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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祥地，人才辈出，涌现了王韬、梁启超、章太炎、邹韬奋等一大批新闻活动家，形成了新闻事业的高地。而如今的上海的新闻界，就舆论影响力而言，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机，鲜有全国知名的大报；就关注严肃主流话题而言，存在着娱乐化的危机，鲜有警醒人的作品；就记者美誉度而言，存在着少人闻的危机，鲜有全国顶级的记者。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缺少新闻，但缺少一流记者。
关键词：上海；新闻；记者；素养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3-0049-02
一、好记者成就好新闻
1.没有敬业精神，没有好新闻。很多人羡慕记者这个职业，因为他们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尤其是当记者在接触到社会热点、难点、焦点后，写出了一两篇掷地有声的报道，便能引起轰动和侧目。当前，新闻记者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只求收获，不重耕耘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不愿老老实实地跑新闻、找新闻，遇有重大新闻时，懒得到新闻发生地，而是在网上调新闻，搞新闻整合。这种只求方便，快捷，省力，拒绝鲜活、丰富、深入的新闻态度，结果导致了内容上的大同小异，思想上的粗浅鄙陋。毫不客气地说，现今获取新闻来源的手段丰富了，但是记者的内涵却浅薄了。
好新闻是跑出来的。不管社会如何进步，好新闻都是靠脚板扎扎实实跑出来的。记者只有积极地走出去，深入第一线，挖掘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做出别开生面的新闻。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是为记者提供线索，提供资料，而不是提供现成新闻。深入新闻发生地，站在新闻最前沿，一步一个脚印地跑新闻，永远不会过时。现在的记者，缺少敬业精神。有谁甘愿“十年磨一剑”，扎根在基层，做老百姓的贴心人、代言人？现在的媒体，关注吃喝玩乐的多，关心家长里短的更多，但这能拼凑出上海的全貌吗？好记者要能拒绝功利守护心灵、远离浮躁关注人性，关键是要与普通百姓成为“命运共同体”。就当前沪上电视荧屏而言，《百里挑一》、《谁能百里挑一》、《相约星期六》、《左右时尚》等综艺类节目扎堆“轧闹猛”，娱乐了百姓，却浅薄了自己。
2.没有新闻伦理，没有好新闻。现在的新闻媒介有一种倾向已经日益显现，那就是它们百般迎合迁就受众，竭力向受众献媚，放弃了引领舆论，促进规范的使命和责任。当前，新闻报道泥沙俱下，良莠并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时政记者写得出精彩生动的新闻、要闻，却做不出深刻有见地的评论；文艺记者不关心艺术工作者的成长历程、作品内涵，却在兜售花边新闻。报纸上，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明星私生活，百姓吵架戏，而对真正能培养受众理性思维，提高艺术涵养的内容则显得吝啬、苍白。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的“笔”，是要直指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问题的。施拉姆曾将大众传播的作用归结为三个方面，其最核心的思想在于它对社会具有整合功能，应该作为“社会的守望者”而存在，它要“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维持主流的价值体系，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1]。现如今，媒体从业者很难坚守“守门人”的角色，当八卦新闻、眼球新闻等花样层出、高潮迭起时，记者不仅将自己置于职业道德的底线之下，更置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于不管不顾。
新闻乃是传达可作为日常生活指南的意见或报道，所以它无疑问地有指导力量[2]。在社会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拐点处，上海的新闻人都曾扮演过领航者的角色。抗战时期，“飘萍一支笔，胜过十万军”；改革开放初期，“皇甫平”秉笔直书，为改革开放创造舆论环境。现如今，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的上海，却少有好新闻。要说最近出自上海，进而引起全国大范围关注的新闻，可能还要追溯到《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在2008年9月11日报道的《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可以说，上海从来不缺乏新闻，但是缺少发现问题、守望社会的好记者。
3.没有职业素养，没有好新闻。在传媒市场迅速扩展的今天，传播内容的同质化已经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虽然新闻同质化与新闻价值判断、新闻来源趋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这与记者的职业素养也有关系。记者的功力，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闻上就能一较高下。
