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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元代已经相当成熟，蒙元政府先是在海上开辟了漕粮海运，由朱清、张瑄开辟成熟的近海航运路线，同时，中国东部对外贸易的海上路线也得以恢复，穿梭往来于中国、高丽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在泛黄海商圈迅速发展。但航路的成熟仍无法抗拒不测风云，海难时有发生，无庸讳言，也正是这种海上悲剧，为后世考古发现留下了意外的“惊喜”。
1975年夏天，韩国新安郡渔民崔享根在近海捕鱼，一网下去，捞上来的不仅有大鱼、小鱼，还有六件完整的青瓷器。这位会过日子的渔民觉得家里也用得上这些完好且漂亮的碗，就将其和打来的鱼一起带回了家。他的弟弟在学校当教员，意识到这些海里来的东西很可能是文物，于是报告给当地文物管理局。经过初步鉴定，这六件瓷器是中国的宋元青瓷。根据这位渔民提供的线索，1982年，韩国打捞队果真在新安海底捞起一艘大型中国商船。经过几年的发掘与研究，这艘中国商船的故事终于穿越时空而来……
“600多年前的一天，一艘巨大的双桅中国商船从庆元港扬帆出海，它向东北行驶，准备先到日本九州的溥多湾，而后，再行至高丽，或是，先驶往高丽，再开往日本……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沉没在高丽的新安海域。”这短短的一段推测文字，透露出来自船上发掘文物实证的历史信息。
能给这艘船进行断代的沉船器物，一件是一枚木简，墨书“至治三年”，即元代至治三年（1323）。另一件是一只有铭文的铜权，一面为“庚申年”，一面为“庆元”，“庚申年”对应的年代是元朝延祐六年（1319）。所以，这艘商船的沉没年代应在公元1323年后的一两年间。
这个沉船断代令人信服，但那只铜权，也有人认为另有它用。刘义杰先生曾专门发给我一篇短文谈这个“权”。他认为，这个“秤砣”，更像是船上用来测深用的铅锤。首先，说它是秤砣，却没有发现与之相配套的秤杆、秤钩等物件；其次，船上的货物基本以“件”为单位，似乎也用不上秤。但把它当作测深锤来看的话，则与文献上记载的铅锤形状基本一致，尤其是那略显宽大的底座，其用途就是供航海家提取海底泥土或贝壳。如果这个铜“秤砣”真的是测深锤，那它在中国航海史上是很值得大书一笔的。
关于这艘船的始发港，主要是依据那只“权”的另一面铭文“庆元”，元代所称的庆元即今天的宁波。另外，出水的瓷器中，还有一件印有“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的青瓷盘。因铜权上有“庆元”铭文，专家据此推断这个“使司帅府”指的应是“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以，可进一步印证此船始发港应为庆元港。
这艘有着“至治三年”墨书木简、带着“使司帅府公用”瓷器的商船，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批“官本船”之一。大元“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至元二十二年（1285）開始实施，到至治三年（1323）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没有再大规模推行过。新安沉船可能是“官本船”最后的风光。
大元在全国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浙江有其四，即杭州、庆元、温州、澉浦，表明了大元当时是以杭州湾为沿海港国际贸易中心，其东线即是黄海的中国、高丽、日本商圈。新安沉船所载的物品就是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时尚所在。
此船沉在高丽新安，说明高丽与大元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一点是无疑的。新安沉船中有相当数量的银质觚形瓶、净瓶、灯盏、烛台以及镀银盘等，有学者认为，这些银器是销往对金银器有独特需求的高丽的商品。
那么，为何沉在高丽新安的船，会被认定是也要到日本去的商船呢？这个推测同样来自于已出水文物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此船出水的佛教类用器所占比例很大，其质地以陶瓷和金属为主，与船货中墨书“东福寺”“钓寂庵”等日本寺院名以及众多僧侣名号的木简相呼应，说明船货与这些日本佛教寺院有很大的关联。此外，新安沉船还出水日本制雕有花纹的漆碗、漆盏、古濑户瓶等餐饮用具和象棋子、木屐等，还有铜镜20件，经学者考证为日本制造。所以，新安沉船被认定为从中国赴日本，并和高丽进一步贸易的商船。
出水时，几百年的海水侵蚀已经使这艘船的上半部分和船尾烂没了。但从残船推算可知，这艘元代商船长约34米，宽约11米，重约200吨，由8个船舱组成，为中国福建建造的福船，是现存最大、最有价值的中国古代贸易船，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船只之一。现在这个残船被陈列在韩国木浦市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部分文物在韩国国立博物馆展出。
2012年12月，中、韩博物馆界共同举办了一场“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那些从庆元港出发的物件再次回到中国。令中国普通观众感到惊奇的，除了那些精美的青瓷和白瓷外，还有中国铜钱。
新安沉船共出水40箱中国铜钱，重28吨，共计800多万枚，数量之多在沉船发现史上绝无仅有，形制包含“五铢”钱在内的52个品种，从王莽新朝的“货泉”到元代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年代跨度大。几乎就是一个全能型的古代中国银行和古代中国货币大展。其实，不仅元代、宋代，甚至更早，中国铜钱就是亚洲的硬通货，一直到清代之前，日本就是以中国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
