一曲《东方红》和它的原歌《妹妹的脚》。后者的歌词是：妹妹的脚，窄又小，上面还绣着一对鸳鸯鸟。有心上去摸一把，忽儿嗨呦，又怕鸟飞妹妹恼……感到妙趣横生，可以让太多的解构主义者浮想联翩……
2009年11月28日
火柴：请谈谈你的近况。也许这个问题有点笼统，呵呵，随便谈谈，可以谈谈你最近在想什么，忙什么，或者身体状况也可以......当然，我认为一个人的人生总是处在某个阶段，像四季一样......我认为你可以谈谈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我希望了解当下的你。
王建旗：我觉得按照惯例，一个写诗的人对自己或个人是没有什么好谈的，不是谦虚，而是现实。因为诗歌对一个写作的人是一个“消减”的过程，往往会让你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的内容越来越贫乏，我甚至一直认为诗人的生活应该是“风流倜傥”、“风花雪月”反面的东西。因此，作为补偿我更愿意谈一点精神方面的内容。
我最近看了北岛他们编了一本叫《七十年代》的书，而我这一代人可能更愿意谈论“八十年代”。如果历史是一潭深水，八十年代就是水花泛起的年代，是一种解放。谈论七十年代，乃至六十、五十年代，只能在黑暗的深水里寻找潜流。八十年代充满了希望和欢乐，是一个启蒙和狂飙突进的过程。我很高兴我逢着这样一个在20世纪最好的十年（之一），这十年我们是在一种颠覆和建设中度过的，它确定了我生命和一生的基调。八九年之后，也可以说是九二年之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对八十年代是一种全覆盖式的遮蔽，启蒙的主题被置换了。在取代了政治的神话后，经济的神话掩盖着它的负面，泥沙俱下地挟裹着我们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几乎谁都没有抽身他适的可能性。如今，在有“中国特色”这样一个可以娱乐但缺少自由的“现代化”社会里，我们看到曾经是我们反抗意识形态同盟军的世俗和大众文化已经义无反顾地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它让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生命姿态。其实，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年。这是我生活的背景，也是我思考和写作的背景。
火柴：你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创作的？能不能描述一下初次映入你的内心的最初的诗意？你是受了什么影响才写诗的？
王建旗：我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不像样子的秘密写作。对我写作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五七战士”，这使我很小的时候就沦为社会的异类。我的第一首至今留下文字的诗写在在1976年“四五”之后，名字叫《春天》：
春天，我不能把你看见，
但是我知道你离我并不遥远。
你死我就死了，
你活着我就活着，
我是生长在你怀抱的少年。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自外于“主流诗歌”的地下写作，诗虽然是稚拙和粗糟的，但在意义和形式上一开始就具有了叛逆的性质。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许多底稿，在精神困顿和懒散的时候我会阅读它们，它们与我现在的写作依然保持着一种秘密的连续性。正是这最初的、隐秘的写作，让我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领略到词语带给我的惊喜、战栗、希望和憧憬，这样的体会将使我终生铭记。
火柴：问一个关于诗的最初始的也是最终极的问题，诗是什么？
王建旗：我听西川在酒桌上讲过一个“笑话”，说生活中的人大都是赴宴者，吃完后擦擦嘴就走了，后面必须有一个人来付账，诗人大概就类似于这类人。当然，这样的奖掖可能高了一点，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一代人，乃至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和来去，其“账目”里确实是有许多难以搞清楚的地方。这就需要有一些“付账者”和“收银员”对此负责，当然这不是单单是指诗人，而应当是指一些自觉的人，觉悟的人。
如果这样讲还不能算是做出回答，那我说诗是一种让人进入自觉和觉悟的一种途径，是一种“善”，一种善待、完善生命和发现、丰富心灵的形式，就像寒夜里代代相传的“薪火”。同时，它还是语言的艺术，是对一个时代语言能量的考量。当然，说到语言，就要牵扯到更多的东西，它像诗一样是一个难以言尽的话题……
火柴：你怎么理解诗歌创作中的技术问题？你修改自己的诗吗？
