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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那里,异化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范畴,更是一种理论的分析模式与思维方法,异化的思维方法成为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思维方法。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到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这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这些新变化,开展了新维度的社会批判。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视野,更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异化;异化劳动;异化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5-0064-05
一
“异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英法两国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后传入德国,黑格尔将此概念运用于哲学,使之具有了明确的哲学含义,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通过自然界的异化进入了精神哲学,其中包括政治、宗教、道德、艺术等多个现实领域。现实社会既是自我意识的作品,同时又是一种不同于自我意识的陌生的现实,这种陌生的现实有其独特的存在。也就是自我意识在异化的推动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展现自身,并最终完成向自身的回归。这种回归并非是自我意识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异化世界的种种扬弃之后,真正的对自身本质的占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异化是指一方作为另一方的产物不仅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与其产生的母体对立。现实的世界作为自我意识的产物,就必然要向完善的自我意识复归,而现实世界又是不完善的,是要扬弃的,这就体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批判精神。
由于黑格尔不能摆脱出其庞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并没能够真正的实现对现实的批判,他所说的对立只不过是观念对立的外在表现形式。众所周知,马克思将黑格尔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体系翻转了过来,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现实世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翻转的过程中,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异化也被继承了下来。
费尔巴哈对宗教所进行的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将异化理论指向现实社会的一个契机。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类的本质,从而得出上帝不过就是人类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虽然认识到了宗教的异化,但并没有找到宗教异化的根源,而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马克思在现实世界里、在劳动的实践中、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找到了异化发生的场所,并且赋予了异化的两个特性——实践性与批判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体现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异化无疑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和统领全文的线索。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他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社会现实:工人通过劳动创造了劳动产品,但其自身并不能占有劳动产品,反而变得更贫困;劳动本来应是人类的本质需要,但人们却反感、鄙视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掉了温情的面纱,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现实生活中的反差和强烈对比让马克思意识到现实世界已经被对象化,并且产生了现实世界与对象化出去的对象的对抗,而异化实现的载体就是劳动。
将劳动视为异化现象的载体是最恰当的,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又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生产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56在黑格尔那里,作为意识和自我意识统一者的理性是能动的、普遍的自我,它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创造,而人的自我创造活动就是劳动。这样,就给了马克思以启发: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当然,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新的含意,劳动并非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劳动的异化就是人本质的异化,从劳动异化出发显然是抓住了批判的核心,最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现实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四个方面展开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的,它们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者之间相异化。这四个方面之间又是层层推进的一个过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是表面上的现象,而当进入到第二个规定——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相异化,则进入了由具体到抽象、由表象到本质的分析。在最后一个规定中,马克思明确的指出,“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活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发,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1]18这里的人并非是简单的个体的关系,而是指压迫与被压迫、控制与被控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就体现出了阶级之间的关系,赋予了异化更多的内涵。要想打破这种关系,这种对人的异化,最终的扬弃是实现共产主义。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的发展逻辑。马克思首先认识到了人的本质是其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然而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四个规定的方面中被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表述为:人的本质——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将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抽象掉,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异化的普遍的、一般的模式:异化的最初状态——异化——异化的终极完满。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范畴,更是一种理论的分析模式与思维方法,并且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终。因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异化的思想都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异化的一方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还与产生的母体相对立,我理解为,这就是矛盾的对立性;对立的一方最终要向另一方所转化,也就是从完满到不完满,再从不完满到完满,及矛盾的同一性;异化的转化即表示了对现存的否定,即是变化发展的观点,有强烈的批判思维。所以,异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矛盾的观点,而矛盾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核心方法,异化作为批判的思维模式,则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
二
异化的思维方式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始终,并指引马克思走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尤其是生产关系,提出只有废除这种生产关系才能消除这种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马克思在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还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物与物之间的前提和基础,可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物不仅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控制了人,这样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成为了主要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切关系都可以用物来衡量,于是造成了人对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的崇拜,这就是商品的拜物教。
