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商年会牵动两地高层关注
　　中国商人：第六届温商年会由合肥、温州两地市政府共同主办，一个异地商会的年会引起如此之高的重视，请您谈谈其中的原因。
　　汪达升：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认为年会在合肥召开有助于全国温州商人，乃至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温商对合肥的了解。用副市长张进的话说，就是要通过这个年会宣传合肥推介合肥，使温商、徽商互相交流学习，在融合当中提升自身实力。所以合肥市政府常务会很快通过了合肥温州商会的申请报告。
　　温州市政府也认为合肥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在承接沿海地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第六届温商年会在合肥召开某种程度上对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部分产业转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两地政府有此共识，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好机会，所以都非常重视，商定这次年会的主题为：交流、合作、共赢。
　　中国商人：这次年会预计有多大规模？
　　汪达升：年会规模也是两地政府商定的，主要参会人员由温州商会邀请，估计在500—600人左右，加上安徽有关方面和本地的企业家，应该是上千人。目前没有准确数据，也可能比这个规模还要大。
　　
　　两个改革典型的历史性握手
　　中国商人：我想请教您，如果说合肥与温州经济目前都存在一些需要突破之处，这其中共性的问题是什么？合肥与温州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汪达升：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要结合两地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包括招商引资、经济合作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我在想，温州作为沿海城市，首先得益于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抓住了机遇，对改革政策理解比较到位、比较活。而且温州人全民创业意识强，对商机把握比较好，所以温州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他们是敢于吃螃蟹的人，抢抓了先机。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沿海地区是改革的前沿地区，比我们对政策理解更透，对外开放视野更宽。
　　安徽作为中部地区，它也有改革的愿望和需求，但开放的眼光往往在当时还是不足的。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放开的是沿海地区，包括深圳、广州以及浙江和江苏的部分地区，中央对这些地区有政策上的倾斜，这使得安徽等中部地区无法企及。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有改革开放的意识，但还是要迟一些。尽管我们安徽有小岗村、小井庄，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是沿海地区开放的领域更大视野更宽。
　　中国商人：这两个村子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方面的典型。
　　汪达升：是的，工业方面安徽有年广久等一批先行者，这些我就不过多评价了。农业改革安徽也是走在全国的前面，这有滁州的小岗村和合肥的小井庄为证。醒得早起得迟的现象，也不是安徽独有的，中部地区可能都存在类似情况，可能我们思想观念保守一些，过去发展环境不是那么优越，也可能我们地理位置不是那么好，等等因素导致合肥的发展相对滞后一点。那么现在，由于受到国际大环境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一些过去比较低端的产业就面临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特别是沿海地区面临几个问题：一是资金困难，二是产业选择上科技含量不足，产业提升不够快。此外还有用工问题，原来是沿海地区一枝独秀，现在是全国遍地开花。再加上一些惠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民工纷纷开始返乡，过去那种从内地向沿海地区涌流的趋势已不复存在了。沿海地区低端产业面临困境，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温州也要招商的现象。它要招商就面临产业升级和科技含量的提升，这是温州在发展当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它也希望在外发展的温商能够回乡再度创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合肥市方面也完全支持温州的想法。
　　


　　中国商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为温商年会出现了有趣的现象。温州是中国改革的先发地区和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安徽则是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代表性地区，两地市政府都有强烈的招商需求，可以说很有意味。
　　汪达升：拿温州来说，地方经济是比较雄厚的，而企业发展当中也会有资金、用工、技术提升等问题的困扰。温州市为什么还要招商？它不是有钱就不招商了，它还要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中一再证明了的道理。在此情况下，温州面临着新的发展取向和发展趋势问题，它不能躺在那里睡大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必须推动本地经济向前发展，这是我所理解的。温州要发展，光靠本地经济是不行的，它要有一批人才，一批能够经营的人才特别是企业家队伍，而合肥有这方面的优势，这是可以互补的。在温州过去那种家族式的、遍地开花的企业，毕竟不是发展的主流。世界经济的发展往往都是巨头的发展，集团式的发展。
　　
　　合肥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商人：利用这次年会招商应该比以前那种一家一家地出去找要代价小一些？
　　汪达升：这只是招商合作的一个机会，我们看重这次年会，珍惜这个机会，希望取得更多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仅仅靠一次活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合肥是开放的合肥，是海纳百川的合肥。分管招商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张晓麟多次强调：希望更多的，包括温州商人在内乃至世界的客商来合肥投资发展。我个人认为，安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过去沿海地区发展时，我们望尘莫及。现在终于有了“中部崛起”，安徽作为承东启西的地区，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区位优势、交通便捷优势特别是人才优势。
　　合肥及时抓住了目前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领导人果断决策提出了发展为上、投资为本、工业立市、城乡一体，尽快融入泛长三角这样的发展战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方面，最近三年来合肥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过去合肥在安徽经济总量的首位度只有12%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18—20%，这就说明它已经有了龙头和辐射的作用，当然与其它省会城市相比还有距离，有的城市首位度能达到30—40%。
　　中国商人：那么合肥与温州经济的不同点是什么？
　　汪达升：合肥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合肥有两个国家级的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个新站实验区，都是1980年代就设立的，它承载着比较先进比较好的产业结构。合肥的主导产业有：高新技术，机械制造，重化工，家用电器，生物医药等。机械制造特别是汽车制造，如铲车、汽车、钗车、挖掘机等在合肥都是比较大的企业在做，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些产业起步都比较早起点也很高，所以合肥这几年发展速度很快，每年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好多个百分点。
　　


