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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有云：“成，就也。”所谓“成人”，即修身养德，呈现君子完美之形的过程。这里的“人”，不是指生理上的成年人，而是指在精神层面独立完整的人。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孔孟之道所言的“君子”“贤者”“大丈夫”，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层面诠释了“成人”的丰富内涵。
“成人”的标准全面深刻
“成人”一语出自《论语·宪问》，起源于子路的一次求教：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孔子对“成人”的标准，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智慧机敏，如臧武仲；二是克己寡欲，如公绰；三是果敢勇力，如卞庄子；四是多才多艺，如冉求；五是礼乐文饰。在孔子眼中，并非满足其一即可，而是必须兼具。或许脱口而出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践行之难，反观时局的混乱、道义的缺失，于是给出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即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志。少了对智慧、才艺、礼乐方面的要求，更凸显了对义、勇、志三者的追求。
当然，即使降低了标准，“成人”依旧不易。这给了我们三种叩问：当个人私利与社会公义并存时，何者为先？当苟且偷生与挺身而出相权衡时，何者当为？当久居安逸与怀揣理想矛盾时，如何取舍？
重义、大勇、恒志，这三方面不仅能让人修身养德，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更有助于拯救人心、扶危济世。所以，我们看到即使“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仍不忘周游列国推行礼乐仁治；当面对季氏一族的擅权犯上，孔子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受命任职大司寇，支持王权整頓内政；当弟子冉有为季氏搜刮财富时，孔子坚守道义气愤地将其逐出师门，让其他弟子鸣鼓攻之。孔子以身践之，以己行之，义、勇、志三者如同宝鼎的三足，坚固有力地托起了一个大写的“人”。
由此观之，孔子关于“成人”的标准是全面的，对人之为人的理解是深刻的。这让我想到《论语》中的另外两句话：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仁者、智者、勇者，缺一不可；忠义仁爱，兼而有之。这既是君子之道的核心，又何尝不是“成人”的必由之路呢？
“成人”的过程主次分明
孔子提出了一个高远的目标，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分清主次，拿捏轻重，步步走来。
首先，德先于才。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一句明确指出：先为人，后成才。在孔子的观念中，“成人”离不开才能，像子贡一样如“瑚琏之器”堪当大任固然好，但最好是像冉有那样多才多艺，因为“君子不器”。但是，对一个人而言，这并不是最迫切的，先要从身边做起，做到孝悌、谨信，再推己及人做到仁爱，当这些都能成为一种自觉时，才有必要习文。
孔子把对一个人品德的塑造放在了第一位，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含糊、不可跨越的过程，否则再多的学习都成了荒废。的确，学问和才能很容易让一个人脱颖而出，但同时具有蒙蔽性，非常容易掩盖德行的缺失。才能越高，就越有助于行恶，也会让恶果更为可怕。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冉有一再地用自己巧妙的言辞为季氏辩解，为自己开脱，于是孔子一连三声直呼其名“求”，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招摇过市的伪君子、两面三刀的乡愿式人物，即使才能再高，孔子也视如草芥。
其次，行重于言。
《论语》中有这样两句话：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历来推崇行动的力量，认为应当先践行自己想要说的话，再把话说出来，这样才有说服力，并有助于培养务实的作风。而对于言语，不必追求花哨、讲究精美，只需要做到谨慎即可。正如朱熹所注：“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
有人对孔子说，冉壅这个人有仁德却没有口才，孔子却说，为什么要有口才呢？靠能言善辩来对付别人，常常会受到别人的厌恶。翻看整本《论语》，做不到的事情轻易地说出口，孔子会“耻躬之不逮也”；总是专注于雕琢言语，孔子会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答应别人却不能兑现，孔子会批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正是这样重行谨言，帮助我们摆正了言行的位置，找到了“成人”的主方向。
最后，精神高于物质。
