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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提起李公朴这个名字来，一定要与另一个名字连在一起，那就是闻一多。而大众对李公朴的认识，似乎也停留在了他被打、被暗杀这一形象上，好像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而对于他在牺牲之前的一切却极其缺乏了解。
好在李公朴是个善于运用文字来记录行止、表达思想与情感的人，通过他的文章，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看见其一生的努力与作为，并透过他的眼睛看见他所处的时代，从而也渐渐于文字之中看见一个形象生动鲜活的、既性情又理性的李公仆。
（一）
考察李公朴的思想形成过程，可以从他留学美国时应邹韬奋之邀为《生活》周刊写通讯开始。这一组几十篇文章，记述了他于1928至1930年间在美国方方面面的见闻以及所思所想，既叙且议，风格高度地一致——受爱国心的驱使，他非常主动地切近观察美国在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情状，给予记录与分析，同时与国内相关情形进行对比，反思国家现存弊端与不足，并提出强国的号召或意见建议，对中国之发展寄予了热望。如此，他的求学经历便成了他的一个调研过程，为其今后形成日渐成熟的教育理论与政治理论打下了基础，为其归国后更进一步地采取助推国家发展的措施做好了思想的准备。
在《美国普通人民对选举总统之态度》一文中，他记述了自己与同学到投票处参观一事：“吾在康君填票时详询填票之手续，均蒙一位发票子之女士按票讲解，最后复得该区之主席许可，至楼上参观数票之情形”，“每一张选票，不仅仅为各党之候选总统，并有本州政府任期已满之重要职员及本城市长，与许多须取决于人民公意之本省重要问题，如增加救火人员抚恤金、养老费、增加汽车油捐等问题”。在对比了美国选举的安静与当时国内选举“毫无秩序”的情形，表达了“不胜惘然”之情后，他笔锋一转，又指出，美国“在政治方面仍为两党操纵一切，在选举之前，则允许将来如当选后，定做这样或实行那样，待选举期一过，得政权者之一党，仍照己意而行使职权……人民亦无如之何”。在分析了美国选举的弊端之后，他的结论是：“以美国人民之程度，其政治内容尚如此之不完全，于此可知‘民治’之实现，良非容易之事也。同时，我人应觉得倘今后国民政府积极从事建设工作，健全五院之组织，教育与经济同时猛力发展普及，则廿年后，我国政治工商之进步，要亦不难与英美并驾齐驱，此全视我国人之猛省与努力耳。”
国家内乱，国力无法充实，民生不能富裕，是李公朴留美时最为痛惜之事。在《工余见闻与感想》一文中，李公朴记述了他在鱼厂打工时所见中国、日本、菲律宾、美国等多国工人在美地位的不同，并痛心于国内军阀乱战，国势衰弱，国家地位难以提高。在《在美的中国人地位》一文中，他更是对于中国人在美地位难于提高的原因进行了理性分析，从“无团结精神”、好内斗，和国家内乱、政府不能维护华侨利益等方面进行了概括。在《中日在美侨民之前途》、《中山先生给谁气死的》等文中，他进一步表达了对于华侨地位的萎缩和国内“没有团结力来振兴内政，抵御外侮”的忧虑与愤慨。这样的忧虑与愤慨，促使他成为了一个充满激情而又理性、坚定的思想者与行动者，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便一边依靠办校、办刊和出版来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呼吁，一边又以实际的行动关注于民生、奔走于国是。
他的忧虑还表现在中外政治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国际宣传的不畅上。在《十二分津津有味的神情》一文中，他指出，美国人“急切的要听中国最近的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发展之情形，与今后之计划”，然而在美国却很少能看到中国书籍，因此主张：“当此中美关系日形密切之秋，尽力介绍有价值之英译国学与问题之书籍，同时并鼓励国内外学者多尽力于翻译工作，以应需要。”除了表明他自己要翻译一些著作外，他还通过《生活》周刊向国内征求赠书。在此文中，他的政治判断力已经得到显露，分析指出，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考量，美国希望中国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日本则希冀中国陷于混乱之中。这道理一定程度上在于美国离中国远，它要与中国做生意；而日本离中国近，它要侵犯掠夺。写此文时是1929年，在随后的历史中，日、美都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它们各自的这种态度。
他还对美国社会异于国内之处给予了较多关注。《上了轨道》一文，通过鱼厂对于捕鱼法律的遵守及其与政府稽查人员之间毫无应酬招待之事，赞扬了双方的守法精神，认为这是“政治上了轨道之国家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有了面包以后》一文中，讲了美国女性受教育和从事职业的数目大增的情况，并对比了女性在结婚前后对于职业选择的差别，以及中美在婚礼方面一繁一简的不同。《五分钟的狂热与一夜的高兴》一文，对中美过新年的情形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年节时除了“看戏赌钱式消遣”再没有多少好一点的娱乐，“很有提倡改良的必要”。在《望尘莫及的浓厚兴味》中，则更进一步地对美国人娱乐的丰富和中国人娱乐的匮乏有所对比，提出“适当的娱乐也是增加吾人精神思想体力的一种要素，所以在今日之中国虽问题有缓急之分，然提倡高尚的娱乐固亦未可忽视”。《女儿》一文对比了中美家庭观念的不同，并由此探讨了养老问题，文笔相当地柔和，也折射出了一个开明睿智的作者形象。
