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开始越来越重视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尽管医疗设施和生活环境还是很差劲，也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到什么水平，但毕竟比疫情刚出现的时候，重视多了。”8月22日，与王耀平通话时，他正在开车回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路上。作为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的队长，王耀平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这几天心情还好，“不算太紧张”。
　　从火车站、机场到闹市区，塞拉利昂越来越多的人戴起口罩，注意保持距离塞拉利昂人开始学着改变习惯，去防控前所未有的埃博拉病毒，“打开电视和收音机，你能知道随时播报的埃博拉疫情，这也是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酒店里、商场里，到处张贴着手写的或印刷的防控宣传告示，大家再也不敢不重视了。”《弗里敦新闻》记者法卢亚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说的是大城市，但在农村，情况还比较糟糕。”
　　令王耀平安心的是，中国医疗队10名医护人员至今安然无恙，“内科医生王煜为埃博拉患者治疗过，一度被隔离观察，万幸的是他没有被感染。”几天前，王耀平从机场接回国家增派来的公共卫生医疗专家，“我们也陆续接到了很多防护设备，真的感觉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据媒体报道，继4月向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四国各提供100万元人民币防控救治物资后，中国政府8月初再向西非三国提供总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医用防护服、监护仪、喷雾器及药品等，并分别派出公共卫生专家组。
　　世界卫生组织8月22日发表声明说，当前埃博拉疫情仍被严重程度被低估。截至20日，西非地区累计出现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2615例，已有1427人死亡。

在塞拉利昂：与埃博拉不期而遇

　　2013年初，卫生部组派中国第16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任务下达到湖南，岳阳市领命，从市县几家医院抽调1名主任医师、8名副主任医师和1名厨师，医疗队组建完成，市卫生局副局长王耀平任队长，去年4月出征，抵达塞首都的金哈曼路医院。
　　中国从1973年3月起向塞派遣医疗队，至今已经是第16批。和之前的队友一样，王耀平他们刚到的时候对很多事都不习惯，“从生活居住到医疗卫生条件，都很差。有人开玩笑说，这里和国内的差距，不亚于从塞拉利昂到北京的距离。”他说。
　　现实比玩笑残酷得多。常年内战，积贫积弱，塞拉利昂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公共卫生医疗系统更加薄弱。在这个有着610万人口的国家，注册医师却不到100人，而人们普遍不相信现代医学
　　王耀平和他的战友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与埃博拉不期而遇。
　　7月，一个腹痛腹泻的病人被送到医院，他还伴着大量呕吐，“症状特别像疑似疫情。我们把他放在病床上，安排在相对独立区域，马上通知塞拉利昂相关卫生机构来抽取血样。”所谓“相对独立区域”，也只不过是医院走廊一角，就在王耀平办公室门口。
　　病人最终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并很快死亡。王耀平清楚地记得，那天还停电，病房里很闷热伴随着病人死亡，病毒像个幽灵，潜伏在不知道病房的哪个角落，或与大家擦肩而过。
　　这里实在太简陋了。不论是正规病房、病床还是常用的医疗设备、专业医护人员都短缺，医生们一个顶几个用。这无形中都加大了被传染的几率。
　　口罩、手套、眼罩、一次性防护服这些救命的防护用品也都是从国内运来的。每天早晨，医生们都要在约十平方米的休息室“武装到牙齿”， 如电视上看到的，大夫们都包裹得严丝合缝，然后开始面对病人，“大家每天相互提醒，务必严格按照程序穿戴、丢弃、处理。”
　　“尤其在非洲，那种热是你无法想象的，完全不透气。”已退休的内科医生李士祥感叹道。他曾两次随队援助西非。
　　科学程序是安全的保证。“比如洗手和测体温，进入公共场所，尤其是机场、医院，要用消毒水洗手、测体温；吃饭前，用自来水、洗洁精和肥皂，依次洗，这是必须的步骤。急需的物资我们可以援助，但电和水，就没办法了”。 李士祥说，像在几内亚等落后国家，总是停水，他们用各种方式储水，这也成了每届医疗队的必修课。
　　从金哈曼路医院门口到走廊、诊室，弥漫着消毒氯水的气味，所有人都要用消毒水洗手后才能进入医院，政府派来的军人在门口维持秩序。
　　据介绍，中国医疗队已帮助医院建立了比较齐全的诊疗科室，疫情暴发后，来这里看病的普通患者也没有减少，病毒威胁也随之而来。
　　每天，先由“全副武装”的护士们在分诊台，测量病人体温，询问情况，如有可疑病例，立即送到指定区域，虽然首都弗里敦不是重灾区，中国医疗队所在的金哈曼路医院也不是重点接收埃博拉病例的医院，但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比如，对疑似病例进行初步判断时，我们的医生都要用医用胶带把手套和防护服袖子的接觸部分封上，反复检查眼罩是否戴好”王耀平介绍说。
　　在距离弗里敦约20公里的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一批批中国医生被当地人当成救命的唯一希望，其中故事无数。
　　塞中友好医院也是塞拉利昂最好的医院。门诊楼、医技楼和住院楼相连而立，一共两层；绿植和草坪环绕四周，四处张贴着宣传疫情防范的海报。
　　8月15日抵达塞拉利昂的专家组，立即投入工作，协助使馆分配医疗物资，指导医务人员学会使用，向当地政府提供防治疫情的建议。同时，对使馆人员、中资企业人员、中国医疗队等进行防控培训。专家组组长、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专家李振军希望，得确保让援助物质尽快用到实处。
　　8月中旬之后，这里大门紧闭，格外安静。出现埃博拉病例后，与病人接触过的7名中方医务人员和一些塞方人士就地隔离观察，所幸至今未出现症状。 　　“等隔离期结束后，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尽管埃博拉出血热要比非典凶残100倍，但我们有自信，有大家的支持，有抗击非典疫情的经验，我们不怕。”一位医生在短信中写道。这些来自不同医院的中国援助医生每天都要跟原单位联系，报平安、讨论医疗方案、获得技术支持等。

