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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西方政治学、法学把政体和自由意蒂牢结地关联起来。事实上，在近现代国际体系中，在民族国家化浪潮之后，政体不仅仅事关国民的自由与福祉，还事关国家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本质说来，政体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的自我结构形式，同时还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国际战略安排。
关键词 国际体系 民族国家 政体 国际战略安排
某种程度上，全球已经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互动体系了。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思考很多问题，都必须要具有全球视野或者国际视野，才能把问题思考清楚。国家政体就是一个必须放到国际视野中才能被梳理清楚的问题。
在现代之前，甚至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家政体是一个主要指涉国家内部政府结构、国民身份安置的问题；因为在此期间，国家间的关系还并没有呈现出一种“体系”性状态，国家间关系也尚未成为一种对国家自身有重大和持续性影响的要素。然而，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现代国际体系逐渐形成之后，国家政体就不仅仅要对国家政府结构、国民身份安置负责了，同时也要对国际体系负责了——国家政体的设置必须考虑到国家对国际体系的适应、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接下来，我们力图对国际体系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地阐述。
一、撤下“神坛”的国家政体问题
国家政体一直以来都被赋以了一层神圣的意义。如果对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做一个总体反思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西方的政治学和公法学，始终把政体问题和主观的自由问题关联起来，而且，还始终围绕着自由问题展开对政体问题的思考。
结合着我们中国自身在政体问题上的处境来看，西方这种思想传统一方面有着巨大的人道主义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遮蔽。具体而言，西方思想把政体和自由密切关联起来，使政体问题的思考从来不与个体安顿问题相互脱离，进而使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成了一种探索个人安顿、个人价值的学问，并最终让政体的思考始终有人道主义一以贯之。但同时，这种传统也造成了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的路径依赖。在国家间政治尚未形成一种重要、持续影响力要素的时代，西方这种传统的考思方式没有暴露出什么缺陷；但是，当国家间政治逐渐成为一种对民族生存至关重要因素，逐渐成为一种政体必须为之负责的力量时，它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具体说来，在前现代时期，自由问题主要和国家政体相关，但随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每个国家必须独立地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必须参与国家间生存竞争。换句话说，在近现代国际体系生成以来，即近现代民族国家化潮流启动以来，政体不仅仅在国家内部层面要负责任，而且在国际层也要对国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负责任。这样，主流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在思考政体问题时，常常无法突破原来路径、把政体在国际体系层面的责任也有机地纳入考量；它们始终还是把政体和国家内部的国民安置问题当做唯一论旨，这就导致政体问题的半壁江山被遮蔽了、忽视了。
首先，政体问题确实始终和国民自由密切联系着，西方思想传统中的这一特色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政体问题如果单一地和自由相挂钩，就容易使政体问题陷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可自拔，进而遮蔽了政体问题的其它面向；为此，我们在研究政体问题时，应当将政体从自由的“神坛”上撤下来。
其次，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一直到“国联”和“联合国”体系，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一种政体必须应对的主题。豍具体说来，近现代国际体系一方面使每个国家都获得了独立地位和主权，但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而自力更生、自求多福；近现代国际体系一方面把国家从各种不平等的监护、奴役体系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为各国附加了在国家间自我求生的责任。
再次，和现代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一体两面”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化趋势，使国家成了一种基本的生存单位，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国家这一生存结构；这样，自由、幸福和福祉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政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生存问题。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民生存结构如果不被政体概念所涵纳，政体概念就是残缺的。
为此，我们应当把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政体与自由之间的神圣关联打破，重新界定政体问题的内涵，努力去开发政体概念应有的题域。
二、作为政体语境的国际体系
近现代国际体系的生成，重塑了政体概念的内涵，扩展了政体概念的涵摄范围。
总体而言，近现代国际体系使政体的担当从单一的国民自由层面扩展到国民自由和国家生存两个层面。
在“威斯特法利亞”体系之前，国家间的关系要么是监护关系，如东亚的“天下体系”；要么是奴役关系，如雅典城邦对柯林斯等小邦的“霸权体系”；要么是均势制衡的关系，如意大利半岛各城邦国家之间的自然平衡的体系。在这些体系模式下，各国间尚未存在一种持续的、激烈的相互竞争的压力；国家本身可能只是多层次的生存结构中一个并不凸显的环节，比如，在西方中世纪，宗教组织可能比国家对个人的意义更大，宗教战争也比国家间战争宏大得多、惨烈得多。