（二）
社会教育是李公朴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对于教育方式的采纳，一半既缘于自己的求学经验，一半又缘于他在美国感受到的中美教育的差距。李公朴在社会教育实践方面，办有《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以及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的重庆社会大学等，与实体学校相配合，还办有《读书生活》等杂志，以及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表、出版与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章与书籍，以对青年读者的学习和实践形成切实的帮助。在《我与〈读书生活〉》一文中，他对自己的办刊和出版理念都有表述，并对这种理念的由来给予了解释。他讲：“《读书生活》杂志的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联系很密切的学校”，“这‘学校化’了的杂志，也就创造了杂志的‘书报化’、‘讲义化’的新教育方法”，从而“实现了广大的社会教育”。杂志怎么实现“讲义化”呢？它刊载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夏征农的文学讲话，曹伯韩的算学讲话，高士其的科学讲话，以及本社同人共同担负的读书写作问答”，并且“特别注意到‘通俗化’的问题”，从而“不仅帮助了大批的失学青年解决了读书问题，而且在实际上更帮助了许多的被关在学校大门内读死书的学生，有了很好的读活书的机会”。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也是“一种新形式新内容的通俗读本”，“不仅是合乎实际的社会生活，而且是大量的散播了一些新文化的种子”。 那么他的社会教育理念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因为，第一，他“深深感觉到幼年失学的痛苦”，因为在商店当学徒，既没有学习的时间，也“找不到最合乎学徒们生活的书籍、杂志或报纸，帮助我解决知识上、精神上的苦闷”；第二，等他受过高等教育了，才发现学非所用，“一踏入社会担负起实际的工作，立刻就到处碰壁”。而其时美国社会教育的情形或许对他形成了启发。留学时所写《筑路工人与八年教育》一文中，他讲，一个普通工人除能接受基本的学校教育之外，“在他们做工时间中，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尚多方设法供给彼等可得较高深知识之机会。如工人演讲会、工人短期讲学所等等组织，请大学教授及专门人才用极浅显之言语，解释一切普通政治、经济、社会及人生问题，使这班失学的工人都能明了这种种专门学识之大概情形”。
李公朴的社会教育，是极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在平时，是为了提高青年男女的知识素质、从业能力，在战时，则又提倡国难教育、抗战教育，因为“民族解放斗争，不独要动员全民族大众的身体，同时还要动员全民族大众的‘灵魂’，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不仅是物的组织过程，人的组织过程，同时还是意识的组织过程”。因此，他极力地倡导“迅速缔结一个人民阵线”，形成“一切的救亡图存对策的基础”。这些主张，提出于“九·一八”之后，“七·七事变”之前华北危局已起的时候。其时，李公朴对局势的认识与判断非常清醒，因此对于采取“绥靖”政策的蒋介石一系非常恼火，频频发表时政言论揭露日方的分裂策略和抨击国民政府及其新闻媒体等对于国难的逃避现实的主张与做法，号召团结抗日。在《读〈敌乎友乎〉书后》中，李公朴写道：“可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国民力量不足，武装准备不充分，就自己灰颓，不求上进。更不能也不应该在不能对敌的时候，转而曲求为友。因为国际间，力量既不相等，对方一定用优胜劣败的原理来征服你，逼你走上灭亡之路；所以求和必需势均力敌才能真正言和，否则也要是剧战之后，纵然是打了败仗，对方还不敢轻视你，总可以勉强讲和。”“我们必定要有做敌人的资格，才可以做朋友，国际关系，本无绝对的恩仇，只有以国家为本位的利益。”
在教育方面，李公朴非常注重知行的合一，读书与实践的结合。他曾说：“‘活读书’和‘读活书’这两点是我常常和业余补习学校学生谈话的中心意见，也是我自己教与学的一点经验”，认为：“把读书与做人、做事和求进步三件事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读书，才能求得真正的知识”。而他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方面的理论家与实践者的结合。一方面，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探讨教育问题、提出系统的教育主张与措施，另一方面，他还自己办学，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由教育扩大到从事出版，再而又扩大到为了求取社会进步而从事诸多政治的活动，他一生虽在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其实在这些领域的作为都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教育与出版工作，是为了启民智、促民主、惠民生，政治活动也是为了国家和国民的强大与进步。可以说，目的是明确的，途径是多样的，只不过教育是较间接的手段，政治活动更加直接罢了。
