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一个温馨的家庭里，丈夫韩尔茂刚刚升职为银行经理，妻子娜拉甜美可爱，圣诞树、苹果、圣诞帽……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玩偶之家》的舞台上一派喜庆而温馨的氛围。然而，音乐、舞美、灯光都在提醒观众危险的存在。那些树，枝節横生，头戴大楼模型的银行职员柯洛泰，正在动摇着这个看似和谐的家庭的根基。
　　或许这个家根本没有根基。一封信让自负、讲究体面的韩尔茂得知妻子娜拉多年前为自己治病疗养借下大笔钱款，并伪造了签名。没有事出有因的考量，也不顾夫妻多年的感情，他居高临下地指责、羞辱妻子。韩尔茂的同事柯洛泰最终良心发现，放弃要挟。面对瞬间转变态度的丈夫，娜拉终于觉醒了——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对父亲、丈夫只是一味取悦，意识到自己的“玩偶”地位，她是小松鼠、小鸟儿、小孩子，却不是该被理解和尊重的妻子。
　　娜拉的觉醒是必然的，长期的量变终会引发质变。在婚姻中，娜拉长期处于“因迷信权威而感到压迫和困惑”的境地，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最终被生活消解。但这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不公最终唤醒了娜拉，她出走了，走向了更为广阔、自由的天地。

空间的变形与隐喻

　　尽管导演王欢抓住了易卜生作品的思辨性，强调自己对上话版《玩偶之家》的解读侧重于“婚姻中的成长和人对自我的审视”，然而，在实际演出中，上话版《玩偶之家》却跳出对原著的解读，整场演出风格洒脱、恣意，在保留了原作的精华之处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创造性地填充了一些导演所理解的二度创作的内容。
　　原作之所以经典，大多表现在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上。《玩偶之家》也不例外，其讨论的婚姻问题，正是人们所关注的命题。而探讨和隐喻常被作为艺术剖析生活的重要表现手法，上话版《玩偶之家》显然更看重隐喻。
　　上话版《玩偶之家》在尽可能保留原作的结构和叙事的同时，在剧场空间布局和表演方面，做了很多创新和尝试。“这个戏的视觉空间可以是任何样子，但一定不能只是一个客厅。”舞台上，树枝延伸至屋子，树干从墙上生出，屋内与屋外的界限被打破。客厅为开放式布局，当观众需把注意力放在娜拉身上时，书房里的阮克医生与韩尔茂会被做“消音”处理。舞台的层次感很强，观众在时刻审视着每一位演员的表演，当戏剧矛盾集中在某个人或几个人身上时，其他人物的行动线既要合乎逻辑，又得避免令人感到乏味，这对导演和演员都是不小的考验。

　　坐在树下的柯洛泰两次把大楼模型套在自己的头上，他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在这里，屋子的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发生置换，当矛盾激化，舞台后区倾斜折叠，在立体空间内，除娜拉和韩尔茂以外的人物都成为冷眼旁观者。情感世界赋予每个家庭特殊的意义，娜拉的“家园”已然成为废墟，囿于其中的她有幸看到了头顶上方光明的出路。
　　导演将空间隐喻发挥到极致。空间的变形设计也好，白色简约风的客厅、红绿元素交叉的视觉冲击也罢，踏入剧场的第一时间，吸引我的，却是舞台底板下堆积的色泽饱满的苹果。

文本与表达的剥离与融合

　　“每个时代重新开放的《玩偶之家》应该是不同的。”导演王欢在上话版《玩偶之家》中践行了这句话。
　　“回头看看，我活得像个街头卖艺的，我得使出浑身解数讨好你才能活下去，你对此习以为常、乐此不疲。”剧本对原作的翻译非常规整，台词精准、富有诗意，兼具文学性。与这些细节相比，更多的尝试体现在二度创作时追求革新的表现手法上。
　　当韩尔茂对伪造签字的人嗤之以鼻，认为撒谎的母亲一定会荼毒孩子和家庭时，娜拉反观自身，内心的起伏被外化成弥漫着的烟雾、明亮中透着诡谲的灯光、林丹太太重复撕拉着布条、毛线团滚落在地……
　　林丹太太在舞台前区与柯洛泰重叙旧情时，舞台后区正在举办一场热辣的舞会，观众的视听感受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是舞台手法综合运作的效果。
　　知道真相后的韩尔茂像是一个审判者，客厅里逐渐下沉的顶灯像是一道酷刑，把娜拉压在下面，她几乎被韩尔茂的“谴责”击垮。
　　当代舞台技巧的运用、演员强烈风格的表达，使舞台呈现比原作更加生动。文本与舞台表达互相成就，也互相脱离。
　　“复排经典和当代创新是不冲突的。”这是导演李六乙在复排北京人艺版《茶馆》时的观点，他认为戏剧工作者复排经典时，表现方式往往带有艺术家的个人理解及当代的审美表达。在上话版《玩偶之家》中，导演王欢显然做到了这点。诡谲的灯光、紧张的音乐，危险在慢慢逼近，披着欲望、金钱、道德外衣的婚姻的真面目被一层层揭开、撕裂。王欢在剧中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观点、生命观和价值观。
　　易卜生说男人不该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要求女人，我们显然也不应该站在文本的立场去要求舞台呈现。繁花有落，枝蔓可剪。固本培元或许才是重现经典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