在这些前现代的国家间体系中，相关各国往往能够取得虽然不平等、但却比较稳定的地位。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被暴露在国家间竞争的最前沿。然而，自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家间逐渐获得了各自的主权，并在法理上获得了国家间的平等地位，这就导致国家间无中介地相互面对。
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国联”体系和“联合国”体系为标识的近现代国际法，在塑造近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我们首先来看近现代国际法是如何塑造国际体系的。
首先，近现代国际法在生成和扩展过程中，涤荡了其它类型的国家间体系。在前现代时期，由于交通能力的限制，全球各地区自称一体。然而，发端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近现代国际法，则打破了地区性国际体系的自足性，使全球成为一个统一体系；另外，也打破了各个地区性体系内国家间的关联，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全球体系的一员。我们可以认为，近现代国际法的扩展，是地区性国际体系没落、全球性国际体系崛起的过程。 其次，近现代国际法使国家间地位主权化、平等化。在前现代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中，相关各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某些国家处于霸主和监护国地位，另一些国家处于附属和被监护国的地位；监护国和被监护国共同处于一个安全与秩序体系中。但是，近现代国际法则改变了这一态势，它把各个国家从地区性国际体系中拯救出来，使它们在法理上获得了主权、平等、独立的地位。换句话说，近现代国际法扩展的过程是国家人格均质化、平权化的过程。
最后，由于缺乏权威执法机构，近现代国际法只是“软法”意义上的规范。它更多是以观念“范导”的形式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强力执行的方式塑造秩序。为此，国际法一方面在观念和原理方面确立起了主权、平等、独立、和平解决纠纷等规范，为各个国家的权利、义务、责任划定了基本的界限，但另一方面，这些规范的落实，主要有赖于相关各国自力实现，具体说来，依赖当事国自身有足够的权能（capacity）来切实享有国际法赋予的主权、平等、独立权利。
在近现代国际体系的语境中，作为国家自身结构的政体实质上是一种国际战略安排。一个良好的政体，必然要能够使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切实享有主权、独立和平等地位，必然要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应有的权利。
三、使政体概念发生变迁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在讨论政体问题时至关重要的概念。只有界定清楚了民族国家概念，政体概念的真实含义才能阐释明白。豎
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然而，民族主义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16到19世纪的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形态，在其中，西方主要政治体以民族为单位进行国家整合，形成了法兰西、不列颠、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等民族国家；另一种是20世纪的亚非拉反殖民过程中的形态，它主要指各殖民地以民族的名义要求政治独立，在这种形态中，民族主义还包含了地方分裂主义的要素。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和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主义是指第一种民族主义。
当民族国家化浪潮进一步扩展时，整个人类就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被安置着：首先，国家成为了最为基本的公共生活共同体，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公共治理主体，国家可以颁布法律分配社会福利、设置国民身份、决定个人生死；国家以外的主体如教会、家庭、社团等都必须受到国家法制的限制。其次，国家成了个人无法逃避的生存结构，当一国国民要与他国主体交往时，他必然要承受着自己国家所带来的身份性（identity），即他必须以本国国民的身份进行交往；这种身份会决定他在交往过程中的地位、影響着他在交往过程中的权利与利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人类虽然因交通的发达而交往越来越频繁，但人类却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系列中，人类的合作、斗争主要以国家间合作、斗争的方式展开。
在民族国家化浪潮之前，制度实体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制度实体之间展开的，比如，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与封建邦国之间的竞争，政府与行会之间的竞争等等。然而，经历了民族主义浪潮的洗礼，国家成了垄断性的制度实体了，于是，制度实体之间的竞争就主要在国家之间展开了。如果说民族国家化之前的战争主要是不同制度实体之间的战争，如教会与国家的战争，议会军与国王军的战争等，那么，民族国家化之后的战争，更多就是国家间的战争了。
民族国家化浪潮使国家的地位提升了，国家获得了垄断性的公共治理权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保卫民族生存权利、攫取民族发展机会、提供国民自由与福祉的沉重责任。于是，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政体也变得至关重要了。政体抉择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事关国民身份设置的内政问题了，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国家自身兴衰存亡的国际战略安排问题了。
当我们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这两种视角出发分别阐释了国家的责任之后，我们也就发现了政体的两种功能，一是国内层面的国民自由与福祉，二是国际层面的国家、民族的自我生存与发展。
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和公法学将政体与个人自由单一地、意蒂牢结地关联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普遍流行的概念、范畴，致使我们在阐述政体的国际责任时处处面临陷阱。然而，政体在国际层面的责任却是一个真问题，“政体作为国际战略安排”也并非是一个虚假的论断；我们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来面对它。
注释：
豍关于近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史.[苏俄]费尔德曼，巴思金.国际法史[M].黄道秀等译，法律出版社，1992.[日].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商务印书馆，2005.
