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在这50多名中共党员中，有一位名叫刘清扬的女性，却很少为人所知。
　　
　　一
　　
　　1894年2月15日，刘清扬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族的平民家庭，12岁时进入天津严氏女校读书，初步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在一次天津爱国人士发起的“建立海军，巩固国防”的募捐大会上，讲演人的慷慨陈词，激发了少女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不但将身上的零花钱全捐出去，还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一时间，“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枚金戒指”的动人事迹，在天津传为佳话。
　　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刘清扬，参加了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她和共和会会员们一道，油印反清宣传品，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积极为滦州起义探听军情、筹措经费。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文淑（即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爱国口号，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她们还打破男女界限，跟天津学联并肩战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组织才能，尤其是她那激昂慷慨、铿锵有力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于6月26日开会决定派刘清扬等10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7日晨，刘清扬一行乘火车赴京。当他们来到新华门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时，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刘清扬等10位天津代表不顾烈日炎炎，在总统府大门前静坐，强烈要求徐世昌出来接见。天津代表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得到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徐世昌不得不于28日晚出来接见天津代表。面对徐世昌，刘清扬义正词严地指出：“拒绝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密约，这是四万万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决不空手回去！”
　　在各界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二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以及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在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抗议“福州惨案”，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觉悟社”精心组织之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于1920年1月29日，出动军警，用武力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4名学生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
　　刘清扬于惨案发生的次日清晨，化装成天主教修女，沿津浦路南下到达南京。她向南京学联控诉了天津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呼吁全国各界同胞营救天津被捕的学生代表。南京学联立即动员万余名学生示威游行。随后，她又来到上海，向全国学联做了控诉。全国学联在上海跑马厅举行了3万多人的集会，刘清扬在会上痛陈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惨遭镇压的经过。大会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的学生代表，并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声援。由于刘清扬的奔走呼号，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被捕的学生代表终于在1920年7月中旬全部获释。
　　刘清扬在天津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显露了才华，经过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政治上已趋成熟，成为名闻京津的女杰英豪。1920年8月16日，刘清扬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1名“觉悟社”社员来到北京，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4个团体代表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共谋社会之改造，刘清扬被推选为会议主持人。在座谈会举行期间，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公开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李大钊和讲师张申府也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发言。他们的发言，对这批青年影响很深。
　　
　　


　　三
　　
　　当时，华法教育会正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许多有志青年不满国内军阀混战，为寻求国家出路，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920年底，“觉悟社”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11月2日，周恩来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启程先行去法。半个月后的11月23日，刘清扬也踏上出国之路，她与被聘赴巴黎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同船赴法。
　　张申府，1920年10月参加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发起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上海早期党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申府是支部成员之一。
　　张申府在赴法途经上海时，登门拜访了正在和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陈独秀，陈独秀嘱咐他在法国的留学生和华工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在赴法途中，张申府向刘清扬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讲述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党的性质，使刘清扬对共产党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
　　到了巴黎，刘清扬与已在雷诺汽车厂当学徒的周恩来等先期赴法的青年学子会合。1921年初，张申府首先发展刘清扬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二三月间，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赵世炎、陈公培（一说是吴明）持陈独秀的信与张申府接上关系。至此，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便正式成立，其成员即为以上5人，由张申府担任负责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与国内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因为来不及通知远隔重洋的巴黎小组，所以巴黎小组没有派代表参加。
　　1922年初，张申府因支持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占领里昂大学，与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吴稚晖闹翻了，丢了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一职。因生活所迫，张申府带着已是自己新婚妻子的刘清扬和周恩来于1922年2月来到物价较低的德国柏林。一个月后，刘清扬、张申府、周恩来、张伯简四人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
　　
　　四
　　
　　1923年冬，刘清扬与张申府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一道从德国途经苏俄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并担任报社总经理。
　　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春，她被派往广州，参加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同年曾随李大钊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同年冬，刘清扬被中共中央调至上海，参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后当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长。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人士，在3月26日印发的通缉国共两党48人名单中，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刘清扬。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清扬和李大钊以及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只得转移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变本加厉地镇压国共两党革命人士，北京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尽管苏联大使馆受到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但刘清扬从未停止过工作。她通过秘密活动方式与外界保持联系，坚持斗争近一年之久。
　　


　　1927年1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工作，先后担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刘清扬退出了国民党。由于正怀身孕，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刘清扬也脱离了共产党。
　　在这之前，张申府在上海因和陈独秀意见相左，脱离了中共组织，后来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
　　
　　五
　　
