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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央企高管限薪将是推动国企改革的最大动力，因为过去利益者的阻碍一直被视为国企改革的拦路石，如今降薪不失为最好的办法，可以敦促这些人离开。然而，降薪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影响
雾里看花的企业家和纯官僚者
“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备受诟病的国企高管过高薪酬终于有望得以纠正。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这也意味着2002年中央出台规定国企高管收入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12倍屡屡落空的现象可能将被打破。
提高国企高管薪酬，这原本是2003年时吸引人才解决国有经济陷入困境的产物，但积累至今，国企却沦为个别官员的“养老归宿”。此次政策动刀改革用意虽是针对全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但本质还在于国企动力衰减已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过去10年高达近40%国企利润增速已从金融危机后走向大幅下跌过程，2009至2013年利润率平均增速已下降至13%。国有企业上市销售利润率也显著低于A股整体上市公司水平。除了净利润率外，无论是净资产回报率（ROE），还是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等，民企表现都优于国企。国企上市公司的ROE与民营企业相比，甚至扩大至目前的17个百分点。对于庞大的国企规模主导的A股市场，这也不难解释为何A股一直熊霸全球。
而造成国企盈利放缓的原因无不与模糊不清官商一体制度有关。因为中央既想用市场化的方式提高国有资产回报率，但又不愿意放开所有权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于是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与新三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重叠交织。当国有股一股独大，不仅使得管理者对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不敏感，而且听命于行政指挥导致新三会俨然成了摆设，无法顺利行使董事会权力。
有意思的是，上述不敏感行为，还表现在国资上市公司管理者领取的高薪俸禄上，即便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上市公司薪酬依旧变化不明显。据媒体报道，某银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坏账核销，利润从50亿元骤降至2亿元，降幅超过九成，高管薪酬却未受影响。
令人唏嘘的还有，对于手捧高薪俸禄的管理者，究竟他们到底是合格的企业家还是纯官僚者却难以辨认。对于纯官僚者而言，其对企业的业绩增长或改革创新并无任何贡献，却享受着丰厚的薪酬和高额的职务消费。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也使其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因为妨碍了个人利益。
反转企业家与纯官僚比例
理论上，降薪不失为最好的办法，通过降低他们的薪酬以及清理他们的职务消费之后，才可以敦促这些人离开，亦使得股权和期权激励真正作用于对国有企业有管理能力的人。且还能够有效避免国企改革遭到来自利益者的阻挠，保证国企改革顺利推进。
然而，对于一些国企高管来说，高薪的吸引力有限，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视金钱为粪土，抑或不知道高薪在市场经济中的意义，而是比起薪酬，行政权力资本充当难以预估和替代的作用。
行政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标榜身份的特殊标签，可以轻松转换成更加纯粹政府官员。当踩在海里时脚太湿，可以往行政上靠；当行政自由受到干预，又可以去海里捞鱼。此外，国企行政级别带来的权力，将能创造隐性的灰色收入。而这种依靠权力寻租的灰色收入，通常高薪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事实上，对于长期习惯体制内生活的高管而言，致使其离开非常难。据媒体报道，企业负责人是否愿意放弃行政级别，变身体制外，获取更高的报酬，人社部调研内容结果显示，“99%，50岁以上的国企负责人都不愿意转变身份。”
而真正对于那些国企利润贡献者，有能力、有抱负却被压制，或许这部分人游走于体制内的概率更大。毕竟，这些国企管理者不仅擅长于管理经营，而且擅于经营政治，后者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将是民资所依重的稀缺资源。
可以说，利用降薪敦促这些人离开，只是存在理论上行为，现实过程中，不排除会适得其反。毕竟，比起经营管理，纯官僚者更擅长经济政治，这等同于丧失长期驰骋的官场战场。这点降薪也将难以撼动根基。
破除行政权力才是关键
其实，纵观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历程，国企高管薪酬之所以爆棚，最大的原因在于支出没有约束。国企与民企不同，既享受国有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扩张市场，结果造成投资产业过剩，又能在经营不善时，政府为其兜底。
国家把企业的决策权不断下放给管理层，但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却没有发育。换句话而言，央企当前的环境是，做好了受表扬，做坏了也无须担心自己被掏空。即便发生了被掏空的事情，国企的负责人还有可能获得政府其他的委任。这种资源与风险的不对等严重挫伤了国企发展活力。
市场化的薪酬本质，是出资人对企业负责人的激励。但寄希望一个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嫁接于一个半市场化的企业，最终只能加大效率低下与不公平。一个几乎没有淘汰机制行政体制，如果只是停留在发布限薪令上，改革的力度终将十分有限。
敦促纯官僚者离开，唯有从根本上转变这些人的观念，断绝其横亘多年的行政任命式的可进可退无风险之路。而实现的途径，无疑则是取消国企行政级别，这也是国企真正回归企业属性唯一之路。当选拔管理企业人才的标准不是具有怎样的行政级别，而是经营企业的能力和业绩。这无疑能够培养管理队伍，壮大企业发展。
事实上，实践证明国有控股企业比重越高，发展速度则越慢。比如批发零售业、房地产这些国有控股占比低的企业，其发展速度明显高于金融、电力、交通等垄断行业。