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有预见性和洞察力的。以夏衍写《包身工》为例，在得知“包身工”制度后，夏衍先是搜集了相关素材，后又经人帮助，突破封锁混进工厂做了几次实地探访。从1935年的三月初到五月里，夏衍经常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上十几里路，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去观察包身工的上班情景。夏衍的《包身工》里，有对包身工的外貌描写，但他丝毫没有刺激受众的感观，而是着重揭示人物的心灵和社会的黑暗，走的是一条“人性开掘”的路子。反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多连跳”事件，记者大多是一哄而上抢新闻。他们没能及早介入到事件当中，向企业和社会反映员工的真实现状，更有一些记者在事后赤裸裸地向员工进行“追问”、“逼问”，社会影响很恶劣。好记者要有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能力，这源于他对生活的感知能力。
好新闻源于记者对现实的理解能力。以莲舫出任日本内阁大臣为例，笔者发现上海很多媒体不谈莲舫的政治主张，不谈莲舫的从政经历，也不谈莲舫入阁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怎样的變化，而是在极力突出莲舫的“中国血统”。其实对于这类“认亲”新闻，媒体可说是驾轻就熟了。新闻限制着人们的所见所闻，也影响着人们的眼界和视角；新闻不仅引导着人们去关注什么，也引导着人们去思考什么。新闻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在全球信息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如果记者没有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能力，就无法占据新闻制高点。具有国际眼光、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的记者是时代所需，也是大势所趋。目前，上海的新闻记者普遍具有一种“开而不放”的“姿态”，即他们能够接受和适应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无法同步将眼光和思维扩展至与世界平行。
二、社会环境是产生好新闻的客体
1.好新闻靠法治环境的支持。作为“社会守望者”，以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来还原事实真相、揭露社会积弊是记者的职责和权利。然而，记者因采写批评性报道而罹遭报复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记者虽然是个危险的行业，但是记者的报道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枉顾职业行为之实，打击记者人身安全，这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不能容忍的。在一些采访活动中，记者的权益遭遇侵犯，记者被打事件时有发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了记者这个职业的光荣和神圣。那些与名利、金钱、权力沆瀣一气的记者，是不会遭遇暴力对待的。凡是被打的记者，多是因为他们的舆论监督触碰到了利益集团的“高压线”。新闻的舆论监督从根本上说就是体现舆论的社会调节功能，表现在：（1）维护和加强固有社会规范，向一切违法违规现象做斗争，使社会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2）适应已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使社会不断进步；（3）反映民意，促使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更加完满和有效地得到落实和执行[3]。当记者一面铁肩担道义，为公众利益奔走呼告时，一面却将自己陷于了维权无门的境地，折射出的是法治环境不法治。从全国范围来看，媒体履行新闻监督职责的环境不容乐观，阻挠记者正当采访甚至殴打记者的事件时有发生。当前，由于某些权力失范而导致的舆论监督环境的不公开透明，致使参与监督报道的记者时常会面临各种威胁。虽然，《宪法》、《刑法》、《著作权法》等，都对新闻传播和出版做出了法律规定，但是要唤起职能部门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障记者的正当权益，捍卫记者的人身安全，前路仍然任重道远。以伤害记者人身安全，禁锢记者人身自由的方式，来阻吓正当的批评报道、点名报道，长此以往，还有多少记者敢发声音，说真话？
2.好新闻靠舆论生态的支持。广州媒体人周筱赟的《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很发人深省。他在比较了上海和广州在召开世博会和亚运会前的舆论生态后指出，“随着倒计时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之后，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4]。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全城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批评亚运工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4]。进而，周筱赟说道“如果媒体制造一种全面表扬的氛围，规避一切批评报道，这无疑会鼓励说假话、空话、套话。让表扬政府成为常态，与当地公众的主观感受产生巨大差距，使他们天然地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不是公众的代言人，而是政府的传声筒……”[4]“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和广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4]。从杨佳袭警、熊姐打人，到闵行倒楼、钓鱼执法，上海一次次被外部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何以如此？我们的本地媒体，无法第一时间介入到事件当中，唯有在外部媒体的“胁迫”下，亦步亦趋地做简单的事实性陈述。何以至此？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没有最大限度尊重舆论、直面舆论监督的信心和勇气。
