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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华诞之际，翻开一部话剧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从1907年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创办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起，剧中的女角色无不由男子扮演。如李叔同为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时，就毅然刮掉了蓄须，并自费巨资做了《茶花女》的服装。在《黑奴吁天录》中扮演黑奴妻的则是曾孝谷。1909年，春柳社以申酉会的名义演出根据法国剧作家沙陀的《女优托斯卡》改编的《热血》，陆镜若扮演画家露兰，而欧阳予倩扮演的则是为爱情而牺牲的年轻美貌的女优托斯卡。作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黄克强看了演出，曾大为赞许。在演出中崭露头角的欧阳予倩，归国后在陆镜若创作的七幕剧《家庭恩怨记》中扮演小桃红，则更为轰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简直把人看疯了”。后来他自学京剧，遂成名旦，当时就有“南欧（欧阳予倩）北梅”（梅兰芳）之称。
为何四位中国早期话剧的开拓者都饰演过女角呢？这是因为春柳社成立之日，正是日本新派剧兴盛之时。而新派剧，是日本戏剧界在明治维新时代吸收西方近代的演剧形式，对传统的歌舞伎加以改造而创立的，保存了女优和旦角并存的特点。到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人为学习语言和了解日本社会，经常去看新派剧，并与藤泽浅二郎等名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显然，他们后来在戏中扮演女角，就是受新派剧艺人直接影响的结果。国人大都知道，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1914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曾是南开新剧团的积极分子，而他当年在戏中扮演的，也是女角色。有剧照为证，他堪称风姿妙曼的新剧名旦。据史料记载，直到1923年5月，由蒲伯英创办的北京人艺戏剧专科学校演出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时，剧中的女角色林雅琴才由该校唯一的女生吴瑞燕担任，成为中国话剧男女合演的最初尝试。然而，此剧成绩平平，反响寥落。真正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一举成名的女演员，是南国社在1929年公演《莎乐美》时扮演女主角的俞珊。
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是当年上海最活跃和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个文艺团体。史家早有定论：“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有了南国的戏剧，新剧才恢复了生命”。俞珊主演的《莎乐美》是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名剧，由田汉亲自翻译并执导。关于这出世界名剧的演出，田汉说：“中国剧坛过于荒凉，这样美丽的花栽上一朵也许还有些功利的效果。”施寄寒在《南国演剧参观记》一文中记载了1929年7月6日该剧在南京首演时的盛况：“是晚全场座位不过三百左右，来宾到者竟达四百以上，场内空气甚为不佳。”由于当时观众太多，以致于剧场秩序混乱，因此从第二场开始，票价由六角提高到一块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因而遭到了观众的抱怨。而在此之前，南国社演出的翻译作品《父归》和《未完成之杰作》，效果并不佳，票价仅分别为两角和五角，也难以推销出去，几近门可罗雀。那么，《莎乐美》的公演为什么会引起轰动呢？据吴作人回忆，《莎乐美》的“写实布景”是他设计的，首次采用“写实布景”，这在戏剧界，南国社是始作俑者。再就是《莎乐美》“七重面纱之舞”的配乐，用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由冼星海和吴作人一起演奏：冼星海弹钢琴，吴作人拉小提琴。而《莎乐美》的演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莎乐美的扮演者，启用了“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的舞台新秀俞珊。她的表演激情四射，大胆泼辣，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犹太公主形象，从此声誉鹊起。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还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了新出版的一部《插图中国话剧史》的封面和封底上。
