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文艺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著诗文、刻金石、作书画，为社会为团体为个人提供精神产品，受方给予或金钱或物质的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历来的文人雅士，羞于谈钱，后来的某一天被某个文艺家把这一层窗户纸捅破，于是历史上首例“润格”诞生了。
　　有道是，润格是文艺家的自我评价和市场定位，是文艺作品与商品，文艺家与市场相联系的载体，与金钱息息相关。因此可以说，订立润格标志着文艺家商品意识的觉醒。
　　书画润格，晚于诗文。据黄宾虹先生考证，始于隋唐，盛于宋元。至于文字稿费，那是在历史上有了报刊有了出版社之后的事。
　　笔者多年以来，注意收集润格和稿费方面的资料，可谓洋洋大观（这里所记，只是部分）。开卷读之，颇觉有趣，命笔为文，以飨读者。
　　此文的写作，形式以笔记体出之。或摘编，或撰写，有料则长，料少则短。记叙为本，少加议论。文中数字的写法，本来应该统一才是，或阿拉伯数字，或汉字，但在本组文章中，有些确实不便统一，只好如此，请读者见谅。
　　是为小引。
　　润格始于隋
　　润格亦称润笔，或称润例，俗称笔单。
　　润格的起源甚久，它属于文化史范畴，一般认为是起源隋。《隋书·郑译传》载：“上令内使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颖戏谓译曰：‘笔干（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此后，就以“润笔”指请人写官方文书，作为诗文书画的酬劳。
　　除此之外，尚有他说。如南宋大学问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谢，自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又如另一南宋人名王林者，在其《野客丛书》中说：“作文受谢，非起于晋……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在这里，王说比洪说上推了四百年。
　　诸如此类，还有一些说词，这里不管，从众说，润格始于隋。
　　公示润格第一人
　　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的郑板桥，应是公示润格的第一人。郑板桥，清朝人，曾做过范县、滩县县令十二年，他是一个廉正爱民的清官，从他的一首题画诗，我们不难读出他那忧国忧民的心情。诗是这样写的：“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样一个好官，却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他六十一岁时被削职了。什么罪？莫须有。
　　“三绝诗书画，一官罢去来。”的郑板桥，不改文人本色，把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诗书画上。被削职后，郑板桥失去了经济来源，以书画为生，为生当然买卖钱，但他不与人计较，可是有人（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常来索书要画，惹得他很是生气，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拟一润格，贴于家门口。内容如下：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并附诗一首曰——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郑板桥之所以拟订如此润格，是专门对付那些无聊之人的。
　　劉海粟启事
　　刘海粟，工中西画，尤热心于艺术教育。
　　这则启事，刊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的《申报》。启事称：历劫重归，杜门守拙，书画自娱，迩来各界争以画件相薄，情难固拒，爰订直例如左，暂以三月为限。
　　山水设色加倍青绿再倍直轴二尺
　　一万元、三尺一万五千元、四尺两万元、五尺三万元、五尺以上另议屏幅三尺一万元、四尺一万五千元、五尺两万五千元、六尺四万元、六尺以上另议扇面五千元册页同扇面例手卷每尺五千元走兽同例
　　花鸟松竹八折点品加倍劣纸不应墨费一成半代收件处各大笺扇庄
　　此则见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编著之《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三百二十五页。
　　王西神鬻书鬻文润例
　　王西神，民国时期的作家和书家。
　　这则润例，刊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申报》。开篇即是一首七绝：
　　广厦成时室已倾，秋心鬱鬱与云平。
　　惟将一管生花笔，博得全家藜藿羹。
　　仆因建造校舍而破家。因破家而不得不卖文鬻字为活，以文字禅作画逃薮，片纸只字，仆视之皆粒粒盘中餐也，空言諈诿，恕不应命。
　　客有以仆润格曾否变否及有无廉润为问者，口占一绝答之：
　　煮字疗饥笔有灵，三年润格未曾停。
　　不增不减无明尽，一卷多心般若经。
　　寿文每篇百元，寿屏每幅八元三日取件对联三四尺每副四元、五尺六元、六尺八元屏条每堂四尺十六元、五尺廿四元、六尺三十二元条详润格函索付邮二分即寄