马克思是用早期异化的思维方法来得出商品拜物教理论,而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卢卡奇,则是从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之中,推出了马克思异化的思维方法,并推出了自己的物化理论。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物与“人际关系”之间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它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性,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裹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它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住了。”[3]
在卢卡奇看来,物原本是人际关系的派生物,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物具有了自主性,成为了理性和包裹一切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人际关系被物所掩盖。由此可见,运用异化思维方式分析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竟是惊人的相似。卢卡奇指出,异化最终导致了孤立的个人及其片面的个性,那么要克服异化,就要确立总体性原则。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这一观点,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理论。在众多社会热点问题的批判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由经济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人的生存问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尔库塞就是其中的激进的代表人物。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时,他提出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的观点。
人类的需要,是受社会条件或自然条件所制约的。“对于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4]1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需要不仅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且还受社会制度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个人需要的满足,就要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条件、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消费观所制约,这样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消费观就凌驾于资本主义个人消费观之上,成为了主流的大众追求、舆论宣传和不可置疑的消费观。
马尔库塞将需要分为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真实需要是指满足人们一定物质水平的衣、行、住,任何国家、阶级、种族的人都需要,不带有社会属性。虚假需要,也就是抑制性需要,则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是一种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到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现有的大部分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事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4]6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了抑制性需要的意识形态进行着社会控制,一方面用物质的增长来麻痹人们,给予人们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维护着自身的欺骗性,无情的吞噬着人们的存在。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抑制性的方式主导着人们的需要和满足,“当每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4]9人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需要,什么是虚假需要,即便是对自己的虚假需要有所觉悟,也不会出来抵制,因为个人在这种需要中依然达到了幸福感和满足,同时也能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不知不觉地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来提出自身的需要,甚至去拥护这种需要,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和本性,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属品。人们缺乏了否定性的思考,内心失去了批判的向度,这种丧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压制和调和的产物。
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强大的舆论宣传下,诱使人们进行消费,从而造成过度消费。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缓解了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同时这种消费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是难以为继的,对自然界的侵犯必然会带来自然界的报复,使人类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工业化社会的统治者通过控制自然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马尔库塞提出要进行一场生态革命,通过解放自然从而彻底解放人类。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思想,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判断为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方向。
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是马尔库塞的学生,马尔库塞关于消费危机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了莱斯。1976年,莱斯出版了《满足的极限》试图用当代西方生态学的思想来修补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莱斯的这些思想被北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发现,并在他1978年发表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地介绍,并发展了莱斯的生态学思想,因此,威廉•莱斯与本•阿格尔被公认为是早期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莱斯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维护其统治的合理性,通过其工业体系加大对自然的掠夺向人们提供更多的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必然会影响自然生态环境。莱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消费主义盛行,一方面,人们将幸福的多少与消费能力挂钩,另一方面,社会鼓励人们去享受这样的消费,并加强在现有消费水平上的不满足感,也就是不同消费能力的人对消费的渴望都很强。
消费主义的盛行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后果,首先是人们无法正确的处理需求、消费和商品三方面的关系,人们并非知道商品的特征,因此人们在商品的选择上很随意。人们花在消费和挑选商品的时间越来越多,休息的时间也就相应减少,高消费还使人们忘了究竟是为了需要而需要,还是为了满足消费这种活动而需要。其次,莱斯认为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自然资源和能源缺失,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增长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而且还生产了大量的废品,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最后,莱斯还分析了消费主义使得人类将自然简单的看成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支持系统,而不顾及生态所能容忍的极限,这必将带来生态灾难。因此,想要破除当代西方社会的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需要理论,批判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异化消费现象,进而找到克服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办法。
莱斯认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理论,将人的需要的本质放在了一定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中进行,但缺点是马尔库塞关于对什么是虚假需求的判定是否有人认可。对此,莱斯进行了新的阐述,首先,他强调不仅应当在人和具体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关系中考察需要的本质,而且还要在人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中来考察需要的本质,以及实现人类需要的手段。其次,他用“需要”和“想要”的概念取代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概念,需要是指人类的客观和真实的需要,想要是指人的主观欲望,当代社会的人们无法正确区分需要和想要,因此,也就不能处理好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
