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1432/xwzk20143222-1-l.jpg)
“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开始越来越重视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尽管医疗设施和生活环境还是很差劲,也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到什么水平,但毕竟比疫情刚出现的时候,重视多了。”8月22日,与王耀平通话时,他正在开车回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路上。作为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的队长,王耀平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这几天心情还好,“不算太紧张”。
从火车站、机场到闹市区,塞拉利昂越来越多的人戴起口罩,注意保持距离塞拉利昂人开始学着改变习惯,去防控前所未有的埃博拉病毒,“打开电视和收音机,你能知道随时播报的埃博拉疫情,这也是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酒店里、商场里,到处张贴着手写的或印刷的防控宣传告示,大家再也不敢不重视了。”《弗里敦新闻》记者法卢亚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说的是大城市,但在农村,情况还比较糟糕。”
令王耀平安心的是,中国医疗队10名医护人员至今安然无恙,“内科医生王煜为埃博拉患者治疗过,一度被隔离观察,万幸的是他没有被感染。”几天前,王耀平从机场接回国家增派来的公共卫生医疗专家,“我们也陆续接到了很多防护设备,真的感觉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据媒体报道,继4月向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四国各提供100万元人民币防控救治物资后,中国政府8月初再向西非三国提供总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医用防护服、监护仪、喷雾器及药品等,并分别派出公共卫生专家组。
世界卫生组织8月22日发表声明说,当前埃博拉疫情仍被严重程度被低估。截至20日,西非地区累计出现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2615例,已有1427人死亡。
在塞拉利昂:与埃博拉不期而遇
2013年初,卫生部组派中国第16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任务下达到湖南,岳阳市领命,从市县几家医院抽调1名主任医师、8名副主任医师和1名厨师,医疗队组建完成,市卫生局副局长王耀平任队长,去年4月出征,抵达塞首都的金哈曼路医院。
中国从1973年3月起向塞派遣医疗队,至今已经是第16批。和之前的队友一样,王耀平他们刚到的时候对很多事都不习惯,“从生活居住到医疗卫生条件,都很差。有人开玩笑说,这里和国内的差距,不亚于从塞拉利昂到北京的距离。”他说。
现实比玩笑残酷得多。常年内战,积贫积弱,塞拉利昂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公共卫生医疗系统更加薄弱。在这个有着610万人口的国家,注册医师却不到100人,而人们普遍不相信现代医学
王耀平和他的战友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与埃博拉不期而遇。
7月,一个腹痛腹泻的病人被送到医院,他还伴着大量呕吐,“症状特别像疑似疫情。我们把他放在病床上,安排在相对独立区域,马上通知塞拉利昂相关卫生机构来抽取血样。”所谓“相对独立区域”,也只不过是医院走廊一角,就在王耀平办公室门口。
病人最终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并很快死亡。王耀平清楚地记得,那天还停电,病房里很闷热伴随着病人死亡,病毒像个幽灵,潜伏在不知道病房的哪个角落,或与大家擦肩而过。
这里实在太简陋了。不论是正规病房、病床还是常用的医疗设备、专业医护人员都短缺,医生们一个顶几个用。这无形中都加大了被传染的几率。
口罩、手套、眼罩、一次性防护服这些救命的防护用品也都是从国内运来的。每天早晨,医生们都要在约十平方米的休息室“武装到牙齿”, 如电视上看到的,大夫们都包裹得严丝合缝,然后开始面对病人,“大家每天相互提醒,务必严格按照程序穿戴、丢弃、处理。”
“尤其在非洲,那种热是你无法想象的,完全不透气。”已退休的内科医生李士祥感叹道。他曾两次随队援助西非。
科学程序是安全的保证。“比如洗手和测体温,进入公共场所,尤其是机场、医院,要用消毒水洗手、测体温;吃饭前,用自来水、洗洁精和肥皂,依次洗,这是必须的步骤。急需的物资我们可以援助,但电和水,就没办法了”。 李士祥说,像在几内亚等落后国家,总是停水,他们用各种方式储水,这也成了每届医疗队的必修课。
从金哈曼路医院门口到走廊、诊室,弥漫着消毒氯水的气味,所有人都要用消毒水洗手后才能进入医院,政府派来的军人在门口维持秩序。
据介绍,中国医疗队已帮助医院建立了比较齐全的诊疗科室,疫情暴发后,来这里看病的普通患者也没有减少,病毒威胁也随之而来。
每天,先由“全副武装”的护士们在分诊台,测量病人体温,询问情况,如有可疑病例,立即送到指定区域,虽然首都弗里敦不是重灾区,中国医疗队所在的金哈曼路医院也不是重点接收埃博拉病例的医院,但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比如,对疑似病例进行初步判断时,我们的医生都要用医用胶带把手套和防护服袖子的接觸部分封上,反复检查眼罩是否戴好”王耀平介绍说。
