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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后下海进入企业或高校任职，在“官、学、商”之间不断进出，转换角色，被西方称为“旋转门”现象。而在中国，比之更恶劣、后果更严重的，是官员尚未退休便下海，到曾经管理的行业中的企业任高管。尤其是金融行业的“旋转门”，由于涉及利益更大，输送更加隐蔽，被称为金色“旋转门”。
金融行业“旋转门”现象的恶果在美国已显现出来。尽管美国比中国的法治和监管都更有效和严格，但仍不能摆脱官商不分的“旋转门”后患。例如高盛公司的老总频频到政府财政部任部长，造成目前政府被金融利益财团绑架、拯救金融危机变成拯救华尔街大盗的奇特现象。中国由于缺乏法治和权力监督，“旋转门”现象所带来的后果也就更严重，难免引发新一轮的腐败问题。
“旋转门”背后的制度缺失
2009年8月《法制日报》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至少有28名基金公司高管曾在证券监管部门任职，有的甚至在证券公司与证券监管部门之间来回“游走”。2010年的上市公司公告则显示，至少有34家上市公司聘请了前证监会官员担任高管。
因受贿和内幕交易罪被判处死缓的原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就是一个例子。肖时庆曾先后在证监会上市公司部、发行部、会计部工作。由于跟王益（前证监会副主席，后被判刑入狱）私交甚好，肖于2001年到东方证券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4年回到证监会，任职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股改办副主任；之后，再到银河证券任总裁兼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法院公布的司法材料显示，作为监管者的王益与肖时庆寻租方式手段繁多。比如青岛金王的IPO、九芝堂的重组、千金药业的并购、亿城股份的增发、太平洋证券的违规上市、国金证券的借壳上市等，均有王益和肖时庆的个人影响与行政之手强势介入。肖时庆仅在国金证券借壳上市一案中，就通过内幕交易非法获利1亿多。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相当数量的公司有求于证券监管部门的官员，自然会百般逢迎、极力公关，某些官员则可以从公司及私人的利益输送中得到巨大好处。当某些官员明知自己以后很可能到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出任高管，直接领取几十万、上百万年薪后，很自然地会在监管中对证券、基金等公司“网开一面”，甚至做出有利于这些机构的制度安排，以便让自己的未来权力获得“期权”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开平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角色如此模糊，不仅导致执法力度大打折扣，还会产生一系列的利益输送问题。他将那些到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任职的前证监会官员，称为“神仙下凡”。他说：“正是因为与这些‘神仙’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证监会在执法时往往才投鼠忌器。”
“本来，证监会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由于这种任职的互换，几乎变成了利益共同体。猫和老鼠的关系，产生了变质。”有关业内人士分析说。
为此作注脚的，则是证监会对基金公司屡次违规的“宽容”。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远忠分析说，近年来基金公司“老鼠仓”事件频发，基金公司应承担责任。但是大多数“老鼠仓”行为没有受到追究。此前，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唐建、南方基金管理公司王黎敏“老鼠仓”被证监会处罚，但上投摩根只将唐建开除撇清了自己。2012年6月，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基金经理张野“老鼠仓”东窗事发，有关部门在通报时竟然申明“纯属个人原因”。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基金公司应对员工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我国对查出的“老鼠仓”及内幕交易行为的处罚力度，比欧美国家不知要轻多少倍！
张开平分析说，中国证券市场目前面临两个最大问题：一是监管力度的问题；二是竞争性不足的问题。两个问题都与监管官员在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任职有关。
其实，现实中远远不止是金融业存在“旋转门”，只不过金融业的“旋转门”会造成更大程度的利益掠夺和国民损失罢了。不少业内人士和投资者认为，从监管的效率和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官员“下海”，在金融机构任职都是极不妥当的。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但这些制度由于缺乏处罚性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的制度，限制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影响力为所任职务谋取利益，同时还应制定规则阻断官员进出“旋转门”，建立“防火墙”，谨防“猫鼠一家”侵蚀公共利益。规则中应制订严厉条款，严格执行惩处。
公职人员因握有公共权力，很容易利用公共权力及其影响力谋取私利，影响社会公平竞争，损害公众利益。为此，很多国家建立了官员兼职与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早前的《联邦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社会和私人性职务；美国197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进行一定时期的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定时期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