　　脱党后的刘清扬和丈夫张申府住在清华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但强占我东北三省，又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步步进逼我华北。刘清扬耐不住心头怒火，重新踏上政治舞台，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在长城一线奋起抗击，重创日军。刘清扬团结北平各界妇女组织成立抗日救护慰劳队，开展救护伤兵工作。她在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家属中开展募捐活动，并组织他们缝制棉被、棉袜送往前线，使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深受鼓舞。1935年，华北危在旦夕。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于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却遭到反动军警的冲击、殴打，北平学生义愤填膺，准备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
　　1936年1月4日，清华大学参加南下请愿团的学生在操场集合，整装待发。刘清扬冒着严寒赶来，和南下请愿学生一一握手，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是到了我们该干事情的时候了！”同年1月12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召开了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刘清扬主持大会，并被推选为北平妇女救国会主席。
　　可是，国民党当局却不顾全国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要求，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举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2月29日清晨，军警突然包围清华大学，抓捕爱国学生和进步教授，张申府和刘清扬双双被抓走。刘清扬被关进陆军监狱。在监狱里，她不断地鼓励难友们要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北平陆军部军法处长提审刘清扬时对她说：“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只要讲出来你受谁的指使，保证以后不再鼓动妇女闹事就放你出去！”
　　刘清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我受良心的指使，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干的是爱国运动，如果法律判定爱国有罪，那就听便；如果爱国无罪，那就放我，我出去照样干爱国运动。放不放在你，我是无罪可认的。如果我为爱国而死，那是我的光荣。”
　　刘清扬在监狱里蹲了3个月，经过社会各界多方营救，于1936年5月22日出狱。她一迈出监狱大门，便立刻赶赴上海参加5月31日开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7月初，又回到北平，继续参加领导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包括7省在内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由中共党员杨秀峰、张友渔、徐冰以及张申府、刘清扬等5人负责，刘清扬分管组织工作。救国联合会的任务不仅是做抗日宣传，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络更多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持对日作战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当时，刘清扬的家就是救国联合会同第二十九军保持联系、互通情报、分派工作的联络中枢。刘清扬忙得不可开交，她一方面带领妇女救护队到永定门抢救伤员，另一方面又协同北大学生组织担架队，在北大三院礼堂设立了临时伤兵医疗站。
　　七七事变后，刘清扬毅然决定告别年迈的老母和年幼的儿女，远离家庭，到抗战大后方去参加救亡运动。11月上旬，刘清扬由天津到南京。不久，南京告急，她乘坐最后一列撤退专车抵达武汉。
　　当时的武汉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治中心。在抗日热潮中，年已43岁的刘清扬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青年们听了她那特有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往往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她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组织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保育会理事兼输送委员会副主任。她和邓颖超、史良、沈兹九（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起，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经过努力，将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宋美龄让刘清扬担任妇女委员会训练组组长。刘清扬利用自己已脱离中共的身份，积极主持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她把中共党员郭见恩（郭建）、李植春、张润芝等人安排为助手和骨干，使训练组成为一块红色基地。
　　刘清扬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训练了抗日妇女干部近千名，其中绝大多数人以训练班为革命的起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不仅是刘清扬对抗战事业的贡献，也是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项突出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刘清扬按照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名，经桂林转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爱国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港岛沦入敌手。她于1942年撤离香港，在中共地方组织协助下，经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跋山涉水回到重庆后，继续参加救国会活动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工作。
　　1943年初春，在重庆的周恩来出面组织祝贺刘清扬50岁寿辰活动。那一天，周恩来亲自下厨为刘清扬煮了寿面，这使刘清扬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郭沫若即席赋诗一首：
　　慷慨幽燕姐，犹然十五余。
　　登台三寸舌，下笔万言书。
　　意识跨前进，须眉愧不如。
　　行途则半百，努力莫踌躇。
　　1944年在重庆，经过张澜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刘清扬出席了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六
　　
　　抗战胜利后，刘清扬于1946年5月25日从重庆回到北平。回到北平后，刘清扬立即参加民盟华北总支部和北平市支部工作，并和设在北平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取得联系，为军调部提供有关情报。
　　不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通过军调部中共干部徐冰转告刘清扬，解放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请刘清扬介绍和输送进步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刘清扬慨然应允。这个时候，刘清扬的革命活动早已落入国民党特务的视线，军警时常在夜半更深闯进她家进行突击搜查。在这种情况下，她依然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常往来于平津之间，与学运领袖密切联系，到北大、师大、天津南开大学进行讲演，热情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等反蒋反美运动，动员、介绍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从事革命工作。
　　1948年10月，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中共中央邀请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获悉刘清扬已上了国务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便紧急通知她停止在北平的革命活动，立即由中共秘密交通员护送去解放区。
　　1948年11月下旬，刘清扬和其他一批民主人士一起被护送到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庄。在那里，刘清扬和向往解放区的这批民主人士一道学习、讨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重要文献——《共同纲领》。年底，他们被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新年。不久，北平和平解放的捷报传来，刘清扬随中共有关同志连夜乘卡车赶回北平，参加办理解放后北平的一些社会工作。1949年2月2日，刘清扬受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邀请，登上正阳门城楼观看威武的人民解放军入城盛典。
　　1949年3月，刘清扬出席了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妇女联合会，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同年9月，她作为全国妇联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一道，研究、讨论、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多事宜。
　　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
　　刘清扬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抗战初期在武汉，她就向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能批准恢复她的党籍。周恩来劝她，暂时留在党外，便于开展统战工作。解放后，她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入党。1961年，刘清扬终于获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更加意气风发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工作。
　　1963年2月，刘清扬70岁生日时，她回忆起20年前过50岁生日与周恩来等人聚会时的情景，感慨万千，提笔写了一首诗：
　　韶光易逝又念年，
　　七旬初度犹壮年。
　　踏遍坎坷不平路，
　　改造河山更向前。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刘清扬也未能幸免于难，跟无数革命前辈一样惨遭迫害。1977年7月19日，刘清扬含冤辞世，享年84岁。
　　两年后，1979年8月3日，中共中央为刘清扬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致悼词。康克清满怀深情地郑重宣告：“刘清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