他的一生参加了众多的政治组织，以此来直接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从留学时期，他便认识到了政府之外的人民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到了华北危机之际，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偶尔想到》一文中，他从实业家张謇死后他的事业便走向没落的事实，引发出一系列思考，认为“个人的努力，若没有组织来支持，个人一发生了变化，他的过去一切的努力，不但不能继续发展，并且还要走上破灭的道路”，“处在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今日中国情势之下，要打破一切的难关，要挽救民族的危机，更不是这种个人的孤军奋斗所能生效，这种个人的努力，应该以有组织的集团的努力来代替”。
与教育观念相一致，李公朴的政治思想也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的。就像他在留学时对美国社会进行了主动深入的观察一样，在抗战期间，他对在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和晋察冀边区也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其进行全面的真实呈现，对其做法给予了高度认可，而这一经历也奠定了他在战后倾向于中共的思想基础。看他在山西、在延安、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抗战形势的那一系列文章，虽然保持了一贯的冷静而理性的行文风格，但对于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战行动的那种欣喜、那种赞美、那种热烈的信心依然透出了纸面，让读者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战士在面对同志和面对敌人时焕发出来的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纵观李公朴的一生，他的心理力量是非常强大的。1928—1930年李公朴留学国外，看见美国人富足有序，反观仍处于军阀时期的祖国，却从来不曾气馁，总在文章中提出疗救的希望；抗战时期，从社会教育、新闻出版和政治活动诸方面极力地倡导和组织抗日的人民阵线，对形势既有清醒的判断又有理性的对策，士气十足，信心百倍；抗战结束后，继续坚定地为了实现民主建国而呼吁奔走，即使因此受到暴力对待（较场口惨案），仍然信念坚定，愈益奋发，甚至怀着清醒的为真理而赴死的意识，直至罹难。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与他向往光明的天性、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精神莫不有关。他的形象由此而发光。
好在李公朴是个善于运用文字来记录行止、表达思想与情感的人，通过他的文章，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看见其一生的努力与作为，并透过他的眼睛看见他所处的时代，从而也渐渐于文字之中看见一个形象生动鲜活的、既性情又理性的李公仆。
（一）
考察李公朴的思想形成过程，可以从他留学美国时应邹韬奋之邀为《生活》周刊写通讯开始。这一组几十篇文章，记述了他于1928至1930年间在美国方方面面的见闻以及所思所想，既叙且议，风格高度地一致——受爱国心的驱使，他非常主动地切近观察美国在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情状，给予记录与分析，同时与国内相关情形进行对比，反思国家现存弊端与不足，并提出强国的号召或意见建议，对中国之发展寄予了热望。如此，他的求学经历便成了他的一个调研过程，为其今后形成日渐成熟的教育理论与政治理论打下了基础，为其归国后更进一步地采取助推国家发展的措施做好了思想的准备。
在《美国普通人民对选举总统之态度》一文中，他记述了自己与同学到投票处参观一事：“吾在康君填票时详询填票之手续，均蒙一位发票子之女士按票讲解，最后复得该区之主席许可，至楼上参观数票之情形”，“每一张选票，不仅仅为各党之候选总统，并有本州政府任期已满之重要职员及本城市长，与许多须取决于人民公意之本省重要问题，如增加救火人员抚恤金、养老费、增加汽车油捐等问题”。在对比了美国选举的安静与当时国内选举“毫无秩序”的情形，表达了“不胜惘然”之情后，他笔锋一转，又指出，美国“在政治方面仍为两党操纵一切，在选举之前，则允许将来如当选后，定做这样或实行那样，待选举期一过，得政权者之一党，仍照己意而行使职权……人民亦无如之何”。在分析了美国选举的弊端之后，他的结论是：“以美国人民之程度，其政治内容尚如此之不完全，于此可知‘民治’之实现，良非容易之事也。同时，我人应觉得倘今后国民政府积极从事建设工作，健全五院之组织，教育与经济同时猛力发展普及，则廿年后，我国政治工商之进步，要亦不难与英美并驾齐驱，此全视我国人之猛省与努力耳。”
国家内乱，国力无法充实，民生不能富裕，是李公朴留美时最为痛惜之事。在《工余见闻与感想》一文中，李公朴记述了他在鱼厂打工时所见中国、日本、菲律宾、美国等多国工人在美地位的不同，并痛心于国内军阀乱战，国势衰弱，国家地位难以提高。在《在美的中国人地位》一文中，他更是对于中国人在美地位难于提高的原因进行了理性分析，从“无团结精神”、好内斗，和国家内乱、政府不能维护华侨利益等方面进行了概括。在《中日在美侨民之前途》、《中山先生给谁气死的》等文中，他进一步表达了对于华侨地位的萎缩和国内“没有团结力来振兴内政，抵御外侮”的忧虑与愤慨。这样的忧虑与愤慨，促使他成为了一个充满激情而又理性、坚定的思想者与行动者，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便一边依靠办校、办刊和出版来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呼吁，一边又以实际的行动关注于民生、奔走于国是。
