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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歌中，他收获了名利，也有过彷徨苦闷。上世纪90年代，诗歌退潮，他最后选择了不写诗歌。可他骨子里还是爱诗的，新世纪以后，他作为诗歌的“归来者”，开始了大量长诗的写作。
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诗人邂逅洪烛，第一句“问候”就是：“你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随后，两人相拥笑了起来。
这虽是玩笑话，但是事实。1980年代，有一群才华横溢、青春年少的风云人物在校园诗江湖纷纷出道。洪烛就是纵横其中的诗歌大侠之一。洪烛曾影响一代中学生，洪烛的经历让他们觉得写诗可以出名，可以上大学，可最后荒废了功课，又没被保送上大学。于是，就有了这句玩笑话。
永远留着平头，永远戴着大眼镜，“南（京）腔北（京）调”的洪烛不变的还有对诗的痴情。“诗是有恩于我的。我是诗的一个受益者，享受了诗给我带来的一种改变、一种转折。”洪烛说，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直是自己安排的，但无形之中服从着文学的安排。在他眼里，诗是文学的生力军。
洪烛在诗坛上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25“公岁”的他仍然葆有青春期的无限活力，背着他那烈性的“洪烛牌炸药包”在诗歌的“前沿阵地”冲锋陷阵！
未参加高考而传奇迈进名校门槛
洪烛原名王军，出生在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洪烛很小就喜欢读诗，闻一多、徐志摩、普希金，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的笔名洪烛就源自于闻一多的诗集《红烛》。
刚进中学那年，母亲送了一本《普希金诗选》给洪烛，这成了洪烛中学时代放在书包中惟一的课外书。从此，洪烛知道了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颗纯粹、美好的心灵。上世纪50年代，洪烛的母亲曾在苏联留学，在她就读的那座城市的一些街道是普希金当年经常散步的地方，母亲向洪烛描述过走在这些街道上的心情，并说：“在俄罗斯，很少有人不知道普希金。”洪烛惊奇了：“他是谁？为什么呢？”母亲的脸上有一种光彩：“因为他是诗人。”
那时，洪烛还小，尚不知晓诗人的确切含义，但通过母亲的解释而朦胧地意识到诗人能把内心的激情以最美丽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感染更多的人，使他们激动，或者深思。洪烛心想，做个诗人真是件幸福的事，能够让那么多人记住他。于是，普希金成为洪烛心目中诗人的代称。
1982年，洪烛15岁，他在《南京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诗《刀与磨刀石》。他是幸运的，赶上了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校园，可以称为诗的摇篮，当年的校园诗潮风起云涌。
“我在南京梅园中学念书的时候，醉心于诗歌，上课时都在笔记本上偷偷写诗。回家后除了读中外名著，写诗歌散文，还要花时间把习作工工整整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投寄给各地的报刊。”到高三时，洪烛已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篇诗文，并且10多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一时间，他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这时，这位诗歌少年自己陶醉得俨然有“小普希金”之感，“我甚至梦想死后能像普希金那样，被铸成铜像，当然不是树立在彼得堡的皇村，而是安置于我的故乡南京新街口的十字路口”。
洪烛说，走在文学的路上，他最感恩的是南京梅园中学教导主任黄老师。“黄主任负责教学成果的宣传，他经常把我的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张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通报我又获了什么奖，表扬我为学校争了光。”
由于在文学上过于分心，造成洪烛学业上的严重偏科。“考试的成绩单上，数理化和外语挂满大红灯笼。别提参加高考上大学了，后来连预考的分数线都未通過，彻底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怕毕业后做‘待业青年’，我早早地托一位同学，在他哥哥开的照相馆预先联系了一份工作，准备一毕业就去那儿做临时工。当我把这种想法跟黄主任一说，他却急坏了。他说如果不上大学，单枪匹马地走文学道路那将非常崎岖，毕竟时代不同了。”洪烛从黄主任焦急的表情里看出他对自己前途的担忧，心里有点感动。
