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化之旅，是多元的文化之旅，它像一条接纳溪水的小河，穿过积淀沉厚的家，流向坎坷人生的终点。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家不能选择自己的国。家保存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大堆芜杂的史料，真正有生命力的，只剩下刻骨铭心的血肉亲情，再就是潜化于灵府的地域文化、民间文化。
　　一
　　只要降临那方水土，扑面而来的就是民间乡土文化，即民间文化的“小传统”。“小传统”将“大传统”、“雅文化”的经、史、子、集等思想规范溶化在民众中，沟通古今，形成民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化”形态。，它维系着天然尊长，它教你圣君贤相，教你忠恕和孝道，教你修身齐家、“以孝治天下”，教你适应现状、非礼勿动，它感化国人，是左右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
　　“地域文化”上接“传统文化”，下接地气，贴着泥土成长和发展。
　　我的兴趣在大众文艺一边，痴心于大众文学、民间文化，也就是“地域文化”，它规范一方水土，铸造人的灵魂。
　　少年、青年时期，爷爷灌输给我的、戏曲演述给我的、野语村言浸渍我的，大体不过就是这种文化甜食兼文化苦果，它多情如恋人、纠缠如怨鬼，对我的影响几乎是终生的。
　　我在豆腐爷的“豆腐坊子”泡过几个冬夏。豆腐坊子成了街巷万花筒、阎家族人的夜总会，东家长李家短，神神鬼鬼，男男女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口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让我神往。
　　及长，读到《笠翁曲话》专门论述戏剧语言的章节，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也就是说，好的戏本，既是案头作品又是口头作品，既是视觉艺术又是听觉艺术，语言运用关乎其成败，必须“手则握笔，口却登场”以致“观听咸宜”——我庆幸自己所努力的正是这个方向，之所以较早地倡导评论文体的改革，也本乎戏剧语言的启示。但李渔更强调作为“戏胆”的“机趣”，他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为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实乃紧要之语！有无“机趣”，才是区别戏和非戏的审美标准。
　　我有心步大戏剧家范紫东的后尘，不但会唱会打，而且会写戏本。在同百姓大众的接触中，我目睹国难当头而官府腐败，农民不堪重负抗税抗捐，又亲闻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解放前夕，忧愤之作《致奸商的一封公开信》以及解放初期《传家宝》等几个小剧本的发表，就是我以文艺对抗专制的一次公开演习。
　　小时看戏，稍长参加“自乐班”活动，再参加解放军宣传队的演出，一直到创建文化馆、县文联，戏曲成了我毕生在读的“艺术学校”。戏曲的唱词就是我心目中最早的诗，戏剧冲突成为我理解艺术的重要特征，戏曲的对白使我十分看重叙事文学的对话描写，戏曲的人物脸谱化反使我对艺术人物的性格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戏曲语言的大众化使我至今培养不起对洋腔洋调、过分欧化语言的喜好，戏曲深受群众欢迎，所以我不论做何种文艺宣传都十分注意群众是否易于接受。
　　我渐渐长大，戏曲在我心目中的审美特征日渐突出。《平贵别窑》里一步三回头的种种表情、动作和声声凄厉的叫唱撕心裂肺；《十五贯》里娄阿鼠同算命先生言语周旋、顺着锣鼓点在条凳上跳来跳去，将猜疑和恐惧推向极致；《蝴蝶杯·藏舟》和《秋江》不论是说还是唱都在当夜的江中央；《打渔杀家》里女儿桂英在前台焦急地等待老爹，后台“一五！一十！十五……”的杖击声声入耳；《四进士》里宋世杰撬门、偷书、拆书、抄书，边动作边唱出的惊恐与激愤惟妙惟肖。特别是秦腔，“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不是唱，而是“吼”！不论大净如包公还是小生如周仁，一概发自肺腑地吼，借用全身力气吼，慷慨激越，热耳酸心。正是这样唱着、吼着凉州词、塞上曲，“黄沙百战穿金甲”，“万里黄河绕黑山”，“更催飞将追骄虏”，“相看白刃血纷纷”，呼啸厮杀，何等悲壮！
　　绘画与音乐、造型美与语言美，在抽象或半抽象的写意空间巧妙融合，在象征性的一席之地演绎出一幕幕人生大戏，那样夸张真切，那样谐和优美，那样淋漓尽致，那样入耳入脑、沁人心脾。啊，伟大的中华文化，神妙的精神艺术！
　　戏曲的艺术浸润、民间文学和群众艺术有关善恶忠奸的诱惑和教化，像乳汁一样滋养着我这棵小草，造就了我全方位的艺术情趣和审美能力。
　　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盖源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关怀民瘼，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一切围绕人和人生，实乃中华文化的总精神，中华民魂的“不灭之火”！
　　然而，民间文化既给予我民族文化的“人学”传统，也带来传统艺术上审美的偏颇，例如灭人欲的忠孝节义、脸谱化的艺术造型、极端化的“事则取其直说明言”、戏剧性的叙事结构，以及“大团圆”虚幻的理想国，都成为我日后写作的沉重包袱，既扁且平，笔无藏锋。