　　通讯收件处（一）上海新闻报馆（二）上海白克路修德里十七号秋平云室（三）海闸北交通路正风文学院。电话三○六三○号。
　　此则所见，与上则同书第三百○三页。
　　金鹤望自订天放楼诗文润例
　　金鹤望，江苏吴江人，近代诗文名家。此则没有发表过，系原件。这种文字润例，近现代少见，值得重视。
　　其润例为：序记家传三十元墓誌碑文五十元题赞二十元祭文引述三十元寿文一百元公共具名者加倍寿诗輓联颂词像赞不作。并附诗一首：
　　五嶽撑胸谥傲民，蒐书蓄剑未安贫。
　　平生匡济成何语，老作长安卖赋人。
　　庶子春华骨态奇，世年班范首常低。
　　墨池馀藩千金值，不遇孙阳自品题。
　　此则所见，与上则同书第九十五页。
　　闻一多润例
　　闻一多，现代著名诗人、教授和学者。他的这一则润例，是由他人代拟的。这个他人，是当时西南联大的领导和学者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高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等，都是些当世之名流。其润例为： 　　石章每字一千二百元，牙章每字三千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润资先付，七日联件。
　　上千元的润资，已不算低。然而，此时的物价更高，一千元其实买不到多少东西。
　　这则润例，前有小引（序），以上述人联名刊布，至于小引何人执笔，不得而知。小引用骈四骊六的骈体写成，趣味无穷，十分精彩。
　　秦玺汉印，切玉攻金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自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雕觚；倘有稽古宏才，偶尔点化成趣。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研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服，留心佳冻。唯是温馨古泽，徒游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公榷扬于当世。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撰短言为引，公订薄润于后。
　　此小引，不无广告之味，然确恰合闻一多才学之实。如此，也就颇堪我辈玩味的了。
　　黄炎培五斗歌
　　当代著名学者费在山，颇通文史掌故，在他所著的《笔缘墨趣》中，就载有不少，其中有一则《黄炎培五斗歌》便是。费在山说，他藏有一份“黄炎培鬻书例”，系民国三十七年二月重订，润例除润资外，附有一首“五斗歌”：
　　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
　　早许名山题咏遍，未妙墨海结缘新。
　　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庸书亦若辛。
　　八法惟心先笔正，临池白首学为人。
　　黄老是著名教育家，公余好书法，黄公的字，笔者是见识过的，是可以传世的那种精品。
　　此则费在山先生只记了“五斗歌”，然对润资忽略不记，是为遗憾也。
　　润格中的诗与序
　　从笔者以上所记的数则润格来看，多是除了润资而外，往往还有诗还有序，我喜欢的就是这种润格，文有情有趣有味，比那些只例干巴巴的润资之目好得多。
　　费在山先生见多识广，在他的《笔缘墨趣》中，就有一则《润格中的诗与序》，读起来真过瘾。费先生说，润格中除了有诗有序还有插图，老实说这种有插图的润格，我还真没见过。
　　看来，费在山先生还是一位收藏家。他在这篇文章中谈的诗与序，都是凭他的收藏品而谈的。關于诗，他说手头有一份《吴子鼎画润例》，此公重订润例时说，将价格增高，“系对外也，如知己已不作此论”。并作两首七绝以言之：
　　其一
　　鬻画生涯也不廉，愧将润例缕加添。
　　为因酒价年年贵，买醉艰难吮笔尖。
　　其二
　　秃笔耕耘仗砚田，不从日费杖头钱。
　　休嗤末枝高声价，虽有矜能亦自怜。
　　关于序，也是费在山先生从自己收藏的一份《钝根鬻书例》谈起的。这则润例，系天虚我生、独鹤、鹤鹃三位文化名人出面代订。序曰：“老友钝根，道德文章，久已知名，当卅年来，潜心佛学，精神忍辱，婆罗密故，其襟怀恬淡，涵养冲和，尤为侨辈所钦服。其书法，古逸而秀娟，飘然有仙气，识者咸谓字如其人，百年后当无价之宝，兹为代订润格，不过聊示限制云尔。”文字优美雅致，真的是文化名人之出手不凡。此则序文与闻一多的那则序文，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出格”的黄永玉润格
　　黄永玉既是书画大家，同时又是著名作家，他的文与画风格独特，做事多与众不同。谓予不信，那就请你读一读他的一则“出格”的润格吧。
　　“本老人年过七十，久居外地，浪迹天涯，从不知钱财佳妙处，左来又去，抛掷随意，恶习成瘾，可恨之极。近年返乡频频，具故乡诸君子开发气象恢弘，如日中天，白票子进红票子出，数钞票不眨眼，进银行当散步，形势喜人，一股暖流通向全身。本老朽沐此德才兼备光耀氛围景象下，大有昨非今是之感。本老朽虽少年失教，然好学之心未泯，面对君子，岂可不学？面对佛脚，岂可不抱？圣人有云：‘肚子痛马上进茅厕。’老朽进‘茅厕’者，即约收绘事书法之薄酬耳：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友交情陋习，更拒礼品、事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当场按件说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对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