“我所在的南京梅园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不是省、市重点，没有保送的名额与资格。黄主任却想出一个点子：把我的简历及发表作品的样报、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由母校写了推荐信，投寄给全国几十所高校，希望能够破格录取。”洪烛没有想到自己因此被武汉大学免试特招。
1985年8月底，洪烛在南京码头乘江轮去武大报到。中文系新生入校，照例由辅导员带领去瞻仰位于樱园老校舍区的闻一多铜像——“因为他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们不再叫他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这班后生们写诗。”洪烛说，“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
在武大，洪烛对诗歌更加入迷。他和喜欢诗歌的同学们一起筹办樱花诗会、组织诗歌社团、拜访著名诗人，成为武汉大学诗歌爱好者中最活跃的一位。在武汉大学，他“为了迎接新的文学旅程，也为了使再生之感更强烈些，开始使用笔名‘洪烛’”。
因为诗歌而成为“逃兵”
1989年7月，大学毕业的洪烛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巧的是，自己的单位与《诗刊》做“邻居”。
后来，洪烛经常在《诗刊》发表作品。1992年，参加《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诗会是在香山脚下晨钟暮鼓的卧佛寺举行，洪烛戏称作“庙会”。随后，他开始长期担任《诗刊》刊授学院的“挂牌诗人”。
“那时候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灵魂是存在的，在这种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把握中，我更追求朴素。”初到北京时，洪烛曾经写过一首诗《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真正的文学应该追求清水出芙蓉，追求穿着草鞋，就是说它不追求华丽的雕饰而追求一种自然。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美好的诗歌是穿着高跟鞋的，那同样也是很美好的，但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最喜欢穿着草鞋的诗歌和散文，因为它更能与我的审美相符合。”洪烛的第一本书是诗集《蓝色的初恋》，“进入武汉大学后出版的，其中收录了一部分中学时代的作品”。 在北京，洪烛结识了一帮文人，他们不谈朦胧诗，改聊崔健和摇滚，觉得歌词很带劲。他去听摇滚音乐会，觉得那些长发的歌手比诗人还要诗人。
1993年后，除了专业性的诗歌刊物，整个社会似乎不需要诗歌了，诗歌没有用武之地了，进入低谷期。诗歌的热潮慢慢退去，他们这群人也开始各自散去。
突然一下子，洪烛发觉现实的严酷，诗歌不再给他带来帮助，只能靠一点工资养活自己，生活的压力落在肩上。
居京大不易，厌倦了租房及睡办公室，仅仅为了有能力买一套商品房这一无力抗拒的世俗，洪烛狠心地改变了个人的创作史，以淡出诗坛为代价，转攻大众文化。当时，大众化期刊雨后春笋般热闹，《女友》《青年文摘》《辽宁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特别大，几乎每期都有洪烛的文章，似乎全国许多常见的报刊都被他的重型炸弹般的作品进行“地毯式轰炸”，频频获《诗刊》《萌芽》《中国青年》等奖，并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后又出了书，赚了五六十万稿费，1999年，他在北京如愿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结束了“游击队员”的生活。
刚开始写散文的时候，有人说他堕落了，瞧不起他，“给那些大众流行刊物写稿，俗，一个诗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但是洪烛清楚，不这样就会饿死，如果没有了生命，那还何谈诗歌。
把诗歌进行到底
当洪烛开始不用再为生活发愁的时候，骨子里开始想念诗歌。在1990年代当了一回诗歌的“逃兵”之后，洪烛以“归来者”的身份回归诗坛。“我仍然对诗歌有感恩，从来没觉得诗歌害了我，名利都是诗歌带给我的。如果不是写诗，那我可能中学毕业后就在照相馆里当临时工。”
“我仍将做文学的‘钉子户’。别说至少还有冷板凳、硬板凳可坐，即使是站票我也要啊。当年投奔文学理想，我已做好了自带小板凳的准备。文学永远不会撵她的追求者的，我干嘛撵自己呢？文学活着，我愿意为她看大门。即使真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文学死了。她也会有守陵人的。”洪烛说。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的良好氛围开始复苏。洪烛开始重新打量当下的诗坛环境和诗歌创作现状，开始新的探索。一个时代的诗歌要繁荣，必须有长诗，长诗是诗歌里的航空母舰。就像一个国家强大了海军就要有航母，才是现代化的海军。诗歌也一样，要有长诗，生态才繁荣。近些年，他创作了2200行《西湖：白蛇传》、2800行《屈原》等10多部可圈可点的长诗。