王建旗：诗歌写作肯定是一个技术活，但是“技术”只是浮出水面的东西，下面有巨大的冰山在。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对此有过足够的分析。就是说技术是由没有浮出水面的晦暗的内容所潜在地决定的。在这里面习惯、惯性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写作过程中不能不遵从习惯，但必须努力克服惯性，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习惯性导致的理性束缚和线性思维。因为，语言与存在、实在之间就有着巨大的鸿沟，语言只能有次序地、线性地展现思维和事物，而任何一个物象，即使最微小的事物都是全方位存在的，任何企图接近真实的写作都是“不真”的。我觉得技术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更接近真实地去进入事物、展示意象。但它又不能同时进入全部或更多的方位，它需要做出取舍。我认为，诗歌写作全过程地伴随着取什么和舍什么这样的技术问题。
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之间有着我们没法想象的关联和距离，这导致写作过程中的“取舍”必然带有很大的即兴性质，而诗歌写作最好的时候往往就在即兴式的“巅峰思维”状态。因此，在我的经验里一气呵成的诗歌往往更显得真气饱满，许多好的自己满意的诗歌大都是在写作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涌现出来的，而不是靠深思熟虑“修改”出来的。
但我不是一个富有才情的写作者，我经常修改自己的习作。
火柴：支配你写诗的动力是什么？我忽然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一再被提出。
王建旗：对我个人来讲，这个问题的严肃和世俗的一面离得不远。我的青少年（交界）时期，正是20世纪中国最专制的年代。当时我已经失学，除了偷偷写一些日记式的文字已经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允许的幻想。所以，当时支撑我写作的动力主要来自本能的对时代的抗争，这阴差阳错地使我走上一条“正确”的写作道路。虽然我后来时常走着走着就走到它的反面，但是内在的主旨没有变。因为在我这里，抗争和批判已经悄悄由方法和形式上升为“主体”。尽管我近年来的写作更为注重它们的外延内容，力图进入对生命、时间、存在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思考，但我力图用这个“主体”的线索把它们串起来。
不过，我也常常担忧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它们用力和着力的方向是冲突的……所以我目前的写作是由着它们的性子，而不是由着我自己的性子来写，我想把它们自由的空间扩展得更大。我知道，我们之间终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但是起码我现在还看不透胜利的一方是谁。
当然，也可以简单地说：写诗的动力就是要把诗写得更好。
火柴：请谈谈你对传统的理解或传统对你的影响？比如，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你无法避而不谈唐诗宋词......当然作为传统也不只这些......
王建旗：任何一个中国诗人都不能讳言唐诗宋词这样的文学传统。但是这样的传统与当代的诗歌写作实践存在很大的隔膜，唐诗宋词在方法上更倾向于“柳色黄金嫩，白雪梨花香”这样的“字和词”的结构，而现代诗歌的主要元素则是“句子和句群”。就写作而言，传统是以继承和应用为目的，所以我目前更在意对“句子和句群”式组合的学习。
不过换一个角度讲，我更喜欢琢磨唐宋之前中国诗词尚没有最终定型的文体形式，以及它们的变居不定。这些变化可能触及文化艺术的根本内容，我觉得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层面谈传统应该更有意义，它可能含有当代诗歌在形式和方法上实现创造和进步的启示。
总之，我喜欢在文化背景上向远处看，在写作方法上向近处看。
火柴：谈谈你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创作倾向和风格的影响，比如童年或青春期，恩，当然，你的创作反过来是否也影响了你的人生？
王建旗：我其实在前边已经说及这个问题。我觉得落寞的童年，苍凉的青春期，易于让人回到内心，也易于让人自闭，甚至偏激。这有悖于信心、信仰、爱、善这样一种敞亮健康的成长教育，但这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代人所能选择的。这常常使我想到我们中国近代的人文教育，想到朱学勤先生“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的说法，有太多的地方急需要反思和改造。眼下，这些人差不多都已经进入中年和老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异端、愤青、抗争、反叛之后，我一直急切地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有一个回归人文传统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个重建人文传统的过程。