1930年，俞珊又参加了南国社的第三期公演，在田汉改编的《卡门》一剧中任主角。因为她的个性和舞台形象十分适合具有叛逆性格的角色，塑造了一个热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卜赛女子形象，所以评论者予以高度评价：“俞珊演得热情泼辣，十分动人。”
俞珊塑造的《莎乐美》和《卡门》的艺术形象，深得中国观众的喜爱。在她当年的追星族中，竟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诗人徐志摩。徐志摩当时就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和陆小曼住在上海四明村临街的一幢楼里，房子共有三层，宽敞明亮，其中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房，厚厚的地毯、精致的椅垫，墙上订着些斑斓的蝴蝶标本和一幅俞珊《莎乐美》的剧照。而在剧照旁挂着的，竟然是俞珊的一件舞衣。这就说明，徐志摩拜倒在俞珊的石榴裙下，不仅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在陆小曼面前也毫不掩饰。有一次，俞珊到上海演出，徐志摩和几个追星族挤到后台看俞珊化妆，俞珊忽然喊道：“啊呀，真要命，我要小便，我要小便！”没想到徐志摩不知是书呆子本性，还是诗兴大发作，居然急急忙忙到处找，结果还真的找到了一只痰盂，一本正经地双手捧着痰盂，口中喊着“痰盂来哉！痰盂来哉！”一路小跑送到俞珊面前，大献殷勤。在演《卡门》时，俞珊为了塑造好卡门的形象，常登门来向徐志摩请教。陆小曼终于“吃醋”了，说俞珊“肉感”，有一种诱人的力量。因此，陆小曼常常为此而和徐志摩发生争吵。徐志摩说：“你要我不接近俞珊很容易，但你也管着点俞珊呀！”陆小曼说：“俞珊是只茶杯，茶杯是没法儿拒绝人家不斟茶的，而你是牙刷，牙刷就只许一个人用，你听见过有和人共用牙刷的吗？”……
俞珊红极一时之年，我尚未出生，但到了美人迟暮之际，我却意外地见到了她。那是1966年“红八月”，我正在我所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传达室等电话。那时电讯业不发达，一般干部的办公室都没有装电话机，与外界的电话联系，都在传达室进行。电话铃响了，我以为是我的电话，急忙拿起话筒接听，结果对方急吼吼地说：“我是俞珊，附近中学的红卫兵闯进我家来了！院里快派人来救救我吧！”我是1964年8月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报到后一个多月就下乡搞“四清”和深入生活去了，两年来，在院里正常上班仅几个月时间，从未听说有个同事叫俞珊。于是就问传达室的老张。老张连连摇头，说他也不认识。我问对方：“你是否打错电话了？”她说：“怎么会打错呢？你快给找院领导！”当时院一级领导都到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集训班学习去了，留在院里的最高领导，只有行政办公室主任老王了。老王来接完电话，就对我说：“快去把你们室的年轻大学生多叫几个来，跟我去一趟俞珊家。”我忙问：“俞珊是谁呀？她是哪个室的？”老王反问我：“俞珊当年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女明星呀，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南京大学读的虽是历史系，但一进校就参加了校话剧团，并任校文学社诗歌、戏剧组组长，看过《中国话剧五十年史料集》，不仅对俞珊演《莎乐美》和《卡门》的剧照有很深的印象，就连徐志摩为她写诗等的趣闻轶事也是听我的恩师赵瑞蕻（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学生）说起过的。只是我不明白，她怎么会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呢？在骑自行车去俞珊家的路上，老王才告诉我们：“咱们院有两个不在正式编制之内的挂靠人员：俞珊和许姬传。俞珊原先在江苏省京剧团工作，是田汉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时安排她每月到咱们院来领生活费的；许姬传是梅兰芳院长从前聘的私人秘书，梅院长逝世后，艺术局就让咱们院每月给他发生活费。因他俩都不用来上班，所以平时谁都见不着……”
当我们赶到俞珊家时，只见房间里一片狼藉，瘫坐在沙发上的俞珊正掩面而泣，当她抬起头来想同老王打招呼时，简直令我们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被红卫兵小将剪去了半边，变成“阴阳头”了。还未等老王开口，一个像是红卫兵头目的女孩冲到俞珊跟前，气呼呼地追问：“快说，你把海外来信藏在什么地方？”正在翻箱倒柜查抄“海外来信”的另几个红卫兵，仿佛听到了紧急命令，迅即聚拢过来，对俞珊形成围攻之势，七嘴八舌一通吼叫，逼她快把“黑信”交出来……这时我才听明白，原来俞珊的叔父俞大维、姑妈俞大彩都在台湾，俞大维不仅是“国防部长”兼“交通部长”，而且和蒋经国还是儿女亲家。那天天很热，俞珊被那帮红卫兵纠缠久了，口干舌燥，也不允许她去烧口水喝，她只得打开桌上的茶叶盆，抓一撮茶叶放进嘴里，不停地咀嚼，以此来生津清火。而老王和我们五六个年轻的“臭老九”，面对红卫兵这样的造反场景，都束手无策，谁也不敢吭声。反倒是俞珊被红卫兵小将们逼急了，才壮起胆嚷嚷起来：“他们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革命群众，可以证明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从来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任何联系，你们不是在我屋里翻遍了吗，哪有海外来的信件呀？”……红卫兵们看我们人多势众，就悻悻地撤了，领头的那个女孩，出门时还甩下一句话：“你这个臭明星，看你还能表演几天？”
