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南聯大成立80周年。1938年4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它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从那里走出了171位中国两院院士、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2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曾诞生过一批影响国内外的学术成果，这背后，教授夫人们的贡献非同小可。她们的命运与丈夫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更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战时物价奇高，教授们也窘迫

　　抗战爆发前，教授们在北平和天津过着优越的生活，月薪几百块大洋，在北平足够买一座四合院了。然而，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教授们被迫撤退到昆明。战时的昆明是全国物价最高的城市。从1937年到1943年年底，昆明的物价在6年中上涨了400倍，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迅速掏空了教授们的腰包。战时物价虚高到什么程度？从陈存仁先生举的例子中可窥一斑：“最不值钱的油炸桧（油条），每一条要卖到2000元，后来涨到5000元，再后来涨到1万元。”
　　过去养尊处优的教授夫人们为了吃饭，开始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有的做一些小食品，然后拿去寄卖，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廖家珊组成“互助组”，自制江南糕点出售。以廖家珊家为作坊，由赵瑞云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和好面，糕点制作完成后，韩咏华负责提着篮子到廖家取走去销售，然后视销售情况，每周送一两次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糕为二三两重的米粉糕，形状如元宝，浅粉红色，中间放红豆沙，表面嵌有数块核桃仁和两块糖腌的猪板油，味甜。由于没有专门的生产工具，糕点只能在日常做饭的红泥小炭炉上做，日生产量仅有30—40个。
　　韩咏华回忆：“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了起来。”
　　教授们到梅校长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的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点时，无不为她的坚韧、乐观精神所感动，便将这糕点命名为“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从此，“定胜糕”的名字便在西南联大和昆明城传播开来。“定胜糕”持续生产了两年，直到抗战胜利。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和学习用品，至于夫人们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到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教授夫人各显神通

　　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吴柳生的夫人陈涤，出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杭州法院院长。陈涤极有绘画天赋，父亲经常带她向名家学画。在西南联大时，陈涤从一个娇妻迅速成长为吃苦耐劳、锦心绣口的母亲。为了省钱，孩子们的衣服都是陈涤自己做的，她学会了纳鞋底、做鞋子。当时，教授夫人们都在想办法帮先生挣钱，陈涤想到了做童装，她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然后拿到店中寄卖，因家中有三个女儿，吴柳生便将童装命名为“三姐妹”牌，还刻了印章。“三姐妹”童装设计新颖别致，供不应求，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经济状况。
　　清华工学院创始者顾毓琇，1938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身居上层，但清廉自守，加之子女较多，家境同样紧张。他的妻子王婉靖出身书香世家，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孙，她精打细算，不但种菜、种花、种玉米，还养鸡、养鸭、养羊、养猪，以补贴家用。
　　周先庚教授的妻子郑芳，出身于江苏盛泽镇著名的郑氏家族，毕业于燕京大学，中英文水平俱佳。西南联大时期，郑芳很快就显示出“文武全才”的本事。当时，生了孩子后的郑芳没有奶水，为了保证几个孩子的营养，她便在胜因寺外的一家农户寄养了一头母羊，周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喝羊奶长大的。从1944年开始，郑芳给报刊写稿，主题集中在婚恋、家庭及儿童题材上，在当时颇受好评，稿费补贴了家用。
　　抗战时在昆明乡间住的那几年，潘光旦夫人赵瑞云还仿照家乡制法自制食品，如腌肉腌菜、蒸黄豆发霉做酱、制腐乳、用菜汤做臭卤泡臭豆腐等。她或买来当地产的改良过的浅黄色胡萝卜，切成条，裹上甘草末，反复蒸晒，成为褐色的萝卜干；或在毛豆大量上市时，将其买回来剥出青豆煮熟，在炭火上烤干，制成熏青豆。
　　由于住处离医院很远，教授夫人甚至自己接生。西南联大教授中有不少住在离昆明十多公里的龙头村。王力每周要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逢进城那天，就提个书袋，穿上夫人夏蔚霞给他做的布鞋，徒步上路。他一般是当天进城，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转回龙头村。1941年1月，王力的儿子王辑国就出生在龙头村的小房子里。宗璞在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我母亲（任载坤）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外国文学家、翻译家开荒种菜

　　与许多教授夫人原来就是家庭主妇不同，陈梦家夫人——外国文学家与翻译家赵萝蕤还是二十出头的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学生时，就以翻译艾略特的艰涩长诗《荒原》而一举成名，抗战前她是清华西语系的助教。“七七事变”后，陈梦家夫妇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但仍遵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于是，赵萝蕤选择了退守家庭操持家务，她说：“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在《一锅焦饭一锅焦肉》一文中，她描述了初到昆明时的狼狈生活——不会煮饭，先是煮出焦饭，继而又煮出烂饭。她亲自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赤着脚挽起袖子施大粪，种出了黄瓜、刀豆、辣椒、丝瓜、茄子和番茄。来访的客人都对她的手艺交口称赞。
　　此时，充满了诗人气质的才女赵萝蕤，自称把灵魂交了出去，每日里不过是烧水洗衣，淘米做饭。在《一个忙人》和《厨房怨》中，她把“灵魂交了出去”的日子写得煞是好看，诗一般的行文只见幽默不见悲伤：“一早起来蓬头散发就得上厨房”，“没有一本书不在最要紧处被打断，没有一段话不在半中腰就告辞。偶有所思则头无暇及绪，有所感须顿时移向锅火。写信时每一句话都为沸水的支察所惊破，缝补时每一针裁都要留下重拾的记认”。“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柴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她在家操持家务，但仍勤读不辍，1939年至1944年，她在云南大学和西大附中任教，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中外书摘》
　　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