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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阶级日益分为两大敌对立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间，由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科技水平的快速提高，信息技术在后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异军突起，促使技术的革新和管理模式发生很大的改变。“中间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已成为一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而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工人阶级”因纳入中间阶级队伍中，从而数量急剧减少。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调控，其社会相对平稳发展。特别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丰裕，社会保障覆盖到位，阶级斗争减缓甚至不再发生。针对上述现象，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提出质疑且进行批判。其主要观点：马克思阶级理论过时论，阶级主体发生变化，阶级结构发生多极化，阶级斗争已经消失论，阶级功能弱化论，阶级分析终结等。
一、马克思阶级理论过时论
西方学者以新技术革命发生后，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为焦点提出此论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它的阶级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出现了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不相同的庞大的“中间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后的一百多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第一产业在资本主义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急剧下降，第二产业也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却显著发展，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加之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公司企业中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出现了一个由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既不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传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令人困惑的中间阶级”[1]。
第二，从总体上说，工人阶级普遍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生产性工人锐减，非生产性工人激增。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视，一方面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实的提高和保障，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呈现出多层次化，且许多有色人种和妇女处于工人阶级的最底层。
第三，马克思提到“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当代世界的现实表明，“社会冲突并不总是围绕阶级进行的。”[2]特别是20世纪后期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平稳，过激的冲突并没有发生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于是，一部分西方学者提出马克思阶级理论过时的质疑。
二、阶级主体的“转变”
20世纪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国家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成分已经发生变化。制造业中传统的无产阶级工人正在减少，而向服务业的转移是以高档的经理人、自由职业者和技术性工种为主导。
针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新的发展趋向问题，不少学者得出相同结论：工人阶级已不是阶级构成中的主体，而经理和专业人员、非体力工人、知识分子成为其等代替者。
1.工人阶级已不是阶级构成中的主体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化进程随之加快，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急剧加大，大多数劳动者从事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管理等职业。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将随着服务性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公众社会，社会生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困难，社会冲突时有发生。
“如果说资本家和工人在工厂里的斗争是工业社会标志的话，那么专业人员和民众之间在组织内的冲突是后工业社会中冲突的标志。”[3]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家阶级因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消失，工业工人阶级因制造业的衰减而萎缩，半熟练工人随着自动化过程的兴起而逐渐消亡，职业重心转向经理和专业人员。
后工业社会由于科学的日益阶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类日益专门化，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成了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而专业技术阶级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即将取代以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集团。丹尼尔·贝尔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与技术革命，新社会的分层制度必然会强调专业和技术阶级的主导地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精英显示了一个新的、潜在的统治阶级的特征。[4]
2.“非劳动者的非阶级”成为主体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越来越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在这个信息技术组织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自动化和技术发展使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普遍阶级去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体特性，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或创建一个新社会。相反，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组织化”大生产中不断被资本主义所塑造，“以致使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空间所剩无几”。[5]
“非劳动者的非阶级”取代工人阶级成了后工业社会革命的主体。高兹在此强调“非劳动者的非阶级”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而且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特定的生产方式、特定的社会利益和特定的历史使命无关，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这些人具体是指那些经常只是部分时间受雇的人，被自动化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人，以及由于脑力劳动的工业化其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人。”[6]
3.“知识分子”成为主体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运用、社会福利改善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工人素质和愿望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马勒先后在1959年和1963年出版的《一个变化中的工人阶级》和《新工人阶级》两本书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全面结构变化当代工人阶级结构已经改变，产生了新的分化和分层。