　　以上说到合肥整体发展的后劲足，这是其一。其二，合肥还是全国唯一的科技创新型试点市。我们很重视科技资源和成果的转化利用，开辟了核心区域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此外合肥的人才资源充足，我们有三十多名院士，200多个博士后工作站，数十家科研院所，近六十所大专院校，每年培养出20余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一方面我们在全国是排在前几位的。同时合肥在发展中注重加大投入培养后劲，每年的固定资产投入与当年GDP总量几乎相等。
　　中国商人：有这么大的比例吗？
　　汪达升：几乎相当。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是1360多亿，投资也差不多。2008年1-7月份就投资870多亿。这些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入和社会事业、群众福利事业这一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方面我们提出了“141”战略，一个中心城区、四个副中心组团、一个滨湖新区。解放初合肥只是一个弹丸之地，5平方公里，5万余人口。到改革开放初期合肥有100多平方公里，100多万人口。1990年代，增加到120平方公里，120多万人。现在发展到240平方公里，260多万人口，城市框架不断拉大的同时，基础设施也得到提升。从2007年起，我们修了221条道路。交通已经四通八达，特别是合肥的几个出口，东部合（肥）—宁（南京）高速公路正在拓宽，西部312国道已通到武汉，安徽省内各个城市高速公路均已开通，2小时可到达，当天可往返。今年八月又开通了动车组，从合肥到南京只需45分钟，到上海三个小时。此外，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正在修建，巢湖千万吨级的港口工程也在规划中，它是通江达海的。
　　


　　
　　以商鞅变法精神掀起效率革命
　　中国商人：安徽是媒体和公众非常熟悉的地方，就合肥来说，其他地方有所变化吗？
　　汪达升：在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培养发展后劲的同时，合肥市委、市政府非常注重效率建设，金龙书记提出了以商鞅变法的精神在合肥掀起一场效率革命。2007年春节前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完善政府管理机制的制度措施。如首位责任制、缺席默认制、责任追究制、一站式服务、精减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等等，包括干部轮岗、干部大交流的制度化，目前正在制定并提交合肥市人大审议，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内处级以下干部的定期轮岗和交流，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变革，合肥逐步形成办事程序最少、最优化的投资发展环境，为合肥的招商引资创造了较好的硬软件环境。再加之突出的区位优势，合肥已成为世界各地客商的投资热土，像联合利华、大陆轮胎、ABB、麦德隆等很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都争相把目光投向合肥，其中联合利华甚至将总部都迁到合肥来了。海尔、格力、美的、统一、娃哈哈、天威保变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也纷纷到合肥来发展，同时像华泰、科大迅飞、百大集团、合肥锻压、安利等一大批合肥本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提升，增强了自身的发展优势，其中民营企业科大迅飞也已成功上市。
　　合肥市最近又在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吴存荣市长还委托我们工商联代政府起草《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这些制度的出台不仅会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也将大大改善外来企业的投资环境。
　　中国商人：作为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和民营企业的“娘家人”，您认为促进本土和外来民营企业的发展，最关键的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
　　汪达升：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政府部门来说最主要的是简政放权、优化环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从企业自身来说，也要有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的意识。农业要向工业化发展，用工业化的理念来经营农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加工等二产的发展壮大之后，合肥的现代服务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也使得合肥更进一步注重提升三产的发展等级。所以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每个产业在本行业中做大蛋糕这是最主要的。要做大蛋糕，必须加大投入，才能培植后劲。培植后劲，就来自于招商引资，所以市委市政府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这是金龙同志来合肥后多次强调的、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耳熟能详的发展理念。
　　中国商人：您说到的“简政放权”，主要指哪些权限？
　　汪达升：主要是审批权和管理权，与企业有关的管理权限一定要下放给企业的经营主体、社团组织和中介、咨询机构。
　　中国商人：审批权的下放和简化容易理解，说到具体管理权限，您认为以前在哪些方面的控制过严从而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汪达升：比如说政府的执法环境，有些地方能否踩着边线走？过去不是说有些地方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吗？这方面存在一个矛盾，市场管理应该是有序化的管理，但企业在发展的初步阶段和上升时期，其竞争手段、经营方式等方面往往不是很规范，就存在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既要规范市场，又不能管得过死。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有一个界限：只要不是危及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这其中有些东西尽量少管。
　　中国商人：您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是不违法的什么都可以干？
　　汪达升：都可以试，不是胡干蛮干。只要是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只要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事，应该说都可以试。
　　
　　多年来，合肥干部群众憋了一股劲
　　中国商人：您刚才谈到合肥近几年的变化时，用了“前所未有”这个说法，然后您举了很多例子。我想您本人既在党政机关，又与合肥当地企业联系较多。除了您刚才说过的大家都能看到的马路宽了，楼高了等表面的变化，究竟有什么深层的原因使您用“前所未有”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信心和感受？
　　汪达升：我认为主要还是决策层的问题。过去我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地区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要有这个地区的领导核心和核心人物。这些人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有明晰的发展思路、开阔的胸怀和开放的眼光，要有敢作敢为的精神。这样才能带领我们的干部群众去干事业、谋发展。说实在话，这里面有个统一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比较痛苦也是比较复杂的。合肥人民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有了团结一致谋发展的思想认识，这是发展的前提。同时，合肥的干部群众都憋了一股劲。多年来，合肥发展滞后，大家脸上无光，这些干部群众也都想干事，都想让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地方有巨大的变化。
　　有一个英明善断、敢于作为善于作为的领导集体，有一批甘于奉献、奋勇争先的干部队伍和高素质的市民，我想合肥又好又快地发展，在中部崛起中奋勇争先是完全有可能性的，因为它有内在的发展动力、空前的发展机遇和不断完善的发展环境。
　　（汪达升：中共合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合肥市工商业联合会、合肥市总商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