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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日常状态,很难让人把杨好和“学者”这一身份联系起来。每天一睁眼,就是商业事务,一天约见四五拨人是常态,渠道、作者、商家,还有各种可能开展业务合作的企业和机构成员,看起来像个不折不扣的创业者、工作狂。作为新晋出版机构“一好阅读”的创始人,公司的每一本书,从选题到编辑、设计、印刷,再到后期的推广和铺货,每一个环节都离不了她;而学者与藏家的身份则让她频繁地奔波在各种机构和平台的活动之中。所以,她常有一种一个人当三个人使的感觉,经常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2017年夏天的“伦勃朗和他的时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一好阅读”负责展览画册的出版工作,由于要经常和“莱顿收藏”沟通,杨好不得不全天候待命,随时准备进入忙碌的后半夜。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杨好还推出了一本三百多页的《细读文艺复兴》,尽管这本书在她自己看来“过于确切”,但还是颇受欢迎。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而她心目中的处女作却是另一种样貌,用她的话说,“不是我替大家去读文艺复兴,呈现那么多知识。”这本书是以她在中央美院的讲稿为基础写出来的,而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呈现为“某种语法”。她觉得自己在学术性格上更倾向于提供方法和观念,让读者有“自己读”的能力。她说:“我依然希望这并不是关于艺术史常识的普及……文艺复兴一旦在当下被常识化,就丢失了自己的现代性,那将是一件悲哀的事。”思想上的启发性,作为一种学术野心,让她念念不忘。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跟成长环境有关,杨好自幼就对知识灌输的学习方式有抵触。她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潞潞,家里藏书很多,加上父亲的书房完全“不设防”,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啃了一堆世界名著。而正因如此,喜愛文学的杨好开始讨厌语文课,讨厌写作文,因为她的见解总是显得很异端。阅读经典作品让她心智上的一些方面获得超出年龄的发展,也带来了额外的痛苦。用她的话说,内心“承受不了那样的成熟”,因为这种成熟不是在经历中获得的。世界开始异样起来,和同学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她的世界逐渐变成不可交流的东西。
杨好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自以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和“自行其是”却更像一种“不得已”。然而,久而久之,“自以为是”就成了一种习惯。甚至在升入大学以后,杨好还过着一种颇为“自以为是”的内在生活。终于,阅读带来的“早熟”成了抵挡社会化成熟的盾牌。杨好用“无所适从”形容自己的少女时代,总是和身边的人对不上频道:“当你想要多说一些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当你想要少说一些话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几年中,杨好沉迷于黑色电影以及对这些电影的哲学解读。黑色电影中的硬汉形象常给她一种吊诡的代入感,之所以迷恋硬汉形象,不是出于少女的异性想象,而是一种上瘾的自我补偿和自我驳斥。她甚至可以反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梦想变成钱德勒塑造的马洛。在杨好看来,硬汉人格恰恰是自己的反面,这种人身上超常的行动力和不屈不挠,正好和她敏感而过度内在化的反思生活构成对照。杨好希望自己变成硬汉,因为“他们没人管,而且,世界原谅他们这样”。但是,她知道,自己成不了硬汉,无论在天性上,还是在教养上,她都是一个非常古典的女孩,无论怎么反叛,都跳不出教养的规训。
这种反叛,她在初中时期就尝试过了。当时,母亲让她学芭蕾、学钢琴,但她偏要跟那些跳街舞的同学混在一起。这自然引起家人的担忧和反对,事实上,杨好自己也承认,古典的威力很强大,芭蕾舞和古典音乐对她来说仍然是一种“没办法”的东西,总让她失去抵抗力。在这方面,她的感受力锻炼得太敏锐了,甚至在自己孤独感最强又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她的排遣方式还是听莫扎特的安魂曲,听到内心崩盘、痛哭流涕。
然而,抵抗和反叛并没有结束。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杨好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读起比较文学研究生,但只读了一年就放弃了。在北京电影学院读本科时,她就萌生过退学的念头,想去海德堡读古典哲学,而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想要更孤独”,而“想要更孤独”的原因则是“我不能原谅我这样”。哪样呢?那个被过度反思折磨着的女孩。杨好与世界之间,一直这么拧着。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自己非常爱这个世界,”“不是世界不原谅我,是我原谅不了自己。”
这一次,她如愿辍学,决定转学艺术史,而且笃定地选择了文艺复兴方向。有趣的是,这一决定是在后现代哲学的刺激下做出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出发点,杨好的目标是“打破文艺复兴”。打破哪一部分呢?在杨好的叙述中,她似乎更希望打破文艺复兴对自己的影响。她崇敬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巨人,多多少少有点英雄情结。选择这个方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认为自己对文艺复兴是喜欢的,但并不狂热,只有这样,才有能力思考它。她进了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师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威尼斯画派研究泰斗彼得·汉弗瑞。