在距离弗里敦约20公里的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一批批中国医生被当地人当成救命的唯一希望,其中故事无数。
塞中友好医院也是塞拉利昂最好的医院。门诊楼、医技楼和住院楼相连而立,一共两层;绿植和草坪环绕四周,四处张贴着宣传疫情防范的海报。
8月15日抵达塞拉利昂的专家组,立即投入工作,协助使馆分配医疗物资,指导医务人员学会使用,向当地政府提供防治疫情的建议。同时,对使馆人员、中资企业人员、中国医疗队等进行防控培训。专家组组长、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专家李振军希望,得确保让援助物质尽快用到实处。
8月中旬之后,这里大门紧闭,格外安静。出现埃博拉病例后,与病人接触过的7名中方医务人员和一些塞方人士就地隔离观察,所幸至今未出现症状。 “等隔离期结束后,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尽管埃博拉出血热要比非典凶残100倍,但我们有自信,有大家的支持,有抗击非典疫情的经验,我们不怕。”一位医生在短信中写道。这些来自不同医院的中国援助医生每天都要跟原单位联系,报平安、讨论医疗方案、获得技术支持等。
在几内亚:曾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8月22日宣布,世界卫生组织下周将出台一个应对埃博拉疫情6至9个月的战略计划。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孔晴宇格外关心这样的动态消息。
今年3月,他所在的中国-几内亚友好医院在近20天时间内,接诊了12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几内亚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就是我们中几友好医院接诊的,是个男性,44岁。”心外科专家孔晴宇多次对媒体介绍说,医疗队对常见热带病都有所了解,但当时对埃博拉并不是很了解。那个男性病人被送医的第二天晚上就死亡了,随后他的4名亲属也陆续去世,医生们才惊觉:埃博拉出血热是多么可怕。
很快,病人感染了9名医生和护士,其中6人去世。有过接触的两名中国医疗队队员也被隔离了两周,所幸未被感染,其中就包括普外科医生曹广。
“在给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治疗时,我曾为患者体检,徒手翻开过患者眼睑,且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后来,由于先后与两名感染者有过接触,医院通知我要隔离观察。”曹广的“心路日记”在他的微博账号“救命鼠CG”上发布,被广泛传播,让人们认识了这个“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他清楚地记得,“患者死亡当天,左眼白眼球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颗红得让人害怕的像兔子一样的眼珠。更让人費解的是,患者的左臀部肌肉注射点,不予压迫,居然会有鲜血不断地缓慢溢出,把床单都弄湿了。”这个现象在曹广当医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传染病报告制度,至少我没有看到,在我们医院根本就没有传染科。医院的防护安全意识更是低下,我们手术室的手术巾就是那一条,早已经是血肉模糊了,还在用。有时候上手术我们都没有手术衣,光膀子,穿日常服装手术,我都经历过。”他记录道。
现在,西非三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实质性防控措施。比如,在塞拉利昂,政府出台法规,将藏匿埃博拉患者定为犯罪,违者最高判处两年监禁。
和曹广一起接受隔离观察的还有内镜专家吴素萍医生,她驻地宿舍墙上还贴着中国蛇年的卡通形象,两个人在“隔离观察”期间“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吴素萍有时熬些粥给曹广送过来,他有什么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
在隔离观察期间,即便是一个平时性情粗犷、见惯了生死的外科医生,也会不自觉地开始仔细注意身体上所有细微的变化:“隔离期间,体温是头等大事,试表即便显示体温刚到36.9℃,也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早上起来洗脸,要在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跟患者相仿的眼结膜出血;白天有一点头晕就会紧张,担心出现了发病的先兆;就连身上起了一个小疹子,都要联想是不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隔离期间,曹广父母在北京时间早上5点、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间晚上9点时,会准时守在电脑前听儿子汇报体温。“哪怕我晚报了一分钟,都会让他们整天心神不宁。”等到曹广相对安全的那一天,曹广爱人给儿子讲述了这些经历,10岁的小男孩听到后哭着求妈妈立刻打开电脑,“我要看看爸爸现在到底有没有生病。”
终于,曹广和吴素萍熬过了21天的隔离观察。“在这21天里,我害怕过、伤心过,但同时也感动过、欣慰过。它让我懂得了。‘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而美好的事情。”4月14日,他们走出了隔离室。