国企高管薪酬之所以爆棚，最大的原因在于支出没有约束，双重重叠交织两套机制扭曲市场风险与公平的要义。只有破除行政权力才能敦促纯官僚者离开，从而让国企真正回归企业属性。（本文由腾讯·财经观察提供）
雾里看花的企业家和纯官僚者
“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备受诟病的国企高管过高薪酬终于有望得以纠正。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这也意味着2002年中央出台规定国企高管收入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12倍屡屡落空的现象可能将被打破。
提高国企高管薪酬，这原本是2003年时吸引人才解决国有经济陷入困境的产物，但积累至今，国企却沦为个别官员的“养老归宿”。此次政策动刀改革用意虽是针对全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但本质还在于国企动力衰减已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过去10年高达近40%国企利润增速已从金融危机后走向大幅下跌过程，2009至2013年利润率平均增速已下降至13%。国有企业上市销售利润率也显著低于A股整体上市公司水平。除了净利润率外，无论是净资产回报率（ROE），还是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等，民企表现都优于国企。国企上市公司的ROE与民营企业相比，甚至扩大至目前的17个百分点。对于庞大的国企规模主导的A股市场，这也不难解释为何A股一直熊霸全球。
而造成国企盈利放缓的原因无不与模糊不清官商一体制度有关。因为中央既想用市场化的方式提高国有资产回报率，但又不愿意放开所有权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于是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与新三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重叠交织。当国有股一股独大，不仅使得管理者对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不敏感，而且听命于行政指挥导致新三会俨然成了摆设，无法顺利行使董事会权力。
有意思的是，上述不敏感行为，还表现在国资上市公司管理者领取的高薪俸禄上，即便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上市公司薪酬依旧变化不明显。据媒体报道，某银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坏账核销，利润从50亿元骤降至2亿元，降幅超过九成，高管薪酬却未受影响。
令人唏嘘的还有，对于手捧高薪俸禄的管理者，究竟他们到底是合格的企业家还是纯官僚者却难以辨认。对于纯官僚者而言，其对企业的业绩增长或改革创新并无任何贡献，却享受着丰厚的薪酬和高额的职务消费。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也使其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因为妨碍了个人利益。
反转企业家与纯官僚比例
理论上，降薪不失为最好的办法，通过降低他们的薪酬以及清理他们的职务消费之后，才可以敦促这些人离开，亦使得股权和期权激励真正作用于对国有企业有管理能力的人。且还能够有效避免国企改革遭到来自利益者的阻挠，保证国企改革顺利推进。
然而，对于一些国企高管来说，高薪的吸引力有限，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视金钱为粪土，抑或不知道高薪在市场经济中的意义，而是比起薪酬，行政权力资本充当难以预估和替代的作用。
行政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标榜身份的特殊标签，可以轻松转换成更加纯粹政府官员。当踩在海里时脚太湿，可以往行政上靠；当行政自由受到干预，又可以去海里捞鱼。此外，国企行政级别带来的权力，将能创造隐性的灰色收入。而这种依靠权力寻租的灰色收入，通常高薪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事实上，对于长期习惯体制内生活的高管而言，致使其离开非常难。据媒体报道，企业负责人是否愿意放弃行政级别，变身体制外，获取更高的报酬，人社部调研内容结果显示，“99%，50岁以上的国企负责人都不愿意转变身份。”
而真正对于那些国企利润贡献者，有能力、有抱负却被压制，或许这部分人游走于体制内的概率更大。毕竟，这些国企管理者不仅擅长于管理经营，而且擅于经营政治，后者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将是民资所依重的稀缺资源。
可以说，利用降薪敦促这些人离开，只是存在理论上行为，现实过程中，不排除会适得其反。毕竟，比起经营管理，纯官僚者更擅长经济政治，这等同于丧失长期驰骋的官场战场。这点降薪也将难以撼动根基。
破除行政权力才是关键
其实，纵观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历程，国企高管薪酬之所以爆棚，最大的原因在于支出没有约束。国企与民企不同，既享受国有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扩张市场，结果造成投资产业过剩，又能在经营不善时，政府为其兜底。
国家把企业的决策权不断下放给管理层，但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却没有发育。换句话而言，央企当前的环境是，做好了受表扬，做坏了也无须担心自己被掏空。即便发生了被掏空的事情，国企的负责人还有可能获得政府其他的委任。这种资源与风险的不对等严重挫伤了国企发展活力。
市场化的薪酬本质，是出资人对企业负责人的激励。但寄希望一个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嫁接于一个半市场化的企业，最终只能加大效率低下与不公平。一个几乎没有淘汰机制行政体制，如果只是停留在发布限薪令上，改革的力度终将十分有限。
敦促纯官僚者离开，唯有从根本上转变这些人的观念，断绝其横亘多年的行政任命式的可进可退无风险之路。而实现的途径，无疑则是取消国企行政级别，这也是国企真正回归企业属性唯一之路。当选拔管理企业人才的标准不是具有怎样的行政级别，而是经营企业的能力和业绩。这无疑能够培养管理队伍，壮大企业发展。
事实上，实践证明国有控股企业比重越高，发展速度则越慢。比如批发零售业、房地产这些国有控股占比低的企业，其发展速度明显高于金融、电力、交通等垄断行业。
国企高管薪酬之所以爆棚，最大的原因在于支出没有约束，双重重叠交织两套机制扭曲市场风险与公平的要义。只有破除行政权力才能敦促纯官僚者离开，从而让国企真正回归企业属性。（本文由腾讯·财经观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