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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唐朝宴饮之风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音乐文化的高度繁荣，本文从唐代宫廷音乐、军营音乐、家庭音乐以及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探析宴饮之风对唐代音乐的影响。
【关键词】：宴饮之风；唐朝；音乐；影响
我国古代钟鸣鼎食、以乐侑食的宴饮之风，始于先秦时期，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宴饮便属于嘉礼。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宫廷，宴饮活动一直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矛盾，调节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国家高度统一，加强国家与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作用。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古代音乐发展的繁荣时期，熔南北于一炉，集中外于一体，异彩纷呈交相辉映，史家常常冠之以“盛唐之音”的美名。大唐帝国统治的近三百年中，尤其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627-649）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713-741）的一百多年间，国家强盛、民族融合、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使唐王朝一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稳定的朝代，为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促使全民族文化素质空前提高唐朝最高统治者对音乐的爱好与提倡，对音乐文化的发展起着引导以及某种支配性的作用，形成了举国朝野普遍喜爱音乐的社会风气，贵族文人接连不断的大小宴席，必以歌舞相佐，促使音乐在宴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得歌舞音乐的需求量急遽膨胀，高质量的音乐机构——教坊、梨园、太常寺出现，歌舞伎人大量涌现，产生大量流传久远，艺术生命力极强的高水平作品，推动音乐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全国的音乐重心逐渐转向民间。吕骥老曾撰文指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富强的时代，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十分发达，与东西方各国的贸易交往频繁，在文化艺术上各兄弟民族和毗邻各国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大量传入，形成中国歌舞的鼎盛时期。”
一、宴饮之风对唐代宫廷音乐文化的影响
唐代帝王几乎均热衷于音乐，与音乐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帝王是宫廷宴会的最高组织者，宫廷宴会为音乐文艺功能的发挥提供最重要的场合，是宫廷音乐文艺赖以生存的土壤。据《旧唐书·德宗下》：“上御麟德店，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伎十数人列于庭。”《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七年”：“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月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疲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馀万人，所费不可胜纪。”这些文献记载可看出唐代帝王所举宴会不但频繁而且类型多样。
1、促使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形成与发展
宫廷音乐文化的建树，是由宫廷音乐机构具体承担的，在帝王频繁举办宴会环境下，唐代宫廷的音乐机构形成并发展起来，以传统的太常寺、教坊和梨园为主干，辅以宣徽院与神军策。
太常寺负责礼乐以事郊庙社稷。由太常寺管辖的太乐署、鼓吹署，机构异常庞大，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弟子，隶太常及鼓吹署，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太乐署负责祭祀与朝会表演，以及执掌乐工习乐、管理乐人簿籍等。鼓吹署主掌卤簿之仪，《唐六典·太常卿》记载：“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法驾则三分减一，小驾则减大驾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则如小驾之例。皇太子之鼓吹，亦有前后二部。亲王已下各有差。”对王公大臣“赐乐”，使得宫廷乐署人数众多，据《通典·乐六·清乐》记载：“唯雅舞尚选用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滋多至万数。”
唐朝教坊是管理、传习宫廷所用燕乐的机构。根据需要，教坊的不同机构艺有专攻，职有专事，右教坊擅歌，左教坊擅舞内教坊主要服务于宫廷，在帝王小型私人宴会上表演，外教坊则主要用于大朝会等。