豎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问题.[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M].韩召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国际体系 民族国家 政体 国际战略安排
某种程度上，全球已经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互动体系了。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思考很多问题，都必须要具有全球视野或者国际视野，才能把问题思考清楚。国家政体就是一个必须放到国际视野中才能被梳理清楚的问题。
在现代之前，甚至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家政体是一个主要指涉国家内部政府结构、国民身份安置的问题；因为在此期间，国家间的关系还并没有呈现出一种“体系”性状态，国家间关系也尚未成为一种对国家自身有重大和持续性影响的要素。然而，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现代国际体系逐渐形成之后，国家政体就不仅仅要对国家政府结构、国民身份安置负责了，同时也要对国际体系负责了——国家政体的设置必须考虑到国家对国际体系的适应、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接下来，我们力图对国际体系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地阐述。
一、撤下“神坛”的国家政体问题
国家政体一直以来都被赋以了一层神圣的意义。如果对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做一个总体反思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西方的政治学和公法学，始终把政体问题和主观的自由问题关联起来，而且，还始终围绕着自由问题展开对政体问题的思考。
结合着我们中国自身在政体问题上的处境来看，西方这种思想传统一方面有着巨大的人道主义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遮蔽。具体而言，西方思想把政体和自由密切关联起来，使政体问题的思考从来不与个体安顿问题相互脱离，进而使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成了一种探索个人安顿、个人价值的学问，并最终让政体的思考始终有人道主义一以贯之。但同时，这种传统也造成了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的路径依赖。在国家间政治尚未形成一种重要、持续影响力要素的时代，西方这种传统的考思方式没有暴露出什么缺陷；但是，当国家间政治逐渐成为一种对民族生存至关重要因素，逐渐成为一种政体必须为之负责的力量时，它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具体说来，在前现代时期，自由问题主要和国家政体相关，但随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每个国家必须独立地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必须参与国家间生存竞争。换句话说，在近现代国际体系生成以来，即近现代民族国家化潮流启动以来，政体不仅仅在国家内部层面要负责任，而且在国际层也要对国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负责任。这样，主流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在思考政体问题时，常常无法突破原来路径、把政体在国际体系层面的责任也有机地纳入考量；它们始终还是把政体和国家内部的国民安置问题当做唯一论旨，这就导致政体问题的半壁江山被遮蔽了、忽视了。
首先，政体问题确实始终和国民自由密切联系着，西方思想传统中的这一特色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政体问题如果单一地和自由相挂钩，就容易使政体问题陷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可自拔，进而遮蔽了政体问题的其它面向；为此，我们在研究政体问题时，应当将政体从自由的“神坛”上撤下来。
其次，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一直到“国联”和“联合国”体系，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一种政体必须应对的主题。豍具体说来，近现代国际体系一方面使每个国家都获得了独立地位和主权，但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而自力更生、自求多福；近现代国际体系一方面把国家从各种不平等的监护、奴役体系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为各国附加了在国家间自我求生的责任。
再次，和现代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一体两面”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化趋势，使国家成了一种基本的生存单位，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国家这一生存结构；这样，自由、幸福和福祉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政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生存问题。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民生存结构如果不被政体概念所涵纳，政体概念就是残缺的。
为此，我们应当把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政体与自由之间的神圣关联打破，重新界定政体问题的内涵，努力去开发政体概念应有的题域。
二、作为政体语境的国际体系
近现代国际体系的生成，重塑了政体概念的内涵，扩展了政体概念的涵摄范围。
总体而言，近现代国际体系使政体的担当从单一的国民自由层面扩展到国民自由和国家生存两个层面。
在“威斯特法利亞”体系之前，国家间的关系要么是监护关系，如东亚的“天下体系”；要么是奴役关系，如雅典城邦对柯林斯等小邦的“霸权体系”；要么是均势制衡的关系，如意大利半岛各城邦国家之间的自然平衡的体系。在这些体系模式下，各国间尚未存在一种持续的、激烈的相互竞争的压力；国家本身可能只是多层次的生存结构中一个并不凸显的环节，比如，在西方中世纪，宗教组织可能比国家对个人的意义更大，宗教战争也比国家间战争宏大得多、惨烈得多。
在这些前现代的国家间体系中，相关各国往往能够取得虽然不平等、但却比较稳定的地位。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被暴露在国家间竞争的最前沿。然而，自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家间逐渐获得了各自的主权，并在法理上获得了国家间的平等地位，这就导致国家间无中介地相互面对。