在几内亚：曾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8月22日宣布，世界卫生组织下周将出台一个应对埃博拉疫情6至9个月的战略计划。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孔晴宇格外关心这样的动态消息。
　　今年3月，他所在的中国-几内亚友好医院在近20天时间内，接诊了12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几内亚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就是我们中几友好医院接诊的，是个男性，44岁。”心外科专家孔晴宇多次对媒体介绍说，医疗队对常见热带病都有所了解，但当时对埃博拉并不是很了解。那个男性病人被送医的第二天晚上就死亡了，随后他的4名亲属也陆续去世，医生们才惊觉：埃博拉出血热是多么可怕。
　　很快，病人感染了9名医生和护士，其中6人去世。有过接触的两名中国医疗队队员也被隔离了两周，所幸未被感染，其中就包括普外科医生曹广。
　　“在给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治疗时，我曾为患者体检，徒手翻开过患者眼睑，且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后来，由于先后与两名感染者有过接触，医院通知我要隔离观察。”曹广的“心路日记”在他的微博账号“救命鼠CG”上发布，被广泛传播，让人们认识了这个“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他清楚地记得，“患者死亡当天，左眼白眼球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颗红得让人害怕的像兔子一样的眼珠。更让人費解的是，患者的左臀部肌肉注射点，不予压迫，居然会有鲜血不断地缓慢溢出，把床单都弄湿了。”这个现象在曹广当医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传染病报告制度，至少我没有看到，在我们医院根本就没有传染科。医院的防护安全意识更是低下，我们手术室的手术巾就是那一条，早已经是血肉模糊了，还在用。有时候上手术我们都没有手术衣，光膀子，穿日常服装手术，我都经历过。”他记录道。
　　现在，西非三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实质性防控措施。比如，在塞拉利昂，政府出台法规，将藏匿埃博拉患者定为犯罪，违者最高判处两年监禁。
　　和曹广一起接受隔离观察的还有内镜专家吴素萍医生，她驻地宿舍墙上还贴着中国蛇年的卡通形象，两个人在“隔离观察”期间“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吴素萍有时熬些粥给曹广送过来，他有什么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
　　在隔离观察期间，即便是一个平时性情粗犷、见惯了生死的外科医生，也会不自觉地开始仔细注意身体上所有细微的变化：“隔离期间，体温是头等大事，试表即便显示体温刚到36.9℃，也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早上起来洗脸，要在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跟患者相仿的眼结膜出血；白天有一点头晕就会紧张，担心出现了发病的先兆；就连身上起了一个小疹子，都要联想是不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隔离期间，曹广父母在北京时间早上5点、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间晚上9点时，会准时守在电脑前听儿子汇报体温。“哪怕我晚报了一分钟，都会让他们整天心神不宁。”等到曹广相对安全的那一天，曹广爱人给儿子讲述了这些经历，10岁的小男孩听到后哭着求妈妈立刻打开电脑，“我要看看爸爸现在到底有没有生病。”
　　终于，曹广和吴素萍熬过了21天的隔离观察。“在这21天里，我害怕过、伤心过，但同时也感动过、欣慰过。它让我懂得了。‘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而美好的事情。”4月14日，他们走出了隔离室。
　　而3月17日与曹广一起给第一例埃博拉患者诊疗的普外科主任盖斯姆，没有闯过埃博拉的鬼门关，于4月1日去世。
　　盖斯姆曾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留学近十年并获得博士学位，讲中文时偶尔会蹦出几句地道的武汉话。他也是中几友好医院第一位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去世的医务工作者。
　　医疗队员、麻醉医生车昊经常和盖斯姆一起工作。平时，车昊总是称呼盖斯姆为“盖先生”。在车昊眼中，“盖先生”是医院最负责任的医生。很多次，车昊问他为什么这么玩命地干活，盖先生总是用五个字回答：“为人民服务。”
　　在吴素萍印象中，盖斯姆很友好。每次见到，盖斯姆都说：“老师，你好！想家没有？”盖斯姆还曾在胃镜室用中文给吴素萍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朋友盖斯姆的离去也让曹广悲痛万分。“这对我们普外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医生，对于死亡并不少见，但是真切感受到突发的疾病无声无息地袭来，心中还是充满了无奈。”
　　“他说他有很多愿望希望能早日实现：他想在这家医院多向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手术技术，等练好了技术后，能去其他一些稍微发达的国家去当医生。他还想和夫人一起生5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和一个正在妻子腹中的胎儿。为了他们，他宁可累一些，也要赚更多的钱，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机会再去中国学习，再去看看那个曾经属于他的大学校园，再去看看那些曾经教导过他的老师。”曹广说。