新闻媒体报道负面新闻并不稀奇，但各地媒体曝光问题总是愿意对准外地，而对本地党委政府的工作却更愿意多说成绩、多讲经验。地方媒体特别是当地党报党刊监督本级党委政府工作的“负面新闻”十分罕见，即使有，也多是或在问题处理之后以工作成绩来报，或在主管领导的同意支持后报，地方媒体自发主动独立完成的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批评性报道仍属“稀缺产品”[5]。地方媒体能否坦然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反映出的是地方执政者直面监督意识的强弱，接受批评的气量大小。同样一件事，因为报道的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会不同。对新闻事件或正面或负面的解读，都有其合理性。舆论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只有允许各种不同声音的存在，执政者才能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各种情况。舆论监督，并不总会产生非此即彼的效果，如果我们的媒体不能及时全面地将人民的诉求予以报道，这不仅会影响到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更会损伤人民的感情，为改革发展埋下隐忧。当前，社会正在转型，价值观正在多元化，原本的伦理和价值基础正在变得脆弱，怀有包容的心态，接受对社会诸多现象和价值取向的评价和报道，才是对监督的敬畏，对舆论生态的保护。媒体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文化核心，媒体也是一座城市的最佳名片。上海，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前沿阵地，需要有彰显上海文化，体现上海魅力的新闻事业。笔者想以一首《记者赋》作结尾，以此来勉励记者拿起手中的“笔”，关注、记录、寄情于变革中的中国——“城里走，乡里走，山里走；握纤手，握绵手，握茧手；风也受，雨也受，气也受；罚恶效狮吼，逢善魂相就，图一个天地无垢心无垢！”
参考文献：
[1] 黄蓉,滕朋.论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大众传媒的影响[J].兰州学刊,2005(5).
[2] 徐宝璜.新聞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 郝一民,王艳玲.新闻学概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4] 周筱赟.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J].炎黄春秋,2010(5).
[5] 何耀伟.媒体本地监督是舆论生态试纸[OL].新华网,2009-05-07.
关键词：上海；新闻；记者；素养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3-0049-02
一、好记者成就好新闻
1.没有敬业精神，没有好新闻。很多人羡慕记者这个职业，因为他们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尤其是当记者在接触到社会热点、难点、焦点后，写出了一两篇掷地有声的报道，便能引起轰动和侧目。当前，新闻记者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只求收获，不重耕耘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不愿老老实实地跑新闻、找新闻，遇有重大新闻时，懒得到新闻发生地，而是在网上调新闻，搞新闻整合。这种只求方便，快捷，省力，拒绝鲜活、丰富、深入的新闻态度，结果导致了内容上的大同小异，思想上的粗浅鄙陋。毫不客气地说，现今获取新闻来源的手段丰富了，但是记者的内涵却浅薄了。
好新闻是跑出来的。不管社会如何进步，好新闻都是靠脚板扎扎实实跑出来的。记者只有积极地走出去，深入第一线，挖掘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做出别开生面的新闻。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是为记者提供线索，提供资料，而不是提供现成新闻。深入新闻发生地，站在新闻最前沿，一步一个脚印地跑新闻，永远不会过时。现在的记者，缺少敬业精神。有谁甘愿“十年磨一剑”，扎根在基层，做老百姓的贴心人、代言人？现在的媒体，关注吃喝玩乐的多，关心家长里短的更多，但这能拼凑出上海的全貌吗？好记者要能拒绝功利守护心灵、远离浮躁关注人性，关键是要与普通百姓成为“命运共同体”。就当前沪上电视荧屏而言，《百里挑一》、《谁能百里挑一》、《相约星期六》、《左右时尚》等综艺类节目扎堆“轧闹猛”，娱乐了百姓，却浅薄了自己。