莱斯指出人的需要有二元性,也就是指在任一文化条件下,人类的需求系统是一个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的内在统一体,这种需要的二元性和商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商品的特性也分为两方面,一种是商品和商品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达的是商品的客观信息,即商品的物质性,另一种是指商品的特征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达的是消费者的主观的心理感受,即商品的符号象征性。他认为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商品的符号特征性,而较少关注商品的物质性。这是因为,现代商品的极大丰富使得人们很难对商品的物质性做出判断,在资本主义消费价值观和广告的影响下,人们将商品的符号性视为人们在消费活动中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人们并非是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的符号性的消费,这样的消费已经异化为人类的一种自我价值验证的方式。
这种异化消费导致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对物质的无限追求,从而引发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莱斯提出要想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而不是在消费过程中。莱斯提出要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生态多样性的伦理观,恢复对自然的尊重,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四
本•阿格尔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在1978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介绍并发展了威廉•莱斯的思想,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三方面构成,即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及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5]486阿格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理论,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理论,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由经济危机转到了生态危机,因此,要重构资本主义的危及理论。
阿格尔从两个方面揭示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首先,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看,一方面,资本追求利益的本质要求人们不断的扩大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科技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利用大众传媒和广告等形式控制人们的消费观念及消费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用物质供给来满足人们。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危机。其次,从人的需要角度上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劳动已不是人类的本质,人们在劳动中毫无快乐和幸福感,只有在闲暇时才能感到自由和幸福。人们只有在闲暇时的商品消费中才能获得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可是这种商品消费并非是人的真实需要,而是一种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
在这里,阿格尔给出了对异化消费的定义,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275异化消费使人们把商品消费当做满足自身需要的唯一方式,这种消费方式不仅造成人本质的异化,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因为异化消费被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所支配和控制,因此在异化消费支配下的人的需要并非是人的真实需要,这也就决定了人们在异化消费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更不可能实现自由和解放。因此,要想消除异化消费,就要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到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这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这些新变化,开展了新维度的社会批判。这些学者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及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始终将理论价值的旨趣放在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这本身就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视野,更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93.
[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岭,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2]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基于早期鲍德里亚的一种批判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3] 王雨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06(2).
责任编辑莫仲宁
关键词:异化;异化劳动;异化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5-0064-05
一
“异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英法两国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后传入德国,黑格尔将此概念运用于哲学,使之具有了明确的哲学含义,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通过自然界的异化进入了精神哲学,其中包括政治、宗教、道德、艺术等多个现实领域。现实社会既是自我意识的作品,同时又是一种不同于自我意识的陌生的现实,这种陌生的现实有其独特的存在。也就是自我意识在异化的推动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展现自身,并最终完成向自身的回归。这种回归并非是自我意识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异化世界的种种扬弃之后,真正的对自身本质的占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异化是指一方作为另一方的产物不仅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与其产生的母体对立。现实的世界作为自我意识的产物,就必然要向完善的自我意识复归,而现实世界又是不完善的,是要扬弃的,这就体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批判精神。
由于黑格尔不能摆脱出其庞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并没能够真正的实现对现实的批判,他所说的对立只不过是观念对立的外在表现形式。众所周知,马克思将黑格尔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体系翻转了过来,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现实世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翻转的过程中,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异化也被继承了下来。
费尔巴哈对宗教所进行的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将异化理论指向现实社会的一个契机。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类的本质,从而得出上帝不过就是人类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虽然认识到了宗教的异化,但并没有找到宗教异化的根源,而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马克思在现实世界里、在劳动的实践中、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找到了异化发生的场所,并且赋予了异化的两个特性——实践性与批判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体现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异化无疑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和统领全文的线索。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他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社会现实:工人通过劳动创造了劳动产品,但其自身并不能占有劳动产品,反而变得更贫困;劳动本来应是人类的本质需要,但人们却反感、鄙视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掉了温情的面纱,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现实生活中的反差和强烈对比让马克思意识到现实世界已经被对象化,并且产生了现实世界与对象化出去的对象的对抗,而异化实现的载体就是劳动。
