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齐满与恩瓦尔女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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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滩县域内的塔里木河北岸,有一个不大的村庄叫老齐满。“齐满”是维吾尔语,即汉语“花园”的意思,它曾是一个林木葱郁、繁华似锦的地方。
  老齐满村面临滔滔大河,背靠渭干河绿洲,原始的胡杨林就在大河的两岸、村庄的不远处。它远离闹市,民风古朴,土地肥沃,物阜民丰。
  老齐满是古老的花园,老花园就有古老的内涵,其历史文化、民俗民风,更是积淀了许多古老的故事。
  
  老齐满的历史荣光
  
  在1955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乡村集市,如塔里木盆地的许多乡村集市一样——一眼望去,虽然都是土屋茅舍,却见街道平直,林荫如盖。道路两旁商铺罗列,马鞍匠、皮条匠、铁匠、木匠、小炉匠等各类手工艺人,齐聚于此谋生糊口,更有不少日杂店、百货店、车马店、食品店坐落于此。
  每逢集日,四乡群众,车载驴驮着他们的农副产品、渔猎收获,到集市上出售。陈粮鲜蔬、瓜果梨枣摆满了街市,牵牛赶羊齐聚于牲畜市场,于是人喊牛吼,喧声四起,热烈而兴旺。当时的老齐满有常住人口近千户,是沙雅最大的乡村集市。
  老齐满的集市起于何年?没有村史,不得而知,但最少也有数百年。今日库车县城南的齐满镇,就是昔日老齐满的民众迁徙于此而发展起来的乡镇,老齐满东数里之距的一个新齐满村更是近百年移民的住所。老齐满村人为什么要从一个如花似锦的故乡迁居于别处呢?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
  老齐满虽然面临大河,但塔里木河在低谷下流淌,有水不能浇田,它又处于渭干河的最下游,每年水量很少。无水不能养地,无水更不能养人,在农田缺水而长期处于干旱的情况下,大概是百姓迁出老齐满的重要原因。也有人说,老齐满原先是农村基层政权的所在地,从伯克时代的千户长到以后的乡约、多伯格(区政府)、乡政府一直都在此。1955年乡政府迁出村后。人口大减,这也是其中的原因。更有人说是交通线路的改变才是老齐满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
  要知道,昔日的老齐满,紧靠着塔里木河一个古渡口,清末的《乡土志》地图中就有“特里木卡”的标志,而今日的古渡旁还有一个兰干村,就是昔日来往行人的驿站所在。回想老齐满盛时之年时,南来的印度传教士,中亚的商旅,越昆仑,跨山川,穿过茫茫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塔里木河古渡来到老齐满,自然要在这里休整养息几日。北方来自于中亚及欧洲的各色人等要到南面去,在穿越沙漠之前需在老齐满购足食品给养及所需物资,肯定要在老齐满住上几天。更别说沿着塔里木河的水道,顺流而下可以达尉犁,至楼兰东出玉门直达中原;逆水而上,可以西达温宿,翻天山而抵达伊犁继而到达中亚、欧洲,乃至罗马。
  有文字记载,到达老齐满村的名人举不胜举,仅中外考古学家就有斯坦因、斯文·赫定、黄文弼等,他们在翻越沙漠之前都要在老齐满村休整行装,储备粮草和饮水等。后来,古渡及古道荒废了,行人稀少了,曾经的千年通道成为一道历史的痕迹,老齐满由盛而衰。而今的老齐满常住人口不足500户,男女老幼不到3000人。
  70余岁的维吾尔族老艺人芒来克不忘自己在老齐满的童年记忆。
  他说,上个世纪20年代里,有一帮红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人来到老齐满,他们不仅长相奇特,而且服装也别致,裤子紧绷大腿和屁股,坎肩也紧束着胸脯,不似当地人宽大的袷袢和肥胖的筒裤那样飘逸。他们带来了许多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什,当孩子们围观看稀奇的时候,他们便给小孩子们散发“洋糖”。他在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嘴角含着笑意,似乎那股甜味仍然留在他的嘴里。
  我们知道,他说的是斯文·赫定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古团”。据说,斯文·赫定一行12人在老齐满住下的当天夜里就刮起了大风,第二天黎明时风停了,但天空上仍然有厚厚的浮尘。他们突然发现驮货的骆驼丢失了5峰,开始有人以为是失窃了,立即报告了乡里,跟随的翻译也雇人骑马四处寻找,直到日落黄昏的时候也没有音信。就在他们忙乱而焦急的时候,人称“阿凡提”的依明骑着一峰骆驼,又赶着四峰骆驼,从塔里木河岸边的胡杨林里远远地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1928年,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来到老齐满时,齐满乡政府的一个财会人员按照乡长(乡约或乡爷)的吩咐招待他们住下。没想到,当他们从塔里木河古渡跨河而去的一个星期后,又从沙雅县塔里木河段最东的哈达墩沿河西行,辗转到色尔马克、新齐满,最后又回到老齐满,经后来第二次渡河才能到达和田。