我国也应通过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官本位”釜底抽薪。同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所出现的“寻租”现象。尤其需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制度，避免“旋转门”效应腐蚀官员，便利其以权谋私。
推行国企高管“市场化授权”
放弃不透明的官选渠道，让国企高管脱去行政官衣、回归职业经理人的单纯身份，从“经理人市场”通过透明、公平的较量，选聘优质人才，让这些优质人才为国家赚取更高的利润。国家所要控制的是在分配环节，国家引导这些利润最终能让社会和国民分享，这就实现了公有国有的本义，而不在于是否由行政部门直接任命高管。因此，推行国企高管“市场化授权”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式。尤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事关国家之命脉的金融行业，更需要用科学的选人机制把有德有才的金融专家选拔到金融关键岗位，以确保我国的金融高效和金融安全。因为金融竞争不仅是人才的竞争，更是人才机制的竞争。为此，应当从六个方面推进改革： 弱化金融机构的行政色彩。运用行政机制管制金融机构，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已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金融机构的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所以，应取消金融机构的行政级别，使其成为真正的经营实体。
把任免权还给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金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调动权力归还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权力机构，使高级管理人员真正成为对股东负责、为董事会服务的管理人员。
建立“经理人市场”，实现“市场化授权”。中国要尽早建立“经理人市场”，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机构通过“经理人市场”选择合适的金融高管人才，通过选举确认后，实行董事会聘任制，明确责任，严明考核，干得好就继续干，干不好就走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高管人员对公司负责、对金融管理质量负责的理念；才可以有效实现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企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资本市场的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一位专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市场化授权”是让政府退出原有的“球员”和“教练”角色，而由公司董事会担当“专职教练”，由它去筛选“上场球员”和“场上队长”。政府负责制定竞赛规则、监督场上表现、纠正违规行为。只有建立起上述良性互动的竞赛规则，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极大地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变消极退出为积极进取，球赛才会愈发精彩纷呈。
实行专业岗位持证上岗制。就像当律师要有律师资格证、当建筑师要有建筑师资质证书一样，作为金融高管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更需要有这方面的专业资质才能胜任。连普通的金融从业人员都要具备会计师资格，或具有国际结算师、风险控制师、外汇理财师、经济分析师、投资分析师、保险经纪等从业资格，那么高管人员就应该具有更高超、丰富的金融运作才能。西方国家的银行高管往往必须具有金融学术背景，有业务领域的业绩，才能担当重任。不能像过去那样，国企高管任免侧重看行政级别和关系。
建立合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我国亟待建立能精选出人才并吸引人、留住人的人才机制。激励是让高管人员通过努力把银行业绩和效益、服务抓上去的同时，也分享效益增长成果，可给予与业绩表现匹配的高额奖金或期权；约束是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完善考核指标，同时通过建立经理人才市场的声誉机制，对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进行控制。
笔者曾问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国外的公司、银行是怎样促使高管人员尽心竭力地把公司业务管理好的呢？”他说，在发达国家，由于经理人市场的长期发展，任何高管都会非常珍惜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名声，因此会在每一个岗位努力干出好业绩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好资历，在人才市场上行情看涨！加上合理的激励和严格监管、国家法纪严明，因此很少有人动脑筋走歪道，挖公司财产肥私。
改变通过行政渠道传递信息的机制。推进信息的透明化和公开性，使企业决策更加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自我决策能力。
其实，国内市场上并不是没有懂管理、善经营的金融专家，而是没有这种机制。我国亟待建立能精选出人才并吸引、留住人才的机制。近两年，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口子越敞越大，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进入，人才和客户资源的争夺战将更加激烈。面对竞争和挑战，中国真的做好准备了吗？大开国门者真的知道把虎狼放进羊群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我们能选出好头羊的话，也许损失还会小些，如果……那么就只能等待着被一遍一遍的割羊毛了。