将劳动视为异化现象的载体是最恰当的,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又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生产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56在黑格尔那里,作为意识和自我意识统一者的理性是能动的、普遍的自我,它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创造,而人的自我创造活动就是劳动。这样,就给了马克思以启发: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当然,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新的含意,劳动并非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劳动的异化就是人本质的异化,从劳动异化出发显然是抓住了批判的核心,最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现实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四个方面展开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的,它们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者之间相异化。这四个方面之间又是层层推进的一个过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是表面上的现象,而当进入到第二个规定——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相异化,则进入了由具体到抽象、由表象到本质的分析。在最后一个规定中,马克思明确的指出,“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活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发,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1]18这里的人并非是简单的个体的关系,而是指压迫与被压迫、控制与被控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就体现出了阶级之间的关系,赋予了异化更多的内涵。要想打破这种关系,这种对人的异化,最终的扬弃是实现共产主义。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的发展逻辑。马克思首先认识到了人的本质是其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然而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四个规定的方面中被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表述为:人的本质——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将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抽象掉,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异化的普遍的、一般的模式:异化的最初状态——异化——异化的终极完满。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范畴,更是一种理论的分析模式与思维方法,并且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终。因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异化的思想都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异化的一方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还与产生的母体相对立,我理解为,这就是矛盾的对立性;对立的一方最终要向另一方所转化,也就是从完满到不完满,再从不完满到完满,及矛盾的同一性;异化的转化即表示了对现存的否定,即是变化发展的观点,有强烈的批判思维。所以,异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矛盾的观点,而矛盾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核心方法,异化作为批判的思维模式,则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
二
异化的思维方式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始终,并指引马克思走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尤其是生产关系,提出只有废除这种生产关系才能消除这种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马克思在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还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物与物之间的前提和基础,可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物不仅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控制了人,这样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成为了主要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切关系都可以用物来衡量,于是造成了人对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的崇拜,这就是商品的拜物教。
马克思是用早期异化的思维方法来得出商品拜物教理论,而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卢卡奇,则是从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之中,推出了马克思异化的思维方法,并推出了自己的物化理论。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物与“人际关系”之间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它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性,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裹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它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住了。”[3]
在卢卡奇看来,物原本是人际关系的派生物,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物具有了自主性,成为了理性和包裹一切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人际关系被物所掩盖。由此可见,运用异化思维方式分析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竟是惊人的相似。卢卡奇指出,异化最终导致了孤立的个人及其片面的个性,那么要克服异化,就要确立总体性原则。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这一观点,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理论。在众多社会热点问题的批判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由经济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人的生存问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尔库塞就是其中的激进的代表人物。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时,他提出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的观点。
人类的需要,是受社会条件或自然条件所制约的。“对于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4]1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需要不仅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且还受社会制度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个人需要的满足,就要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条件、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消费观所制约,这样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消费观就凌驾于资本主义个人消费观之上,成为了主流的大众追求、舆论宣传和不可置疑的消费观。
马尔库塞将需要分为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真实需要是指满足人们一定物质水平的衣、行、住,任何国家、阶级、种族的人都需要,不带有社会属性。虚假需要,也就是抑制性需要,则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是一种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到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现有的大部分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事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4]6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了抑制性需要的意识形态进行着社会控制,一方面用物质的增长来麻痹人们,给予人们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维护着自身的欺骗性,无情的吞噬着人们的存在。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抑制性的方式主导着人们的需要和满足,“当每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4]9人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需要,什么是虚假需要,即便是对自己的虚假需要有所觉悟,也不会出来抵制,因为个人在这种需要中依然达到了幸福感和满足,同时也能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不知不觉地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来提出自身的需要,甚至去拥护这种需要,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和本性,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属品。人们缺乏了否定性的思考,内心失去了批判的向度,这种丧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压制和调和的产物。