“埃博拉恐慌”比疾病影响还大

　　埃博拉疫情期间，为了尽可能切断传染链，医疗队的例行会议都改在医院操场举行。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中几友好医院，曹广所在的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的19名医护人员已在这工作和生活了整整两年。
　　2012年4月投入使用的中几友好医院，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向非洲国家承诺援建的30所医院之一。当年8月，中国医疗队抵达科纳克里，“我们刚来时，医院还没有步入正轨，病床大都空着，病人的治疗环境很好。而现在，医院的120张病床总不够用。”孔晴宇曾向媒体回忆说。
　　“对具体参与的医生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从报名那天起，其实就做好了遇到各种困难的准备，只是这次的困难比较大，甚至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曹广说。
　　当地时间8月20日，他们回到中国。四天前，由北京友谊医院1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国第24批医疗队，和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副所长杨鹏、地坛医院传染病专家李鑫、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副主任隆云等医疗专家，接过重任，来到埃博拉阴云笼罩的几内亚。
　　22日，专家组参加世卫组织召开的例会，了解疫情最新动态。会后，他们对驻地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李鑫描述说，大家身穿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每个人都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杀工具，“汗流浃背，毫不含糊”，经过3个多小时工作，终于完成了消杀任务！当晚，一锅牛肉面是对专家们的报偿。
　　这几天，杨鹏忙着给中资企业做防病与健康知识培训，“晚上经常停电，要抓紧时间备课。”在他看来，“埃博拉恐慌”比疾病影响还大，虽然病死率高，没有特效药，但只要正确了解并掌握传播途径，做好个体防护，就能保证安全。
　　对于恐慌，曹广也有切身感受，“我在这边看到一个纪录片，内容就是讲述人们在遭遇疫情时候的表现。片子说在疫情中死亡的人，很多是因为恐惧。还假设说如果有1万人死于疾病本身，就会有5万人死于恐惧。就我而言，我还是外科医生，当时尽管仅处于健康隔离观察，但内心的纠结还是难以超脱”。
　　李鑫是自己报名要求来到几内亚的。8月14日上午，他正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讨论中医药治疗埃博拉出血热问题，接到医院紧急通知，“说是明天就出发，前往几内亚。”
　　李鑫早已习惯“临危受命”：2003年进驻非典病房；2007年远赴新疆，完成一年援疆任务；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第一批进驻甲流病房此后，他常年工作在艾滋病诊疗一线。如今，李鑫正在攻读西学中第二个博士学位。
　　在中几友好医院完成交接工作后，李鑫和曹广合了一张影。此时，另一个“重灾国”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中国援利比里亚医疗队所在的利比里亚首都医院，美国、埃及的援助医生三四个月前就全部已撤离了，而9名中国医生至今仍坚持接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