近年来这样的想法，让我的诗歌写作慢慢从我过去紧紧揪住不松手的“尖端”位置上游离开来，变得更加关注普世的价值和生命意义，更倾向于对爱、善、同情、救助，以及它们是否可能、怎样可能进行探讨，即使对自我和个人而言。我在内心里感谢诗歌的写作使我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稍稍恢复了许多应有的自觉和信心。
火柴：你乐意谈谈你对关于爱情与婚姻的理解吗？你认为这些因素和你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建旗：爱情和婚姻基本上属于道德和伦理的范畴，它们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一直觉得文学史上的“爱情诗”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它们与我的写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倒是有许多这方面的小说和文论很值得一读，当然这样的文字往往是一些“掺沙子”的写法，起码是把爱情的主题上升为爱的主题了。
火柴：你对道德怎样理解？一个诗人诗歌的好坏与其道德水准人格高下有没有关系？
王建旗：道德在广义上是个中性的词汇，它有经有权，但往往是经少权多。狭义上的道德——比如诗歌的道德精神——往往需要与一个时代的基本走向结合起来才好评判。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在一个禁锢的时代要求解放和在一个“解放”的时代“禁锢”自我，这都是诗歌精神的基本操守。”当然，这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操守；这样的要求说低就低，说高就高。不过，具体到一个诗人的道德和诗歌的好与差，我觉得它们的可比性很小；在我的理想里它们应该是同步的，但实际上常常不同。比如有“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反无心”这样的情况，也有写作（作品）的落伍导致作者人格（道德）的堕落这样的现象。总之，我觉得对诗歌和诗人的评价不应当以道德律为前提；经常有道德的情结人往往在道德上更需要反省。
火柴：请谈谈你的金钱观。或者，诗人怎样协调自己与物欲世界的关系？
王建旗：在极权主义（官本位）与“市场经济”（钱本位）建立起牢固联盟的时代，正派的金钱（价值）观几近无从谈起。但我还是觉得诗人应当努力调整自己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尽量能够在体制外或体制的边缘谋得一份稍稍“体面”的收入，在最大程度上协调好“自己与物欲世界的不协调关系”。这样的现象既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性，又有普遍存在的世界性。
火柴：你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吗？请谈谈你对信仰的理解。
王建旗：像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我是一个过去没有信仰根基，如今找不到信仰载体的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百无禁忌的时代。在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完成对原教旨主义的清洗之后，每一个现代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世纪性的困境。我记得哈布斯堡在他的经典著作《极端的年代》的卷首语中曾经写出过这样的话：“如果让我总结20世纪，我要说它升扬了人本所及的最大希望，它也摧毁了所有的理想与信仰”。这句话，对我们中国社会而言也许只是对了一半，不能把这个结论笼统地套在我们的头上，但我还是深深地被这句话所震撼。
其实多少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在正统的儒家文化之外，还有许多民俗化的“准信仰”在维系着民间的精神生活，信仰玉皇大帝、西天如来、太上老君，乃至有门神、财神、关帝爷……我记得《钓金龟》里老太太教育不孝儿子时唱：为娘言语不相信，怕的是你头上有四位功曹，查看儿的身……现在回头看看，这种“头上三尺有神明”的朴素的禁忌观已经离我们太远了。经过几十年的革命，造反，不破不立……“无神论”的“现世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信条。这是当今社会王钢解纽，钱权崇拜，物欲横流的道德基础……对此，虽然诗歌的功用似乎是微乎其微，但诗人不应该仅仅把诗歌当作自己的信仰。
火柴：请谈谈你对中国诗歌现状的总体感受，说出你满意或不满意的地方。顺便也请你谈谈你对当前国外诗歌的了解。并请指出你喜欢的至少一位当代诗人。