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强大的舆论宣传下,诱使人们进行消费,从而造成过度消费。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缓解了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同时这种消费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是难以为继的,对自然界的侵犯必然会带来自然界的报复,使人类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工业化社会的统治者通过控制自然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马尔库塞提出要进行一场生态革命,通过解放自然从而彻底解放人类。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思想,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判断为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方向。
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是马尔库塞的学生,马尔库塞关于消费危机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了莱斯。1976年,莱斯出版了《满足的极限》试图用当代西方生态学的思想来修补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莱斯的这些思想被北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发现,并在他1978年发表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地介绍,并发展了莱斯的生态学思想,因此,威廉•莱斯与本•阿格尔被公认为是早期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莱斯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维护其统治的合理性,通过其工业体系加大对自然的掠夺向人们提供更多的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必然会影响自然生态环境。莱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消费主义盛行,一方面,人们将幸福的多少与消费能力挂钩,另一方面,社会鼓励人们去享受这样的消费,并加强在现有消费水平上的不满足感,也就是不同消费能力的人对消费的渴望都很强。
消费主义的盛行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后果,首先是人们无法正确的处理需求、消费和商品三方面的关系,人们并非知道商品的特征,因此人们在商品的选择上很随意。人们花在消费和挑选商品的时间越来越多,休息的时间也就相应减少,高消费还使人们忘了究竟是为了需要而需要,还是为了满足消费这种活动而需要。其次,莱斯认为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自然资源和能源缺失,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增长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而且还生产了大量的废品,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最后,莱斯还分析了消费主义使得人类将自然简单的看成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支持系统,而不顾及生态所能容忍的极限,这必将带来生态灾难。因此,想要破除当代西方社会的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需要理论,批判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异化消费现象,进而找到克服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办法。
莱斯认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理论,将人的需要的本质放在了一定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中进行,但缺点是马尔库塞关于对什么是虚假需求的判定是否有人认可。对此,莱斯进行了新的阐述,首先,他强调不仅应当在人和具体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关系中考察需要的本质,而且还要在人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中来考察需要的本质,以及实现人类需要的手段。其次,他用“需要”和“想要”的概念取代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概念,需要是指人类的客观和真实的需要,想要是指人的主观欲望,当代社会的人们无法正确区分需要和想要,因此,也就不能处理好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
莱斯指出人的需要有二元性,也就是指在任一文化条件下,人类的需求系统是一个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的内在统一体,这种需要的二元性和商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商品的特性也分为两方面,一种是商品和商品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达的是商品的客观信息,即商品的物质性,另一种是指商品的特征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达的是消费者的主观的心理感受,即商品的符号象征性。他认为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商品的符号特征性,而较少关注商品的物质性。这是因为,现代商品的极大丰富使得人们很难对商品的物质性做出判断,在资本主义消费价值观和广告的影响下,人们将商品的符号性视为人们在消费活动中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人们并非是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的符号性的消费,这样的消费已经异化为人类的一种自我价值验证的方式。
这种异化消费导致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对物质的无限追求,从而引发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莱斯提出要想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而不是在消费过程中。莱斯提出要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生态多样性的伦理观,恢复对自然的尊重,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四
本•阿格尔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在1978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介绍并发展了威廉•莱斯的思想,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三方面构成,即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及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5]486阿格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理论,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理论,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由经济危机转到了生态危机,因此,要重构资本主义的危及理论。
阿格尔从两个方面揭示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首先,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看,一方面,资本追求利益的本质要求人们不断的扩大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科技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利用大众传媒和广告等形式控制人们的消费观念及消费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用物质供给来满足人们。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危机。其次,从人的需要角度上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劳动已不是人类的本质,人们在劳动中毫无快乐和幸福感,只有在闲暇时才能感到自由和幸福。人们只有在闲暇时的商品消费中才能获得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可是这种商品消费并非是人的真实需要,而是一种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
在这里,阿格尔给出了对异化消费的定义,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275异化消费使人们把商品消费当做满足自身需要的唯一方式,这种消费方式不仅造成人本质的异化,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因为异化消费被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所支配和控制,因此在异化消费支配下的人的需要并非是人的真实需要,这也就决定了人们在异化消费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更不可能实现自由和解放。因此,要想消除异化消费,就要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到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这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这些新变化,开展了新维度的社会批判。这些学者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及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始终将理论价值的旨趣放在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这本身就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视野,更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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