红卫兵小将们撤走后，老王对俞珊安慰了几句，并劝她以后不要与红卫兵小将们硬顶，免得受皮肉之苦。这些天风头正紧，不如先到哪个亲戚朋友家去躲一躲……年轻时擅演大胆泼辣女性的俞珊，此刻已变成一个泪流满面的可怜角色，连声哀叹：“这是什么世道啊，把我弄成这副模样，叫我怎么出门啊？！”当我们离开她家时，她左手捂着“阴阳头”，右手又抓了一撮茶叶塞进嘴里，不停地咀嚼起来。一晃40年过去了，这个镜头，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谁也咀嚼不出它究竟是什么滋味儿。
记得在回院的路上，老王对我们几个说，俞珊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她的弟弟叫黄敬，解放初是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最早的妻子蓝苹，当年就是通过俞珊的关系进入上海演艺界的。他还叮嘱我们几个说：“我劝俞珊出门躲一躲，就是以后再出什么事，千万别来找咱们研究院的同志。你们都是刚进院才两年的年轻人，与她毫无瓜葛，她的历史情况也别再去向人打听了。”
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蓝苹，就是江青。那年月，不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是打听蓝苹的经历，就是整“中央‘文革’首长”的黑材料，非打成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可。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的同事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俞珊。直到“四人帮”垮台，公审江青时，我才查阅有关资料，了解到俞珊的大概身世和她与江青的干系——
俞珊是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因其父俞大纯曾留学日本，所以她1908年出生在东京。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田汉至该校导演《湖上的悲剧》，邀她加入了南国社。俞大纯以为长女俞珊是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莎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纷纷登载她的剧照、报道，备受社会尊重，很多朋友在俞大纯前称赞她的成功，他也就只得作罢。俞珊后来嫁给了当时正热心于戏剧改革的戏剧家赵太侔。赵太侔是山东益都人，曾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任院长，并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是20年代国剧运动的倡导人，后留学美国。归国后爱上了俞珊，与原配离异。1930年，赵太侔带着俞珊回山东就任国立青岛大学副校长。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先跟着俞珊参加了田汉创办的有着明显“左翼”文化团体色彩的南国社，又跟着姐夫进入国立青岛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反日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正是在1931年，赵太侔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时的学生李云鹤来到青岛，通过赵太侔的关系，在青岛大学谋了个图书馆借书处管理员的职位。俞珊自从与赵太侔结婚后，就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在青岛幽静的海滨新居里过着恬淡闲适的生活。李云鹤虽只比她小7岁，但一口一个师母地叫得很甜，目光中还流露着尊敬、羡慕，十分讨人喜欢，再加上她们对京剧和话剧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俞珊把自己的相册拿给她看，将剧照一一向她展示。李云鹤对上海戏剧界的人士尤其感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俞珊都耐心地一一作答。就这样，一来二去，李云鹤成了赵太侔和俞珊家的常客，并在此结识了俞启威。1932年春夏之交，他俩由热恋而发展到正式宣布同居。1933年初，李云鹤在俞启威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俞启威以青岛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的身份，由组织安排，住进了党的联络机关，党交给李云鹤的任务是掩护俞启威的工作。未料，4月间俞启威突然被捕，为了不让李云鹤受牵连，便故意请警察局转告她“另寻出路”。恰在此时，上海明星公司导演史东山来到青岛，到赵太侔家拜访，他想动员俞珊再回上海演话剧。赵太侔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他和俞珊借此良机向史东山推荐了李云鹤。李云鹤穿着俞珊送给她的旗袍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滩，就凭着俞珊写给田汉的一封信，以俞珊“表妹”的身份在田汉家借住，并通过田汉的关系，从此以蓝苹的艺名混迹于大上海的演艺界……