金融行业“旋转门”现象的恶果在美国已显现出来。尽管美国比中国的法治和监管都更有效和严格，但仍不能摆脱官商不分的“旋转门”后患。例如高盛公司的老总频频到政府财政部任部长，造成目前政府被金融利益财团绑架、拯救金融危机变成拯救华尔街大盗的奇特现象。中国由于缺乏法治和权力监督，“旋转门”现象所带来的后果也就更严重，难免引发新一轮的腐败问题。
“旋转门”背后的制度缺失
2009年8月《法制日报》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至少有28名基金公司高管曾在证券监管部门任职，有的甚至在证券公司与证券监管部门之间来回“游走”。2010年的上市公司公告则显示，至少有34家上市公司聘请了前证监会官员担任高管。
因受贿和内幕交易罪被判处死缓的原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就是一个例子。肖时庆曾先后在证监会上市公司部、发行部、会计部工作。由于跟王益（前证监会副主席，后被判刑入狱）私交甚好，肖于2001年到东方证券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4年回到证监会，任职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股改办副主任；之后，再到银河证券任总裁兼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法院公布的司法材料显示，作为监管者的王益与肖时庆寻租方式手段繁多。比如青岛金王的IPO、九芝堂的重组、千金药业的并购、亿城股份的增发、太平洋证券的违规上市、国金证券的借壳上市等，均有王益和肖时庆的个人影响与行政之手强势介入。肖时庆仅在国金证券借壳上市一案中，就通过内幕交易非法获利1亿多。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相当数量的公司有求于证券监管部门的官员，自然会百般逢迎、极力公关，某些官员则可以从公司及私人的利益输送中得到巨大好处。当某些官员明知自己以后很可能到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出任高管，直接领取几十万、上百万年薪后，很自然地会在监管中对证券、基金等公司“网开一面”，甚至做出有利于这些机构的制度安排，以便让自己的未来权力获得“期权”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开平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角色如此模糊，不仅导致执法力度大打折扣，还会产生一系列的利益输送问题。他将那些到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任职的前证监会官员，称为“神仙下凡”。他说：“正是因为与这些‘神仙’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证监会在执法时往往才投鼠忌器。”
“本来，证监会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由于这种任职的互换，几乎变成了利益共同体。猫和老鼠的关系，产生了变质。”有关业内人士分析说。
为此作注脚的，则是证监会对基金公司屡次违规的“宽容”。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远忠分析说，近年来基金公司“老鼠仓”事件频发，基金公司应承担责任。但是大多数“老鼠仓”行为没有受到追究。此前，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唐建、南方基金管理公司王黎敏“老鼠仓”被证监会处罚，但上投摩根只将唐建开除撇清了自己。2012年6月，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基金经理张野“老鼠仓”东窗事发，有关部门在通报时竟然申明“纯属个人原因”。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基金公司应对员工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我国对查出的“老鼠仓”及内幕交易行为的处罚力度，比欧美国家不知要轻多少倍！
张开平分析说，中国证券市场目前面临两个最大问题：一是监管力度的问题；二是竞争性不足的问题。两个问题都与监管官员在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任职有关。
其实，现实中远远不止是金融业存在“旋转门”，只不过金融业的“旋转门”会造成更大程度的利益掠夺和国民损失罢了。不少业内人士和投资者认为，从监管的效率和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官员“下海”，在金融机构任职都是极不妥当的。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但这些制度由于缺乏处罚性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的制度，限制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影响力为所任职务谋取利益，同时还应制定规则阻断官员进出“旋转门”，建立“防火墙”，谨防“猫鼠一家”侵蚀公共利益。规则中应制订严厉条款，严格执行惩处。
公职人员因握有公共权力，很容易利用公共权力及其影响力谋取私利，影响社会公平竞争，损害公众利益。为此，很多国家建立了官员兼职与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早前的《联邦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社会和私人性职务；美国197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进行一定时期的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定时期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