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国联”体系和“联合国”体系为标识的近现代国际法，在塑造近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我们首先来看近现代国际法是如何塑造国际体系的。
首先，近现代国际法在生成和扩展过程中，涤荡了其它类型的国家间体系。在前现代时期，由于交通能力的限制，全球各地区自称一体。然而，发端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近现代国际法，则打破了地区性国际体系的自足性，使全球成为一个统一体系；另外，也打破了各个地区性体系内国家间的关联，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全球体系的一员。我们可以认为，近现代国际法的扩展，是地区性国际体系没落、全球性国际体系崛起的过程。 其次，近现代国际法使国家间地位主权化、平等化。在前现代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中，相关各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某些国家处于霸主和监护国地位，另一些国家处于附属和被监护国的地位；监护国和被监护国共同处于一个安全与秩序体系中。但是，近现代国际法则改变了这一态势，它把各个国家从地区性国际体系中拯救出来，使它们在法理上获得了主权、平等、独立的地位。换句话说，近现代国际法扩展的过程是国家人格均质化、平权化的过程。
最后，由于缺乏权威执法机构，近现代国际法只是“软法”意义上的规范。它更多是以观念“范导”的形式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强力执行的方式塑造秩序。为此，国际法一方面在观念和原理方面确立起了主权、平等、独立、和平解决纠纷等规范，为各个国家的权利、义务、责任划定了基本的界限，但另一方面，这些规范的落实，主要有赖于相关各国自力实现，具体说来，依赖当事国自身有足够的权能（capacity）来切实享有国际法赋予的主权、平等、独立权利。
在近现代国际体系的语境中，作为国家自身结构的政体实质上是一种国际战略安排。一个良好的政体，必然要能够使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切实享有主权、独立和平等地位，必然要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应有的权利。
三、使政体概念发生变迁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在讨论政体问题时至关重要的概念。只有界定清楚了民族国家概念，政体概念的真实含义才能阐释明白。豎
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然而，民族主义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16到19世纪的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形态，在其中，西方主要政治体以民族为单位进行国家整合，形成了法兰西、不列颠、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等民族国家；另一种是20世纪的亚非拉反殖民过程中的形态，它主要指各殖民地以民族的名义要求政治独立，在这种形态中，民族主义还包含了地方分裂主义的要素。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和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主义是指第一种民族主义。
当民族国家化浪潮进一步扩展时，整个人类就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被安置着：首先，国家成为了最为基本的公共生活共同体，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公共治理主体，国家可以颁布法律分配社会福利、设置国民身份、决定个人生死；国家以外的主体如教会、家庭、社团等都必须受到国家法制的限制。其次，国家成了个人无法逃避的生存结构，当一国国民要与他国主体交往时，他必然要承受着自己国家所带来的身份性（identity），即他必须以本国国民的身份进行交往；这种身份会决定他在交往过程中的地位、影響着他在交往过程中的权利与利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人类虽然因交通的发达而交往越来越频繁，但人类却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系列中，人类的合作、斗争主要以国家间合作、斗争的方式展开。
在民族国家化浪潮之前，制度实体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制度实体之间展开的，比如，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与封建邦国之间的竞争，政府与行会之间的竞争等等。然而，经历了民族主义浪潮的洗礼，国家成了垄断性的制度实体了，于是，制度实体之间的竞争就主要在国家之间展开了。如果说民族国家化之前的战争主要是不同制度实体之间的战争，如教会与国家的战争，议会军与国王军的战争等，那么，民族国家化之后的战争，更多就是国家间的战争了。
民族国家化浪潮使国家的地位提升了，国家获得了垄断性的公共治理权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保卫民族生存权利、攫取民族发展机会、提供国民自由与福祉的沉重责任。于是，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政体也变得至关重要了。政体抉择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事关国民身份设置的内政问题了，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国家自身兴衰存亡的国际战略安排问题了。
当我们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这两种视角出发分别阐释了国家的责任之后，我们也就发现了政体的两种功能，一是国内层面的国民自由与福祉，二是国际层面的国家、民族的自我生存与发展。
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和公法学将政体与个人自由单一地、意蒂牢结地关联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普遍流行的概念、范畴，致使我们在阐述政体的国际责任时处处面临陷阱。然而，政体在国际层面的责任却是一个真问题，“政体作为国际战略安排”也并非是一个虚假的论断；我们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来面对它。
注释：
豍关于近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史.[苏俄]费尔德曼，巴思金.国际法史[M].黄道秀等译，法律出版社，1992.[日].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商务印书馆，2005.
豎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问题.[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M].韩召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