新安沉船虽然沉没了，但它仍以沉默的姿态告诉世界，当年的黄海圈是一个多么繁荣的东亚贸易商圈。
1975年夏天，韩国新安郡渔民崔享根在近海捕鱼，一网下去，捞上来的不仅有大鱼、小鱼，还有六件完整的青瓷器。这位会过日子的渔民觉得家里也用得上这些完好且漂亮的碗，就将其和打来的鱼一起带回了家。他的弟弟在学校当教员，意识到这些海里来的东西很可能是文物，于是报告给当地文物管理局。经过初步鉴定，这六件瓷器是中国的宋元青瓷。根据这位渔民提供的线索，1982年，韩国打捞队果真在新安海底捞起一艘大型中国商船。经过几年的发掘与研究，这艘中国商船的故事终于穿越时空而来……
“600多年前的一天，一艘巨大的双桅中国商船从庆元港扬帆出海，它向东北行驶，准备先到日本九州的溥多湾，而后，再行至高丽，或是，先驶往高丽，再开往日本……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沉没在高丽的新安海域。”这短短的一段推测文字，透露出来自船上发掘文物实证的历史信息。
能给这艘船进行断代的沉船器物，一件是一枚木简，墨书“至治三年”，即元代至治三年（1323）。另一件是一只有铭文的铜权，一面为“庚申年”，一面为“庆元”，“庚申年”对应的年代是元朝延祐六年（1319）。所以，这艘商船的沉没年代应在公元1323年后的一两年间。
这个沉船断代令人信服，但那只铜权，也有人认为另有它用。刘义杰先生曾专门发给我一篇短文谈这个“权”。他认为，这个“秤砣”，更像是船上用来测深用的铅锤。首先，说它是秤砣，却没有发现与之相配套的秤杆、秤钩等物件；其次，船上的货物基本以“件”为单位，似乎也用不上秤。但把它当作测深锤来看的话，则与文献上记载的铅锤形状基本一致，尤其是那略显宽大的底座，其用途就是供航海家提取海底泥土或贝壳。如果这个铜“秤砣”真的是测深锤，那它在中国航海史上是很值得大书一笔的。
关于这艘船的始发港，主要是依据那只“权”的另一面铭文“庆元”，元代所称的庆元即今天的宁波。另外，出水的瓷器中，还有一件印有“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的青瓷盘。因铜权上有“庆元”铭文，专家据此推断这个“使司帅府”指的应是“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以，可进一步印证此船始发港应为庆元港。
这艘有着“至治三年”墨书木简、带着“使司帅府公用”瓷器的商船，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批“官本船”之一。大元“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至元二十二年（1285）開始实施，到至治三年（1323）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没有再大规模推行过。新安沉船可能是“官本船”最后的风光。
大元在全国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浙江有其四，即杭州、庆元、温州、澉浦，表明了大元当时是以杭州湾为沿海港国际贸易中心，其东线即是黄海的中国、高丽、日本商圈。新安沉船所载的物品就是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时尚所在。
此船沉在高丽新安，说明高丽与大元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一点是无疑的。新安沉船中有相当数量的银质觚形瓶、净瓶、灯盏、烛台以及镀银盘等，有学者认为，这些银器是销往对金银器有独特需求的高丽的商品。
那么，为何沉在高丽新安的船，会被认定是也要到日本去的商船呢？这个推测同样来自于已出水文物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此船出水的佛教类用器所占比例很大，其质地以陶瓷和金属为主，与船货中墨书“东福寺”“钓寂庵”等日本寺院名以及众多僧侣名号的木简相呼应，说明船货与这些日本佛教寺院有很大的关联。此外，新安沉船还出水日本制雕有花纹的漆碗、漆盏、古濑户瓶等餐饮用具和象棋子、木屐等，还有铜镜20件，经学者考证为日本制造。所以，新安沉船被认定为从中国赴日本，并和高丽进一步贸易的商船。
出水时，几百年的海水侵蚀已经使这艘船的上半部分和船尾烂没了。但从残船推算可知，这艘元代商船长约34米，宽约11米，重约200吨，由8个船舱组成，为中国福建建造的福船，是现存最大、最有价值的中国古代贸易船，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船只之一。现在这个残船被陈列在韩国木浦市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部分文物在韩国国立博物馆展出。
2012年12月，中、韩博物馆界共同举办了一场“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那些从庆元港出发的物件再次回到中国。令中国普通观众感到惊奇的，除了那些精美的青瓷和白瓷外，还有中国铜钱。
新安沉船共出水40箱中国铜钱，重28吨，共计800多万枚，数量之多在沉船发现史上绝无仅有，形制包含“五铢”钱在内的52个品种，从王莽新朝的“货泉”到元代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年代跨度大。几乎就是一个全能型的古代中国银行和古代中国货币大展。其实，不仅元代、宋代，甚至更早，中国铜钱就是亚洲的硬通货，一直到清代之前，日本就是以中国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
新安沉船虽然沉没了，但它仍以沉默的姿态告诉世界，当年的黄海圈是一个多么繁荣的东亚贸易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