谁料30年后李云鹤摇身变成了“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竟然恩将仇报，先是在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伙同康生拿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开刀，把他编剧的《谢瑶环》打成了“为民请命”的大毒草，接着又在林彪委托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把《中国话剧五十年史料集》说成是“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田汉显然首当其冲）“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的代表作，“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而到1966年夏天，也就是红卫兵小将抄俞珊家的时候，田汉已被打成“黑帮分子”关进“牛棚”，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记下了这样一段真实的细节：“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1967年2月17日，田汉被关入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后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于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田汉死时，专案组没有通知家属。在家中等他归来的，是年届百岁的老母亲易克勤。老太太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天天吃她亲手做的大碗湖南菜的李云鹤，发迹以后会把她写了国歌的大儿子活活整死了。
俞珊也死于1968年，终年仅60岁。她怎么会死得这么早呢？莫不是死于非命？我向多位当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同事打听，也向几位撰写过田汉传和江青传的作家、学者咨询，均没有人能回答出她是怎么死的、死在何处和有无后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死于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而她蒙难之日，正是江青大露峥嵘、不可一世之时。其时，江青已将知其底细的王莹、赵丹、郑君里、孙维世……文艺界的著名人士投进监牢，而孙维世也正是在1968年惨死于囹圄之中。我想，无论俞珊最终死于何因，临终之际，一定会对她昔日热心救助过的“表妹”、此时已变为迫害狂的江青痛恨不已吧？
为何四位中国早期话剧的开拓者都饰演过女角呢？这是因为春柳社成立之日，正是日本新派剧兴盛之时。而新派剧，是日本戏剧界在明治维新时代吸收西方近代的演剧形式，对传统的歌舞伎加以改造而创立的，保存了女优和旦角并存的特点。到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人为学习语言和了解日本社会，经常去看新派剧，并与藤泽浅二郎等名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显然，他们后来在戏中扮演女角，就是受新派剧艺人直接影响的结果。国人大都知道，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1914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曾是南开新剧团的积极分子，而他当年在戏中扮演的，也是女角色。有剧照为证，他堪称风姿妙曼的新剧名旦。据史料记载，直到1923年5月，由蒲伯英创办的北京人艺戏剧专科学校演出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时，剧中的女角色林雅琴才由该校唯一的女生吴瑞燕担任，成为中国话剧男女合演的最初尝试。然而，此剧成绩平平，反响寥落。真正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一举成名的女演员，是南国社在1929年公演《莎乐美》时扮演女主角的俞珊。