唐代帝王每个季节都例行在宫中举宴以招待朝臣，以示君臣之乐，梨园乃是春天的游宴处。为便娱乐需要和表演方便，有些音乐机构亦设在梨园，《旧唐书·音乐一》有云：“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 于禁苑之梨园。”
宣徽院与神军策为辅助性音乐机构。《唐会要·杂录》中记载：“八年四月，诏除借宣徽院乐人官宅制.自贞元以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 宣徽院长出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及上即位，令分番上下，更无他锡，至是收所借。”
2、推动宫廷舞蹈的繁荣
中国宫廷舞蹈是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祭祀、朝贺、宴饗典礼以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舞蹈，宴飨娱乐舞蹈则是宫廷舞蹈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宴饮之风盛行，酒筵舞蹈兴盛，弦管之声处处可闻，宫廷上下极为频繁的舞蹈活动，促使唐代宫廷舞蹈高度繁荣，样式之多、种类之全、分类之细，皆为历朝历代所不能企及，仅宴享时就有九部乐、十步乐、坐部伎、立部伎、软舞、健舞、大曲、法曲、歌舞戏、百戏等等。在唐代，皇室贵族的宴集，总是有歌舞相伴，史籍载：“（唐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酒筵舞蹈是皇室贵族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游宴，酒酣即舞，在这样的场合，艺术才能和娱乐享受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激发人们卓越的艺术创造力，许多精美的舞蹈就这样产生于集宴活动中，掀起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高潮。
3、燕乐盛行
唐代燕乐是指宫廷宴会中所用的各种乐舞，原称“宴乐”，后通称“燕乐”，为适应宴饮之风对音乐的需求，唐代宫廷燕乐极大地继承了前代各方面的特点，同时又有所变化，发展至最高峰，内容广泛，以娱乐为目的，规模宏大，同时又具备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唐代的燕乐不仅包括雅乐类的少部分仪式性较弱的音乐和散乐，还有用于朝会的九部伎与十部、坐、立二部伎所奏之乐，帝王、朝臣、宫廷机构及月工所创作的新音乐，以及地方官员與地方乐人等所献之乐。作为“诸乐之首”的《燕乐》，《旧唐书·音乐一》有云：“（贞观）十四年，有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元会第一奏者是也。”《旧唐书·音乐一》有一段生动的描述：“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先一日，金吾引驾仗北衙四军甲士，未明陈仗，卫尉张设，光禄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进中严外办，中官素扇，天子开帘受朝。礼毕，又素扇垂帘，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 则回身换衣 作字如画。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由此可见，燕乐即使在隆重的官方场合，虽有某种“仪式”程序贯穿始终，而其主要功能乃是《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所谓的“以安宾客，以说远人。” 二、宴饮之风推动唐代军营音乐的兴盛
唐代军营与音乐发展关系密切，宴饮之风推动唐代军营音乐的兴盛，不少描写边塞军营生活的诗篇都有记载，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羌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歌唱”。高适《睢阳酬别畅大判官》：“军中多宴乐，马上何轻趫。”《行路难二首》：“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中唐时期，赐乐之风非常盛行，帝王们对立下功勋的将领非常恩宠，赐乐人，鼓励他们纵情享乐。朝廷除直接赐乐，鼓励功臣纵情享乐外，还非常关注李晟和张延宠爱到连日常宴饮，有文献记载：“宴乐则宰臣尽在，而太常教坊音乐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 张、李二家，日出无音乐之声，金吾必奏。俄顷，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朝廷的做法使宴饮之风盛行于各个地方藩镇军营中，推动了唐代军营音乐的兴盛。
三、宴饮之风推动唐代家庭音乐的发展
在唐代，家庭为音乐表演与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家庭音乐发展迅速。白居易在《和春深二十首》中写道：“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宋代张洎《贾氏谈录》：“王铎既解诸道都统乞归河北养疾肩舆就路妓女数百人拥从前后观者骇目。”《故秘书郎姜君墓志》中：“好游 嗜音，以生贵富，蓄妓，能传宫中声，贤豪大夫多与连欢（1）。”由以上文献所表现出来的唐朝家庭音乐的发展趋势，正是由于朝廷对宴饮之风的态度所决定的，而宴会是音乐表演的重要场所，朝廷对宴饮之风积极倡导，从另一个层面上肯定和支持了家庭音乐的发展，使家庭逐渐活跃起来。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朝廷通过扩大蓄家伎的范围来支持家庭音乐的发展，正是有了朝廷的支持，家庭音乐中的成员越来越丰富，表演水平不断提高，甚至成为宫廷选拔音乐人才的重镇，唐朝家庭音乐兴盛起来。