他的忧虑还表现在中外政治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国际宣传的不畅上。在《十二分津津有味的神情》一文中，他指出，美国人“急切的要听中国最近的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发展之情形，与今后之计划”，然而在美国却很少能看到中国书籍，因此主张：“当此中美关系日形密切之秋，尽力介绍有价值之英译国学与问题之书籍，同时并鼓励国内外学者多尽力于翻译工作，以应需要。”除了表明他自己要翻译一些著作外，他还通过《生活》周刊向国内征求赠书。在此文中，他的政治判断力已经得到显露，分析指出，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考量，美国希望中国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日本则希冀中国陷于混乱之中。这道理一定程度上在于美国离中国远，它要与中国做生意；而日本离中国近，它要侵犯掠夺。写此文时是1929年，在随后的历史中，日、美都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它们各自的这种态度。
他还对美国社会异于国内之处给予了较多关注。《上了轨道》一文，通过鱼厂对于捕鱼法律的遵守及其与政府稽查人员之间毫无应酬招待之事，赞扬了双方的守法精神，认为这是“政治上了轨道之国家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有了面包以后》一文中，讲了美国女性受教育和从事职业的数目大增的情况，并对比了女性在结婚前后对于职业选择的差别，以及中美在婚礼方面一繁一简的不同。《五分钟的狂热与一夜的高兴》一文，对中美过新年的情形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年节时除了“看戏赌钱式消遣”再没有多少好一点的娱乐，“很有提倡改良的必要”。在《望尘莫及的浓厚兴味》中，则更进一步地对美国人娱乐的丰富和中国人娱乐的匮乏有所对比，提出“适当的娱乐也是增加吾人精神思想体力的一种要素，所以在今日之中国虽问题有缓急之分，然提倡高尚的娱乐固亦未可忽视”。《女儿》一文对比了中美家庭观念的不同，并由此探讨了养老问题，文笔相当地柔和，也折射出了一个开明睿智的作者形象。
（二）
社会教育是李公朴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对于教育方式的采纳，一半既缘于自己的求学经验，一半又缘于他在美国感受到的中美教育的差距。李公朴在社会教育实践方面，办有《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以及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的重庆社会大学等，与实体学校相配合，还办有《读书生活》等杂志，以及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表、出版与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章与书籍，以对青年读者的学习和实践形成切实的帮助。在《我与〈读书生活〉》一文中，他对自己的办刊和出版理念都有表述，并对这种理念的由来给予了解释。他讲：“《读书生活》杂志的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联系很密切的学校”，“这‘学校化’了的杂志，也就创造了杂志的‘书报化’、‘讲义化’的新教育方法”，从而“实现了广大的社会教育”。杂志怎么实现“讲义化”呢？它刊载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夏征农的文学讲话，曹伯韩的算学讲话，高士其的科学讲话，以及本社同人共同担负的读书写作问答”，并且“特别注意到‘通俗化’的问题”，从而“不仅帮助了大批的失学青年解决了读书问题，而且在实际上更帮助了许多的被关在学校大门内读死书的学生，有了很好的读活书的机会”。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也是“一种新形式新内容的通俗读本”，“不仅是合乎实际的社会生活，而且是大量的散播了一些新文化的种子”。 那么他的社会教育理念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因为，第一，他“深深感觉到幼年失学的痛苦”，因为在商店当学徒，既没有学习的时间，也“找不到最合乎学徒们生活的书籍、杂志或报纸，帮助我解决知识上、精神上的苦闷”；第二，等他受过高等教育了，才发现学非所用，“一踏入社会担负起实际的工作，立刻就到处碰壁”。而其时美国社会教育的情形或许对他形成了启发。留学时所写《筑路工人与八年教育》一文中，他讲，一个普通工人除能接受基本的学校教育之外，“在他们做工时间中，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尚多方设法供给彼等可得较高深知识之机会。如工人演讲会、工人短期讲学所等等组织，请大学教授及专门人才用极浅显之言语，解释一切普通政治、经济、社会及人生问题，使这班失学的工人都能明了这种种专门学识之大概情形”。