　　黄永玉的这则润格，没有例出润资，涉及到的文字很少。之前的文字，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序文来读；之后的文字，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跋文来看。总之，是妙喻层出，趣味盎然，此乃黄公之性情使然也，他的这则润格的确与众不同，因此以“出格”视之。
　　当下书画家润格举例
　　二○一三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报道：“一张4平尺的书画可能卖出一套房的价钱，为了提高润格，书画家们纷纷包装自己。”其标题是《当代书画润格走不出的“雾区”》。文中写道，多位一线知名书画家经受住了去年艺术市场成交低迷的风吹浪打，今年他们的市场报价更上了一层楼。如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的润格达到每平尺三十多万元，而这个价格较两年前翻了大概3倍；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的润格也由去年每平尺十五万元左右跃居到二十多万元；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何家英在二○一○年的润格就已达到每平尺二十万元左右，如今每平尺则高达四十多万元。
　　有知情人士透露：“价格一旦涨上去，就无法降下来了，而且市场越不好，就越要涨。如果书画家自降润格。必然得罪不少人，那么其市场也就只能走下坡路，这是行规。对书画家而言，别人都提价了，惟独你不提，等同于自降身价。更重要的是，艺术市场的炒客大多不是伯乐，他们都以书画家的名气、市场价位、头衔职务等作为投资参考。而书画家需要被市场关注，所以必须提高身份，以表明自己在当下书画界的地位、价值和潜力。”
　　这样的结果是，有人说一位企业家在几年前高价购藏了某位当代画家的作品，而现在再将其出售时，连成本都保不住了。
　　稿费之缘起 　　关于稿费，《辞海》的这条很简单，即“指新闻、出版机构在文稿、书籍采用后付给著作人的报酬。”《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为：“图书报刊等出版机构在发表著作、译稿、图画、照片等的时候付给作者的报酬。”《实用出版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又称稿费‘稿酬’，即出版者依据稿费制度和与著译者签订出版合同，付给著译者的精神劳动报酬。”凡此种种，虽有繁简之别，但它所透露的则是，“稿费”是有了报纸有了刊物有了出版社之后兴起的。
　　在我国，到了清朝末年，才有报纸、刊物出现，它们开始刊发一些诗文，渐渐付给作者稿费。至于出版社，是到了现代才有的，出版社的出版物，是要付给作者稿费的。据说，当时有些家庭富有的作者，在给报刊寄送诗文稿的时候，会在稿末写上“却酬”二字，意思是说，诗文稿刊登后，不要稿费。他们之所以投稿，完全是为了遣兴消日。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实行的稿费支付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抽版税，一是卖版权。所谓抽版税，就是作者将稿件交给出版社后，根据出版的每次印数的册数，作者从中提取相应的报酬。所谓卖版权，就是作者把书稿卖给出版社，由出版社一次性付给作者报酬。
　　我国最早的稿费计算法
　　一九○二年，梁启超主持创办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两种期刊。它的稿费计算法，是每千字多少元计算的。其稿约中说：“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金额定为每千字三元。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四元而止，普通者亦三元为率。记载门则两元内外，此其大较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据称，此为我国最早记载的关于字数稿费的史料。
　　百年前之稿费标准
　　我国当代报人、藏书家胡洪侠著有《书情书色》等著作，在他的《书情书色》二集中，就有一则《百年前的稿费标准》。其文曰：
　　中国小说杂志以“稿约”名目订投稿酬金标准，自一九一○年《小说月报》始。稿约略云：本报各门皆可投稿。中选者分五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来稿不合者立即退还，一经采用即酌赠本报若干册。按当时物价，一元可买大米五十余斤，可知百年前稿费标准已经相当优厚。不知当时猪肉一斤值几何，如以猪肉价格计算今昔稿费标准，差距可能大過一头猪了。
　　“按当时物价”之后所言，当是胡先生的感言，我要说的虽此言不差。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每千字80-300元人民币稿费标准是偏低的。
　　鲁迅第一次得到稿费
　　一九○五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留学日本。