四、宴饮之风促进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宴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加强国家与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作用。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东西方交流平频繁，以日本为例，曾一再派出“遣唐使”，遣唐使与皇帝相见仪式结束后，皇帝会赐宴于遣唐使作为还礼。音乐在宴会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与此同时对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着促进作用。唐开元时，拂林（史籍上称大秦）遣使来唐，送来吞刀、吐火、幻术等杂技，这些演出中皆有音乐舞蹈为之伴奏，这也为唐代音乐吸收外来音乐提供条件。贞观时，天竺一再遣使来唐，天竺不少佛曲结果龟兹传入中原地区。唐宪宗时（9世纪初），骠国派遣使者来唐，带来水平相当高的骠国乐，在长安演出时，盛况空前，极受欢迎。唐代中国通过在宴飲活动中吸收外国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向外传播唐代的音乐文化。《三国史记·乐记》记载：新罗乐使用“三弦”、“三竹”、拍板与大鼓。三竹亦模仿唐笛而为之者也。三竹有七调，一平调、二黄钟调、三二雅调、四越调、五般涉调、六出调、七俊调。由此可见朝鲜半島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音乐文化中大部分调式均源自中国。东西方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推动着唐代音乐向前发展，高度繁荣。
五、结语
唐代宴饮活动频繁，同时君王爱好音乐，朝廷支持、肯定宴饮奏乐，以赐乐的方式奖赏功臣，使得对音乐的需求量急剧膨胀，大量高水平乐人出现，推动唐朝音乐文化发展迅速，成就辉煌，空前繁荣。
参考文献：
[1]董浩.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642.
[2]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柏红秀.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4]关也维.唐代音乐史[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5]（日）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作者简介：张瑶（1996-），女，河南大学艺术学院2014级在读本科生。
【摘要】：唐朝宴饮之风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音乐文化的高度繁荣，本文从唐代宫廷音乐、军营音乐、家庭音乐以及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探析宴饮之风对唐代音乐的影响。
【关键词】：宴饮之风；唐朝；音乐；影响
我国古代钟鸣鼎食、以乐侑食的宴饮之风，始于先秦时期，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宴饮便属于嘉礼。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宫廷，宴饮活动一直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矛盾，调节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国家高度统一，加强国家与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作用。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古代音乐发展的繁荣时期，熔南北于一炉，集中外于一体，异彩纷呈交相辉映，史家常常冠之以“盛唐之音”的美名。大唐帝国统治的近三百年中，尤其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627-649）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713-741）的一百多年间，国家强盛、民族融合、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使唐王朝一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稳定的朝代，为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促使全民族文化素质空前提高唐朝最高统治者对音乐的爱好与提倡，对音乐文化的发展起着引导以及某种支配性的作用，形成了举国朝野普遍喜爱音乐的社会风气，贵族文人接连不断的大小宴席，必以歌舞相佐，促使音乐在宴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得歌舞音乐的需求量急遽膨胀，高质量的音乐机构——教坊、梨园、太常寺出现，歌舞伎人大量涌现，产生大量流传久远，艺术生命力极强的高水平作品，推动音乐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全国的音乐重心逐渐转向民间。吕骥老曾撰文指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富强的时代，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十分发达，与东西方各国的贸易交往频繁，在文化艺术上各兄弟民族和毗邻各国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大量传入，形成中国歌舞的鼎盛时期。”