洪烛爱旅游。他说，诗人与旅游自古是密不可分的，不论是屈原还是李白，诗的灵感都是在游历中产生的。同时，诗人在游历中创作的诗歌也增加了很多地方的名气。
作为一位传播诗歌的大使，洪烛已经参与了几十場“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么多年来，他先后走进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甘肃等20多个省份的50多个市县，行程长达十万里。每到一地，洪烛就向各地的诗歌爱好者讲解创作技巧，辅导诗歌创作，传播诗歌文化。
诗歌一直是非卖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热潮以及光环退去，直到新世纪依然如此。这也是诗歌的优点，保持了很多崇高和纯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没有商品化，使得从事诗歌创作的人得不到滋养，得不到回报，这对坚持诗歌的人来说不公平。看到这一点，洪烛要对诗歌进行创新，要让诗歌走向公共空间，通过网络、舞台、电视等媒介，让诗歌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掘。这是他的一种理想，也是之后要做的事。
201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座谈会上，洪烛强调了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的群众基础，呼唤文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升级。“新世纪以来我参加过几百场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深深感受到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只是在文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还应寻求更大的上升空间，为能感动大众的作品铺路搭桥，为能影响大众的作家提供更大的舞台，让他们的舞台突破圈子与行业的局限性，延伸到基层以及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尤其要重视并利用新媒体以及多样化的文学活动，譬如采风、讲座、文学节、新书宣传等等，与纸媒相结合产生化学反应，突破瓶颈，使文学弘扬真善美的功能与强项能更有效地发扬，为提升全民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如今，尽管他右手诗歌、左手散文，但诗坛仍旧是主阵地。他是靠作品说话的诗人，不单以质量取胜，更以数量巨大的“集束式轰炸”出名。
责任编辑 王碧清
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诗人邂逅洪烛，第一句“问候”就是：“你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随后，两人相拥笑了起来。
这虽是玩笑话，但是事实。1980年代，有一群才华横溢、青春年少的风云人物在校园诗江湖纷纷出道。洪烛就是纵横其中的诗歌大侠之一。洪烛曾影响一代中学生，洪烛的经历让他们觉得写诗可以出名，可以上大学，可最后荒废了功课，又没被保送上大学。于是，就有了这句玩笑话。
永远留着平头，永远戴着大眼镜，“南（京）腔北（京）调”的洪烛不变的还有对诗的痴情。“诗是有恩于我的。我是诗的一个受益者，享受了诗给我带来的一种改变、一种转折。”洪烛说，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直是自己安排的，但无形之中服从着文学的安排。在他眼里，诗是文学的生力军。
洪烛在诗坛上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25“公岁”的他仍然葆有青春期的无限活力，背着他那烈性的“洪烛牌炸药包”在诗歌的“前沿阵地”冲锋陷阵！
未参加高考而传奇迈进名校门槛
洪烛原名王军，出生在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洪烛很小就喜欢读诗，闻一多、徐志摩、普希金，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的笔名洪烛就源自于闻一多的诗集《红烛》。
刚进中学那年，母亲送了一本《普希金诗选》给洪烛，这成了洪烛中学时代放在书包中惟一的课外书。从此，洪烛知道了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颗纯粹、美好的心灵。上世纪50年代，洪烛的母亲曾在苏联留学，在她就读的那座城市的一些街道是普希金当年经常散步的地方，母亲向洪烛描述过走在这些街道上的心情，并说：“在俄罗斯，很少有人不知道普希金。”洪烛惊奇了：“他是谁？为什么呢？”母亲的脸上有一种光彩：“因为他是诗人。”
那时，洪烛还小，尚不知晓诗人的确切含义，但通过母亲的解释而朦胧地意识到诗人能把内心的激情以最美丽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感染更多的人，使他们激动，或者深思。洪烛心想，做个诗人真是件幸福的事，能够让那么多人记住他。于是，普希金成为洪烛心目中诗人的代称。