2.没有新闻伦理，没有好新闻。现在的新闻媒介有一种倾向已经日益显现，那就是它们百般迎合迁就受众，竭力向受众献媚，放弃了引领舆论，促进规范的使命和责任。当前，新闻报道泥沙俱下，良莠并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时政记者写得出精彩生动的新闻、要闻，却做不出深刻有见地的评论；文艺记者不关心艺术工作者的成长历程、作品内涵，却在兜售花边新闻。报纸上，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明星私生活，百姓吵架戏，而对真正能培养受众理性思维，提高艺术涵养的内容则显得吝啬、苍白。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的“笔”，是要直指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问题的。施拉姆曾将大众传播的作用归结为三个方面，其最核心的思想在于它对社会具有整合功能，应该作为“社会的守望者”而存在，它要“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维持主流的价值体系，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1]。现如今，媒体从业者很难坚守“守门人”的角色，当八卦新闻、眼球新闻等花样层出、高潮迭起时，记者不仅将自己置于职业道德的底线之下，更置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于不管不顾。
新闻乃是传达可作为日常生活指南的意见或报道，所以它无疑问地有指导力量[2]。在社会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拐点处，上海的新闻人都曾扮演过领航者的角色。抗战时期，“飘萍一支笔，胜过十万军”；改革开放初期，“皇甫平”秉笔直书，为改革开放创造舆论环境。现如今，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的上海，却少有好新闻。要说最近出自上海，进而引起全国大范围关注的新闻，可能还要追溯到《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在2008年9月11日报道的《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可以说，上海从来不缺乏新闻，但是缺少发现问题、守望社会的好记者。
3.没有职业素养，没有好新闻。在传媒市场迅速扩展的今天，传播内容的同质化已经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虽然新闻同质化与新闻价值判断、新闻来源趋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这与记者的职业素养也有关系。记者的功力，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闻上就能一较高下。
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有预见性和洞察力的。以夏衍写《包身工》为例，在得知“包身工”制度后，夏衍先是搜集了相关素材，后又经人帮助，突破封锁混进工厂做了几次实地探访。从1935年的三月初到五月里，夏衍经常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上十几里路，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去观察包身工的上班情景。夏衍的《包身工》里，有对包身工的外貌描写，但他丝毫没有刺激受众的感观，而是着重揭示人物的心灵和社会的黑暗，走的是一条“人性开掘”的路子。反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多连跳”事件，记者大多是一哄而上抢新闻。他们没能及早介入到事件当中，向企业和社会反映员工的真实现状，更有一些记者在事后赤裸裸地向员工进行“追问”、“逼问”，社会影响很恶劣。好记者要有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能力，这源于他对生活的感知能力。
好新闻源于记者对现实的理解能力。以莲舫出任日本内阁大臣为例，笔者发现上海很多媒体不谈莲舫的政治主张，不谈莲舫的从政经历，也不谈莲舫入阁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怎样的變化，而是在极力突出莲舫的“中国血统”。其实对于这类“认亲”新闻，媒体可说是驾轻就熟了。新闻限制着人们的所见所闻，也影响着人们的眼界和视角；新闻不仅引导着人们去关注什么，也引导着人们去思考什么。新闻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在全球信息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如果记者没有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能力，就无法占据新闻制高点。具有国际眼光、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的记者是时代所需，也是大势所趋。目前，上海的新闻记者普遍具有一种“开而不放”的“姿态”，即他们能够接受和适应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无法同步将眼光和思维扩展至与世界平行。
二、社会环境是产生好新闻的客体
1.好新闻靠法治环境的支持。作为“社会守望者”，以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来还原事实真相、揭露社会积弊是记者的职责和权利。然而，记者因采写批评性报道而罹遭报复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记者虽然是个危险的行业，但是记者的报道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枉顾职业行为之实，打击记者人身安全，这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不能容忍的。在一些采访活动中，记者的权益遭遇侵犯，记者被打事件时有发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了记者这个职业的光荣和神圣。那些与名利、金钱、权力沆瀣一气的记者，是不会遭遇暴力对待的。凡是被打的记者，多是因为他们的舆论监督触碰到了利益集团的“高压线”。