  老齐满曾经旅人如织,商业繁荣,这些常在老齐满人的心里涌起难忘的记忆。然而,随着时光流转变迁,人们能回忆起的一个人,就是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9年的一位瑞典女性,她的名字叫鲁维萨·恩瓦尔。
  
  瑞典人鲁维萨·恩瓦尔在老齐满的生活
  
  关于鲁维萨·恩瓦尔小姐在老齐满生活的往事,我多少从当地的老人那里支离破碎地听到过一些。后来从早期闻名的探险家、考古专家瑞典人斯文·赫定先生所著的《马仲英逃亡记》中看到了一段有关她在老齐满的真实记录:1933年3月8日,斯文·赫定考察队的两名技工乔格·苏德布和卡尔·埃尔瑞本·希尔,来到了瑞典教会设在杜夏木贝巴扎的(应该是堆先拜巴扎,即星期一的集市)一个传教站。当时年近70岁的恩瓦尔小姐孤独地在这里生活了17年。
  这两名瑞典人回忆说:“她夸奖我们上一次考察队的队员们,说他们是‘那样的好’。她请求乔格在我们去喀什的路上把她带上,因为她认为自己太老了,已经不能独自孤独地生活了。而且,她有两年没有接到一封信了。现在在这里遇到两名年轻的瑞典人,特别这两个人都是牧师的儿子,令她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非常愿意按照她的意思,把她带到喀什的教会去。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瑞典人斯文·赫定先生说:“我为还没有见到过恩瓦尔小姐而感到遗憾。一个人如果有她为之奋斗的一种高尚的理想支持着,孤独地住在中亚的一个小镇子上长达17年之久,也许还可以忍受。但是,在战争期间,在人们有可能不断受到抢掠和暴行的威胁中,特别是对一位住在那里的妇女来说,绝不是一件小事。然而,很多年来,却没有一个人敢碰过她,甚至连最残忍的东干(指马仲荚的回教士兵)流氓也没有冒犯过她。就像有着看不见的卫兵似的,他们都过门而不入。有一名司机听说,有一帮土匪的头子到她家去抢马,她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使那个家伙纯粹由于惊讶而忘却了他想要的马,这是我对恩瓦尔女士的初步了解。”
  一个年已70多岁的瑞典老妇人,竟敢掮土匪头子一个耳光,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量?在1933年前后,新疆军阀混战,到处都有可能发生民族仇杀的时候,一位传教士、孤独无援的弱女子,竟然能在异教徒的世界中安然生活,她靠的是什么力量?自然是关心她、爱护她和保护她的当地维吾尔族老百姓。
  2009年秋天,我来到了老齐满村,我的老朋友、77岁的维吾尔族老人乃买提·巴依孜老人 和我谈起了恩瓦尔女士。
  乃买提的爷爷,也就是巴依孜的父亲叫依明,是当时的保长,人们都叫他依明保长。恩瓦尔女士初来时就住在他家里,后来也是在依明保长的帮助下,修建了恩瓦尔的住房。
  听老一辈说,当地人都称恩瓦尔为“恩瓦尔玛尔加”,更多的人则称她“玛丽娅”,即“圣母”的意思。恩瓦尔有一头金色的头发,白净的皮肤,挺直的鼻梁,一双深蓝色有神的大眼睛,身材不算很高。当时有人问:你怎么会想到要来老齐满?她说:是因为缘分。其实,她是因为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在1933年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叫鲁维萨·恩瓦尔的人,可是恩瓦尔却知道赫赫有名的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原来,早在1915年恩瓦尔离开瑞典斯德哥尔摩之前,就曾经读了斯文·赫定博士在中国新疆考察的许多著作。他在著作中几次提到自己在中亚探险时,穿越沙漠的起始地都是在塔里木河北岸的老齐满。在当时,老齐满是一个通衢大道上的村镇集市,来往的各色人物都曾经在那里短暂停留。1916年,恩瓦尔那一批自愿传教士共17人到了喀什,在学习了三个月维吾尔语后就分散到新疆各地了。恩瓦尔原来的目的地是库车,然而她却来到了沙雅的老齐满。
  在一个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突然间闯入了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异教徒,而且是一位肤色、毛发不同的外国女性。她的到来,一下子打乱了当地人的平静生活。可想而知,恩瓦尔在老齐满生存的艰难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到的。
  恩瓦尔在这里传授天主教义根本行不通,那些异教徒们谁也不听她的经文讲述。好在她懂医术,可以给当地的黎民百姓们治病。这里缺少的正是救助病人的医生。
  恩瓦尔的义诊一开始并不是顺利的。当时的渭干河绿洲上虽然没有一家医院,但是却有一些蹩脚医生和装神弄鬼的巫医(当地人称“巴克西”)。这些人利欲熏心,将病人的小病治成大患,大病治死。尽管如此,他们长期以来依然被当地的群众信奉成救命的神医。恩瓦尔的出现无疑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给她制造了不少麻烦。