吃饱穿暖是人的基本需求，趋乐避苦贪图享受是人的本性，而在“成人”之路上，这些物欲恰恰会影响甚至阻碍我们的精神追求。所以，在物质与精神的两相权衡下，孔子毅然将精神放到了高处。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精美的食物和安逸的住所不能影响君子内心对道义的追求，一旦妨碍了，应当义无反顾地舍弃，即使箪食瓢饮在陋巷，也能自得其乐，保持内心的从容和宁静。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君子追求真理，注重的是精神世界的丰富，如果因为物质的贫乏而感到羞耻，那么，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成为同道之人的。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很多，关于义利，关于周比，而在物质与精神上，君子关心的是道德，小人关心的是土地（利益）。心之所患，成为人品高下的衡量，也决定了人生格局的大小。
“成人”铸就的是精神上的成熟，只有精神站立起来了，人才能称之为“人”。明确物质与精神的高低，才能领会“成人”的核心。
“成人”的境界高低有别
在品行上经过雕琢与磨炼，成为孔子口中的君子贤者，可以说实现了“成人”目标，但境界有高下之分。尽管儒家总体上强调的是积极入世，但个体的能力总会受限于客观环境，所以在孔子身上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进取，也有“穷则独善其身”的豁达。
很多时候，孔子像一个斗志昂扬的勇士，即便现实灰暗、人世惨淡，但依然顽强地与之抗争，越挫越勇。所以守城人评价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孔子自己也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能够保持这份初心，矢志不渝，这样的君子在孔子的观念里应该是最值得推崇的。
但是，时运不济，屡屡碰壁，难免会流露出消极的情绪。穷且愈坚固然可贵，在力不能及的黑暗中能坚守自我，亦不失为君子典范。孔子认为“殷有三仁”，分别是微子、箕子和比干。比干强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箕子佯狂，既是自我保护又向社会发出了控诉，是一种委婉的抗争；微子远走，避免了蒙受世俗的尘埃，保持了自身的高洁。所以在孔子的眼中，能做到“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成人”的次一等境界。
在这两者的基础上，《论语》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可见，在隐者以下还有三等，分别是：遇到是非之地会避开，这就好比孔子一直规劝子路离开卫国，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看见他人脸色不好会避开，就像孔子见到“齐衰者”会快步走开，这是懂得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听见不好的言辞会避开，正如“颜渊问仁”中孔子所说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成人”有境界的高低，但不管是直面，还是隐避，都是基于对现实深刻体察、对自我彻底反省后的一种人生选择。这不同于畏难惜命的懦弱，也不同于飞蛾扑火的莽撞。求仁得仁，是为“成人”。
“成人”的标准全面深刻
“成人”一语出自《论语·宪问》，起源于子路的一次求教：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孔子对“成人”的标准，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智慧机敏，如臧武仲；二是克己寡欲，如公绰；三是果敢勇力，如卞庄子；四是多才多艺，如冉求；五是礼乐文饰。在孔子眼中，并非满足其一即可，而是必须兼具。或许脱口而出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践行之难，反观时局的混乱、道义的缺失，于是给出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即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志。少了对智慧、才艺、礼乐方面的要求，更凸显了对义、勇、志三者的追求。
当然，即使降低了标准，“成人”依旧不易。这给了我们三种叩问：当个人私利与社会公义并存时，何者为先？当苟且偷生与挺身而出相权衡时，何者当为？当久居安逸与怀揣理想矛盾时，如何取舍？
重义、大勇、恒志，这三方面不仅能让人修身养德，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更有助于拯救人心、扶危济世。所以，我们看到即使“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仍不忘周游列国推行礼乐仁治；当面对季氏一族的擅权犯上，孔子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受命任职大司寇，支持王权整頓内政；当弟子冉有为季氏搜刮财富时，孔子坚守道义气愤地将其逐出师门，让其他弟子鸣鼓攻之。孔子以身践之，以己行之，义、勇、志三者如同宝鼎的三足，坚固有力地托起了一个大写的“人”。
由此观之，孔子关于“成人”的标准是全面的，对人之为人的理解是深刻的。这让我想到《论语》中的另外两句话：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仁者、智者、勇者，缺一不可；忠义仁爱，兼而有之。这既是君子之道的核心，又何尝不是“成人”的必由之路呢？
“成人”的过程主次分明
孔子提出了一个高远的目标，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分清主次，拿捏轻重，步步走来。