　　另一种文化潮也向我袭来。曹禺的《雷雨》刚刚发表，父亲的剧团即刻排练，母亲带我和大哥观看演出。再长，大哥把“新文化”带回家，鲁迅、郭沫若、田汉、巴金的作品新奇炫目。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体系及其现实主义形象性体验的表演理论，于我心有戚戚焉。偶尔还从父亲或大哥那里翻翻新潮的《新闻天地》。
　　上世纪40年代末，在西安正巧见证了美国好莱坞的名片《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出水芙蓉》、《翠堤春晓》、《大独裁者》、《乱世佳人》和英国的《雾都孤儿》等诸多熠熠生辉的经典，卓别林、亨弗莱·鲍嘉、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丽·褒曼等演员群星璀璨，还有中国的白杨、周旋、赵丹以及风靡一时的电影女侠李丽华银屏形象深入人心。《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字街头》唤醒我革故鼎新的强烈欲望。特别是抗日救亡歌曲，使我深受爱国思想的教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救亡进行曲》、《四季歌》、《天涯歌女》唱得滚瓜烂熟，就像注入我的血液。 　　我曾在“正俗社”和“易俗社”喝着茶、嗑着瓜子听戏，也曾在乡下挤死人的草台班子下看戏；我会在旧戏园子看戏，也会舒服地坐在电影院消消停停看电影，或在剧院里自在地看话剧；我热爱“现代汤显祖”范紫东、“秦腔正宗”李正敏，也喜爱电影明星周旋和卓别林；我入迷般沉溺于王金龙和卖油郎，也如饥似渴地读觉慧和鸣凤、四凤和繁漪以及《玩偶之家》的娜拉；我喜欢同亲友们没大没小地讲“古经”（故事）、说闲话、拉家常，也忧国忧民，时时关心国难家仇和世界大战。年轻时候的我，被驳杂的文化所包围，封建的、殖民的、西方的、“五四”的、民间的、甚至迷信的，只要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都被我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吮，囫囵下肚。
　　正由于从幼年到少年、青年的绚丽文化之旅，受惠于新旧道德、新旧文化的相互撞击、感染浸润，多元文化才能在我身上融合。礼泉县城一解放，我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加入“为工农兵服务”的解放军宣传队，知遇革命文艺，圆了我“新文化”的艺术梦。
　　没有从童年到青年将近20年的文化积累，我不可能痴情于文艺，不可能以现实主义的悲悯情怀注视病危的现实，不可能迎着“明朗的天”参加解放军宣传队，不可能熟读赵树理并以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为题撰写毕业论文，不可能走上文学路。
　　二
　　中西方文化坚挺至今，自有各自的优势，中西方文化优劣论一直是文化学者永恒的议题。
　　西方文化尚“信”，崇尚天赋人权，尊重人的个性和信仰，守护人的信用，一方面，它能激发人的创造精神和敢于冒险、敢于怀疑的态度，以至于促使西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领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走向极端个人主义，亲情关系较为淡漠。
　　我国传统文化尚“仁”，“仁者爱人”，重仁义、重亲情、重承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实证，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用以校正实践活动。传统文化宣称“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主张先群体而后个人，是一种强大的道德精神。然而，其核心价值是“天地君亲师”，“君权神授”，以国为家、以家为国，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人忠君爱国，精忠保国，故儒教历来为皇室所独尊。
　　“五四”文化的自觉体现在请来“德先生”、“赛先生”，民主兴邦，科学救国，“五四”文化的精髓是倡导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对抗不人道的王道、愚忠、孝道和妇道。然而，“五四”新文化也非一切皆好，“打倒孔家店”矫枉过正，传统家庭中父慈子孝、双向调节的人伦关系遭到破坏。旧家庭固然压抑个性，但也有和睦进取、尊老爱幼的美德。娜拉和觉慧都“走出家庭”，未必就是真正的反叛，“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不是又跑回来了吗？
　　现当代，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各种争论非常激烈。或日传统的“儒学有毒”，或日西方文化“亡我之心不死”；或曰“中国没有哲学”，或曰“西方哲学死了”，等等。
　　学界大体上认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是，怎么细化、具体如何操作，是否行得通，还有不短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