1982年，洪烛15岁，他在《南京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诗《刀与磨刀石》。他是幸运的，赶上了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校园，可以称为诗的摇篮，当年的校园诗潮风起云涌。
“我在南京梅园中学念书的时候，醉心于诗歌，上课时都在笔记本上偷偷写诗。回家后除了读中外名著，写诗歌散文，还要花时间把习作工工整整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投寄给各地的报刊。”到高三时，洪烛已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篇诗文，并且10多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一时间，他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这时，这位诗歌少年自己陶醉得俨然有“小普希金”之感，“我甚至梦想死后能像普希金那样，被铸成铜像，当然不是树立在彼得堡的皇村，而是安置于我的故乡南京新街口的十字路口”。
洪烛说，走在文学的路上，他最感恩的是南京梅园中学教导主任黄老师。“黄主任负责教学成果的宣传，他经常把我的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张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通报我又获了什么奖，表扬我为学校争了光。”
由于在文学上过于分心，造成洪烛学业上的严重偏科。“考试的成绩单上，数理化和外语挂满大红灯笼。别提参加高考上大学了，后来连预考的分数线都未通過，彻底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怕毕业后做‘待业青年’，我早早地托一位同学，在他哥哥开的照相馆预先联系了一份工作，准备一毕业就去那儿做临时工。当我把这种想法跟黄主任一说，他却急坏了。他说如果不上大学，单枪匹马地走文学道路那将非常崎岖，毕竟时代不同了。”洪烛从黄主任焦急的表情里看出他对自己前途的担忧，心里有点感动。
“我所在的南京梅园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不是省、市重点，没有保送的名额与资格。黄主任却想出一个点子：把我的简历及发表作品的样报、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由母校写了推荐信，投寄给全国几十所高校，希望能够破格录取。”洪烛没有想到自己因此被武汉大学免试特招。
1985年8月底，洪烛在南京码头乘江轮去武大报到。中文系新生入校，照例由辅导员带领去瞻仰位于樱园老校舍区的闻一多铜像——“因为他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们不再叫他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这班后生们写诗。”洪烛说，“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
在武大，洪烛对诗歌更加入迷。他和喜欢诗歌的同学们一起筹办樱花诗会、组织诗歌社团、拜访著名诗人，成为武汉大学诗歌爱好者中最活跃的一位。在武汉大学，他“为了迎接新的文学旅程，也为了使再生之感更强烈些，开始使用笔名‘洪烛’”。
因为诗歌而成为“逃兵”
1989年7月，大学毕业的洪烛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巧的是，自己的单位与《诗刊》做“邻居”。
后来，洪烛经常在《诗刊》发表作品。1992年，参加《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诗会是在香山脚下晨钟暮鼓的卧佛寺举行，洪烛戏称作“庙会”。随后，他开始长期担任《诗刊》刊授学院的“挂牌诗人”。
“那时候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灵魂是存在的，在这种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把握中，我更追求朴素。”初到北京时，洪烛曾经写过一首诗《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真正的文学应该追求清水出芙蓉，追求穿着草鞋，就是说它不追求华丽的雕饰而追求一种自然。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美好的诗歌是穿着高跟鞋的，那同样也是很美好的，但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最喜欢穿着草鞋的诗歌和散文，因为它更能与我的审美相符合。”洪烛的第一本书是诗集《蓝色的初恋》，“进入武汉大学后出版的，其中收录了一部分中学时代的作品”。 在北京，洪烛结识了一帮文人，他们不谈朦胧诗，改聊崔健和摇滚，觉得歌词很带劲。他去听摇滚音乐会，觉得那些长发的歌手比诗人还要诗人。
1993年后，除了专业性的诗歌刊物，整个社会似乎不需要诗歌了，诗歌没有用武之地了，进入低谷期。诗歌的热潮慢慢退去，他们这群人也开始各自散去。