李公朴的社会教育，是极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在平时，是为了提高青年男女的知识素质、从业能力，在战时，则又提倡国难教育、抗战教育，因为“民族解放斗争，不独要动员全民族大众的身体，同时还要动员全民族大众的‘灵魂’，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不仅是物的组织过程，人的组织过程，同时还是意识的组织过程”。因此，他极力地倡导“迅速缔结一个人民阵线”，形成“一切的救亡图存对策的基础”。这些主张，提出于“九·一八”之后，“七·七事变”之前华北危局已起的时候。其时，李公朴对局势的认识与判断非常清醒，因此对于采取“绥靖”政策的蒋介石一系非常恼火，频频发表时政言论揭露日方的分裂策略和抨击国民政府及其新闻媒体等对于国难的逃避现实的主张与做法，号召团结抗日。在《读〈敌乎友乎〉书后》中，李公朴写道：“可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国民力量不足，武装准备不充分，就自己灰颓，不求上进。更不能也不应该在不能对敌的时候，转而曲求为友。因为国际间，力量既不相等，对方一定用优胜劣败的原理来征服你，逼你走上灭亡之路；所以求和必需势均力敌才能真正言和，否则也要是剧战之后，纵然是打了败仗，对方还不敢轻视你，总可以勉强讲和。”“我们必定要有做敌人的资格，才可以做朋友，国际关系，本无绝对的恩仇，只有以国家为本位的利益。”
在教育方面，李公朴非常注重知行的合一，读书与实践的结合。他曾说：“‘活读书’和‘读活书’这两点是我常常和业余补习学校学生谈话的中心意见，也是我自己教与学的一点经验”，认为：“把读书与做人、做事和求进步三件事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读书，才能求得真正的知识”。而他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方面的理论家与实践者的结合。一方面，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探讨教育问题、提出系统的教育主张与措施，另一方面，他还自己办学，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由教育扩大到从事出版，再而又扩大到为了求取社会进步而从事诸多政治的活动，他一生虽在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其实在这些领域的作为都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教育与出版工作，是为了启民智、促民主、惠民生，政治活动也是为了国家和国民的强大与进步。可以说，目的是明确的，途径是多样的，只不过教育是较间接的手段，政治活动更加直接罢了。
他的一生参加了众多的政治组织，以此来直接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从留学时期，他便认识到了政府之外的人民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到了华北危机之际，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偶尔想到》一文中，他从实业家张謇死后他的事业便走向没落的事实，引发出一系列思考，认为“个人的努力，若没有组织来支持，个人一发生了变化，他的过去一切的努力，不但不能继续发展，并且还要走上破灭的道路”，“处在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今日中国情势之下，要打破一切的难关，要挽救民族的危机，更不是这种个人的孤军奋斗所能生效，这种个人的努力，应该以有组织的集团的努力来代替”。
与教育观念相一致，李公朴的政治思想也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的。就像他在留学时对美国社会进行了主动深入的观察一样，在抗战期间，他对在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和晋察冀边区也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其进行全面的真实呈现，对其做法给予了高度认可，而这一经历也奠定了他在战后倾向于中共的思想基础。看他在山西、在延安、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抗战形势的那一系列文章，虽然保持了一贯的冷静而理性的行文风格，但对于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战行动的那种欣喜、那种赞美、那种热烈的信心依然透出了纸面，让读者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战士在面对同志和面对敌人时焕发出来的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纵观李公朴的一生，他的心理力量是非常强大的。1928—1930年李公朴留学国外，看见美国人富足有序，反观仍处于军阀时期的祖国，却从来不曾气馁，总在文章中提出疗救的希望；抗战时期，从社会教育、新闻出版和政治活动诸方面极力地倡导和组织抗日的人民阵线，对形势既有清醒的判断又有理性的对策，士气十足，信心百倍；抗战结束后，继续坚定地为了实现民主建国而呼吁奔走，即使因此受到暴力对待（较场口惨案），仍然信念坚定，愈益奋发，甚至怀着清醒的为真理而赴死的意识，直至罹难。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与他向往光明的天性、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精神莫不有关。他的形象由此而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