在资本高度集中的垄断阶段，由于劳动条件的高度自动化和合理化，因先进技术的需要而产生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掌握高技能的工人。[7]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工具的关系与传统工人相同，因而属于泛义上的工人阶级。由于他们受过高等或良好教育，掌握着先进的技能，在新兴工业中处于中坚地位，他们最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最适合做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领导者。由于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这意味着社会革命主体的转移和工人阶级核心的转移[8]。 新工人阶级将以“参与民主”的方式发动工人夺取企业的控制权，实现自治的社会主义。[9]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中心力量，最进步的力量，拥有现代生产力未来必须依靠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他指出：“如果雇工和平民可被称为‘阶级’，那么理所当然地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也可以组成一个新阶级。”[10]
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阶级是精英主义和追求自我的。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新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进行革命，而且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
三阶级结构的“多极化”
因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变得更加复杂，加之信息技术革命的高速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发生重大变化，知识作为资本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后马克思者提出中产阶级问题，指责马克思“两极化”理论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元结构。（其实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了下列社会斗争舞台上的角色：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大土地所有者、金融寡头、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流氓无产者、工业资本家、上层贵族。
赖特认为，马克思对阶级的阐述大多属于宏观理论，缺乏对阶级分析的微观精细的实证论证。）19世纪末的德国学者爱德华·伯恩斯坦最早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的论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人阶级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社会正进入一个由信息技术所支配的时代，中间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二分法。西方学者根据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来划分阶级社会的构成。总体上都趋于阶级结构的“多极化”，而反对马克思的以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两极化”的阶级划分方法。
1.以职业和地位划分的阶级结构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在其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以人们的“职业地位”为依据，对社会进行了新的阶级结构划分。他们的观点：当一个人的职业地位越高时，其收入越多，声望越大，他们的阶级地位越高；反之他们的阶级地位越低。
美国的丹尼尔·贝尔认为职业是划分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财产同阶级结构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他分析美国阶级结构，在后工业社会中，出现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
英国学者戈德索普以雇佣关系为依据，将职业划分为三大类别：即雇主、自雇者和雇员，然后进一步将职业为13个类别，7个阶级的分析框架，归为4个阶级：即上层阶级、小资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阶级。笔者认为，他们的阶级划分是不够全面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甚至失业者依然存在，在此却被忽略了。
2.以文化和经济资本划分的阶级结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区分阶级群体。在他看来，使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位和闲暇嗜好。
布迪厄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之总和称为资本总量。他从资本占有量的角度，把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即统治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庞大的中间阶级出现，马克思的两极化理论遭到严重的挑战。在这三种资本形态中，布迪厄重点关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决定行为者社会地位的根本要素。
3.以经济、社会和政治并重划分的阶级结构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重决定要素划分阶级结构。他把所有制关系、市场能力和对阶级地位的主观评价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有财阶级、获利者阶级和社会阶级。而在社会阶级中，韦伯又将其分为四种阶级：即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无财产的知识阶层和专家阶层，以及通过财产和教育而获得特权的阶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普兰查斯认为社会阶级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而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他在分析社会阶级时强调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并重。他认为，只有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即传统产业的蓝领工人，才是工人阶级，商业和服务业行业的受薪劳动者所从事的是非生产性劳动，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只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因而不是工人阶级，而属于“新小资产阶级”，同时，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虽然处于生产劳动过程中，但是因为他们维护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所以，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应当是“新小资产阶级”。[11]
三.阶级斗争消失论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因科技发展和国家直接干预、调控，其经济得到相对平稳发展。特别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丰裕，社会保障覆盖到位，阶级斗争不复存在，或者被其它形式所代替。
1.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取代了阶级斗争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多极化，阶级矛盾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且因阶级多极化，这些多元化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他们相互竞争，但和睦相处。其原因：在政治领域中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通过制衡、妥协、协商来解决其阶级矛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在工业领域，决策的民主化过程给如经理方及雇员方越来越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减轻了。即使对传统的无产阶级而言，绝对贫困被相对贫困所取代，社会保障的实施大大降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达伦多夫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建立，包括法律上对罢工权利的保护，使工业领域的冲突得到了调解，进而防止了激烈冲突的发生。
2.文化冲突取代了阶级斗争