  正如斯文·赫定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如果有她为之而奋斗的一种高尚理想支持着”,那么,什么样的逆境她都可以跨过去。恩瓦尔用她的爱心和耐心。还有仁慈之心化解了当地这些异教徒的冷漠和敌意。
  1922年春天很快来临,沙雅镇上建立了一个名为传教站实则为恩瓦尔的医疗站。当年秋天,哈拉哈塔姆的群众也给她修建了一个传教站,于是,她有了三个名不副实的传教站。每逢星期一,她在哈拉哈塔姆的堆先拜巴扎(星期一的集市)上给人义诊治病,周二她又回到了老齐满的拍先拜巴扎(星期二集市)她的寓所救死扶伤。到了周五,她又出现在沙雅镇的“居玛”(星期五礼拜日)集市上。周而复始,恩瓦尔将义诊工作的日程排得紧张而有序。
  在白天的忙碌中,恩瓦尔忘却一切,全身心地扑在了病人身上,为她的病人的病情焦心,为药品的奇缺操心,也为她某次成功的治愈而欢欣。可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她静听塔里木河的滔滔流水声传来的时候,她就难以入眠了,她想起了她的祖国——瑞典——那里有密布的森林、纵横的河流和清澈的湖泊,不论是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绿草红花,澄清的湖泊宛如珍珠,在皎洁的月光下生辉……她从一个水面积占全部国土80%的故乡来到中亚这座沙漠边缘的小镇,地域上及心理上的反差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如此,每一天她还是要祈祷的,而且是长时间的祈祷,为那些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祈祷,为所有不认识的人祈祷,为生了天花的孩子祈祷,为牲畜市场上待宰的羊羔祈祷,为弃在路边上感染麻风病的异族老妇人祈祷……
  不止是祈祷,她把自己当成了一位游走在人间的女医生和一个衣衫破烂的老护士。不仅仅如此,她还是游走在人间、游走在中亚内陆的“圣母”,拖着衰老的身躯奔走、忙碌,对那些异教徒们伸出援手,实施真诚的救助,为那些遭受天花和肺痨的异族病人们擦抹身体,端汤喂药——“药箱里装满纱布、紫药水、阿斯匹林,浑身散发出医院和药铺的气息,但是药品总是不够,总是追不上疾病的步伐,你献出自己,提炼自己,浓缩自己,将自己变成一粒小小的药丸。”(沈苇《无名修女传》诗歌节选)
  和当地人相处久了,恩瓦尔的精湛医术和爱心换取了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她的身边有了不付佣金却愿意为她喂马的数名志愿者,他们为她看守“传教站”,为她采买一些丑用品、食品,替她搬运杂物等。乃买提·巴依孜说:“每当居玛日的凌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麦曾(伊斯兰教职人员)们就站在清真寺的塔顶上,用他最嘹亮的声音向四方呼喊着:昏睡的人们,快快地醒来吧!向主祈祷,求主原谅你的罪过吧!”这时,恩瓦尔早已在马背上做完礼拜,抚胸低吟着“阿门”。而起得更早的是那些被恶疾病痛折磨的病人,他们早早地在恩瓦尔的传教站门前排起了长队,静静地等待着这位异国女性。而恩瓦尔总是走到队伍的末端就早早下马,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从人群中穿过。与此同时,街道两旁不论是看病的、护理病人的还是行商的人,无不匍匐跪拜,口里齐声颂唱“萨拉姆”,比见了最高级别的阿訇还虔诚。
  乃买提说到这里时重复了一句:“真的,我一点也不骗你,这是我亲耳听爷爷讲过的话。”
  一个不懂当地语言,不同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纤弱女士,从远隔重洋的斯堪底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来到亚洲腹地的新疆沙雅,孤身生活了19年,直到进入古稀之年,在重病缠身的最后时刻才离开。1935年10月16日,她病逝于返回瑞典的火车上,埋葬于异国他乡的莫斯科郊外。
  后来,有一位为她写悼文的格奥尔格·罗本茨先生说:“她属于人类中的这种人,宁愿失败也不放弃自己的打算,就算她明白整个人类世界不可能统一在同一信仰下,她起码也证明了在巨大差异中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如今,恩瓦尔女士昔日的老齐满住所,那座土墙茅舍已荡然无存,可是她曾以一位女性特有的仁爱之心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却深深地铭刻在沙雅的老百姓心中,就像眼前依然挺拔的那棵高大杨树一样,曾经一度枝繁叶茂,直抵蓝天。
  这棵树是昔日恩瓦尔女士院子里的新疆杨,曾经是她亲手栽植的,近80年里的风霜雨露使它长成了参天大树。如今它枯死了,但依然扎根在塔里木河畔,唤起人们对鲁维萨·恩瓦尔这位瑞典女士亲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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