王建旗：中国现代诗在90年前由胡适一代人草创，那是负责任的一代。40年代前的诗歌还没有学会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就不幸中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诗歌影响性大于艺术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黄金季节。90年代至今的诗歌在寂寞中走向成熟。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50、60和70年代初的张中晓、林昭、顾准这样一些人，不然我们的文学史无法向后人交代。
中国的现代诗是由20世纪的外国诗歌培养的，有太多的外国诗人们是我们的传统，实在太多了，没法一一例举；但是中国诗人差不多已经学完了他们的方法，他们也似乎很难再有什么来“教”我们；这是中国诗人和外国诗人共同面临的困境。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火柴：你认为荣誉和名声对一个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争着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认为在当代中国有诗歌大师或接近于大师的人物吗？
王建旗：中国是个权威主义的国家。因此，有许多有荣誉和名声的诗人往往写不出好诗或者干脆已经封笔不再写了。阿城的小说好像讲过这样的问题，很可笑，但意味深长。本来诗人也应该是追求荣誉和名声的，但它们却常常为不该有的人所拥有，荣誉和名声成了笑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诗人需要自觉放弃“荣誉”去工作。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就像弗罗斯特在《林中路》所写的——树林中路分两条，我选择的那一条人迹罕希，千差万别由此而起……不然，往往会偏离严肃的诗歌写作应当追求的正鹄。
我觉得眼下很难谈“大师”和大诗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诗歌的繁荣，也可以体察它的困境，但是看不到诗歌的转向，好像还没有“另起一行”的迹象。不过在中国诗人，在我的同代，甚至比我年轻的一代诗人当中，有许多的诗人让我充满敬意。
火柴：在我们身边始终有这样的人，他们一生并不写诗也不读诗......你认为诗歌对人类来说有什么别样的意义么？
王建旗：诗歌是进入精神生活的一种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不写诗，不读诗无所谓，没有精神生活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不过读诗，写诗未必就能让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变得高尚，因为诗是一种向善的方式，而善与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往往都附着在某种“乌托邦”式的信念力量之上。有时候从纯洁到邪恶就一步之遥。我的朋友张海源曾经说“20世纪著名的暴君大都有诗人的气质。”恶，在历史哲学当中属于精神的范畴，像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视万物如刍狗”。如果做一个比喻，我觉得善，有一点像恶的夜幕上闪闪烁烁的星星，但是它们应当是诗歌和诗人全力维护，引用，借以烛照自己的光明。
火柴：最后对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推荐一本好读的书，一部好看的电影，或者你最近在听的音乐什么的。并说出推荐理由。最后，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王建旗：有很多好的书和电影、音乐，但我在此想说我最近接触的、觉得有意思的。
刚刚读了杨绛先生的《洗澡》，其实是早买的，没有读。读后觉得实在有意思，写得是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当时叫“脱裤子，割尾巴”，既幽默诙谐，又悲天悯人。是反右、反胡风之前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结合《往事并不如烟》一起读，能够进一步了解当时那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杨绛可能没有钱钟书“聪明”，但一定比他率直……
看了电影（影碟）《三峡好人》，觉得贾樟柯把“中国特色”表现地恰到好处，然后觉得那么多的大片、献礼片、战争片都有些糟蹋纳税人钱财的嫌疑。
上个月听一位陕西朋友唱了一曲《东方红》和它的原歌《妹妹的脚》。后者的歌词是：妹妹的脚，窄又小，上面还绣着一对鸳鸯鸟。有心上去摸一把，忽儿嗨呦，又怕鸟飞妹妹恼……感到妙趣横生，可以让太多的解构主义者浮想联翩……
200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