由于科学技术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各阶级民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贫富差距迅速缩小，社会居民收入水平呈现“橄榄形”，原本存在于两大激烈的阶级冲突已经消失，而享有社会特权阶层与没有社会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恶化。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冲突已经消失，阶级对立仍旧存在，这种阶级对立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其次，这种冲突不是爆发在物质领域，而是产生在文化的在生产领域，即不是爆发在分配问题上，而是发生在生活方式的基本问题上。
第三，这种冲突不再以政党和组织为媒介，因而不会造成影响制度稳定性的危害。
所以，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不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未来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科技进步的逻辑”，依靠更加充分和合理地利用转化为现实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力。[12]
哈贝马斯在20世纪80年代，更强调晚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90年代后，他的多元社会民主构建论全面形成。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对话或协商才能得到真理，实现共识。他主张贯彻商谈原则，整合现代社会的各种资源，实现和扩大基于公众自治和法治国家的制度化民主。
他的民主协商政治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而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更是把所有社会现象统统纳入文化领域，于是，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都淹没在后现代文化差异和冲突的解说中。
3.集团、种族和性别间的的矛盾和冲突取代了阶级斗争
法国的雷蒙·阿隆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现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苏联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指出：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总体水平提高，不平等的差距减小，阶级界定比较困难，政权的阶级属性日益模糊。阶级现代社会中的斗争，主要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
特别对于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来说，阶级间展开殊死斗争的前景远远没有诱惑力。阶级间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思想已成往事。[13]但阿隆承认集团间的冲突取代了阶级斗争。
西方左翼学者越来越强调社会问题，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诸如女权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等这样的新社会运动，淡化对立阶级间的直接对抗。
此外，霍尔和雅克等学者也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经济组织关系已变得支离破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种族、代际和性别冲突日益变成重要的独立斗争，争取意识形态统治和变控制的斗争得至关重要。[14]
四.阶级功能弱化论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白领阶级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经济中地位日趋突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二分法显然已经不足，对不平等现象因素的多重思考也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转向性别、种族所造成社会地位差别，尤其是造成收入分配差别。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不具科学价值，阶级功能弱化。
英国学者帕尔指出：在现代社会，阶级被作为一种分类工具，其对于生活机遇和社会行动的重要性正在减小，诸如收入或消费、社会地位或生活方式、种族划分或性别等所界定的关系和特征的影响更为重要。美国的克拉克和利普赛特指出阶级讨论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他们指出：“社会阶级是过去社会分层著述的关键性主题。
然而阶级已是越来越过时的概念，新的社会分层正逐渐形成。”[15]他们为此大量论证阶级对经济、政治、生活的影响大不如往日。利普赛特指出，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把基本的东西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更关注生活方式和舒适程度。
那些青年人在更为富庶的等级程度较小社会里成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财富，阶级划分对他们而言并没太多的意义。
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阶级观点未在现实中得到验证，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运行状况更是良好：经济速度增长平稳，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即使爆发金融危机，其政府通过一系列国家干预、指导，政策调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再次复苏，其居民生活水平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股份公司的高速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阶级界限更是模糊，特别是传统工业的衰弱，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原有的社会经济划分和阶级成分的重要性大大削弱。
所以，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阶级理论已经弱化，出现了“阶级功能弱化论”。
五、阶级分析终结论
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工人阶级一无所有从而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剥削。
资本家把工人阶级紧密组织起来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同时，工人阶级因此也自发组织、团结得更加紧密——他们团结起来为提高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而斗争。
马克思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法律制度的保护及福利保障，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升，阶级矛盾与冲突退出历史舞台。且工人之间联系不如以前紧密，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原来作为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已经消退，即使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但基于阶级观念的不平等被个体化的不平等取代了。
英国拉克劳和墨菲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如工人阶级数量锐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渗透，新的对抗形式的产生，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体制危机等，强调：“理论不能固守旧时的传统，也要相应的变化”。墨菲否定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她认为基于性别、种族、环境等问题的新社会运动，不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工人阶级没有胜利，资产阶级也没有灭亡，工人阶级因资本家的剥削而普遍贫困化也没发生。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依附关系，但并不构成对抗关系。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并不都是围绕传统的阶级斗争进行的，而是从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去阶级化、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认同政治和激进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后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不存在，于是，阶级分析随之终结。
以上观点的提出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提出极大挑战，引起众多学者的争鸣。我们再度研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时，仍感受到其在世界理论宝库中闪耀的光芒。
因为，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与其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用马克思阶级理论解释现代社会阶级结构，有些力不从心。