而3月17日与曹广一起给第一例埃博拉患者诊疗的普外科主任盖斯姆,没有闯过埃博拉的鬼门关,于4月1日去世。
盖斯姆曾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留学近十年并获得博士学位,讲中文时偶尔会蹦出几句地道的武汉话。他也是中几友好医院第一位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去世的医务工作者。
医疗队员、麻醉医生车昊经常和盖斯姆一起工作。平时,车昊总是称呼盖斯姆为“盖先生”。在车昊眼中,“盖先生”是医院最负责任的医生。很多次,车昊问他为什么这么玩命地干活,盖先生总是用五个字回答:“为人民服务。”
在吴素萍印象中,盖斯姆很友好。每次见到,盖斯姆都说:“老师,你好!想家没有?”盖斯姆还曾在胃镜室用中文给吴素萍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朋友盖斯姆的离去也让曹广悲痛万分。“这对我们普外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医生,对于死亡并不少见,但是真切感受到突发的疾病无声无息地袭来,心中还是充满了无奈。”
“他说他有很多愿望希望能早日实现:他想在这家医院多向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手术技术,等练好了技术后,能去其他一些稍微发达的国家去当医生。他还想和夫人一起生5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和一个正在妻子腹中的胎儿。为了他们,他宁可累一些,也要赚更多的钱,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机会再去中国学习,再去看看那个曾经属于他的大学校园,再去看看那些曾经教导过他的老师。”曹广说。
“埃博拉恐慌”比疾病影响还大
埃博拉疫情期间,为了尽可能切断传染链,医疗队的例行会议都改在医院操场举行。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中几友好医院,曹广所在的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的19名医护人员已在这工作和生活了整整两年。
2012年4月投入使用的中几友好医院,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向非洲国家承诺援建的30所医院之一。当年8月,中国医疗队抵达科纳克里,“我们刚来时,医院还没有步入正轨,病床大都空着,病人的治疗环境很好。而现在,医院的120张病床总不够用。”孔晴宇曾向媒体回忆说。
“对具体参与的医生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从报名那天起,其实就做好了遇到各种困难的准备,只是这次的困难比较大,甚至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曹广说。
当地时间8月20日,他们回到中国。四天前,由北京友谊医院1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国第24批医疗队,和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副所长杨鹏、地坛医院传染病专家李鑫、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副主任隆云等医疗专家,接过重任,来到埃博拉阴云笼罩的几内亚。
22日,专家组参加世卫组织召开的例会,了解疫情最新动态。会后,他们对驻地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李鑫描述说,大家身穿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每个人都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杀工具,“汗流浃背,毫不含糊”,经过3个多小时工作,终于完成了消杀任务!当晚,一锅牛肉面是对专家们的报偿。
这几天,杨鹏忙着给中资企业做防病与健康知识培训,“晚上经常停电,要抓紧时间备课。”在他看来,“埃博拉恐慌”比疾病影响还大,虽然病死率高,没有特效药,但只要正确了解并掌握传播途径,做好个体防护,就能保证安全。
对于恐慌,曹广也有切身感受,“我在这边看到一个纪录片,内容就是讲述人们在遭遇疫情时候的表现。片子说在疫情中死亡的人,很多是因为恐惧。还假设说如果有1万人死于疾病本身,就会有5万人死于恐惧。就我而言,我还是外科医生,当时尽管仅处于健康隔离观察,但内心的纠结还是难以超脱”。
李鑫是自己报名要求来到几内亚的。8月14日上午,他正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讨论中医药治疗埃博拉出血热问题,接到医院紧急通知,“说是明天就出发,前往几内亚。”
李鑫早已习惯“临危受命”:2003年进驻非典病房;2007年远赴新疆,完成一年援疆任务;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第一批进驻甲流病房此后,他常年工作在艾滋病诊疗一线。如今,李鑫正在攻读西学中第二个博士学位。
在中几友好医院完成交接工作后,李鑫和曹广合了一张影。此时,另一个“重灾国”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中国援利比里亚医疗队所在的利比里亚首都医院,美国、埃及的援助医生三四个月前就全部已撤离了,而9名中国医生至今仍坚持接诊。