一、宴饮之风对唐代宫廷音乐文化的影响
唐代帝王几乎均热衷于音乐，与音乐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帝王是宫廷宴会的最高组织者，宫廷宴会为音乐文艺功能的发挥提供最重要的场合，是宫廷音乐文艺赖以生存的土壤。据《旧唐书·德宗下》：“上御麟德店，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伎十数人列于庭。”《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七年”：“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月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疲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馀万人，所费不可胜纪。”这些文献记载可看出唐代帝王所举宴会不但频繁而且类型多样。
1、促使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形成与发展
宫廷音乐文化的建树，是由宫廷音乐机构具体承担的，在帝王频繁举办宴会环境下，唐代宫廷的音乐机构形成并发展起来，以传统的太常寺、教坊和梨园为主干，辅以宣徽院与神军策。
太常寺负责礼乐以事郊庙社稷。由太常寺管辖的太乐署、鼓吹署，机构异常庞大，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弟子，隶太常及鼓吹署，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太乐署负责祭祀与朝会表演，以及执掌乐工习乐、管理乐人簿籍等。鼓吹署主掌卤簿之仪，《唐六典·太常卿》记载：“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法驾则三分减一，小驾则减大驾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则如小驾之例。皇太子之鼓吹，亦有前后二部。亲王已下各有差。”对王公大臣“赐乐”，使得宫廷乐署人数众多，据《通典·乐六·清乐》记载：“唯雅舞尚选用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滋多至万数。”
唐朝教坊是管理、传习宫廷所用燕乐的机构。根据需要，教坊的不同机构艺有专攻，职有专事，右教坊擅歌，左教坊擅舞内教坊主要服务于宫廷，在帝王小型私人宴会上表演，外教坊则主要用于大朝会等。
唐代帝王每个季节都例行在宫中举宴以招待朝臣，以示君臣之乐，梨园乃是春天的游宴处。为便娱乐需要和表演方便，有些音乐机构亦设在梨园，《旧唐书·音乐一》有云：“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 于禁苑之梨园。”
宣徽院与神军策为辅助性音乐机构。《唐会要·杂录》中记载：“八年四月，诏除借宣徽院乐人官宅制.自贞元以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 宣徽院长出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及上即位，令分番上下，更无他锡，至是收所借。”
2、推动宫廷舞蹈的繁荣
中国宫廷舞蹈是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祭祀、朝贺、宴饗典礼以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舞蹈，宴飨娱乐舞蹈则是宫廷舞蹈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宴饮之风盛行，酒筵舞蹈兴盛，弦管之声处处可闻，宫廷上下极为频繁的舞蹈活动，促使唐代宫廷舞蹈高度繁荣，样式之多、种类之全、分类之细，皆为历朝历代所不能企及，仅宴享时就有九部乐、十步乐、坐部伎、立部伎、软舞、健舞、大曲、法曲、歌舞戏、百戏等等。在唐代，皇室贵族的宴集，总是有歌舞相伴，史籍载：“（唐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酒筵舞蹈是皇室贵族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游宴，酒酣即舞，在这样的场合，艺术才能和娱乐享受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激发人们卓越的艺术创造力，许多精美的舞蹈就这样产生于集宴活动中，掀起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高潮。
3、燕乐盛行
唐代燕乐是指宫廷宴会中所用的各种乐舞，原称“宴乐”，后通称“燕乐”，为适应宴饮之风对音乐的需求，唐代宫廷燕乐极大地继承了前代各方面的特点，同时又有所变化，发展至最高峰，内容广泛，以娱乐为目的，规模宏大，同时又具备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唐代的燕乐不仅包括雅乐类的少部分仪式性较弱的音乐和散乐，还有用于朝会的九部伎与十部、坐、立二部伎所奏之乐，帝王、朝臣、宫廷机构及月工所创作的新音乐，以及地方官员與地方乐人等所献之乐。作为“诸乐之首”的《燕乐》，《旧唐书·音乐一》有云：“（贞观）十四年，有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元会第一奏者是也。”《旧唐书·音乐一》有一段生动的描述：“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先一日，金吾引驾仗北衙四军甲士，未明陈仗，卫尉张设，光禄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进中严外办，中官素扇，天子开帘受朝。礼毕，又素扇垂帘，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 则回身换衣 作字如画。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由此可见，燕乐即使在隆重的官方场合，虽有某种“仪式”程序贯穿始终，而其主要功能乃是《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所谓的“以安宾客，以说远人。” 二、宴饮之风推动唐代军营音乐的兴盛