然而，坚持、发展、丰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成为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阶级理论对现代社会阶级研究的指导与借鉴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其历史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作者简介：
张安帮，男，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在读博士博士
一、马克思阶级理论过时论
西方学者以新技术革命发生后，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为焦点提出此论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它的阶级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出现了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不相同的庞大的“中间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后的一百多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第一产业在资本主义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急剧下降，第二产业也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却显著发展，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加之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公司企业中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出现了一个由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既不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传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令人困惑的中间阶级”[1]。
第二，从总体上说，工人阶级普遍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生产性工人锐减，非生产性工人激增。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视，一方面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实的提高和保障，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呈现出多层次化，且许多有色人种和妇女处于工人阶级的最底层。
第三，马克思提到“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当代世界的现实表明，“社会冲突并不总是围绕阶级进行的。”[2]特别是20世纪后期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平稳，过激的冲突并没有发生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于是，一部分西方学者提出马克思阶级理论过时的质疑。
二、阶级主体的“转变”
20世纪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国家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成分已经发生变化。制造业中传统的无产阶级工人正在减少，而向服务业的转移是以高档的经理人、自由职业者和技术性工种为主导。
针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新的发展趋向问题，不少学者得出相同结论：工人阶级已不是阶级构成中的主体，而经理和专业人员、非体力工人、知识分子成为其等代替者。
1.工人阶级已不是阶级构成中的主体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化进程随之加快，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急剧加大，大多数劳动者从事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管理等职业。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将随着服务性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公众社会，社会生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困难，社会冲突时有发生。
“如果说资本家和工人在工厂里的斗争是工业社会标志的话，那么专业人员和民众之间在组织内的冲突是后工业社会中冲突的标志。”[3]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家阶级因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消失，工业工人阶级因制造业的衰减而萎缩，半熟练工人随着自动化过程的兴起而逐渐消亡，职业重心转向经理和专业人员。
后工业社会由于科学的日益阶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类日益专门化，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成了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而专业技术阶级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即将取代以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集团。丹尼尔·贝尔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与技术革命，新社会的分层制度必然会强调专业和技术阶级的主导地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精英显示了一个新的、潜在的统治阶级的特征。[4]
2.“非劳动者的非阶级”成为主体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越来越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在这个信息技术组织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自动化和技术发展使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普遍阶级去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体特性，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或创建一个新社会。相反，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组织化”大生产中不断被资本主义所塑造，“以致使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空间所剩无几”。[5]
“非劳动者的非阶级”取代工人阶级成了后工业社会革命的主体。高兹在此强调“非劳动者的非阶级”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而且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特定的生产方式、特定的社会利益和特定的历史使命无关，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这些人具体是指那些经常只是部分时间受雇的人，被自动化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人，以及由于脑力劳动的工业化其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人。”[6]
3.“知识分子”成为主体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运用、社会福利改善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工人素质和愿望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马勒先后在1959年和1963年出版的《一个变化中的工人阶级》和《新工人阶级》两本书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全面结构变化当代工人阶级结构已经改变，产生了新的分化和分层。
在资本高度集中的垄断阶段，由于劳动条件的高度自动化和合理化，因先进技术的需要而产生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掌握高技能的工人。[7]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工具的关系与传统工人相同，因而属于泛义上的工人阶级。由于他们受过高等或良好教育，掌握着先进的技能，在新兴工业中处于中坚地位，他们最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最适合做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领导者。由于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这意味着社会革命主体的转移和工人阶级核心的转移[8]。 新工人阶级将以“参与民主”的方式发动工人夺取企业的控制权，实现自治的社会主义。[9]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中心力量，最进步的力量，拥有现代生产力未来必须依靠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他指出：“如果雇工和平民可被称为‘阶级’，那么理所当然地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也可以组成一个新阶级。”[10]