　　期间，周氏兄弟于一九○七年合译《红星佚史》一册，共得到稿酬二百余元，合同上注明每千字二元。因为没有查到鲁迅之前是否得到过稿费，暂且视鲁迅这次是第一次得到的稿费。
　　同时，鲁迅还有著译出版，还有《人之历史》等文在《河南》等杂志发表。当时，鲁迅与其他人一样，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可拿的。
　　《新青年》的稿费标准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改名为《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其稿费标准为“或撰或译，每千字两元至五元”。你可能认为，这稿费标准是不是太低了，不是的，因为那时的物价低。
　　在《文化人与钱》中，著者陈明远有不少举证，这里录其中之一，以见一斑。“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年间，米价恒定为旧石（一百七十八斤）六元，也就是每斤米三分四仙钱；一块钱可以买三十斤大米；猪肉每斤一角两分钱，一块钱可以买八斤猪肉；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四十五——五十元。”由此观之，那时的稿费不是低，而是较高的，撰稿人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
　　林琴南要稿费
　　著名学者杨早，著作多了去。就是“新史记”系列，有《异史记》等四种，其中有一种名《野史记》，以笔记体行文，里面有一篇《林琴南要稿费》。
　　林琴南，笔名林纾，林畏庐是他的书斋名。在二十世纪之初，他用文言译小说一百六十三种，均由商务印书馆以“林译小说”之名出版发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和“常销书”。林琴南自己完全不识外文，他的译书，不过是别人口译，他来整理——康有为曾有赠林的寿诗“并世译才数严林”之句。林琴南早期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多半自费或与同译者合资印行，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严复虽然瞧不起林琴南不通外语，但也于一九○四年有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自一九○五年林在商务书馆首次出版《鬼山狼侠传》后，销量甚佳，加上一九一○年《小说月报》创刊，期期都有林先生的译作，刊完即出单行本。商务当局见林译小说卖得好，就将“林译小说”印成一函，整套发售，销路更好。当时商务主办的各种杂志举办征文比赛，第一名的奖品往往是一套林译小说。张天翼小时候就因征文获得过一套。
　　到一九一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的林译小说已经达到数十种之多。商务开始给林琴南的稿费，为全馆作者之冠，每千字六元，当时六块大洋可以买一石米（一百七十八斤），或五十斤猪肉，折合现在的物价，相当于千字三百余元。这是“译著”的稿费，而当下国内的“译著”稿费，最高也不过千字七十元。
　　一九一六年，林琴南去信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梦旦，称过去十几年来商务支付稿费时，计算字数不够精确，前后少算了许多。希望能找补。于是高梦旦派实习生谢菊曾从图书馆借出一套林译小说，逐字重新计算字数。其结果是，的确漏算了十万余字，最后补给了林琴南六百元。
　　靠稿费养家不易
　　在中国近百年中，靠稿费养家不易。所以，民俗掌故写作名家邓云乡说：“著书难为稻粮谋。”他还说，一般来说，金融稳定，货币不贬值时，如是名家，一般还可以。如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不要说大家如鲁迅先生，即二三流的小文人，写点东西，换点稿费，也近可赖以为生，或大大补贴家用。因为那时东西便宜。稿费虽不太高，比之物价，却还是有分量的。当然也稿费低至不像话的时候，以至于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中的《病后杂谈》就有段文字就表示不满： 　　近年来的文稿又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是四五角。因为虽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宝，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
　　鲁迅先生乃文坛泰斗，竟对稿费有如此之感慨，那么其他作家的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把作家分成四等
　　时在抗战前夕，把作家分成四类，是当时的《鲁迅风》杂志报道的，就是按作家的经济状况，被分成四个等级。一是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费标准为每千字一至两元；二是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费标准为每千字两至三元；三是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费标准为每千字三至五元；四是一等作家，著作颇丰，堪称著名，除高稿酬外，还有编辑费等，其收入十分可观。