唐代军营与音乐发展关系密切，宴饮之风推动唐代军营音乐的兴盛，不少描写边塞军营生活的诗篇都有记载，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羌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歌唱”。高适《睢阳酬别畅大判官》：“军中多宴乐，马上何轻趫。”《行路难二首》：“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中唐时期，赐乐之风非常盛行，帝王们对立下功勋的将领非常恩宠，赐乐人，鼓励他们纵情享乐。朝廷除直接赐乐，鼓励功臣纵情享乐外，还非常关注李晟和张延宠爱到连日常宴饮，有文献记载：“宴乐则宰臣尽在，而太常教坊音乐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 张、李二家，日出无音乐之声，金吾必奏。俄顷，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朝廷的做法使宴饮之风盛行于各个地方藩镇军营中，推动了唐代军营音乐的兴盛。
三、宴饮之风推动唐代家庭音乐的发展
在唐代，家庭为音乐表演与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家庭音乐发展迅速。白居易在《和春深二十首》中写道：“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宋代张洎《贾氏谈录》：“王铎既解诸道都统乞归河北养疾肩舆就路妓女数百人拥从前后观者骇目。”《故秘书郎姜君墓志》中：“好游 嗜音，以生贵富，蓄妓，能传宫中声，贤豪大夫多与连欢（1）。”由以上文献所表现出来的唐朝家庭音乐的发展趋势，正是由于朝廷对宴饮之风的态度所决定的，而宴会是音乐表演的重要场所，朝廷对宴饮之风积极倡导，从另一个层面上肯定和支持了家庭音乐的发展，使家庭逐渐活跃起来。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朝廷通过扩大蓄家伎的范围来支持家庭音乐的发展，正是有了朝廷的支持，家庭音乐中的成员越来越丰富，表演水平不断提高，甚至成为宫廷选拔音乐人才的重镇，唐朝家庭音乐兴盛起来。
四、宴饮之风促进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宴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加强国家与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作用。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东西方交流平频繁，以日本为例，曾一再派出“遣唐使”，遣唐使与皇帝相见仪式结束后，皇帝会赐宴于遣唐使作为还礼。音乐在宴会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与此同时对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着促进作用。唐开元时，拂林（史籍上称大秦）遣使来唐，送来吞刀、吐火、幻术等杂技，这些演出中皆有音乐舞蹈为之伴奏，这也为唐代音乐吸收外来音乐提供条件。贞观时，天竺一再遣使来唐，天竺不少佛曲结果龟兹传入中原地区。唐宪宗时（9世纪初），骠国派遣使者来唐，带来水平相当高的骠国乐，在长安演出时，盛况空前，极受欢迎。唐代中国通过在宴飲活动中吸收外国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向外传播唐代的音乐文化。《三国史记·乐记》记载：新罗乐使用“三弦”、“三竹”、拍板与大鼓。三竹亦模仿唐笛而为之者也。三竹有七调，一平调、二黄钟调、三二雅调、四越调、五般涉调、六出调、七俊调。由此可见朝鲜半島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音乐文化中大部分调式均源自中国。东西方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推动着唐代音乐向前发展，高度繁荣。
五、结语
唐代宴饮活动频繁，同时君王爱好音乐，朝廷支持、肯定宴饮奏乐，以赐乐的方式奖赏功臣，使得对音乐的需求量急剧膨胀，大量高水平乐人出现，推动唐朝音乐文化发展迅速，成就辉煌，空前繁荣。
参考文献：
[1]董浩.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642.
[2]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柏红秀.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4]关也维.唐代音乐史[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5]（日）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作者简介：张瑶（1996-），女，河南大学艺术学院2014级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