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阶级是精英主义和追求自我的。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新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进行革命，而且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
三阶级结构的“多极化”
因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变得更加复杂，加之信息技术革命的高速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发生重大变化，知识作为资本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后马克思者提出中产阶级问题，指责马克思“两极化”理论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元结构。（其实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了下列社会斗争舞台上的角色：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大土地所有者、金融寡头、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流氓无产者、工业资本家、上层贵族。
赖特认为，马克思对阶级的阐述大多属于宏观理论，缺乏对阶级分析的微观精细的实证论证。）19世纪末的德国学者爱德华·伯恩斯坦最早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的论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人阶级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社会正进入一个由信息技术所支配的时代，中间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二分法。西方学者根据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来划分阶级社会的构成。总体上都趋于阶级结构的“多极化”，而反对马克思的以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两极化”的阶级划分方法。
1.以职业和地位划分的阶级结构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在其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以人们的“职业地位”为依据，对社会进行了新的阶级结构划分。他们的观点：当一个人的职业地位越高时，其收入越多，声望越大，他们的阶级地位越高；反之他们的阶级地位越低。
美国的丹尼尔·贝尔认为职业是划分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财产同阶级结构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他分析美国阶级结构，在后工业社会中，出现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
英国学者戈德索普以雇佣关系为依据，将职业划分为三大类别：即雇主、自雇者和雇员，然后进一步将职业为13个类别，7个阶级的分析框架，归为4个阶级：即上层阶级、小资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阶级。笔者认为，他们的阶级划分是不够全面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甚至失业者依然存在，在此却被忽略了。
2.以文化和经济资本划分的阶级结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区分阶级群体。在他看来，使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位和闲暇嗜好。
布迪厄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之总和称为资本总量。他从资本占有量的角度，把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即统治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庞大的中间阶级出现，马克思的两极化理论遭到严重的挑战。在这三种资本形态中，布迪厄重点关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决定行为者社会地位的根本要素。
3.以经济、社会和政治并重划分的阶级结构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重决定要素划分阶级结构。他把所有制关系、市场能力和对阶级地位的主观评价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有财阶级、获利者阶级和社会阶级。而在社会阶级中，韦伯又将其分为四种阶级：即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无财产的知识阶层和专家阶层，以及通过财产和教育而获得特权的阶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普兰查斯认为社会阶级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而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他在分析社会阶级时强调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并重。他认为，只有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即传统产业的蓝领工人，才是工人阶级，商业和服务业行业的受薪劳动者所从事的是非生产性劳动，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只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因而不是工人阶级，而属于“新小资产阶级”，同时，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虽然处于生产劳动过程中，但是因为他们维护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所以，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应当是“新小资产阶级”。[11]
三.阶级斗争消失论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因科技发展和国家直接干预、调控，其经济得到相对平稳发展。特别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丰裕，社会保障覆盖到位，阶级斗争不复存在，或者被其它形式所代替。
1.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取代了阶级斗争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多极化，阶级矛盾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且因阶级多极化，这些多元化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他们相互竞争，但和睦相处。其原因：在政治领域中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通过制衡、妥协、协商来解决其阶级矛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在工业领域，决策的民主化过程给如经理方及雇员方越来越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减轻了。即使对传统的无产阶级而言，绝对贫困被相对贫困所取代，社会保障的实施大大降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达伦多夫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建立，包括法律上对罢工权利的保护，使工业领域的冲突得到了调解，进而防止了激烈冲突的发生。
2.文化冲突取代了阶级斗争
由于科学技术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各阶级民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贫富差距迅速缩小，社会居民收入水平呈现“橄榄形”，原本存在于两大激烈的阶级冲突已经消失，而享有社会特权阶层与没有社会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恶化。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冲突已经消失，阶级对立仍旧存在，这种阶级对立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其次，这种冲突不是爆发在物质领域，而是产生在文化的在生产领域，即不是爆发在分配问题上，而是发生在生活方式的基本问题上。
第三，这种冲突不再以政党和组织为媒介，因而不会造成影响制度稳定性的危害。
所以，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不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未来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科技进步的逻辑”，依靠更加充分和合理地利用转化为现实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力。[12]