我国也应通过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官本位”釜底抽薪。同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所出现的“寻租”现象。尤其需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制度，避免“旋转门”效应腐蚀官员，便利其以权谋私。
推行国企高管“市场化授权”
放弃不透明的官选渠道，让国企高管脱去行政官衣、回归职业经理人的单纯身份，从“经理人市场”通过透明、公平的较量，选聘优质人才，让这些优质人才为国家赚取更高的利润。国家所要控制的是在分配环节，国家引导这些利润最终能让社会和国民分享，这就实现了公有国有的本义，而不在于是否由行政部门直接任命高管。因此，推行国企高管“市场化授权”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式。尤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事关国家之命脉的金融行业，更需要用科学的选人机制把有德有才的金融专家选拔到金融关键岗位，以确保我国的金融高效和金融安全。因为金融竞争不仅是人才的竞争，更是人才机制的竞争。为此，应当从六个方面推进改革： 弱化金融机构的行政色彩。运用行政机制管制金融机构，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已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金融机构的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所以，应取消金融机构的行政级别，使其成为真正的经营实体。
把任免权还给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金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调动权力归还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权力机构，使高级管理人员真正成为对股东负责、为董事会服务的管理人员。
建立“经理人市场”，实现“市场化授权”。中国要尽早建立“经理人市场”，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机构通过“经理人市场”选择合适的金融高管人才，通过选举确认后，实行董事会聘任制，明确责任，严明考核，干得好就继续干，干不好就走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高管人员对公司负责、对金融管理质量负责的理念；才可以有效实现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企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资本市场的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一位专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市场化授权”是让政府退出原有的“球员”和“教练”角色，而由公司董事会担当“专职教练”，由它去筛选“上场球员”和“场上队长”。政府负责制定竞赛规则、监督场上表现、纠正违规行为。只有建立起上述良性互动的竞赛规则，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极大地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变消极退出为积极进取，球赛才会愈发精彩纷呈。
实行专业岗位持证上岗制。就像当律师要有律师资格证、当建筑师要有建筑师资质证书一样，作为金融高管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更需要有这方面的专业资质才能胜任。连普通的金融从业人员都要具备会计师资格，或具有国际结算师、风险控制师、外汇理财师、经济分析师、投资分析师、保险经纪等从业资格，那么高管人员就应该具有更高超、丰富的金融运作才能。西方国家的银行高管往往必须具有金融学术背景，有业务领域的业绩，才能担当重任。不能像过去那样，国企高管任免侧重看行政级别和关系。
建立合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我国亟待建立能精选出人才并吸引人、留住人的人才机制。激励是让高管人员通过努力把银行业绩和效益、服务抓上去的同时，也分享效益增长成果，可给予与业绩表现匹配的高额奖金或期权；约束是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完善考核指标，同时通过建立经理人才市场的声誉机制，对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进行控制。
笔者曾问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国外的公司、银行是怎样促使高管人员尽心竭力地把公司业务管理好的呢？”他说，在发达国家，由于经理人市场的长期发展，任何高管都会非常珍惜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名声，因此会在每一个岗位努力干出好业绩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好资历，在人才市场上行情看涨！加上合理的激励和严格监管、国家法纪严明，因此很少有人动脑筋走歪道，挖公司财产肥私。
改变通过行政渠道传递信息的机制。推进信息的透明化和公开性，使企业决策更加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自我决策能力。
其实，国内市场上并不是没有懂管理、善经营的金融专家，而是没有这种机制。我国亟待建立能精选出人才并吸引、留住人才的机制。近两年，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口子越敞越大，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进入，人才和客户资源的争夺战将更加激烈。面对竞争和挑战，中国真的做好准备了吗？大开国门者真的知道把虎狼放进羊群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我们能选出好头羊的话，也许损失还会小些，如果……那么就只能等待着被一遍一遍的割羊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