新闻的舆论监督从根本上说就是体现舆论的社会调节功能，表现在：（1）维护和加强固有社会规范，向一切违法违规现象做斗争，使社会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2）适应已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使社会不断进步；（3）反映民意，促使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更加完满和有效地得到落实和执行[3]。当记者一面铁肩担道义，为公众利益奔走呼告时，一面却将自己陷于了维权无门的境地，折射出的是法治环境不法治。从全国范围来看，媒体履行新闻监督职责的环境不容乐观，阻挠记者正当采访甚至殴打记者的事件时有发生。当前，由于某些权力失范而导致的舆论监督环境的不公开透明，致使参与监督报道的记者时常会面临各种威胁。虽然，《宪法》、《刑法》、《著作权法》等，都对新闻传播和出版做出了法律规定，但是要唤起职能部门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障记者的正当权益，捍卫记者的人身安全，前路仍然任重道远。以伤害记者人身安全，禁锢记者人身自由的方式，来阻吓正当的批评报道、点名报道，长此以往，还有多少记者敢发声音，说真话？
2.好新闻靠舆论生态的支持。广州媒体人周筱赟的《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很发人深省。他在比较了上海和广州在召开世博会和亚运会前的舆论生态后指出，“随着倒计时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之后，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4]。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全城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批评亚运工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4]。进而，周筱赟说道“如果媒体制造一种全面表扬的氛围，规避一切批评报道，这无疑会鼓励说假话、空话、套话。让表扬政府成为常态，与当地公众的主观感受产生巨大差距，使他们天然地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不是公众的代言人，而是政府的传声筒……”[4]“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和广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4]。从杨佳袭警、熊姐打人，到闵行倒楼、钓鱼执法，上海一次次被外部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何以如此？我们的本地媒体，无法第一时间介入到事件当中，唯有在外部媒体的“胁迫”下，亦步亦趋地做简单的事实性陈述。何以至此？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没有最大限度尊重舆论、直面舆论监督的信心和勇气。
新闻媒体报道负面新闻并不稀奇，但各地媒体曝光问题总是愿意对准外地，而对本地党委政府的工作却更愿意多说成绩、多讲经验。地方媒体特别是当地党报党刊监督本级党委政府工作的“负面新闻”十分罕见，即使有，也多是或在问题处理之后以工作成绩来报，或在主管领导的同意支持后报，地方媒体自发主动独立完成的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批评性报道仍属“稀缺产品”[5]。地方媒体能否坦然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反映出的是地方执政者直面监督意识的强弱，接受批评的气量大小。同样一件事，因为报道的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会不同。对新闻事件或正面或负面的解读，都有其合理性。舆论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只有允许各种不同声音的存在，执政者才能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各种情况。舆论监督，并不总会产生非此即彼的效果，如果我们的媒体不能及时全面地将人民的诉求予以报道，这不仅会影响到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更会损伤人民的感情，为改革发展埋下隐忧。当前，社会正在转型，价值观正在多元化，原本的伦理和价值基础正在变得脆弱，怀有包容的心态，接受对社会诸多现象和价值取向的评价和报道，才是对监督的敬畏，对舆论生态的保护。媒体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文化核心，媒体也是一座城市的最佳名片。上海，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前沿阵地，需要有彰显上海文化，体现上海魅力的新闻事业。笔者想以一首《记者赋》作结尾，以此来勉励记者拿起手中的“笔”，关注、记录、寄情于变革中的中国——“城里走，乡里走，山里走；握纤手，握绵手，握茧手；风也受，雨也受，气也受；罚恶效狮吼，逢善魂相就，图一个天地无垢心无垢！”
参考文献：
[1] 黄蓉,滕朋.论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大众传媒的影响[J].兰州学刊,2005(5).
[2] 徐宝璜.新聞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 郝一民,王艳玲.新闻学概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4] 周筱赟.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J].炎黄春秋,2010(5).
[5] 何耀伟.媒体本地监督是舆论生态试纸[OL].新华网,2009-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