突然一下子，洪烛发觉现实的严酷，诗歌不再给他带来帮助，只能靠一点工资养活自己，生活的压力落在肩上。
居京大不易，厌倦了租房及睡办公室，仅仅为了有能力买一套商品房这一无力抗拒的世俗，洪烛狠心地改变了个人的创作史，以淡出诗坛为代价，转攻大众文化。当时，大众化期刊雨后春笋般热闹，《女友》《青年文摘》《辽宁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特别大，几乎每期都有洪烛的文章，似乎全国许多常见的报刊都被他的重型炸弹般的作品进行“地毯式轰炸”，频频获《诗刊》《萌芽》《中国青年》等奖，并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后又出了书，赚了五六十万稿费，1999年，他在北京如愿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结束了“游击队员”的生活。
刚开始写散文的时候，有人说他堕落了，瞧不起他，“给那些大众流行刊物写稿，俗，一个诗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但是洪烛清楚，不这样就会饿死，如果没有了生命，那还何谈诗歌。
把诗歌进行到底
当洪烛开始不用再为生活发愁的时候，骨子里开始想念诗歌。在1990年代当了一回诗歌的“逃兵”之后，洪烛以“归来者”的身份回归诗坛。“我仍然对诗歌有感恩，从来没觉得诗歌害了我，名利都是诗歌带给我的。如果不是写诗，那我可能中学毕业后就在照相馆里当临时工。”
“我仍将做文学的‘钉子户’。别说至少还有冷板凳、硬板凳可坐，即使是站票我也要啊。当年投奔文学理想，我已做好了自带小板凳的准备。文学永远不会撵她的追求者的，我干嘛撵自己呢？文学活着，我愿意为她看大门。即使真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文学死了。她也会有守陵人的。”洪烛说。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的良好氛围开始复苏。洪烛开始重新打量当下的诗坛环境和诗歌创作现状，开始新的探索。一个时代的诗歌要繁荣，必须有长诗，长诗是诗歌里的航空母舰。就像一个国家强大了海军就要有航母，才是现代化的海军。诗歌也一样，要有长诗，生态才繁荣。近些年，他创作了2200行《西湖：白蛇传》、2800行《屈原》等10多部可圈可点的长诗。
洪烛爱旅游。他说，诗人与旅游自古是密不可分的，不论是屈原还是李白，诗的灵感都是在游历中产生的。同时，诗人在游历中创作的诗歌也增加了很多地方的名气。
作为一位传播诗歌的大使，洪烛已经参与了几十場“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么多年来，他先后走进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甘肃等20多个省份的50多个市县，行程长达十万里。每到一地，洪烛就向各地的诗歌爱好者讲解创作技巧，辅导诗歌创作，传播诗歌文化。
诗歌一直是非卖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热潮以及光环退去，直到新世纪依然如此。这也是诗歌的优点，保持了很多崇高和纯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没有商品化，使得从事诗歌创作的人得不到滋养，得不到回报，这对坚持诗歌的人来说不公平。看到这一点，洪烛要对诗歌进行创新，要让诗歌走向公共空间，通过网络、舞台、电视等媒介，让诗歌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掘。这是他的一种理想，也是之后要做的事。
201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座谈会上，洪烛强调了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的群众基础，呼唤文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升级。“新世纪以来我参加过几百场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深深感受到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只是在文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还应寻求更大的上升空间，为能感动大众的作品铺路搭桥，为能影响大众的作家提供更大的舞台，让他们的舞台突破圈子与行业的局限性，延伸到基层以及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尤其要重视并利用新媒体以及多样化的文学活动，譬如采风、讲座、文学节、新书宣传等等，与纸媒相结合产生化学反应，突破瓶颈，使文学弘扬真善美的功能与强项能更有效地发扬，为提升全民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如今，尽管他右手诗歌、左手散文，但诗坛仍旧是主阵地。他是靠作品说话的诗人，不单以质量取胜，更以数量巨大的“集束式轰炸”出名。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