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价又在上涨了。涨价消息四处流传，只听得四下里响起一片叹息声。不少人的买房梦又破碎了。
　　时下中国，大城市面貌一天一个样，建筑一天天在长高。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比那些发达国家的城市还要密集，还要令人惊异。同样一块土地，过去多是单层建筑，现在一修就是十几层几十层；过去只住一户几户，现在却能住几十户上百户，按理说，如此高的土地利用率，如此发达的建筑技术，应该大家都住得起房，都不应该为房子焦虑才对。可现实是人们为了住房还是很焦虑。
　　对不少中国人来说，生存正在变成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
　　安居乐业，历来是中国人街量一个社会是否太平、能否长治久安的标准。要乐业，先要安居。安居就是有一个安宁的家庭。而家，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是用一个屋顶下一只猪来表示；安，就是用一个屋顶下一个女人来表示。不管是表示食物或财富的猪，还是表示伴侣或婚姻的女人，都是在屋顶下，也就是说，安居是以拥有一套房子为前提的。几千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变化，现代人要结婚安家，仍然首先要有一套房子。
　　除了安居乐业，人们还好说流民社会。流民是安居的反面。流民是一些因为破产而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失去遮风挡雨的住所，到处流荡的民众。对流民而言，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变得十分昂贵，换言之，也就是生命变得廉价。因此，流民社会就具有焦虑抑郁、暴庆轻生和难顾廉耻的特征，社会因为他们而动荡不安。
　　时下中国人口有大流动，经济学上称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大好事。但是，不管如何流动，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而住所就是家庭细胞外面的那道膜。现在，农村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赖以为生，有几间房屋供妻儿居住。反倒是城市人很脆弱，如果买不起住房，就成为无根的人，流荡的人，不稳定的人，就容易觉得社会不公。没有受到善待，时时有生存危机感，进而滋生一种现代流民心态。因此，一处住所对于一户城市人的重要性，不亚于一块土地对于一户农民的重要性。它们都涉及到基本生存的问题。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住房必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买卖赚钱赔本的产业问题。
　　为了有个家，中国人可以说竭尽全力。一个人把自己、父母全家的积蓄加上贷款，买下了一处住房，身体安顿下来，精神却从此再也轻松不起来了：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几十无上百元债务，几十年就要这样天天度过。曾经活得洒脱率性的，之后立刻就降低了生活质量，游玩、购物与吃饭都变得精打细算；曾经气冲斗牛、特立独行的，从此在老板面前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过去抱怨单位管制的，现在又感觉到了金钱的威力。有人将这种状态称为被房价挟持的生活。人生已经简化成为了一套房子，再加上一部车子而生存。
　　有人为此发出了这样愤激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无法用来孝敬父母，无法用来与妻儿一起享受人间美好，无法用来善待他人，而只能拼命往房地产商手里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套有名无实的住房？！
　　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真实。现代文明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已经可以登上月球，可以探索火星，可以看到原子后面的世界，可以克隆人克隆动物什么的。但是，现代人还必须为了一套房子，为了得到一处遮风避雨的空间，付出近乎一生的代价。有时很怀疑，我们真的进步了吗?也许，科技确实在进步，但道德反而退化了。
　　想起一位曾经为房子大声疾呼的诗人杜甫。诗人生于唐朝，一个今人称为蛊世的朝代，一生走过很多地方，算得上是漂泊一族。诗人流落到成都，曾在荒郊野外，修建了几间茅屋。一天，秋风刮来，掀飞了屋顶茅草，在拼搏一番，安稳之后，诗人在风雨飘摇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人大声疾呼：我怎么才能有千万间高楼大厦，分配给天下所有无房户，让无房户脸上露出舒心笑容，而风雨中房屋安稳如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自己房屋破漏、挨冻而死都无所谓。
　　仅此一呼，就足可以道出后人为何称杜甫为诗中圣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