彼得·汉弗瑞秉承的是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等“老派”艺术史学者的学术方法,照杨好的话说,“像故宫的老专家”,精于考索作品出处、流传方面的细节。这样严格的训练让杨好觉得不适应,“为什么要揪着一张画写一篇文章呢?”“我并不是热爱艺术史,我想创造艺术史,”杨好说,“从性格上来说,我非常鄙视知识。”“我通过研究文艺复兴洗去了文艺复兴人的状态,”这是杨好的另一个收获,“我是以文艺复兴人的状态进入文艺复兴(研究)的。”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杨好还推出了一本三百多页的《细读文艺复兴》,尽管这本书在她自己看来“过于确切”,但还是颇受欢迎。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而她心目中的处女作却是另一种样貌,用她的话说,“不是我替大家去读文艺复兴,呈现那么多知识。”这本书是以她在中央美院的讲稿为基础写出来的,而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呈现为“某种语法”。她觉得自己在学术性格上更倾向于提供方法和观念,让读者有“自己读”的能力。她说:“我依然希望这并不是关于艺术史常识的普及……文艺复兴一旦在当下被常识化,就丢失了自己的现代性,那将是一件悲哀的事。”思想上的启发性,作为一种学术野心,让她念念不忘。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跟成长环境有关,杨好自幼就对知识灌输的学习方式有抵触。她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潞潞,家里藏书很多,加上父亲的书房完全“不设防”,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啃了一堆世界名著。而正因如此,喜愛文学的杨好开始讨厌语文课,讨厌写作文,因为她的见解总是显得很异端。阅读经典作品让她心智上的一些方面获得超出年龄的发展,也带来了额外的痛苦。用她的话说,内心“承受不了那样的成熟”,因为这种成熟不是在经历中获得的。世界开始异样起来,和同学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她的世界逐渐变成不可交流的东西。
杨好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自以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和“自行其是”却更像一种“不得已”。然而,久而久之,“自以为是”就成了一种习惯。甚至在升入大学以后,杨好还过着一种颇为“自以为是”的内在生活。终于,阅读带来的“早熟”成了抵挡社会化成熟的盾牌。杨好用“无所适从”形容自己的少女时代,总是和身边的人对不上频道:“当你想要多说一些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当你想要少说一些话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几年中,杨好沉迷于黑色电影以及对这些电影的哲学解读。黑色电影中的硬汉形象常给她一种吊诡的代入感,之所以迷恋硬汉形象,不是出于少女的异性想象,而是一种上瘾的自我补偿和自我驳斥。她甚至可以反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梦想变成钱德勒塑造的马洛。在杨好看来,硬汉人格恰恰是自己的反面,这种人身上超常的行动力和不屈不挠,正好和她敏感而过度内在化的反思生活构成对照。杨好希望自己变成硬汉,因为“他们没人管,而且,世界原谅他们这样”。但是,她知道,自己成不了硬汉,无论在天性上,还是在教养上,她都是一个非常古典的女孩,无论怎么反叛,都跳不出教养的规训。
这种反叛,她在初中时期就尝试过了。当时,母亲让她学芭蕾、学钢琴,但她偏要跟那些跳街舞的同学混在一起。这自然引起家人的担忧和反对,事实上,杨好自己也承认,古典的威力很强大,芭蕾舞和古典音乐对她来说仍然是一种“没办法”的东西,总让她失去抵抗力。在这方面,她的感受力锻炼得太敏锐了,甚至在自己孤独感最强又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她的排遣方式还是听莫扎特的安魂曲,听到内心崩盘、痛哭流涕。
然而,抵抗和反叛并没有结束。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杨好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读起比较文学研究生,但只读了一年就放弃了。在北京电影学院读本科时,她就萌生过退学的念头,想去海德堡读古典哲学,而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想要更孤独”,而“想要更孤独”的原因则是“我不能原谅我这样”。哪样呢?那个被过度反思折磨着的女孩。杨好与世界之间,一直这么拧着。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自己非常爱这个世界,”“不是世界不原谅我,是我原谅不了自己。”
这一次,她如愿辍学,决定转学艺术史,而且笃定地选择了文艺复兴方向。有趣的是,这一决定是在后现代哲学的刺激下做出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出发点,杨好的目标是“打破文艺复兴”。打破哪一部分呢?在杨好的叙述中,她似乎更希望打破文艺复兴对自己的影响。她崇敬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巨人,多多少少有点英雄情结。选择这个方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认为自己对文艺复兴是喜欢的,但并不狂热,只有这样,才有能力思考它。她进了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师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威尼斯画派研究泰斗彼得·汉弗瑞。
彼得·汉弗瑞秉承的是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等“老派”艺术史学者的学术方法,照杨好的话说,“像故宫的老专家”,精于考索作品出处、流传方面的细节。这样严格的训练让杨好觉得不适应,“为什么要揪着一张画写一篇文章呢?”“我并不是热爱艺术史,我想创造艺术史,”杨好说,“从性格上来说,我非常鄙视知识。”“我通过研究文艺复兴洗去了文艺复兴人的状态,”这是杨好的另一个收获,“我是以文艺复兴人的状态进入文艺复兴(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