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是当年上海最活跃和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个文艺团体。史家早有定论：“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有了南国的戏剧，新剧才恢复了生命”。俞珊主演的《莎乐美》是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名剧，由田汉亲自翻译并执导。关于这出世界名剧的演出，田汉说：“中国剧坛过于荒凉，这样美丽的花栽上一朵也许还有些功利的效果。”施寄寒在《南国演剧参观记》一文中记载了1929年7月6日该剧在南京首演时的盛况：“是晚全场座位不过三百左右，来宾到者竟达四百以上，场内空气甚为不佳。”由于当时观众太多，以致于剧场秩序混乱，因此从第二场开始，票价由六角提高到一块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因而遭到了观众的抱怨。而在此之前，南国社演出的翻译作品《父归》和《未完成之杰作》，效果并不佳，票价仅分别为两角和五角，也难以推销出去，几近门可罗雀。那么，《莎乐美》的公演为什么会引起轰动呢？据吴作人回忆，《莎乐美》的“写实布景”是他设计的，首次采用“写实布景”，这在戏剧界，南国社是始作俑者。再就是《莎乐美》“七重面纱之舞”的配乐，用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由冼星海和吴作人一起演奏：冼星海弹钢琴，吴作人拉小提琴。而《莎乐美》的演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莎乐美的扮演者，启用了“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的舞台新秀俞珊。她的表演激情四射，大胆泼辣，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犹太公主形象，从此声誉鹊起。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还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了新出版的一部《插图中国话剧史》的封面和封底上。
1930年，俞珊又参加了南国社的第三期公演，在田汉改编的《卡门》一剧中任主角。因为她的个性和舞台形象十分适合具有叛逆性格的角色，塑造了一个热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卜赛女子形象，所以评论者予以高度评价：“俞珊演得热情泼辣，十分动人。”
俞珊塑造的《莎乐美》和《卡门》的艺术形象，深得中国观众的喜爱。在她当年的追星族中，竟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诗人徐志摩。徐志摩当时就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和陆小曼住在上海四明村临街的一幢楼里，房子共有三层，宽敞明亮，其中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房，厚厚的地毯、精致的椅垫，墙上订着些斑斓的蝴蝶标本和一幅俞珊《莎乐美》的剧照。而在剧照旁挂着的，竟然是俞珊的一件舞衣。这就说明，徐志摩拜倒在俞珊的石榴裙下，不仅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在陆小曼面前也毫不掩饰。有一次，俞珊到上海演出，徐志摩和几个追星族挤到后台看俞珊化妆，俞珊忽然喊道：“啊呀，真要命，我要小便，我要小便！”没想到徐志摩不知是书呆子本性，还是诗兴大发作，居然急急忙忙到处找，结果还真的找到了一只痰盂，一本正经地双手捧着痰盂，口中喊着“痰盂来哉！痰盂来哉！”一路小跑送到俞珊面前，大献殷勤。在演《卡门》时，俞珊为了塑造好卡门的形象，常登门来向徐志摩请教。陆小曼终于“吃醋”了，说俞珊“肉感”，有一种诱人的力量。因此，陆小曼常常为此而和徐志摩发生争吵。徐志摩说：“你要我不接近俞珊很容易，但你也管着点俞珊呀！”陆小曼说：“俞珊是只茶杯，茶杯是没法儿拒绝人家不斟茶的，而你是牙刷，牙刷就只许一个人用，你听见过有和人共用牙刷的吗？”……
俞珊红极一时之年，我尚未出生，但到了美人迟暮之际，我却意外地见到了她。那是1966年“红八月”，我正在我所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传达室等电话。那时电讯业不发达，一般干部的办公室都没有装电话机，与外界的电话联系，都在传达室进行。电话铃响了，我以为是我的电话，急忙拿起话筒接听，结果对方急吼吼地说：“我是俞珊，附近中学的红卫兵闯进我家来了！院里快派人来救救我吧！”我是1964年8月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报到后一个多月就下乡搞“四清”和深入生活去了，两年来，在院里正常上班仅几个月时间，从未听说有个同事叫俞珊。于是就问传达室的老张。老张连连摇头，说他也不认识。我问对方：“你是否打错电话了？”她说：“怎么会打错呢？你快给找院领导！”当时院一级领导都到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集训班学习去了，留在院里的最高领导，只有行政办公室主任老王了。老王来接完电话，就对我说：“快去把你们室的年轻大学生多叫几个来，跟我去一趟俞珊家。”我忙问：“俞珊是谁呀？她是哪个室的？”老王反问我：“俞珊当年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女明星呀，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南京大学读的虽是历史系，但一进校就参加了校话剧团，并任校文学社诗歌、戏剧组组长，看过《中国话剧五十年史料集》，不仅对俞珊演《莎乐美》和《卡门》的剧照有很深的印象，就连徐志摩为她写诗等的趣闻轶事也是听我的恩师赵瑞蕻（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学生）说起过的。只是我不明白，她怎么会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呢？在骑自行车去俞珊家的路上，老王才告诉我们：“咱们院有两个不在正式编制之内的挂靠人员：俞珊和许姬传。俞珊原先在江苏省京剧团工作，是田汉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时安排她每月到咱们院来领生活费的；许姬传是梅兰芳院长从前聘的私人秘书，梅院长逝世后，艺术局就让咱们院每月给他发生活费。因他俩都不用来上班，所以平时谁都见不着……”