哈贝马斯在20世纪80年代，更强调晚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90年代后，他的多元社会民主构建论全面形成。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对话或协商才能得到真理，实现共识。他主张贯彻商谈原则，整合现代社会的各种资源，实现和扩大基于公众自治和法治国家的制度化民主。
他的民主协商政治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而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更是把所有社会现象统统纳入文化领域，于是，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都淹没在后现代文化差异和冲突的解说中。
3.集团、种族和性别间的的矛盾和冲突取代了阶级斗争
法国的雷蒙·阿隆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现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苏联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指出：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总体水平提高，不平等的差距减小，阶级界定比较困难，政权的阶级属性日益模糊。阶级现代社会中的斗争，主要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
特别对于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来说，阶级间展开殊死斗争的前景远远没有诱惑力。阶级间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思想已成往事。[13]但阿隆承认集团间的冲突取代了阶级斗争。
西方左翼学者越来越强调社会问题，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诸如女权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等这样的新社会运动，淡化对立阶级间的直接对抗。
此外，霍尔和雅克等学者也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经济组织关系已变得支离破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种族、代际和性别冲突日益变成重要的独立斗争，争取意识形态统治和变控制的斗争得至关重要。[14]
四.阶级功能弱化论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白领阶级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经济中地位日趋突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二分法显然已经不足，对不平等现象因素的多重思考也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转向性别、种族所造成社会地位差别，尤其是造成收入分配差别。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不具科学价值，阶级功能弱化。
英国学者帕尔指出：在现代社会，阶级被作为一种分类工具，其对于生活机遇和社会行动的重要性正在减小，诸如收入或消费、社会地位或生活方式、种族划分或性别等所界定的关系和特征的影响更为重要。美国的克拉克和利普赛特指出阶级讨论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他们指出：“社会阶级是过去社会分层著述的关键性主题。
然而阶级已是越来越过时的概念，新的社会分层正逐渐形成。”[15]他们为此大量论证阶级对经济、政治、生活的影响大不如往日。利普赛特指出，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把基本的东西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更关注生活方式和舒适程度。
那些青年人在更为富庶的等级程度较小社会里成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财富，阶级划分对他们而言并没太多的意义。
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阶级观点未在现实中得到验证，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运行状况更是良好：经济速度增长平稳，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即使爆发金融危机，其政府通过一系列国家干预、指导，政策调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再次复苏，其居民生活水平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股份公司的高速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阶级界限更是模糊，特别是传统工业的衰弱，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原有的社会经济划分和阶级成分的重要性大大削弱。
所以，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阶级理论已经弱化，出现了“阶级功能弱化论”。
五、阶级分析终结论
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工人阶级一无所有从而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剥削。
资本家把工人阶级紧密组织起来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同时，工人阶级因此也自发组织、团结得更加紧密——他们团结起来为提高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而斗争。
马克思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法律制度的保护及福利保障，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升，阶级矛盾与冲突退出历史舞台。且工人之间联系不如以前紧密，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原来作为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已经消退，即使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但基于阶级观念的不平等被个体化的不平等取代了。
英国拉克劳和墨菲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如工人阶级数量锐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渗透，新的对抗形式的产生，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体制危机等，强调：“理论不能固守旧时的传统，也要相应的变化”。墨菲否定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她认为基于性别、种族、环境等问题的新社会运动，不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工人阶级没有胜利，资产阶级也没有灭亡，工人阶级因资本家的剥削而普遍贫困化也没发生。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依附关系，但并不构成对抗关系。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并不都是围绕传统的阶级斗争进行的，而是从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去阶级化、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认同政治和激进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后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不存在，于是，阶级分析随之终结。
以上观点的提出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提出极大挑战，引起众多学者的争鸣。我们再度研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时，仍感受到其在世界理论宝库中闪耀的光芒。
因为，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与其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用马克思阶级理论解释现代社会阶级结构，有些力不从心。
然而，坚持、发展、丰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成为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阶级理论对现代社会阶级研究的指导与借鉴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其历史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作者简介：
张安帮，男，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在读博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