首先，德先于才。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一句明确指出：先为人，后成才。在孔子的观念中，“成人”离不开才能，像子贡一样如“瑚琏之器”堪当大任固然好，但最好是像冉有那样多才多艺，因为“君子不器”。但是，对一个人而言，这并不是最迫切的，先要从身边做起，做到孝悌、谨信，再推己及人做到仁爱，当这些都能成为一种自觉时，才有必要习文。
孔子把对一个人品德的塑造放在了第一位，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含糊、不可跨越的过程，否则再多的学习都成了荒废。的确，学问和才能很容易让一个人脱颖而出，但同时具有蒙蔽性，非常容易掩盖德行的缺失。才能越高，就越有助于行恶，也会让恶果更为可怕。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冉有一再地用自己巧妙的言辞为季氏辩解，为自己开脱，于是孔子一连三声直呼其名“求”，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招摇过市的伪君子、两面三刀的乡愿式人物，即使才能再高，孔子也视如草芥。
其次，行重于言。
《论语》中有这样两句话：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历来推崇行动的力量，认为应当先践行自己想要说的话，再把话说出来，这样才有说服力，并有助于培养务实的作风。而对于言语，不必追求花哨、讲究精美，只需要做到谨慎即可。正如朱熹所注：“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
有人对孔子说，冉壅这个人有仁德却没有口才，孔子却说，为什么要有口才呢？靠能言善辩来对付别人，常常会受到别人的厌恶。翻看整本《论语》，做不到的事情轻易地说出口，孔子会“耻躬之不逮也”；总是专注于雕琢言语，孔子会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答应别人却不能兑现，孔子会批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正是这样重行谨言，帮助我们摆正了言行的位置，找到了“成人”的主方向。
最后，精神高于物质。
吃饱穿暖是人的基本需求，趋乐避苦贪图享受是人的本性，而在“成人”之路上，这些物欲恰恰会影响甚至阻碍我们的精神追求。所以，在物质与精神的两相权衡下，孔子毅然将精神放到了高处。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精美的食物和安逸的住所不能影响君子内心对道义的追求，一旦妨碍了，应当义无反顾地舍弃，即使箪食瓢饮在陋巷，也能自得其乐，保持内心的从容和宁静。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君子追求真理，注重的是精神世界的丰富，如果因为物质的贫乏而感到羞耻，那么，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成为同道之人的。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很多，关于义利，关于周比，而在物质与精神上，君子关心的是道德，小人关心的是土地（利益）。心之所患，成为人品高下的衡量，也决定了人生格局的大小。
“成人”铸就的是精神上的成熟，只有精神站立起来了，人才能称之为“人”。明确物质与精神的高低，才能领会“成人”的核心。
“成人”的境界高低有别
在品行上经过雕琢与磨炼，成为孔子口中的君子贤者，可以说实现了“成人”目标，但境界有高下之分。尽管儒家总体上强调的是积极入世，但个体的能力总会受限于客观环境，所以在孔子身上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进取，也有“穷则独善其身”的豁达。
很多时候，孔子像一个斗志昂扬的勇士，即便现实灰暗、人世惨淡，但依然顽强地与之抗争，越挫越勇。所以守城人评价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孔子自己也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能够保持这份初心，矢志不渝，这样的君子在孔子的观念里应该是最值得推崇的。
但是，时运不济，屡屡碰壁，难免会流露出消极的情绪。穷且愈坚固然可贵，在力不能及的黑暗中能坚守自我，亦不失为君子典范。孔子认为“殷有三仁”，分别是微子、箕子和比干。比干强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箕子佯狂，既是自我保护又向社会发出了控诉，是一种委婉的抗争；微子远走，避免了蒙受世俗的尘埃，保持了自身的高洁。所以在孔子的眼中，能做到“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成人”的次一等境界。
在这两者的基础上，《论语》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可见，在隐者以下还有三等，分别是：遇到是非之地会避开，这就好比孔子一直规劝子路离开卫国，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看见他人脸色不好会避开，就像孔子见到“齐衰者”会快步走开，这是懂得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听见不好的言辞会避开，正如“颜渊问仁”中孔子所说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成人”有境界的高低，但不管是直面，还是隐避，都是基于对现实深刻体察、对自我彻底反省后的一种人生选择。这不同于畏难惜命的懦弱，也不同于飞蛾扑火的莽撞。求仁得仁，是为“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