当我们赶到俞珊家时，只见房间里一片狼藉，瘫坐在沙发上的俞珊正掩面而泣，当她抬起头来想同老王打招呼时，简直令我们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被红卫兵小将剪去了半边，变成“阴阳头”了。还未等老王开口，一个像是红卫兵头目的女孩冲到俞珊跟前，气呼呼地追问：“快说，你把海外来信藏在什么地方？”正在翻箱倒柜查抄“海外来信”的另几个红卫兵，仿佛听到了紧急命令，迅即聚拢过来，对俞珊形成围攻之势，七嘴八舌一通吼叫，逼她快把“黑信”交出来……这时我才听明白，原来俞珊的叔父俞大维、姑妈俞大彩都在台湾，俞大维不仅是“国防部长”兼“交通部长”，而且和蒋经国还是儿女亲家。那天天很热，俞珊被那帮红卫兵纠缠久了，口干舌燥，也不允许她去烧口水喝，她只得打开桌上的茶叶盆，抓一撮茶叶放进嘴里，不停地咀嚼，以此来生津清火。而老王和我们五六个年轻的“臭老九”，面对红卫兵这样的造反场景，都束手无策，谁也不敢吭声。反倒是俞珊被红卫兵小将们逼急了，才壮起胆嚷嚷起来：“他们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革命群众，可以证明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从来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任何联系，你们不是在我屋里翻遍了吗，哪有海外来的信件呀？”……红卫兵们看我们人多势众，就悻悻地撤了，领头的那个女孩，出门时还甩下一句话：“你这个臭明星，看你还能表演几天？”
红卫兵小将们撤走后，老王对俞珊安慰了几句，并劝她以后不要与红卫兵小将们硬顶，免得受皮肉之苦。这些天风头正紧，不如先到哪个亲戚朋友家去躲一躲……年轻时擅演大胆泼辣女性的俞珊，此刻已变成一个泪流满面的可怜角色，连声哀叹：“这是什么世道啊，把我弄成这副模样，叫我怎么出门啊？！”当我们离开她家时，她左手捂着“阴阳头”，右手又抓了一撮茶叶塞进嘴里，不停地咀嚼起来。一晃40年过去了，这个镜头，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谁也咀嚼不出它究竟是什么滋味儿。
记得在回院的路上，老王对我们几个说，俞珊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她的弟弟叫黄敬，解放初是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最早的妻子蓝苹，当年就是通过俞珊的关系进入上海演艺界的。他还叮嘱我们几个说：“我劝俞珊出门躲一躲，就是以后再出什么事，千万别来找咱们研究院的同志。你们都是刚进院才两年的年轻人，与她毫无瓜葛，她的历史情况也别再去向人打听了。”
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蓝苹，就是江青。那年月，不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是打听蓝苹的经历，就是整“中央‘文革’首长”的黑材料，非打成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可。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的同事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俞珊。直到“四人帮”垮台，公审江青时，我才查阅有关资料，了解到俞珊的大概身世和她与江青的干系——
俞珊是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因其父俞大纯曾留学日本，所以她1908年出生在东京。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田汉至该校导演《湖上的悲剧》，邀她加入了南国社。俞大纯以为长女俞珊是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莎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纷纷登载她的剧照、报道，备受社会尊重，很多朋友在俞大纯前称赞她的成功，他也就只得作罢。俞珊后来嫁给了当时正热心于戏剧改革的戏剧家赵太侔。赵太侔是山东益都人，曾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任院长，并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是20年代国剧运动的倡导人，后留学美国。归国后爱上了俞珊，与原配离异。1930年，赵太侔带着俞珊回山东就任国立青岛大学副校长。