　　不知读者读到以上这些文字有什么感想，我的感想，首先是觉得有趣，其次是我们现在虽然有稿费标准，虽然没有把作家明显地分成等级，然而实际上在出版者那里，是心中有数的。作家本人也很清楚自己。总之，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鲁迅的稿酬标准
　　上则说把作家分成四等，就是按作家等级付稿酬，的确有“鲁迅时代的稿酬标准”的说法。鲁迅，无疑是一等作家。鲁迅的文章，一般稿酬是每千字三元，有时千字五元，他的《二心集》是按千字六元计酬的，是比较多的了。
　　那么，鲁迅的版税呢？先生的版税，一般是20%，高的可达25%。《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记：“以选集之稿付书店印行，收版税泉支票三百。”说的是他的《鲁迅自选集》该选集由天马书店出版，初印一千册，定价一元二角，鲁迅得版税三百元，版税率为25%。据说，这在当时先生的版税是特高的了。
　　在李肆的《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一文中，有过鲁迅先生版税的记述：鲁迅在上海卖文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5442元，月约510元。鲁迅的卖文收入，以版税为主，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鲁迅的版税收入分别为9325.93元、4962.87元和3938.47元，三年间月均收入版税506.87元。“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的书销量大且版税高，如《呐喊》，鲁迅生前即正版印行四万八千五百册，《两地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当年鲁迅即收入版税1125元（据《鲁迅日记》计算，约销售了四千五百册）。”
　　鲁迅为版税而斗争
　　为版税而斗争，是鲁迅二、三十年代的壮举之一。
　　鲁迅的书，多由北新书局出版，而这个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是先生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原是新潮社成员；一九二五年脱离新潮社，创办北新书局，主要出版新文学作品。先生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名著都是交北新书局出版的。同年十一月，李小峰开始向鲁迅支付版税，鲁迅南下后，直到一九二七年底，李小峰未向先生支付版税，一九二八年一月，李小峰又向先生支付版税，每月一百四十元。
　　此时，鲁迅在北新书局出书已达九种，而且销路很好。鲁迅感觉不对，于是托人找律师杨铿，“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最后，双方达成庭外调解，李小峰分期补清历年欠鲁迅版税8256.834元；双方重新签订合同，李小峰向鲁迅领取印花，执行印书证制。
　　“（这）显示了他（鲁迅）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铢两必较的市民观念，并不羞于公开地为自己争夺金钱”（李书磊语）。
　　《新文学大系》的稿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写稿人的黄金时代，物价低，稿费高，三四块钱，就足够三四好友至南京路餐馆中吃个酒足饭饱。这是民俗掌故作家邓云乡亲历之感受。
　　邓先生举例说。一九三五年赵家壁先生主持良友书局，出版《新文学大系》大型叢书，是最阔绰的，编辑费三百元，卷首一篇万言长序，稿费百五十元，千字十五元，合计四百五十元，合一千七百五十多美金。
　　延安时期的稿费
　　在我们看来，延安时期（一九三五——一九四七）的延安人，因为物质条件差，他们过的是打仗、生产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大概文化人写稿投稿发表是没有稿费的。事实证明，我们是想错了，那时是有稿费的，而且有一种“稿费制度”。
　　孙国林先生写有一篇题为《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的文章，见二○○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华读书报》。文章称，文献记载有稿酬，报刊登稿付稿费，征文入选有稿费，稿费有钱有物，捐助和共享成了稿费重要用途。如《红中副刊》的“征文启事”，被视为延安时期最早的“稿约”，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稿约中说：“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里说的是“物质报酬”，那么有没有货币报酬呢？有的。如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创刊的《大众习作》，“稿约”就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我们不禁要问，在物质条件异常艰苦条件下，为什么还有稿费？此乃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重视文化人精神劳动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