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先跟着俞珊参加了田汉创办的有着明显“左翼”文化团体色彩的南国社，又跟着姐夫进入国立青岛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反日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正是在1931年，赵太侔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时的学生李云鹤来到青岛，通过赵太侔的关系，在青岛大学谋了个图书馆借书处管理员的职位。俞珊自从与赵太侔结婚后，就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在青岛幽静的海滨新居里过着恬淡闲适的生活。李云鹤虽只比她小7岁，但一口一个师母地叫得很甜，目光中还流露着尊敬、羡慕，十分讨人喜欢，再加上她们对京剧和话剧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俞珊把自己的相册拿给她看，将剧照一一向她展示。李云鹤对上海戏剧界的人士尤其感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俞珊都耐心地一一作答。就这样，一来二去，李云鹤成了赵太侔和俞珊家的常客，并在此结识了俞启威。1932年春夏之交，他俩由热恋而发展到正式宣布同居。1933年初，李云鹤在俞启威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俞启威以青岛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的身份，由组织安排，住进了党的联络机关，党交给李云鹤的任务是掩护俞启威的工作。未料，4月间俞启威突然被捕，为了不让李云鹤受牵连，便故意请警察局转告她“另寻出路”。恰在此时，上海明星公司导演史东山来到青岛，到赵太侔家拜访，他想动员俞珊再回上海演话剧。赵太侔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他和俞珊借此良机向史东山推荐了李云鹤。李云鹤穿着俞珊送给她的旗袍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滩，就凭着俞珊写给田汉的一封信，以俞珊“表妹”的身份在田汉家借住，并通过田汉的关系，从此以蓝苹的艺名混迹于大上海的演艺界……
谁料30年后李云鹤摇身变成了“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竟然恩将仇报，先是在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伙同康生拿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开刀，把他编剧的《谢瑶环》打成了“为民请命”的大毒草，接着又在林彪委托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把《中国话剧五十年史料集》说成是“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田汉显然首当其冲）“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的代表作，“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而到1966年夏天，也就是红卫兵小将抄俞珊家的时候，田汉已被打成“黑帮分子”关进“牛棚”，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记下了这样一段真实的细节：“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1967年2月17日，田汉被关入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后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于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田汉死时，专案组没有通知家属。在家中等他归来的，是年届百岁的老母亲易克勤。老太太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天天吃她亲手做的大碗湖南菜的李云鹤，发迹以后会把她写了国歌的大儿子活活整死了。
俞珊也死于1968年，终年仅60岁。她怎么会死得这么早呢？莫不是死于非命？我向多位当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同事打听，也向几位撰写过田汉传和江青传的作家、学者咨询，均没有人能回答出她是怎么死的、死在何处和有无后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死于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而她蒙难之日，正是江青大露峥嵘、不可一世之时。其时，江青已将知其底细的王莹、赵丹、郑君里、孙维世……文艺界的著名人士投进监牢，而孙维世也正是在1968年惨死于囹圄之中。我想，无论俞珊最终死于何因，临终之际，一定会对她昔日热心救助过的“表妹”、此时已变为迫害狂的江青痛恨不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